郭松民 | 说“牛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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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有一段时间忆苦思甜活动相当流行，无论工厂农村，还是机关学校，都经常会举行忆苦思甜大会。

　　在这些活动中，有一个词高频出现，即“牛马”。

　　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们，形容自己的民国生活，经常说的就是“当牛做马”，“吃的是猪狗食，出的是牛马力”，等等。

　　的确，在和人类关系密切的家畜中，牛马的境遇堪称凄惨。

　　猪的结局当然是过年时被杀了吃掉，但牠们不用干活，只管吃了就睡，把自己养肥就好，颇有乐天知命的幸福感；

　　狗虽然要承担看家护院的责任，但这到底轻松，况且狗很聪明，会摇尾巴，会叼盘，能讨主子欢心。主子吃肉，狗也能啃骨头，还可以狗仗人势，欺负其它家畜，俨然二主子。

　　牛马就不同。

　　牠们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要么耕地，要么拉大车，无论烈日当头还是天寒地冻，都不能休息，主子不顺心了，还会一顿暴打，牛马身上还有枷锁，想逃走都不可能，最后病了残了老了，干不动活了，也同样会被杀了吃掉。

　　所以，旧社会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以“牛马”自喻，实在贴切。

　　后来读了一点民国时代的杂书，发现“牛马”一词的确相当流行。

　　当时，北平的黄包车夫就被称为“牛马”或“牛马走”，骆驼祥子就属于“牛马”，其它底层劳动者，也都是“牛马”。

　　抗战胜利前后，连国统区的学生也开始自称“牛马”，因为毕业即失业，看不到希望。

　　张恨水在《牛马走》一书中就对“陪都”学生进行了刻画：虽是念过书的人，但是为了维持温饱，也要和人力车夫们一样辛劳，而前途比人力车夫还渺茫。车夫不过拉着人家走一截路，他们却要拉着上司走一辈子的路，完全是“双重的牛马”。

　　到了后来，连国民党军的下级军官都自称“牛马”了。

　　据当过宪兵，1949年随国民党军一起逃台的台湾作家王鼎钧回忆，抗战胜利后，他在沈阳街头看到被裁撤的下级军官乞讨，大骂黄埔军校毕业证就是“牛马证”。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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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八十年代，“牛马”一词淡出，回归其本意。

　　忆苦思甜几乎被视为笑谈，“牛马不如的生活”也渐渐被遗忘。

　　与此同时，“民国范儿”却渐渐兴起，似乎一提起民国，就是灯红酒绿，油头粉面，西装青年，旗袍美女……

　　八十年代流行的歌曲是《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罗来，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罗来……”

　　还有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主打对未来的憧憬，“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时间飞快，过了二十年，又过了二十年。

　　伟大的祖国，毫无疑问变得更美、更富裕、更强大了。

　　但多少有点令人诧异的是，“牛马”一词又重新出现了。

　　这经历了一个过程。

　　新世纪初的时候，流行的是“草根”，相对的则是“精英”。

　　草根是一种出身或者状态。草根有旺盛的生命力，“草根逆袭”也不是没有可能。

　　过了几年，“草根”渐渐被“屌丝”所取代。

　　“屌丝”，自嘲、不忿的意味就很明显了，有点白眼看精英的样子。

　　大约从三四年前开始，“牛马”这个从民国穿越过来的词汇忽然就在不小范围内引起了共鸣。

　　也许，在那些不得不每天搬砖的青年看来，“屌丝”的状态还是太自在了，“牛马”才更符合自己的境遇。

　　说起来，这也是一种“民国范儿”。

　　不过陈丹青们的“民国范儿”是上等人的，“牛马”的“民国范儿”是下等人的。

　　在各种脱口秀、朋友圈、短视频、微信聊天中，“牛马”成了一个不断出现的梗——

　　“不要焦虑，不要慌，因为条条大路当牛马”、“牛会哞，马会叫，牛马会说好的收到”、“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做一天牛马发一天疯”……

　　底层青年互称“牛马”，已经成为某种带有时代特征的身份认同，“牛马兄弟”，“牛马少年”，“纯纯牛马”……

　　咖啡已经被称为“牛马饮料”，因为“牲畜累了还知道休息，而牛马累了只会自己花钱买咖啡”。

　　根据某些自媒体的说法，咖啡豆曾经被用作饲料，好让牲畜吃的更少但精力更旺盛、干活更卖力。

　　于是，某茶饮品牌适时推出加3元升级超大杯活动，被称为“更适合打工人的牛马杯”。

　　当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意气风发的“新一辈”，到“草根”，到“屌丝”，再到“牛马”，作为一种身份代码，变换的显然不只是名称。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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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在毛委员指导下，罢工工人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从前做牛马，如今要做人！”

　　前两天，重温1962年的老电影《燎原》，忽然就在银幕上看到了这样的横幅，想起这竟是100多年前的革命往事，不由得落泪，倍感苍凉、亲切……，以及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