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电影社会主义

　　帷幕开启，光束投射。此刻，我们——这些聚集在暗室中的孤绝个体，究竟在期待什么？一种对“外部世界”亦步亦趋的摹写，一种如同古典绘画般，力求将窗外的风景分毫不差地搬演于画布之上的企图吗？恐怕并非如此。或者说，至少，这并非其核心的魅力所在，并非那召唤我们一次次重返这“意义的剧场”的神秘引力。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种……姿态，一种来自影像自身的“许诺”。它并非简单地对我们说：“看，这就是现实”，而是以一种更幽微、更缠绕的方式，轻声耳语：“听，现实或许可以如此被感知，如此被欲望着。”

　　这是一种感性秩序的悄然“政变”，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在我们的眼、耳、乃至肌肤之上，悄然发生。世界未变，但我们感知世界的器官，或者说，那套允许某些事物进入感知、而将另一些事物排除在外的隐秘规则——那不可见的、却又无处不在的“感性配置”，却被巧妙地、甚至是带着几分戏谑的粗暴，重新洗牌了。我们不再是单纯的看客，被动地接收着一幅既定的“世界图景”；不，我们被卷入了，被裹挟进一种新的可能性之中。

　　电影，尤其是当我们谈论那种被赋予了某种“理想的投影”（一个多么令人遐想的词组！）的电影时，它便狡黠地逃脱了“记录”或“复现”的平庸指控。它更像是一个炼金术士的坩埚，将日常的时空碎片投入其中，经过一番神秘的熔炼与重铸，锻造出一个全新的时空体。这个时空体，它拥有自身的纹理、自身的呼吸、自身的引力场。在这里，经验不再是连续的、平滑的、可以被理性轻易捕获的；相反，它被切割、被撕裂，然后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重新拼接。就像孩童手中的万花筒，每一次转动，那些彩色的玻璃碎片便构成一个全新的、令人目眩神迷的图案。这种“切割”与“分配”，绝非无意义的暴力，而是一种诗意的解构与重构。它挑战着我们习以为常的感知惯性，迫使我们去“看”那些原本“不可见”之物，去“听”那些一度被“静音”的声音。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真实”的全然背弃？一种沉溺于虚幻的自欺欺人？我迟疑了。或许，“真实”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不断拷问的词语。我们所说的“真实”，难道不总是某种特定权力话语所界定、所固化的“真实”吗？它像一件被精心熨烫过的衬衫，所有褶皱都被抚平，所有不合时宜的线头都被剪除。而这种电影，它的野心（或者说，它的天真？）恰恰在于要弄皱这件衬衫，要拉扯出那些被隐藏的线头。它不是要抛弃“真实”，而是要拓展“真实”的疆域，要让“真实”从博物馆冰冷的玻璃柜中走出来，重新投入到流动的、充满杂质的、甚至是泥泞的生活之中。它要做的，是解放“真实”，使其从既有的、被权力所精心编织的感知框架中挣脱出来，让它呼吸到一种未来的、潜能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空气。这空气中，弥漫着诗学的芬芳，一种令人微醺的想象。

　　于是，当我们试图捕捉一种指向“集体解放愿景”的电影艺术时，它的核心秘密，它的“点”（punctum，借用一下这个词的意境，而非其严格定义）究竟在哪里？

　　不在于它是否一丝不苟地复制了经验世界的既有肌理——那些关于贫困、斗争或压迫的直白影像，犹如法庭证物般冰冷而确凿。

　　不，这些固然可以是叙事的起点，是情绪的底色，但它们并非终点。真正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成功地“虚构”出一个“共同体”得以可能的“新感性平面”。这个“平面”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而是精神性的，是情感性的。它是一种新的“共识”的诞生地，一种新的“我们”得以被想象、被感受、被欲求的空间。它用一种几近于催眠的语调，对我们说：“看，即使现实如此，我们依然可以这样‘共同’存在。”

　　这种电影的本质，我反复思量，最终只能将其归结为一种“诗意的幻想”。它像一个固执的孩童，坚信着糖果屋的存在，即使所有成年人都告诉他那只是传说。它对“美好”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呈现欲。它所承诺的，并非一张可以即刻兑现的支票，保证你明日就能入住黄金屋、食山珍海味。不，那太粗鄙，也太不“电影”了。

