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先前我们编发了郭建波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在全面夺权阶段进行反右的几篇研究文章，现在我们编发郭建波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阶段进行纠“左”的若干篇研究文章。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左”的乃至极“左”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反右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纠“左”工作。造反派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对干部队伍冲击过大，犯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通过召开会议、进行谈话、报刊社论等多种方式，批评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的错误作法，要求造反派对干部队伍要进行分析，防止斗争的扩大化，同时还对一些受到严重冲击的领导干部提供了保护。
本文以详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通过对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历史考察，梳理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基本线索，归纳了造反派所犯错误的若干表现，总结了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教训。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第三部分中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于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批评造反派、纠正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及其教训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对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历史考察
郭建波
目录
一、文革发动之际，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
1、从文献资料中考察毛泽东、党中央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
2、文革开始后的干部队伍状况。
3、无可奈何的选择。
二、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
1、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党内走资派夺权。
2、从文献资料中考察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
3、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三、造反派在处理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
1、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了冲击过大甚至“打倒一切”的错误。
2、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
3、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错误的影响。
四、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处理干部问题上所犯的“左”的错误。
1、夺权开始之际，毛泽东在解决干部问题上的基本设想。
2、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方式之一——在中央领导人主持下，召开造反派、革命干部和支左干部的民主生活会，或开办学习班，统一认识，化解矛盾。
3、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方式之二——直接批评造反派的激进行为。
4、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方式之三——为受到冲击的一些干部提供保护。
（1）毛泽东直接对被冲击、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
（2）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对被冲击、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
5、对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思考。
五、对处理干部问题的几点认识。
1、在干部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2、对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态度的分析。
3、正确处理干部问题是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必要条件。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夺权。在夺权过程中，干部队伍遭到较大冲击，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被打倒，造反派犯了“左”的错误，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严密注视着文革的发展，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造反派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建立中出现的错误，使文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既然在全面夺权阶段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那么，毛泽东、党中央又是如何看待当时干部队伍的呢？在夺权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与造反派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不同呢？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说起。
一、文革发动之际，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在文革发动之际，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并非率先就提出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向党内走资派夺权，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才提出来的。这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所引用的毛泽东的一段话中就有明确表述。这篇文章同日由《人民日报》进行了转载。[1]既然这样，那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文革发动之际对于当时干部队伍是如何估计的呢？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呢？为什么最终采取了夺权这样的方式呢？要研究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毛泽东、党中央在文革发动之际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说起。
1、从文献资料中考察毛泽东、党中央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
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是如何估计的呢？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关于干部问题的表述入手，来研究当时对于干部问题是如何进行估计的，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
“十六条”中的第八条是关于干部问题的，指出：
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2]
从中可以看到，“十六条”对于干部队伍不仅作出了基本的估计，而且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在干部问题上，从性质上来说，这几种干部矛盾的性质是不同的，要正确区分和严格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二种干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第三种干部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也有一些属于敌我矛盾，第四种干部则是属于敌我矛盾；从数量上来说，前两种干部是大多数，第三种干部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只要改悔的话，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第四种干部是少量的。不论从性质上还是数量上看，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占了大多数，要处理、争取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改过自新以后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将主要矛头对准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要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从“十六条”关于干部问题的规定中可以看到，当时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是好的，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处理、争取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又愿意改过自新的干部，将主要矛头对准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要给他们出路。这就是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
从“十六条”中关于干部问题的表述可以看到，当时干部队伍的主体（即前两种干部）是好的，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占了一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虽然性质严重但是毕竟是少量的。在运动中就是要依靠前两种干部，争取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打击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样就规定了对于干部队伍所实行的依靠谁、争取谁、打击谁的不同政策。
“十六条”关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虽然是在文革发动之际做出来的，但是即便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这个基本估计和政策也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3]因而后来造反派在夺权行动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中出现“左”的行为，违背了关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要及时采取措施来予以制止和纠正这种错误行为了。
2、文革开始后的干部队伍状况。
既然“十六条”对于干部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基本估计和政策，那么，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干部队伍对于文革又是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知道，以前的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干部的领导下进行的。文革则与此不同，并非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工作组）、干部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是由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发结合成组织进行的。由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潜藏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因而群众就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干部队伍，要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面对干部队伍遭到的严重冲击，引起了这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疑惑和不满，于是对文革产生了抵制、抗衡情绪。这种情绪并非存在于少数干部中间，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到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期间，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对于文革的态度中表现了出来。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在文革全面发动之际出现了工作组问题，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虽然撤销工作组以及随后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领导层纠正了文革发展的方向、路线错误，但是这样的方向、路线问题并没有在党内消失，而是仍然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队伍中。这在他们对待文革的态度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比如，九月十九日，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在洗澡时因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二十一日，天津市召开了五十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经陶铸批准，新华社也播发了死亡公告。中共天津市委置大局于不顾，为万晓塘举行如此超大规模的追悼会，显然为了表达他们的某种诉求，是别有用心的。毛泽东知道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4]
正是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党中央才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贯彻执行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进一步做好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工作，打通他们的思想，毛泽东提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于十月九日到十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等出席会议。[5]针对前一个时期领导干部文革中存在的问题，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做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下面我们看毛泽东两次讲话的节录。
我们先看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小范围会议上的讲话。
十月二十四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他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你们回去碰到具体问题，按照大原则解决。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你们有错误要改，改了就行，回去放手工作。
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呀！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不就轮到我头上来了，我不就是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块工作了？有些人将来还有甄别、平反，有些打错了的，可以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嘛！[6]
这是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前，召集少数负责人开会时的讲话。在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前，毛泽东先对这些负责人吹吹风，让他们思想上有个准备，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然后再通过他们向与会的领导干部打个招呼。同时，了解他们及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动态，以便于在第二天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能够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消除人们的思想困惑，振奋大家的精神。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醒他们不要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并不是要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学生来接班。这实际上是对他们说，他们错误的性质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并不是要打倒他们，还是要他们来主持工作，学生是担负不起这个责任来的。这是要消除他们的精神压力，解除他们的疑惑与后顾之忧。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动情地对他们说，你们都成了黑帮，不就轮到我头上来了，我不就是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起工作了吗？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言辞是恳切的，态度是真诚的，其目的还是希望这些与会领导人能够正确对待文革，积极参加到运动中来。
十月二十四日晚上，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吹风、向这些领导干部交底以后， 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现在来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7]
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的讲话是在全体会议上讲的。从中看到，会议的发言在前一个阶段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比较好了，看来人们的思想比较地通了。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时间还很短，人们的思想不那么通，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因为人们思想不通，才要召开这次会议，做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打通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能够主动、自觉地投入到文革中。从毛泽东的讲话看，他相信大多数人是会想得通的，对这一点他是乐观的。但是他又告诫与会人员注意，总有一部分人会想不通的，是要对立的。他向与会者说，犯了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红卫兵也不见得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啊。这些话言之凿凿，饱含深情，流露出领袖对于领导干部的关心和期盼，给与会干部吃了一个“定心丸”，其目的还是要使他们放下包袱，投入到运动中来。
