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几乎就在喜出望外跨进陕甘苏区大门的同时，党中央也听到了一个坏消息。

　　——陕甘苏区，正在肃反！

　　应该说，这个时期陕甘苏区的外部环境并不算十分严重甚至还有几分乐观。虽然仍有强敌环伺，但这个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却正在步入鼎盛时期：陕甘边与陕北两支革命武装早在年初就实现了会合和统一指挥，随之又粉碎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陕北、陕甘边两个革命根据地也完成了统一！9月16日——中央红军主力攻占腊子口的前一天，从鄂豫皖长征而来的红二十五军就已经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永坪镇与陕甘红军实现了会师；中央红军进抵哈达铺那天，红二十五军与陕甘地区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中央红军主力从哈达铺、榜罗镇进入通渭城后的10月1日，新成立的红十五军团又在陕西甘泉县的劳山地区设伏，歼灭了国民党东北军第一一○师主力大部，俘其2000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击毙师长何立中，给东北军以严重教训；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一个星期后的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再战榆林桥，全歼守敌国民党东北军第一○七师第六一九团等部，俘团长高福元以下1800余人，再次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

　　革命形势，那就是一派大好啊！

　　然而，这次内部危机，却差点儿断送了这“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

　　与中国南方的其他革命根据地一样，在力量强大的各路敌人压迫与“围剿”下，在党内“左”倾政治路线占统治地位且内部纷争不断的环境中，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创建与发展过程中也充满了艰辛与曲折，也经历过若干次大起又大落的起伏跌宕。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宁晋绥冀地区发起的30多次武装起义中，只有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武装力量得以生存，得以发展。这当然与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正集兵于专注于在中国南方“围剿”红军主力，从而给了造就了革命力量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在这片土地上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意志和坚强的党性：在西北地区历史上正常和不正常的历次党内斗争中，此间各个山头的革命力量虽然也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革命力量一样，屡屡生出嫌隙、矛盾甚至冲突，但共同的目标和坚强的党性还是使他们屡屡走到一起，相互配合，共同战斗，在敌人的重兵扑杀中，屡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次次顽强地从错误和挫折中站立起来，还是不断地赢得了革命力量的发展……

　　党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时，刚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正处在内部危机之中：遵义会议后在主力红军中已经开始得到纠正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陕甘红军的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贯彻并且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各大主力红军中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的“肃反”，却正在这片根据地大行其道。

　　据朱根生所著《西北红军的创建与发展》记载：

　　1935年7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治到陕北推行“左”倾路线。据朱理治回忆：在朱理治被派到陕北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告诉他：“陕甘边二十六军的右倾很严重，陕甘边特委混进来张文华、蔡子伟两个右派，陕甘边及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受了这两个右派的影响。”要他“到陕北后首先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暴露与孤立右派，然后再来镇压他们”。同时孔原给朱理治看了一本有关鄂豫皖肃反的小册子，名叫《肃反》，里边有张国焘和陈昌浩写的文章，还有中央写的一篇序，说鄂豫皖肃反是伟大的胜利。这本肃反的小册子对朱理治影响很大。朱理治到陕北后，7月15日，他在永坪镇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这些指示信对形势的估计和任务的规定，许多内容贯彻了“左”的路线。会上通过的《中共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对西北的形势和党的工作作了极“左”的估计，要求西北党必须“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8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黄文杰派聂洪钧为西北代表团成员也抵达陕北。9月16日，西北代表团的成立，标志着王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当时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到陕北参加特委工作并任组织部长的郭洪涛，负责纠正所谓陕北特委执行富农路线和对武装斗争消极的错误。早在1934年8月，阎家洼子会议上所传达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批评陕甘边特委和红军的两封信，郭洪涛在会上表示坚决支持，还根据会议精神，会后写了《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上报北方代表，并在中共陕北特委的机关报《西北斗争》上发表。中共派驻西北代表团成立后，郭洪涛反映了红二十六军的一些问题，他所反映的这些情况后来成为陕北错误肃反的依据之一。

　　红二十五军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带来了关于张汉民案件的材料，由此进一步增加了“左”错误路线执行者对红二十六军及刘志丹的不信任。张汉民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中共党员，根据党的指示长期在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担任团长。张汉民团有党、团员200多人。1935年春末，杨虎城将张汉民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并命令张汉民带领全旅对红二十五军进行尾追。张汉民曾数次派代表与红军联络，并送过军用地图、军事情报，帮助购买过无线电台零件和西药等。1935年4月，警备第三旅尾追红军至陕西柞县九间房时，被红二十五军缴械，张汉民被俘虏。当时，张汉民向红二十五军领导讲明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和与刘志丹等有联系的情况。但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未经调查，把张当作敌人杀害于商县龙驹寨。时任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的郭述申后来回忆张汉民被害情况时说：“陕西省委曾通知二十五军，张也派人给二十五军送过情报。但二十五军认为张是法西斯，他送情报是个阴谋，就把张杀了，俘虏的张部士兵中，还有一批党员，让他们站出来报告，结果也都杀掉了。汪锋同志去联系，也当反革命给抓起来了。”“处理张汉民以后，就认为陕西的党不可靠，有许多右派、取消派，也就是反革命。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进的陕北。”红二十五军到达西北革命参见根据地后，带来了张汉民案件的材料。据此，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认定刘志丹“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

　　基于对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错误认识和评价，1935年9月，在中共陕甘晋省委和鄂豫陕省委永坪联席会议上，朱理治提出“要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的肃反运动”。会后，西北代表团研究了肃反问题，认为“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和红二十六军中（即当时的第七十八师）。朱理治在《西北斗争》上以笔名煌岗发表《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中央路线而斗争》的文章，为肃反制造舆论。9月22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省委各部、各党团、各级党部认真贯彻执行《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其中计划之一就是“颁布赤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工会与党及团，动员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工作。并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加紧肃反工作”。