　　它承诺的，是一种“氛围”，一种“即将到来”（l'à-venir）的微妙气息。这气息，像清晨的薄雾，弥漫在画面的每一个角落，渗透进人物的每一个眼神，甚至萦绕在配乐的每一个音符之间。它可被集体感知，可被集体向往，它指向一种尚未实现、但又仿佛触手可及的“未来性”。这正是朗西埃意义上的“感性分配”发挥其魔力的时刻。艺术，特别是那种怀揣着社会变革冲动的艺术，其内在的“政治性”不在于标语口号式的宣讲，而在于它如何悄无声息地，却又无比坚定地，重新划定可见与不可见、可说与不可说、可感与不可感的界限。它像一位技艺高超的灯光师，将聚光灯打向那些在旧有秩序中被边缘化、被压制、被遗忘的声音与形象，赋予它们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和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中心性”。

　　我忆起某些历史性的电影实践。它们是那样“天真”地，甚至是“笨拙”地，着力于描绘一种纯粹的、几乎不真实的“平等”。在那些影像中，个体差异仿佛被一种神奇的魔力消弭了，或者说，被统一在一个更为崇高、更为耀眼的集体旗帜之下。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同质的光辉与价值，宛如一排排精心打磨过的鹅卵石，在理想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这难道是对现实的公然“歪曲”吗？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谎言”吗？

　　或许。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也是一种对“理想状态”的美学“预演”吗？一种在想象的疆域中，对“平等”的强行实现与提前“体验”吗？这种体验本身，无论它在现实层面多么短暂、多么虚幻，它本身，就是一种解放的微小操练，一种精神上的“越狱”。

　　因此，当我们谈论所谓的“社会主义文艺”时，它的力量，它的那份奇特的魅力，或许恰恰在于它对“真实”的某种“悬置”，一种刻意的“疏离”。它并非要成为现实亦步亦趋的附庸，更不想沦为现实的卑微奴仆，去一丝不苟地描摹那些令人窒息的苦难或令人发指的不公——尽管，我再次强调，这些元素完全可以作为叙事的起点或必要的背景而存在，如同戏剧舞台上那些暗示着风暴即将来临的阴沉道具。它的真正使命，是构建一个与现实平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超越现实的“他处”（hétérotopie）。

　　这是一个纯粹由愿望、由激情、由集体的共同意志所熔铸而成的象征空间。它更像某些特定的戏剧形式——比如古希腊的悲剧，或者我们东方的某些程式化戏曲——它们从不追求琐碎的心理现实主义，也无意于逼真地再现日常生活的鸡零狗碎。它们通过高度程式化、象征化的表演，通过面具、唱腔、身段，创造出一种“新人类”的典范，一种被理想所照亮的“典型”。在这种典范中，个体的情感与命运不再是孤立的、自怜自艾的，而是被悄然提升到一种普遍性的高度，与那个宏大、激昂、令人心潮澎湃的集体叙事融为一体，水乳交融。

　　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美学层面上的“共产主义”吗？——个体在集体中仿佛“消融”了自身的渺小，却又在集体的光晕中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永生”。

　　我们不妨将这类电影视为一种持续不断的“许诺”，一种永恒的“冒险启程”。它所展现的“美好”，绝非某种静态的、凝固的、完美无瑕的天堂图景——那种伊甸园式的、一劳永逸的“幸福终点站”。倘若如此，那将是多么乏味，多么令人窒息！不，它所许诺的“美好”，更像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的、充满内在张力与矛盾的“过程”。如同奥德赛那漫长而艰辛的漂泊，真正重要的，或许并非最终回归的那个伊萨卡岛——那个被记忆和渴望不断美化、不断理想化的“故乡”本身，而恰恰在于那充满未知、遍布考验、引诱与奋进的“旅途”本身。

　　这旅途，它本身就构成了生命的意义，构成了激情之所以为激情的核心所在。同样，一种指向解放的政治实践，倘若仅仅将其理解为通往某个预设的、一劳永逸的“最终目的”的线性过程，那么它很可能在抵达“目的”的瞬间，便因失去张力而宣告自身的终结与僵化，变成一座冰冷的纪念碑。然而，如果将其视为一种永不完结的“旅途”，一种持续的生成与创造，一种对“激情生活”（la vie passionnée）的无限追求与自我超越，那么，它便奇迹般地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一种足以抵御时间侵蚀的韧性。