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看，他向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做了政治思想工作，对于他们关心的若干问题做了解释和说明。这是因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面对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并没有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文革中，而是抱着观望、不解、抵制的态度来对待文化大革命。虽然在撤销工作组、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领导层已经得到了改变，但是这条路线在他们中间还是比较严重地存在着。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议召开这次会议以便打通这些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劝说他们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高层政治生活会。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讲话中并没有对他们存在的这种思想状况进行严厉批评，而是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现实原因，如同和煦的春风对他们表现出理解、谅解、宽容的态度，语调是平和的，话语是坦诚的，显示出革命领袖的宽阔胸襟和乐观自信的性格。
尽管毛泽东在会上言之谆谆，这些与会领导干部在会议后期的发言中与前期相比也有所变化，但是从他们后来的行动来看却是听者藐藐，并没有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主动、自觉、正确地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这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3、无可奈何的选择。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又是如何对待文革的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文革在向工厂、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仍然对于文革抱着怀疑、抵制、抗衡的态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就是在江青表示由她、张春桥甚至陈伯达为上海文革当参谋、提供帮助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出来工作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就是在江青给他做了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到群众中表态，宣布站在群众一边共同闹革命的。[8]他们两人都是省市委第一书记，对于文革的态度当时在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具有代表性，是他们当中的典型。当时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在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非常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9]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文化大革命他们不是真搞，他们是两面派，阴一套阳一套，用种种手段对抗革命路线，破坏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最重要的手法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操纵一些群众来压制革命，保护他们自己。挑动武斗，企图制造混乱。他们总是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指向革命路线，也就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提倡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的血统论，不平反、不销毁材料，还要秋后算帐。
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作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倡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教条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时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0]
从中可以看到，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的时候，毛泽东对于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非常不满，指出他们许多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这些人以党的化身自居，不讲原则，挑动武斗，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从，耍两面派，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将矛头对准群众，还要对群众秋后算帐。毛泽东严厉指出，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警告这些人再这些下去就是同走资派同流合污，他们自己也就成为走资派。他以五四运动是从学生发展到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的规律来说明，文化大革命也要发展到工厂、农村，由工农群众参加运动来解决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因而在祝酒时毛泽东才满怀豪情地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对待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的态度在一九六七年一、二月份的两次谈话中又进一步表现出来，指出在文革中只有通过发动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同一个外国党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11]
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12]
这里的“他们”、“他”，就是指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到了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夕，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对于文革的态度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这从他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中反映了出来。
毛泽东对这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态度表示出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九六六年国庆节，鉴于许多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不解、质疑、抵制态度，毛泽东、党中央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后召开了具有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向他们交底，希望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文革，接受群众的批评，支持群众的造反行动，积极投身到文革的洪流中。但是，却事与愿违，到了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夕，这些人的态度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对于文革还是抱着怀疑、抵制、抗衡的态度，让毛泽东大失所望。
这表明通过做思想工作的方式已经难以改变他们的态度。他们本人没有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认真对待群众的批评，支持群众的造反行动，积极支持并投身于文革，推动文革向前发展，反而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既然这样，那么在工人阶级已经起来登上文革舞台的情况下，从他们手中夺权也就成为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选择了。从这里来说，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也是在这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仍然采取抵制、抗衡的态度下，为将文革进行下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
二、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进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对于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在文革中的态度表现出强烈不满，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那么，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就要先搞清楚全面夺权阶段是向谁夺权，这种夺权对于干部队伍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因而我们的研究就要从向党内走资派夺权说起。
1、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党内走资派夺权。
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从其身份上来说，是在党内担任着领导职务的干部。走资派是当权派，但是当权派则未必就是走资派。走资派是出自党内而非党外，在党内又是担任职务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这样就锁定了走资派的范围。
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上来看，一般来说走资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一些走资派属于敌我矛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则是属于敌我矛盾。在矛盾的性质上两者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阶级性质上却是具有一致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都是走资派，但是走资派并不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大量的走资派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来进行处理的。
如果将一切当权派作为走资派或将走资派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来进行处理，则会犯“左”的错误；同样，如果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作为走资派或者将走资派作为一般当权派来处理，则会犯右的错误。弄清楚这些问题，就有利于识别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左”或右的行为。
当时，走资派就潜藏于党内领导干部队伍中，以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身份进行活动，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平时讲着马列主义的语言，表示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仅仅从表象上看，确实还是难以将他们分辨出来的。这样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发生误判，也会在不同派别的群众中产生分歧，造成他们之间矛盾的激化，进而发生分裂乃至于武斗。从这里来说，在具体斗争过程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既然是向党内走资派（包括党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夺权，而走资派又潜藏于干部队伍中，还担任着领导职务，这样势必会严重冲击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造成干部队伍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党内走资派为了逃避对自己的打击，于是又故技重演，拉拢一部分群众来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外部因素。这样群众就从向走资派夺权演化为不同派别群众之间的斗争，酿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乃至于武斗。
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干部队伍遭到冲击酿成混乱为名，反对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一种是对干部队伍冲突过大，致使不少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干部受到错误批判，造成了扩大化的倾向。前一种属于右的倾向，后一种属于“左”的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严重干扰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因而就要及时采取措施将其予以纠正，使文革回到正确发展的轨道。
既然全面夺权阶段是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而且在夺权过程中对于干部队伍又造成了严重冲击，同时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也不会无动于衷，还在处心积虑地进行活动，那么，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基本政策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2、从文献资料中考察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与以前的运动有所不同，不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因而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来领导运动。不论是在文革发动之际还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都是这样。这是文革与以前运动相比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像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希望的那样投身于文革的洪流，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而是仍然对于正在进行的文革抱着质疑、抵制和抗衡的态度，有的人还在挑动群众斗群众，毛泽东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党中央在干部政策上与此前相比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呢？
其实，全面夺权阶段就是要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由于走资派混迹在干部队伍中，这样做势必会对干部队伍造成重大冲击。转入夺权，采取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进行文革，说到底还是由于当时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对于文革的态度所造成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队伍的政策与文革发动之际相比，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不仅表现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对于干部队伍的整体判断上，也表现在当造反派对于干部队伍冲击过大时，毛泽东及时对于他们的行为予以制止、纠正上。这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就可以得到证明。
我们先看全面夺权阶段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遭受严重冲击时，毛泽东是如何批评、制止造反派的错误行为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干部。毛泽东说：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13]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批评了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和地方文革中出现的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冲击过大的行为。从性质上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左”的行为。为了进一步指导全国的运动，纠正这种错误的行为，毛泽东还在修改《红旗》杂志社论时加进了如何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的话，同时也要求干部要正确对待运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一月二十九日报送的《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时，改写了其中的两段文字：“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功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毛年谱编者注）这篇社论发表在二月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14]
这个时候针对夺权过程中出现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毛泽东在与外宾、中央领导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二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卡博、巴卢库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在座。毛泽东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15]
二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谈夺权问题。他说：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指陈伯达——引者注）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引者注）早晚会被打倒。[16]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17]