　　在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在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及陕甘边根据地干部中实行了肃反，并指定前方的肃反工作由聂鸿钧负责，后方由戴季英负责。“肃反”中，“左”倾路线的执行者采取了“逼、供、信”的方法，造成乱供乱捉，株连无辜。他们先是拘捕在后方工作的西北军委和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干部，随后，将肃反延伸到前线，在洛河川前线部队活埋了一批干部。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惠子俊、杨琪、刘景范、马文瑞、张仲良、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高朗亭、赵启民等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先后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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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错误肃反制造了大量冤案。当时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陕甘边县以上干部和从白区来的在机关学校工作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被捕。不久，肃反又迅速扩大到红二十七军和陕北地区，一些干部被捕或调离重要工作岗位。肃反发生前后虽然只有几十天时间，但危害很大。有许多人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逮捕，有的被无辜杀害，一些干部被调离重要工作岗位，如张达志、李赤然就由师、团政委的职务调走。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正面临敌人大规模的“围剿”，肃反造成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广大官兵思想混乱，军心涣散，干部战士自杀、逃跑事件时有发生；同时，也使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及根据地群众的关系紧张起来，当时，红二十五军还缴了红二十六军部分人的枪，引起了根据地群众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都“反水”了。

　　错误肃反使红军力量严重受到削弱，国民党军乘机加紧了对根据地的进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岌岌可危。[1]

　　10日20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的第二天，毛泽东很快通过在此间活动的游击队长张明科找到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队政治委员龚逢春等人。他们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以及肃反和刘志丹等人被捕的严重情况。听着这片硕果仅存的苏区土地上人民群众对刘志丹一口一个“老刘”的称呼，自己也有着屡遭“左”倾路线打击亲身经历的毛泽东几乎是本能地对这场“肃反”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刘志丹被扣的帽子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被扣的帽子几乎一模一样）。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后，党中央又派出贾拓夫、李维汉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贾、刘二人到达甘泉县下寺湾时，与赶来迎接的红十五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得知了陕北苏区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等已被拘捕的消息。这使毛泽东等人在吴起镇的听到情况得到了证实。贾、李二人当即将所获信息电告正赶往下寺湾的党中央。党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2]

　　11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陕甘支队到达甘泉县下寺湾，与前来迎接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红十五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会面。3日，张闻天在下寺湾的陕甘边区特委办公处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与会者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列席者有：王稼祥、何凯丰、李德、刘少奇、林伯渠、彭德怀、李维汉等。会议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和红军历史及现状的汇报。[3]此前，毛泽东等已经派出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先期赶到瓦窑堡，接管中共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工作，查处肃反问题。

　　《西北红军的创建与发展》记载：

　　王首道三人到达瓦窑堡后，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慎重处理”的方针，他们在瓦窑堡展开了大量的调查访问，掌握了大量事实，并仔细翻阅了案卷。他们发现其中所列刘志丹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他们还陆续提审了几个所谓“犯人”，当“犯人”得知是中央派来的人了解情况时，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的“口供”，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全是“逼、供、信”的结果。王首道等人还询问了刘志丹本人。刘志丹因是“首犯”，见面时带着手铐，钉着脚镣。刘志丹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

　　1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讨论了中央到达陕北后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央指示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由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为成员的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西北根据地的肃反工作。

　　11月7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等率中共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着力解决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也亲自过问并参与处理了肃反事件。刘志丹等受诬被捕人员被释放。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关于《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中共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在肃反工作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11月30日，为严明党纪，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作出决定，对制造这起错误肃反的主要负责人作出了处理：给戴季英以最后警告、聂洪钧以严重警告处分。同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召开大会，公开宣布为刘志丹等人平反，并予分配工作。西北中央局采取的这些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了肃反错误，使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4]

　　实际上，因执行“肃反”任务而“与西北红军及根据地群众的关系紧张起来”的红二十五军自身，也搭上了这趟“平反”的“顺风车”，解脱了自己队伍中300多名被冤屈的同志。红二十五军虽然早在陕南的时候就已经停止内部“肃反”，但还有以往历次肃反中抓捕的300多名“反革命”在劳役队做苦工。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看到党中央开始纠正陕北“肃反”，想到自己以往亲历的“肃反”所受到的委屈和产生的疑惑，包括对这次“陕北肃反”逐渐产生的疑惑，也向毛泽东汇报了红二十五军还有300多名受冤枉的同志在服苦役的情况。而据徐海东多年后在自传中回忆：毛泽东当即要他亲自去给这些同志“摘帽子”，是党员的恢复党籍，是团员的恢复团籍……

　　毛泽东还说：“这些同志跟着长征一路，吃了很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

　　当这300多名同志听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当下便与徐海东一起哭成了一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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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对“陕北肃反”的否定与有关人员的“平反”却并不彻底，《西北中央局关于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仍然认为：“陕甘边区南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得以有计划的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由于上述不正确的认识和估计，停止肃反后，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6]

　　或者说，“陕北肃反”的错误虽然被制止，但错误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彻底肃清！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那是个艺术化的概括，实际上并不准确。

　　——就是毛泽东本人头上罩着的那片天，也还没有完全放晴哩！

注释

　　[1]朱根生：《西北红军的创建与发展》第264～第26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70～第37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郭洪涛回忆录》第7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3]《毛泽东年谱（上）》第4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7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半世略记》，《聂洪钧回忆与文稿》第1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4]朱根生：《西北红军的创建与发展》第269～第27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5]徐海东：《生平自述》，《人物》杂志1981年第3期。

　　[6]参见李维汉：《初到陕北》，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第39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