　　这“旅途”，这无限延伸的“道路”，或许就是那被反复言说、又被反复误读的“共产主义”的某种诗学内核。它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蓝图，不是一本精确的政治经济学操作手册，而更像是一种生命状态，一种对待世界和自我的姿态，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不断重新发现与创造的冲动。卓别林的影像世界，难道不也正以其独特的方式，揭示了这种“浪漫派的孤独”与永恒的“在路上”的精神气质吗？在其那些令人捧腹又令人心碎的经典叙事的尾声，那个穿着不成套西装、头戴破礼帽、手持文明棍的小小流浪汉，那个孤独的、却又充满韧性的背影，总是摇摇摆摆地走向下一个未知的远方，重新开始一段充满未知与可能性的“激情生活”。

　　这种姿态，内含着对一切既定秩序的本能疏离和诗意超越，以及对生命本身那无限可能性的固执信仰。

　　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其存在的意义，其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或许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够提供多少物质的丰裕，而在于它能否为这种“激情的生活”、这种永恒的“共产主义旅途”提供可能性，甚至去鼓励、去培育这种可能性。

　　这旅途，自然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但也可能裹挟着宏大叙事的狂热，它要求个体将自身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一种超越性的集体事业之中，在不断的创造与冒险中体验生命的极致强度。

　　因此，当我们观看一部电影，当我们被其中所洋溢的某种气息所深深吸引——那并非对现实处境的精确复制，也不是对个体困境的病态沉溺，而是一种强烈的、几乎令人晕眩的“美好”愿景，一种对平等与团结的纯粹信仰，一种对未来的炽热向往，一种对“共同”的毫不羞怯的歌颂——此刻，我们便触及了这种文艺的核心秘密。

　　它可能显得“不真实”，在那些惯于用“现实主义”标尺去度量一切的人看来，它甚至显得有些“幼稚可笑”。

　　然而，这种“不真实”，这种被指认为“幼稚”的特质，恰恰是其力量的神秘源泉。它以一种纯粹的美学形式，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向我们蛮横地展示了一个“另类世界”的可能性。

　　这个世界，在严酷的现实逻辑中或许永远无法完美实现，但在精神的维度上，在想象的王国里，我们却可以无限地趋近它，甚至在某个瞬间短暂地“栖居”于其中。这正如我（或者说，另一个“我”）在分析某些文本时所发现的，文本带来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快感”（plaisir），那种让我们愿意沉溺其中、反复咀嚼的魔力，并非源于其对现实的忠实反映——那种镜子式的、令人乏味的对应关系——而在于其符号的自由嬉戏，在于词语与词语之间、意象与意象之间的意外碰撞与优雅舞蹈，以及读者（或观众）在其中所体验到的那种意义如潮水般涌现、又如孩童般参与创造的自由。

　　此类电影，正是这样一种能带来特殊“快感”的文本。它发出一种盛情的邀请，邀请观众不仅仅是用眼睛去看，更是用整个身心去参与一场集体的梦幻，共同体验一种被提升、被纯化、被理想光芒所照亮的“共同感”（le sens commun）。

　　它用理想的光芒，试图去驱散现实的阴影；它用未来的承诺，试图去慰藉当下的失落与创伤。它所构建的神话，其目的并非为了欺骗——至少在其最纯粹的意图上不是——而是为了激励；它所描绘的幻象，其功能并非为了麻痹——尽管它可能在某些时刻产生类似效果——而是为了唤醒。它所孜孜不倦展现的那些关于团结、关于平等、关于为了一个共同未来而并肩奋斗的图景，即便在现实政治的层面遭遇了无数的挫折、扭曲与变形，甚至有时，那个最初点燃火焰的政权本身也可能走向其初衷的冰冷反面，但是，那种对“激情旅途”的原始向往，那种革命者在失败后拍掉尘土、重新上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新的创造与斗争的“精神原型”，却可能以某种潜流的形式，在文化基因与集体记忆的深处，顽强地持续存在，等待着被再次激活的契机。