毛泽东对“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行严厉批评后，为了引起广大群众的注意，防止、纠正在干部问题上出现的错误行为，《红旗》杂志编辑部写了一篇《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稿，报请毛泽东审阅。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同意周恩来将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的意见，修改后的社论在加写了三结合的两段话后，着重指出：“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这篇社论发表在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18]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对于干部队伍冲击过大，甚至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干部队伍遭到严重冲击。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种错误行为，不仅在会议上还通过中央报刊发表社论来对这种现象予以严厉批评、制止。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对于干部队伍冲击过大、在干部问题上“打倒一切”的极“左”行为，那么，在这个阶段，从正面来说，毛泽东对于干部队伍又是如何进行评价、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的呢？
我们先看毛泽东对于工厂干部的评价。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同林彪、陈伯达、王力等讲话。毛泽东说：现在，群众起来了。工厂干部百分之九十是好的，也有了一些管理工业的经验，坏的只有百分之几。[19]
我们再看毛泽东对于干部队伍的总体评价。
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将于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社论用黑体字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20]
五月，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介绍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林彪等在座。毛泽东说：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偏离，这是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经过长期的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到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就是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2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全面夺权阶段仍然认为干部队伍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是与“十六条”在干部问题上的判断相一致的。坏干部并不多，不过是百分之一、二。在政策措施上，对于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该保的要保，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错误改正以后还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对于一小撮顽固的走资派要作为主要对象去打。当然，对这些人也要给出路。。这样就阐述了对于不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采取的政策。
此后，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是多次肯定了干部队伍中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他在听取郑维山汇报河北支左情况时就作出了这样的表态。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从北京到武汉的专列上听取郑维山汇报河北支左情况。当郑维山汇报到对干部打击面宽了时，毛泽东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毛年谱编者注）。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原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就好办了嘛！[22]
毛泽东在这里谈的是河北干部队伍的情况。七二○事件后，他在听取杨成武汇报工作时又一次就干部队伍的情况表了态。
八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虹桥宾馆听取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汇报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需要请示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有好处，认识干部、熟悉干部，干部总是好的多。一揪三打倒不合理。[23]
这个时候，毛泽东在肯定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当中存在的问题。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姚文元在座。谈到干部队伍的状况时，毛泽东说：十七年来，我们有一些干部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思想上变了，安于现状，不前进了。另一种，就是做坏事。还有一种是好干部。对于第一种，要进行教育，对于第二种，就要反掉。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无论在学校、在机关、在军队，都是这样。坏人是少数，最多一百个人中有几个。[24]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将干部分为三种：一种是好干部；一种是思想上变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干部；一种是坏干部。他不仅对干部进行了分类，还作出了量的分析，即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坏干部是少数，不过百分之几，其余的则是安于现状的干部。这样就对不同种类的干部不仅从性质上，还从定量上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后来，他又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
九月十九日晚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25]
十月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冲击时，毛泽东说：现在各级政府改组了，这对我们的干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薪水多了，官大了，房子住得好了，出门有汽车了，有了这四条他就不革命了，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们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事，而是有一批人。但是，在整个人民中，在干部中，他们是少数。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只换一部分人，换坏的头子。[26]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解释了为什么要采取文革的方法来整顿干部队伍。他认为在干部队伍中这些犯错误的干部是少数，处理干部的时候只换坏的头子，对多数人还是批评、教育的问题。这样就不仅对干部队伍的总体状况作出了评价，而且还阐述了处理干部问题的政策措施。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东北大地红烂熳——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一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27]
直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旬，绝大多数省级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在强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寄予很大的希望，认为他们大多数是可以改的。这个观点通过报刊社论迅速传播了出去。这反映出即便全面夺权阶段的后期，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政策仍然与以前一样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虽然毛泽东是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对文革表现出质疑、抵制和抗衡的情况下，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对于干部队伍的判断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不仅认为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还对此进行了量化，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坏的干部不过百分之一、二。这表明即便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毛泽东与文革发动之际“十六条”中对于干部队伍的判断仍然保持着一致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着造反派对于干部队伍冲击过大，导致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的时候，他还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制止这种错误的行为，提出要理直气壮地保护革命干部，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必须要有革命干部参加。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他对于干部队伍的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在文革发动之际还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毛泽东对于干部队伍状况的判断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因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对于文革的消极态度而发生改变。他同意、支持了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是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对文革持有抵制、抗衡态度的情况下，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这是斗争方式的变化，而不是对于干部队伍基本判断的改变。毛泽东以革命领袖的高瞻远瞩和宽阔胸襟，理智、冷静、慎重地处理问题。这在他对于极“左”思潮严重冲击干部队伍的严厉批评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3、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文革发动之际还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是一以贯之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对文革抱着质疑、抵制和抗衡的态度，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对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采取了夺权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的时候，也是这样。由此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虽然在文革具体发展的方式上有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干部队伍的基本政策上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由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对于文革抱着消极的态度，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毛泽东才不得不同意、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采取这种行动以及在其它一些复杂原因的作用下，势必会对干部队伍造成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意识到采取夺权方式冲击干部队伍所可能造成的扩大化，又要注意到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队伍的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在夺权过程中防止良莠不分，将矛头对准一切当权派，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左”的错误。
遗憾的是，在夺权过程中造反派还是犯了“左”的错误。犯错误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党中央在全面夺权阶段对于干部队伍的政策与以前一样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他们一看到要向走资派夺权，而走资派又是隐藏在干部队伍中，因而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住一些干部的枝节问题无限上纲，从而造成了对于干部队伍冲击的扩大化，给文革发展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本来在全面夺权前后，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队伍的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虽然同意、支持造反派从走资派手中进行夺权，但是这种斗争方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对于干部队伍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进行夺权的造反派却没有将两者区分开来，反而在实际行动中却将两者混为一谈，在政策执行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导致对于干部队伍打击的扩大化。从造反派这一方面来说，教训是沉痛的。
三、造反派在处理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尽管毛泽东、党中央不断发出一系列的指示，还通过中央报刊将政策措施传播了出去，但是造反派在对待干部问题上还是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这些错误严重影响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进程。
1、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了冲击过大甚至“打倒一切”的错误。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向造反派发出了夺权的号召。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28]以上海一月革命为标志，夺权的热潮在各地迅速兴起，文革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
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在干部问题上却出现了不少问题。毛泽东原先预计二、三、四三个月在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来又加上了一个五月份，希望通过四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夺权、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但是却事与愿违，到了五月份绝大多数省级革命委员会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毛泽东意识到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政治势力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于是就不再捏了，而是因势利导，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创造条件了。[29]
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尽管有毛泽东、党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指示，还通过中央报刊将这些指示、政策传播到社会上，用以指导文革的发展，但是造反派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仍然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具体表现在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冲击过大，甚至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毛泽东在谈话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造反派在这个时候所犯的错误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上。不论是在夺权还是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都要正确地对待干部。要正确地对待干部，就要将干部队伍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与其他干部区分开来。同时，由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与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因而在具体处理上也要有所区别。夺权是向潜藏在干部队伍内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走资派进行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是要将革命干部结合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这就要将干部队伍中好的或比较地的干部与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区分开来。如果在斗争中将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当成走资派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那么就会犯“左”的错误；同样，如果将走资派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当成好的干部处理，那么就会犯右的错误。从当时两派群众的属性上来说，造反派往往犯“左”的错误，而保守派则是容易犯右的错误。这就要求两派群众在斗争中要正确地对待干部，避免犯“左”或右的错误。遗憾的是，许多造反派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当然，这种极“左”行为也并非全是造反派中的极“左”派干的，也有一些是保守派打着“造反”的旗号干的。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对于造反派抱着敌视的情绪，为了转移斗争方向，就在群众中间寻找保护人，支持保守派与造反派进行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的一股逆流。这股逆流尽管存在，甚至在一些地区还有着较强的力量，但是与造反派在毛泽东、党中央支持下进行夺权的主流相比，则是处于支流地位。既然这样，从两派斗争的具体态势上来看，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造反派的力量处于主流地位，那么这个时候出现的错误，就以他们所犯的“左”的错误为主要表现形式，他们也就应该为此负主要责任了。
总的来说，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出现了不少错误。这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一种是“左”的错误，一种是右的错误。一般来说，造反派往往犯“左”的错误，保守派容易犯右的错误。但是，两者之间也并非没有联系，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的。极“左”派也会犯形“左”而实右的错误，保守派也会打着“左”的旗号而实施右的行动。这就要求我们对两派属性和错误的性质进行深入分析，确定错误的归属及其应付的责任。
2、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对干部队伍冲击过大，甚至“打倒一切”，犯了“左”的错误，那么，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之一，造反派昧于文革大局，没有认真领会、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
在“十六条”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经规定了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后来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虽然对于文革表现出抵制、抗衡的态度，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但是干部政策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多次对于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提出了严厉批评。从这里反映出造反派对于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干部政策既没有深刻领会，更谈不上认真地贯彻执行了。
本来，造反派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那么不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就要与毛泽东、党中央保持一致。但是，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认真领会、贯彻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干部政策，而是凭着个人意志在任性地行动，这样也就造成对干部冲击过大乃至于“左”的错误的发生了。
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之二，造反派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制约着人们的行动。
造反派是夺权的主要推动力量，在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造反派内部的成员却比较复杂，特别是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并没有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是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严重制约了人们的行动。不论是在夺权还是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造反派队伍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造反派不仅没有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不同人进行阶级分析，将他们区分开来，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反而将矛头对准一切当权派，凭着感觉在行动，造成了打击面的扩大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在转载《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30]虽然毛泽东在这段话中说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存在的范围是广泛的，不仅包括造反派对待干部，还包括造反派对待不同群众组织，以及对于文革大局的态度，但是在干部问题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之三，造反派中的小团体主义和派别利益作怪。
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造反派在如何对待夺权对象以及革命委员会结合的干部上出现了严重分歧，甚至酿成了造反派组织的分裂乃至于武斗。在夺权过程中，有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站在造反派一边，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成为革命干部。对于这些干部也要进行甄别判断。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人处于保护个人的动机，打着支持造反的旗号，以“革命干部”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则是一些投机者。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就要采取措施将这些投机分子清除出去。在这方面造反派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同时，对于其他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哪些是可以信赖、联合的干部，哪些是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要辨别清楚，该夺权的要进行夺权，该结合的要结合进革命委员会中。恰恰在这些问题上，造反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不仅在夺权过程中对待干部的不同判断上，也在组建革命委员会结合什么样的干部上表现了出来。这个时候他们中的不少人不是从干部在文革中的态度以及日常表现来对干部进行定性，而是以小团体主义为主导，从本派利益出发来判断干部属性、采取行动。这样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就互相攻击，争吵不已，难以形成一致的认识，造成了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打击的扩大化。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支左不支派”、“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还指出“派别是阶级的一翼”，[31]要求支左部队、造反派和各界群众要采取阶级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正确对待和处理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问题。
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之四，造反派没有经验及群众运动的方式使然。
由于文革是第一次没有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运动，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是第一次，造反派也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因而在全面夺权阶段就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个时候判断革命干部的标准是什么，群众应该如何评价、审查、鉴别干部，如何处理好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成为在探索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没有经验以及处理方式不当，不同群众组织之间出现分裂乃至于武斗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问题并不可怕，在总结经验教训以后，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另外，这也是群众运动的方式使然。群众不搞是不搞，一搞又往往会过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32]但是，不能因为群众运动存在这些缺点，就拒绝搞群众运动。文革采取群众运动乃至自下而上夺权的方式，是毛泽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以往的群众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而文革则是采取群众自下而上夺权的方式展开的。正是因为这样，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因而毛泽东、党中央才密切注视文革的发展状况，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采取适当措施制止在干部问题上出现的“左”的错误，防止运动的扩大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面有他们昧于文革大局，没有认真领会、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的因素，也有他们中间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小团体主义和派别利益在作怪，又与造反派没有经验以及群众运动的方式有关。这些因素的存在及其作用，就成为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所犯的这些错误，是在探索中出现的错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虽然这些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对于造反派自身仍然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汲取这种教训，就要从文革大局出发，紧跟毛泽东、党中央的步伐，清除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小团体主义和派性意识，认真、冷静、理性地处理干部问题，做好夺权、革命委员会的组建工作。
3、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错误的影响。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对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影响之一，造反派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走向恶化。
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在干部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没有按照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政策行事，对于干部队伍冲击过大，甚至还有人提出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口号。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没有将干部队伍中好的、比较好的干部与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区别开来，也没有将走资派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区别开来。这样就容易造成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性质的误判，将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打成走资派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将走资派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酿成对干部队伍冲击的扩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强化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于造反派的对抗情绪，致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走向恶化，从而不仅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对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当然，我们在这里只是就造反派一方存在的问题来说的，并不是说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此期间没有责任。他们中间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文革发展方向以及挑动群众斗群众等错误，是从另一个方面存在的问题。由于以前对这个问题作过分析，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影响之二，造反派与其它派别组织及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
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对于不同派别组织及其与支左部队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在干部问题上许多造反派组织没有践行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因而在处理干部问题的时候，往往是随心所欲、情绪化地按照自己本派组织或个人的主观意愿行事。这样不论是在夺权还是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势必会造成不同派别组织在一致行动上会面临重重困难，致使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
同时，军队支左以后，许多支左部队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也犯了“左”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得他们与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走向了激化。这种激化一方面是由于支左部队犯了错误，在干部问题上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而造反派又对干部冲击过大，从而导致他们与支左部队矛盾的尖锐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造反派自己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的干部政策，从而造成形势的紧张酿成的。因而我们说，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导致了造反派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以及与支左部队之间关系的激化。
影响之三，推动文革形势走向复杂、多变。
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犯了错误，不仅会导致他们与干部队伍矛盾的恶化，还会导致造反派组织之间以及与支左部队关系的激化。对干部队伍冲击过大，大批干部被打倒，甚至有的省委几乎全是坏人，[33]这严重影响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对文革形势造成严重影响。这样以造反派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冲击过大为纽带，使得全面夺权阶段的不同派别组织、干部队伍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关系在相互作用中出现多变，从而使得文革的形势走向复杂化，出现了一些突发事件，负面影响也就由此表现出来了。当然，这种复杂、多变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但是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影响之四，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时间不得不延长。
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就是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于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致使不同派别组织、干部队伍与支左部队之间的关系在相互作用中出现了重大变化，文革的形势也就由此走向了复杂化。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组建就是在文革形势走向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夺权的时候对于干部冲击过大，在革命委员会组建的时候又在干部的结合上争吵不休，这样就使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行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这些矛盾的作用，不论是在夺权还是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都难以像毛泽东原来设想的那样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了。[34]于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也就不得不延长了。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由于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全面夺权阶段不同群众组织与干部队伍、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文革形势也就由此走向复杂、多变，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断被延长的。虽然造成以上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无疑是导致以上影响出现的重要因素。
四、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处理干部问题上所犯的“左”的错误。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处理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那么，毛泽东是如何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解决干部问题的基本设想说起。
1、夺权开始之际，毛泽东在解决干部问题上的基本设想。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毛泽东、党中央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权。上海一月革命以后，毛泽东计划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其码省级革命委员会能够建立起来。这是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进行的夺权斗争。[35]不仅在规模、方式、斗争的激烈程度上与以前有着明显不同，而且更大的不同在于，以前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而这次则是依靠群众向党内走资派夺权。这是文革与以前运动相比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点。
从“十六条”中可以看到，当时对于干部划分为四种：好的，比较好的，犯有严重错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前两种干部占大多数。一般来说，后两种干部是夺权的对象。但是，文革是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抵制、抗衡的情况下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在抵制、抗衡文革的过程中，前两种（第二种为多）的一些干部也参与其中，对造反派采取打压的态度。这样也就难免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与批判了。
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全面夺权阶段的夺权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要打倒、夺权的是一小撮走资派，而对于大多数干部来说则是一个教育、洗礼的过程。通过文革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审查干部、考验干部、鉴别干部，清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消除他们身上存在的官气、暮气、堕气、骄气等不良习气，使他们在工作中真正践行人民公仆的职责，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发生。以前的方式难以达到这个目的，文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发生的。