　　这种文艺所追求的，绝非对现实的卑微屈从，更不是对权力的刻意献媚，而是对现实的骄傲“超越”。它是一种诗学的姿态，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试图将世界的散文强行改写为史诗的英勇（或曰不自量力的）尝试。它不需要冷静的、袖手旁观的“观察者”；它呼唤的是热情的、全身心投入的“参与者”。它不需要手持解剖刀、目光锐利的“精确分析师”；它期待的是富有同情心、愿意暂时悬置怀疑的“梦想家”。它以其特有的方式——通过色彩的饱和度，通过剪辑的节奏感，通过音乐的感染力，通过人物近乎雕塑般的造型——重新“分配”了我们感知世界、体验情感的方式。它让我们得以在某个短暂的、被施了魔法的瞬间，瞥见一个“人人如兄弟”、“共同走向光明未来”的可能。

　　这种“瞥见”，无论多么短暂，无论其后是否紧随着失落与幻灭，其本身就具有一种不可估量的解放性的力量。它像一道裂缝，让光照进了坚固的现实牢笼。它提醒我们，现实并非铁板一块，坚不可摧；未来并非早已被书写完毕，无可更改；而“美好”本身，就是一种值得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乌托邦——一个永远在远方召唤，却又因此赋予我们前行动力的“应许之地”。

　　这并非仅仅关乎影像所讲述的“故事内容”，那个可以用几句话概括的情节梗概；它更深层地，或者说，更本质地，关乎影像的“形式”本身，关乎其内在的“语法”与“修辞”。关乎其流动的节奏，是舒缓还是激昂；关乎其色彩的运用，是浓烈还是淡雅；关乎其音乐的表情，是悲伤还是喜悦；以及，由这一切元素所共同编织、共同营造出的那不可言说的“整体氛围”。

　　一种明亮的、昂扬的、充满内在律动感的电影语言，它本身就能传递出一种积极的、向上的、渴望飞翔的生命力。它本能地拒绝沉溺于琐碎的日常细节，也鄙弃那种顾影自怜式的个人哀怨。它野心勃勃地试图去捕捉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集体脉搏与共同愿景，试图为那些散乱的、无声的个体经验赋予一种“史诗感”。这种对“宏大叙事”的自觉追求，在今天这个个体主义日益盛行、宏大理念备受解构的时代，或许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会招致嘲讽。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也正是对当下时代精神的一种深刻“反拨”吗？

　　它试图重新建立个体与集体、当下与未来之间那种一度被割裂的有机联系，让每一个微小的行动、每一次卑微的牺牲，都能融入到一个更广阔、更有意义的图景之中，从而获得其自身的价值与尊严。

　　于是，这种艺术的“不真实”，这种看似天真的“虚假”，恰恰构成了它的“真理”——一种关于人类潜能、集体希望与解放可能性的更高层面的“真理”。它像一个在漆黑海面上闪烁的遥远灯塔，在现实的迷雾中，它的光芒或许微弱，但却异常坚定，指引着那些不愿在犬儒主义的泥沼中彻底放弃“旅途”的人们。

　　它所讲述的，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在尘世中完全抵达的“应许之地”，但正如某些神秘主义哲人所言，正是这种永恒的“不可抵达性”，构成了它永恒的魅力与不竭的召唤力。

　　它让我们在电影院的黑暗中，在影像流淌的两个小时里，暂时忘却现实的沉重与不堪，体验到一种纯粹的、理想的、被净化了的诗意。这种体验，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它不是通过直接介入现实政治的运作（比如选举、议会辩论或街头抗议）来实现其政治性，而是通过一种更为迂回、更为根本的方式——通过重塑我们的感性经验，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理解自我以及想象未来的方式。这是一种更为持久、也更为难以察觉的变革力量，它作用于文化的深层结构，作用于无意识的领域。

　　它所描绘的未来，也并非一个细节精确、边界清晰的静态乌托邦模型，那种如同建筑蓝图般刻板的东西。不，那太缺乏想象力了。它更像是在开辟一个充满动态与活力的“未来场域”（champ du futur），一个由无数正在发生的行动、不断涌现的希望、以及持续进行的对话所构成的开放空间。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介，以其对时空的奇妙构造能力，能够将这种抽象的“未来场域”具体化、感性化，使其成为一种可供我们暂时进入、沉浸其中、并为之激动的“准现实”。