虽然文革是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抵制、抗衡文革的情况下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但是毛泽东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策与“十六条”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可是在斗争中却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不仅利用、还进一步制造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这个时候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也出现了激烈的派性斗争。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又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在这些矛盾得到根本性解决以前，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难以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夺权的时间也就不得不延长了。
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与毛泽东的设想出现了重大不同。这不能不引发毛泽东的深思。他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仍在进行着激烈的角逐。于是就从阶级斗争的规律出发，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将他们捏合在一起，而是因势利导在斗争中支持真正的左派，对来自“左”的或右的错误行为予以批评、纠正罢了。[36]
全面夺权阶段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是当时严重干扰文革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采取措施批评、纠正“左”的错误，就成为毛泽东、党中央所必须做出的选择了。
2、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方式之一——在中央领导人主持下，召开造反派、革命干部和支左干部的民主生活会，或开办学习班，统一认识，化解矛盾。
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由于造反派对于干部冲击过大且彼此之间的矛盾出现了严重激化，毛泽东、党中央才将造反派、干部和支左部队的代表一起召到北京或就地召开民主生活会，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问题。在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比较尖锐，一时又难以通过生活会来予以解决的情况下，就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整风来清除他们思想深处存在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其它违犯文革方针政策的问题。
由中央召开生活会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从毛泽东批示的贵州、湖南的两份材料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阅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一月二十日关于贵州造反派情况给总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贵州造反派红卫军负责人及其总部一小撮人，最近把斗争矛头进一步指向军队，绑架放哨战士并夺走武器弹药，扬言接管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长期扣押当权派干部，并随意扣压大理一般群众和基层干部，在中央重申“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仍然大量调动工人日夜开大会，严重影响生产。特此请求对他们专政。
毛泽东批示：“总理：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周恩来二十五日约李再含等谈话，二十六日听取从贵阳来京的学生、工人、干部的汇报，着手研究解决贵州的问题。[37]
从中可以看到，当造反派与地方干部、军队支左人员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毛泽东要他们分别派出代表来京，在中央负责人主持下，以生活会的形式来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问题。其它省市自治区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也要采取类似的方式来予以解决。这在毛泽东批示的湖南材料上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阅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章伯森一月二十五日关于湖南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给周恩来和陈伯达的报告。报告反映：（一）目前省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二）目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开除党籍，如果这样处理下去，后果很难设想。对下面干部的处分问题，可否放到运动后期。请求中央对以上问题给予指示，并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毛泽东批示：“总理：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38]
我们从以上贵州、湖南两份材料中看到，当造反派、干部以及部队支左人员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就要在中央负责人主持下，由他们分别派出代表来京或者在当地召开生活会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这种方式并非个例，而是作为处理省市自治区内部造反派、干部和部队支左人员之间矛盾的一种普遍方式。除此之外，毛泽东、党中央还采取开办学习班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问题。为此，毛泽东曾经多次在谈话中讲到这个问题，要求对造反派、地方干部、军队干部进行训练，使他们能够通过三结合的方式团结起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九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等人谈话，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对干部要采取教育的方法时，毛泽东说：这次总要从教育入手，如人武部、军分区好人总是多数，有的是犯错误，还是要用教育方法。江西省一级，还要多站出一些干部来。造反派的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不能不教而诛，教了也不能诛。现在先集训一下，中央应该开集训班，将来主要是各省开集训班集训。[39]
九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等人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谈到训练干部时，毛泽东说：不但要训练武的，还要训练文的，不仅军队干部要训练，党政干部和红卫兵的头头也要训练。如果红卫兵的头头不训练，将来就可能犯错误。谈到使用干部时，毛泽东说：干部要精不要多。干部不要靠从外边来，就在本地找嘛。湖北省总要找些革命干部，没有省长有部长，没有部长有局长，没有局长有科长。[40]
毛泽东在发表了开办学习班训练造反派和军地干部的谈话以后，《人民日报》先后刊发社论要求全国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确立的干部政策，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认真搞好斗、批、改工作。
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外出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指示精神，发表题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此后，全国各地陆续举办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央也举办多期学习班，分期分批抽调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的有关人员来京学习，以解决这些省区的问题。[41]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姚文元当晚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批示：“可用。”社论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对干部问题做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社论于二十一日发表。[42]
《人民日报》将这两篇社论发表后，各地开办了不同等级、形式的学习班，造反派、干部和军队支左人员纷纷进入学习班，学习中央文件，认真反省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问题。各地也将学习班的动态及其成效以报告的形式上报中央。毛泽东将其中较好的报告批发各地参阅。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阅云南省军管会十一月十一日关于落实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号召的情况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该省专（州）县通过办学习班取得的主要收获有：一、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检查和克服，对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二、进一步认识到解放革命干部的重大意义。三、进一步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树立了把它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信心。毛泽东批示：“文革小组及碰头会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此件简明扼要，说出了问题的本质。请你们讨论、酌定。”[43]
为了在尚未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做好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的工作，巩固已经成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果，办学习班成为解决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分歧和矛盾的重要方式。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44]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为了解决造反派、干部以及军队支左人员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党中央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或者开办学习班的方式，在整风中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具体采取哪种方式，是由不同力量之间的对比以及斗争形势所决定的。一般来说，全面夺权阶段的前期往往采取前一种方式，而在后期则往往强调后一种方式。但是，不论采取哪种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在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
3、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方式之二——直接批评造反派的激进行为。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向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的时候，在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不仅表现在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冲及的扩大化上，还表现在进行不同形式的武斗上。这种状况在全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严重影响到文革的正常发展，通过不同渠道反映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毛泽东、党中央为此作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制定政策，下发文件，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错误。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泽东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原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刘志坚（原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毛年谱编者注）、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海军政委——毛年谱编者注）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你们那些军事机关不能让他冲，你们要做工作。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45]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批评了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地方发生的不同形式的武斗问题，提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正确对待、处理犯错误的干部，不能将犯错误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他还现身说法以自己曾经犯过错误为例，说服造反派要辩证地看待犯错误的干部，采取适宜方式来解决干部问题，不要走极端。不仅如此，他还对中央具体负责文革的机构——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
二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谈夺权问题。毛泽东说：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指陈伯达——引者注）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引者注）早晚会被打倒。我从来都说要团结更多的人嘛，你眼高于顶，把见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当成政治问题来判断。你们这一摊子有错误。[46]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47]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是因为当社会上出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时，作为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却没有及时发现并予以批评、纠正，无疑是要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毛泽东对他们提出批评，是希望他们能够及时警醒起来，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
毛泽东还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编印的材料来及时了解各地的文革动态，发现问题以后，立即提出措施予以解决，纠正文革中的错误。下面这个批评极“左”派的批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二月十四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二月十二日编印的《要事汇报》（8）刊载的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昆关于处理西安地区造反派冲突的电话汇报记录。王明昆说：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48]
毛泽东从《要事汇报》中看出了问题的端倪，极“左”派破坏工厂，违背了中央关于文革的政策，而交通大学则是不主张破坏工厂的。从这里来看，极“左”派的行为显然是错误的。而支左部队负责人王明昆却要从先前倾向于西安交大转而支持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中的极“左”派，这种转向是与中央关于文革的精神相违逆的。因而毛泽东才对此提出了质疑，希望不要匆忙表态，进一步做好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相以后，再表明态度。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本来是支持左派的，但是当左派出现了破坏工厂生产的行为，演变成极“左”派以后，毛泽东对他们也是予以批评、反对的。
为了使各地报纸发挥文革导向的作用，防止、制止武斗现象的出现，
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规定报社接受各省市自治区临时权力机构或军管会的领导，参照“两报一刊”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一律不许刊载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开斗争会等图片，不许使用谩骂语言，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不能发表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等。[49]
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左”的错误也引起了在华外国地步人士的注意。澳大利亚共产党推荐到西安外语学院担任教师的库普写了一张《让我们“治病救人”》的大字报。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阅后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50]
从这张大字报中可以看到，全面夺权阶段的两派斗争出现了打、砸、抢等“左”的行为，坏分子就存在于他们中间。只有把这些群众组织中的坏分子清除以后，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三结合。毛泽东在批示中肯定了库普的观点。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解决四川问题的时候，又一次制止了对于领导干部的武斗。四月一日至四日，周恩来连续同四川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谈四川和宜宾问题，强调群众组织不能把领导干部拉出去罚跪、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要文斗，不要武斗。[51]
为了进一步巩固北京文革的成果，稳定北京的生产、社会秩序，使得卫戍部队能够有效履行职责，在毛泽东批准后，五月十四日北京市革委会发表了《重要通告》。通告强调：严禁打、砸、抢、抄、抓。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不得拒绝执行。不许破坏劳动纪律，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坚决执行中央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52]
在全面夺权阶段，有些干部子弟打着夺权的旗号，在抄家中抢走财物，中饱私囊，这种状况虽然比较少见，却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六日编印的《要事汇报》（2）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写下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53]
在全面夺权阶段，各地相继出现了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一些群众组织打着夺权的旗号，在派性斗争中进行大规模武斗，私设公堂，趁火打却，破坏了生产和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
六月六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的通令。通令指出：除专政机关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私设公堂、搜查和抄家，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不准侵占、砸抢、破坏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严禁武斗、行凶打人和抢夺个人财物。对于肇事者、背后挑动者、打人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54]
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时候还谈到了造反派的分裂，有人要打倒国务院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指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其中也混进了一些坏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好的。文革就是要防止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现象的发生。
六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康生、刘宁一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左派在今年春天掌权以后，又分裂了，两派都自称是左派。中联部也是两派。外交部有人要打倒陈毅，可是陈毅照样当外交部长。我们这个国家真有点怪。好几个副总理都有人要打倒，一个是陈毅，一个是谭震林，一个是李先念，但是他们还是在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的。现在包括外交部这些部门在内，都建立了群众组织来监督工作人员。[55]
当时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两派纷争的局面，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正常的生产、社会秩序遭到了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文革形势的发展作出了两种可能性的估计，对于造反派冲及干部队伍过大、许多干部被打倒的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对造反派提出了警告，也对干部遭受批斗的原因作出了分析和说明，
九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面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我们会不会出现那种局面，你们看法怎么样？请你们讨论讨论。
在谈到“干部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时，毛泽东说：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 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说：龙潜（原任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浙江省军管会主任——毛年谱编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
谈到造反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不要搞“喷气式”！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56]
毛泽东在这里不仅警告造反派头头，批评了他们的激进行为，指出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还告诉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红总和八二七两个群众组织，一个要打倒许世友，一个要保许世友，都提出了错误的口号。许世友虽然有错误，但是不能打倒；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虽然是错误的，但并不是反革命行为。双方都没有依据中央的文革政策对许世友的问题进行科学、辩证地分析，而是走了极端，因而都是错误的。
这个时候毛泽东要求大家警惕派性斗争中出现的形“左”实右的倾向，不仅对于造反派在批斗干部时出现的极“左”行为特别是武斗直接提出了严厉批评，还联系具体事件对于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说明。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还任浙江省军区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派性冲突时，毛泽东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谈到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龙潜、阮贤榜（时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作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嘛！上海说对陈丕显、曹荻秋比较文明，但是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两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的好风气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搞乱了，被破坏了。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现在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红卫兵对干部一风吹不好。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57]
毛泽东在与江西省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一次批评了极“左”派，指出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还阐述了解决干部问题的正确方法。
九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等人谈话，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要批评极左派时，毛泽东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有些右派，你们不要看得过死了。有坏人是少数，经过训练可以改变。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是可以变的嘛！站过来就是了，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58]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出现了极“左”的行为。毛泽东对于造反派直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要求他们要正确对待干部，团结大多数干部，缩小打击面，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是要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反省，及时发现错误、改正错误，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回归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毛泽东的指示、讲话、谈话通过党内文件、社论、广播等形式迅速在党内外传播开来。这对于校正造反派的错误行为，促进夺权的进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4、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方式之三——为受到冲击的一些干部提供保护。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遭到了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毛泽东直接出面对被冲击、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另一方面，他还支持周恩来采取措施对被冲击、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保护。毛泽东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59]那么，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打倒时，毛泽东、周恩来又是如何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保护的呢？
（1）毛泽东直接对被冲击、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
本来，文革开始以后在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武斗。虽然“十六条”中规定进行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以后毛泽东也多次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要求，[60]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向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武斗，甚至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遭受了不同形式的武斗。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对造反派进行劝说的同时，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二月一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指出：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61]
王力后来回忆说：“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62]
当时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遭到严重冲击，他们中的许多人纷纷被批斗、打倒、靠边站。毛泽东获悉以后，在接见高级领导干部的时候批评了这种激进行为，提出要对受到冲击、打倒的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泽东说：张体学（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江渭清（原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三政委等职——毛年谱编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李大章（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张平化（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毛年谱编者注）、张体学、韦国清（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时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毛年谱编者注）、江华（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等职——毛年谱编者注）、江渭清、谭启龙（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等职——毛年谱编者注）、刘俊秀（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李丰平（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杨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苏振华、刘志坚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63]
从中看到，毛泽东不仅点名指出要保护这些省部级领导干部，而且还以陈毅、朱德为例现身说法。尽管他们两位过去在红军时期都与毛泽东产生过分歧和矛盾，但是毛泽东从大局出发还是提出要对他们进行保护的。毛泽东这样做不仅是要求中央领导层的高级干部要搞好团结，也是在劝告造反派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慎重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不要打击过度。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指出对于干部要有一个整体判断，既要看到其成绩，又要看到其错误，还要判断出究竟是哪一个方面占主要地位。他坦诚地说，并非只是这些干部犯错误，自己也是犯过一些错误的。这不仅是安慰受冲击的干部，也是在劝诫造反派。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卡博、巴卢库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在座。毛泽东说：有一条真理是永远的，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坚决相信这条真理。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64]
毛泽东对有的省对省委领导干部冲击过大、打倒过多的情况不仅非常重视，还提出了疑问，要求召开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尽快予以解决。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阅河南省军区党委二十二日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有关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钟汉华（时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刘建勋（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毛年谱编者注）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毛年谱编者注），将刘建勋、文敏生（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纪登奎（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戴苏理（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杨蔚屏（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部分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二十七日下午，周恩来开始约陈再道等谈话。[65]
对于在全面夺权阶段涌现出来的革命干部，特别是他们践行中央的文革精神，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推动文革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毛泽东是欣慰的。这在他批示的材料上显示了出来。
五月三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日编印的两期《快报》登载的《湖南军区领导干部对当前长沙形势的看法有严重分歧》、《黎原同志对长沙当前形势的看法》、《章伯森同志对湖南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等材料，批示：“看来，湖南可望好转，省军区政委谭文邦，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是好的。”“省委也有一批较好的干部。”[66]
对于被批斗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毛泽东是讲究策略原则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有的可以打倒，有的只能炮轰，不能打倒，在什么范围内点名以及如何点名，都要根据他们各自的具体情况予以慎重处理。这在毛泽东的谈话和批示的文件中表现了出来。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姚文元在座。谈到外交部批斗陈毅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毛年谱编者注）、姬鹏飞（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毛年谱编者注）、乔冠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毛年谱编者注），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67]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阅九月十日报送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本省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谭启龙、白如冰（原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的请示报告，批示：“内部批判，不公开点名。至于小报上点名，可不制止。”[68]
这个时候，毛泽东又对一些领导干部提出保护。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会议和工作等情况。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时说：对许世友的第一条罪状就不对，许并没有反对我。[69]而后，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出刘、邓要区别对待，对于许世友、徐向前、贺龙、张闻天、王稼祥、陈毅等高级领导干部提出保护的问题。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还任浙江省军区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引者注），还有个东北陈锡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
谈到其他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邓小平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在瑞金时，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毛年谱编者注）和王稼祥（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毛年谱编者注）是受排挤的，遵义会议没有他们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一个干部几十年中他总是做了一些好事嘛！陈毅，打过仗。姚登山（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毛年谱编者注）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70]
对于遭到冲击、打倒的一些中央领导干部进行保护，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反复强调过。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李先念、徐以新（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毛年谱编者注）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可以教育。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讲清楚了，他们就不打倒了。[71]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把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几位副总理、元帅请来一起谈。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群众要打倒谁，不要怕，多数人是打而不倒。对很多人要考虑商量个办法，特别是对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72]