　　观众在投入地沉浸于这种“准现实”的过程中，其情感、想象力乃至身体的细微感知都会被充分调动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就是在“预演”一种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吗？在想象中，我们已经“生活”在了那个被渴望的未来之中。

　　这种“预演”，绝非对现实的简单逃避，更不是一种懦弱的自我安慰。相反，它可能构成对现实的一种积极“干预”。因为它通过淋漓尽致地展现“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来有力地质疑和挑战现实中那些看似天经地义、坚不可摧的既有秩序。它以一种不容辩驳的姿态告诉我们：事物不必永远是它们现在的样子；生活，可以有另一种活法；世界，可以被重新想象和创造。这种信念，无论它显得多么微弱或不切实际，都是任何真正变革的不可或缺的起点。

　　因此，这种看似“不真实”的、充满“幻想”色彩的艺术，反而可能比那些汲汲于标榜“现实主义”、满足于对现状进行细枝末节描摹的作品，更具有颠覆性的潜能。因为它所瞄准的，不是对现实的局部修补或改良，而是对现实（或者说，我们对现实的感知与想象）的根本“重塑”。

　　其核心，或许在于一种“美学共同体”（communauté esthétique）的脆弱而宝贵的构建。电影院，这个临时的黑暗殿堂，或者更广义地说，电影文本本身，作为一个流动的符号空间，它拥有一种神奇的聚合力。它能够将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原本分散的、原子化的个体聚集起来，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愿景、一种共通的情感体验（无论是喜悦、悲伤、愤怒还是希望），从而形成一个临时的、但却可能具有深刻意义的“共同体”。在这个奇妙的共同体中，日常社会中那些固化的等级、森严的区隔、以及由此产生的疏离感，都被暂时地悬置了，被一种平等的、共享的感性经验所取代。这种经验本身，无论它多么短暂，都内含着一种解放的潜能。因为它让人们真实地“体验”到了“共同”的可能，以及在这种“共同”之中所蕴含的、足以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那一刻，我们不再是“我”，而是“我们”。

　　这种对“旅途”本身的执拗强调，也奇妙地呼应了某种后结构主义式的，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僵硬“目的论”的警惕与解构。如果说，传统的、某些类型的宏大叙事往往不可避免地指向一个明确的终点、一个至高无上的真理、或一个被许诺的完美社会形态——一个静止的“天堂”，那么这种“旅途式”的叙事则更强调过程的开放性、意义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主体在行动与体验中的不断生成与自我塑造。“共产主义”，在这里，不再是一个悬挂在遥远天边的、需要历经千辛万苦才能最终抵达的“目标”，而更像是一种内在于每一个追求解放、创造激情、拓展生命可能性的行动之中的“姿态”与“精神”。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一种永不枯竭的“诗意栖居”的努力——即使这栖居之所，永远在搭建之中，永远未完成。

　　这种诗意，绝非廉价的浪漫感伤，也不是空洞的抒情滥调。它的根源，在于对人类那不可思议的创造力与深不可测的集体智慧的一种深刻、甚至是带有几分盲目的信仰。它固执地相信，即便在最严酷、最令人绝望的现实面前，人类依然拥有梦想的权利，依然拥有想象的自由，依然拥有通过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来改变自身命运的潜在能力。而这种电影，便是这种信仰的最为动人、也最为脆弱的艺术表达之一。它以其特有的、不可替代的方式，像一个忠诚的守夜人，保存和传递着人类精神中那些最宝贵、最富生命力的火种——那些关于希望、关于爱、关于正义、关于超越的永恒母题。在每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当人们再次感到迷茫、沮丧或被无力感所攫住时，这些曾经的影像，这些被时光尘封的“梦的碎片”，都可能在不经意间重新焕发出其潜藏已久的光芒，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激励着新一代的人们重新踏上那永无止境的“激情旅途”，去追寻他们自己的“应许之地”。

　　因此，当我们试图去理解这类电影的所谓“真实性”时，我们或许不应再固执地将其置于经验现实那把冰冷而刻板的标尺之下去加以衡量与评判。那样的衡量，往往会错失其最核心的价值。我们更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更高的真实”，一种关乎理想、关乎希望、关乎人类解放之无限潜能的“精神真实”。这种对精神的尝试，这种在想象的层面上对现实进行“再创造”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最具力量、也最具诗意的革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