在地方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有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领导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如何将革命干部吸收到即将成立的革委会中，在群众谅解以后，解放一批干部参加到工作中，就成为实现三结合、稳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的现实要求。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谈话。当曾、刘谈到现在许多地方干部靠边站了，人手不足，准备请张体学出来抓湖北省的工作时，毛泽东说：那好。你们亲自做工作，得到群众的谅解，多解放一些地方干部，站出来搞结合，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73]
其实，早在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时就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编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74]从中不难看出，并不是要打倒张体学。对于张体学及其他干部，要先让群众批判以后再甄别使用。当时没有解放他们，是因为在群众运动还处于高涨的时候，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及形势考虑，时机还不成熟的缘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当干部特别是领导遭到冲击、打倒、靠边站的时候，毛泽东在了解具体情况后，在干部问题上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实行策略的灵活性，在支持造反派批斗干部的同时，还对干部提供保护，并且针对干部所犯错误程度的不同，不论是在斗争方式还是点名范围上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表明毛泽东对于干部问题的处理不仅是非常重视的，也是相当慎重的。
（2）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对被冲击、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
我们知道，周恩来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对一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的。当时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具体处理造反派、干部与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问题。他根据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方针政策，在实际行动中对受到冲击的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保护。
比如，周恩来曾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受到冲击的贺龙、江华、余秋里等人提供保护。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在毛泽东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毛年谱编者注）的大字报时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点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75]
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江华同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再三说要保。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针对浙江造反派要打倒江华一事指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之列。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赴京代表团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代表时，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76]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公交系统各单位造反派时说：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毛年谱编者注）要保。[77]
周恩来还根据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实际情况，在毛泽东支持下，将遭受造反派批斗、处境困难的地方领导干部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八日晚上，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来信。信中说：二月七日中央碰头会拟定先将江华、曹祥仁（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叶飞（原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政委等职——毛年谱编者注）、谭启龙、江渭清、刘俊秀等同志接来北京养病并予保护，对北京、天津两市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周存。”[78]
八月，毛泽东得知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派部队保护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都军区政委等职——毛年谱编者注）等几位大区和省市负责人，把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区负责人送到卫戍区一安全住所的情况后，表示赞同周恩来的这些保护措施。[79]
不仅如此，当地方领导干部遭到造反派冲击、被打倒时，毛泽东、党中央的处理是慎重的，没有擅自表态，而是在中央常委、中央碰头会认真研究以后，才最后作出决定的。打倒谁、炮轰谁、谁靠边站，并非是随意的，而是在文革大政方针指导下，从文革大局出发，根据这些领导干部所犯错误的性质、程度以及与群众的关系在经过集体研究以后才做出决定。这从西藏和广东问题的处理上可以得到验证。
二月七日，毛泽东阅西藏军区党委二月六日关于西藏造反派要打倒张国华（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并说西藏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的电报，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代理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毛年谱编者注）、王其梅（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毛年谱编者注）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本日和次日，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决定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十二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党委，指出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80]
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阅广州军区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总理：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三政委——毛年谱编者著）、区梦觉（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时任广东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81]
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阅周恩来二月二十七日夜关于处理广东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时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毛年谱编者注）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82]
三月十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周恩来本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广州军区党委、广东军区党委的电报稿。当天发出的这个电报指出：中央决定，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改为十五人，黄永胜任主任。军管会下，可设立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可名为革命委员会或支左委员会，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业、公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83]
即便是对已经被撤销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的原任中共中共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王任重，当时虽然已经被打倒了，又得了肝病，毛泽东、党中央仍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他予以了关照
一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在听取周恩来对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汇报后，毛泽东表示：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他在武汉检查。[84]
二月二日，毛泽东阅王任重的妻子萧慧纳一月二十九日来信。信中说，王任重病重垂危，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毛泽东批示：“林、周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三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王任重最近以来病情加重。为了使他能进一步检查错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建议能让王就医一段时间，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请武汉军区党委协助省委办理此事。”[85]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八个单位的造反派赴京代表时说：王任重病得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他回来休养一个时期，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见。昨天我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找到，今天才把人交出来。这真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泛滥到边缘了。[86]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对被冲击、批斗的领导干部提供保护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具体处理各地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他在毛泽东支持下，依据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将遭到冲击、打倒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在外边斗争形势激化的时候，使他们免受了造反派的批斗，过了一段安静的生活。后来有人将周恩来保护一些领导干部视为他个人的行为，有意隐匿周恩来是在毛泽东同意、支持下才对这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的，以此将毛、周区别开来，达到抬周压毛、否定文革的目的，是别有用心的。
由以上研究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遭到严重冲击，不少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靠边站的时候，从大局出发，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不少人提供了保护。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直接点名对被批斗的一些领导干部予以保护，同时他还同意、支持周恩来采取措施对于这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当然，这些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之所以能够获得保护，不仅是因为造反派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冲击过大所表现出来的过“左”行为，也是与毛泽东、党中央在全面夺权阶段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政策分不开的。
5、对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思考。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不仅表现在造反派内部以及他们与保守派之间，也在他们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支左部队的关系上表现了出来。既然这个阶段造反派在不同派别、干部和军队支左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那么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无疑属于他们所犯错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就是纠“左”的重要表现了。要说明的是，这个阶段保守派、干部和支左部队并非没有犯错误，只不过因为我们在这里要探究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才没有对他们的错误展开分析罢了。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党中央采取了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办学习班，直接批评造反派，对被批斗、冲及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供保护等多种方式来纠正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这是因为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不是推动而是破坏了文革的进行，已经严重影响到文革正常发展的缘故。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必须采取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否则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党中央在批评、纠正造反派错误的时候，并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而是以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依据文革的方针政策，从现实斗争出发，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方法，指出问题，讲清道理，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做好思想工作，促进双方联合。毛泽东、党中央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文革期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的。这说明采取整风的方式，民主的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仍然是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式，即便在文革期间也是这样。
通过进一步思考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从造反派一方来说，由于对待干部上的激进行为，对干部冲及过大、批斗过分，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从干部一方来说，除去革命干部以外，还存在着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以及一些对文革抵制、抗衡的干部，他们的思想是错误的，从性质上说，则是属于右的范畴。这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造反派对他们进行批斗、夺权的内在原因。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中所犯的错误，又要认识到他们进行夺权、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正义性。不能因为他们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中犯了错误，就否定他们夺权、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正义性，也不能因为要肯定他们夺权、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正义性，就无视他们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中所犯的错误。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他们所犯的错误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
由此可见，不能孤立地看待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而是要把他们所犯的错误和夺权、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正义性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夺权、参加革命委员会正义性的基础上所犯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够对造反派在全面夺权阶段的行为做出正确评价。当然，这里是把极“左”派和形“左”而实右的所谓造反派排除在外的。
五、对处理干部问题的几点认识。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全面夺权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处理干部问题的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造反派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党中央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1、在干部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全面夺权阶段在干部问题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干部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一种是干部问题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表现在不同的群体上。一般来说，保守派往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反派则容易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两种错误倾向都对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产生了破坏作用，是全面夺权阶段不得不延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干部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主要在保守派的行动中表现出来。在文革进行中，保守派是作为与造反派相对立的派别存在、行事的，是要保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免受造反派的批斗。当时走资派就隐藏在干部队伍中，要批斗走资派、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就必然要在干部队伍内部寻找走资派，这就会对干部队伍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及。保守派则是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在斗争中站在干部队伍的前面，阻止造反派在干部队伍中寻找、批斗走资派。这样就形成了保守派与造反派两大派别之间的激烈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由于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
干部问题上的“左”倾机会主义，主要在造反派的行动中表现出来。造反派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的。但是，走资派就隐藏在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处在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和领导干部中间，如何能够准确鉴别并将矛头对准走资派，成为夺权问题上对于造反派的严格要求。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有的造反派将矛头对准一切当权派，有的造反派即便不是这样，也对干部队伍冲及过大、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武斗。在没有将不同干部区分开来的情况下，就难以将矛头对准走资派，“左”的错误就是这样发生的。
在全面夺权阶段，干部问题上的两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文革也是在克服了重重阻碍以后才得以被推向前进的。从形式上看，这两种错误倾向是由于群众分裂成保守派和造反派所造成的，实质上则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群众运动中的反映。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则是没有从实际出发，对干部队伍进行客观、全面、深入地分析，而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所酿成的后果。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认识的因素，也有利益的纠葛，以及其它因素的掣肘，但是只有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从唯物史观上来予以观察，才能对于干部问题以及出现的两种错误倾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2、对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态度的分析。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在不少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于文革表现出抵制、抗衡态度的情况下，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即便如此，毛泽东、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与文革发动之际相比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当造反派对干部造成过大冲击、采取不同形式的武斗时，毛泽东不仅对此进行了严厉地批评，还为这些干部提供了保护。既然这样，毛泽东又为什么主张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呢？
这是因为不论在文革前、文革发动之际还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不仅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其中，还有不少干部有着这样、那样大大小小的问题。这样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依靠干部来进行运动就难以取得成效了。在文革发动之际，是依靠各级党委（工作组）来进行文革，还是依靠群众来进行文革，就成为当时党内路线斗争的焦点。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要撤销工作组时，就曾经明确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87]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采取了文革进而全面夺权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还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谈话时说：“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88]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一位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89]
二月三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还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第1469页。“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90]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会见刚果（布）保安代表团时，对他们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91]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机会。”他又讲到：我们有一些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92]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了为什么要动员群众采取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因为采取过去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来审查干部，才有可能清除党内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解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的态度是：既认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又要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革；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在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对于文革采取抵制、抗衡态度而不得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又对冲及过大、遭到不同形式武斗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供保护。这些看似对立、实际上具有统一性的政策措施，从形式上看似乎来自于毛泽东的个人意愿，实际上则是由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整风方式难以奏效、纯洁干部队伍的现实需要以及文革发展的大局即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
具体说来，干部队伍中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占大多数，但是其内部却存在着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分布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如果不将他们清除掉，一旦时机成熟，这些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就会勾结起来夺取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由于这些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潜伏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因而要清除他们就不能采取过去的方式，由各级党委依靠干部来进行运动。只有依靠群众，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才有可能取得成效。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采取的必要手段。
正如毛泽东所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93]因而他清楚地知道，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94]依靠群众来审查干部，可能会出现一些过火行为。即便出现这种情况，也正如他所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95]正是因为群众运动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在全面夺权阶段，一旦对干部冲及过大、发生不同形式武斗的时候，毛泽东就要及时干预并对受冲及的干部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批评、纠正“左”的错误，以使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号召由工人、农民、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众起来造反，并不是说让他们代替干部来掌握政权，而是让他们参与到政权中，与干部一起来管理国家。这是因为无论从执政的经验、能力以及水平上，这些群众在短时间内都是无法与干部相比的。毛泽东对此有着清醒地判断。他在谈话中曾经多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毛泽东说：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道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96]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97]
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进行座谈时转述了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98]
正是因为这样，在夺权过程中，一般来说造反派群众接管以后只管政务，还是由原来的人在造反派监督下来搞业务。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99]
三月一日，周恩来在工交口各部部长和造反派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说：我向主席谈了中央各部夺权情况，认为各部的业务权还是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100]
虽然在夺权过程中，由于斗争形势的紧张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这个部署在相当程度上没有能够得到落实，但是这个设想还是从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来考虑的。由于政府机构的运转、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等方面都需要干部来进行管理，这种管理要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才能保证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不论是毛泽东对于干部队伍的整体判断，还是批评造反派对干部队伍冲及过大、实行武斗，以及要求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必须有革命干部参加，其原因概出于此。
这样看来，毛泽东对干部问题是采取“一批、二保、三看”的。[101]
即是说，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说来，批是要批的，保是要保的，还要看他们今后的表现。除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极少数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外，对于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来说，是将批与保结合起来，即不是光批不保，更不是光保不批，而是坚持批与保的有机统一。开始的时候，批的份量可能要大一些，到了后期则是保的份量可能要大一些。批还是保，以哪一种方式为主导，不是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斗争的形势及干部的态度所决定的。
3、正确处理干部问题是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必要条件。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潜藏在干部队伍中。文革虽然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却不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依靠干部来开展运动，而是发动群众来整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在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就是要依靠群众，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夺权，将革命干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
处理好干部问题，就要向隐藏在党内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夺权。要向走资派夺权，就要准确锁定走资派。因而能否准确锁定走资派，就成为处理好干部问题的关键。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为伍，潜伏于党内的各级领导层。但是，并不是处于领导层的干部（即当权派）都是走资派。要确定走资派，从范围上来说，就要把走资派锁定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这就要将走资派与其他领导干部区分开来。要将他们区分开来，就要对走资派的构成要件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规定，在造反派群众中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而不能根据自己的标准随意来进行定性。
处理好干部问题，就要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包括各种形式的武斗，比如戴高帽子、打花脸、挂牌子、喷气式等等。批斗走资派要摆事实、讲道理，着重批判走资派的错误思想、官僚主义、腐败行为、工作（生活）作风等问题，以理服人，而不是对他们搞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解决世界观问题，也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政策，破坏文革的声望，致使文革走向庸俗化，造成坏的影响，还会强化走资派的对抗心理，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不利于走资派的转化。这样又怎么能够解决好干部问题呢？
处理好干部问题，就要不仅在夺权过程中团结好革命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还要将他们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在夺权过程中发挥革命干部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批斗、分化、瓦解走资派，还可以利用他们的管理经验和社会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的稳定，为夺权创造条件。这些革命干部是积极支持、参加文革的，因而在夺权以后就要适时将他们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能否准确识别、团结革命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将他们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成为解决好干部问题的重要因素。
处理好干部问题，就要既反对干部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干部问题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干部问题上的右倾主义，就是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无原则地进行保护，致使批斗走资派、向走资派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遇到重重困难；干部问题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是对干部队伍冲及过大、甚至采取武斗，致使不少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也遭到冲及、批斗，不能有效团结革命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严重干扰了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进程。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没有将走资派和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区分开来，这样也就难以将主要矛头对准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严重影响了干部问题的解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解决好干部问题就要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分析，将好的、比较好的干部与走资派区分开来，发挥革命干部的作用，要文斗，不要武斗，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准确锁定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夺权，将革命干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只有处理好干部问题，真正夺了走资派的权，将革命干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才能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因而如何处理干部问题，就成为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必要条件。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文献索引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7]，第248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第1460页至1461页；[11]，第1468页至1469页；[12]，第1469页至1470页；[59]，第1486页；[60]，第1430页，1437页，1439页；[62]，第1472页；[74]，第1494页；[87]，第1423页；[88]，第1465页；[89]，第1368页至1469页；[90]，第1470页；[91]，第1486页至1487页；[92]，第1508页至1509页；[93]，第1505页；[95]，第1509页；[99]，第1468页；[101]，第1532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33页至34页；[3]，第89页；[5]，第3页；[6]，第5页至7页；[7]，第9页至11页；[13]，第36页至37页；[14]，第42页至43页；[15]，第46页；[16]，第47页；[17]，第51页；[18]，第55页至56页；[19]，第64页至65页；[20]，第76页；[21]，第88页至89页；[22]，第99页；[23]，第107页；[24]，第110页；[25]，第124页；[26]，第133页；[28]，第34页；[29]，第46页，64页，88页；[30]，第95页；[31]，第149页，160页，161页；[32]，第123页；[33]，第75页；[34]，第64页；[35]，第34页，45页至46页，64页；[36]，第88页至89页；[37]，第36页；[38]，第40页；[39]，第122页；[40]，第125页；[41]，第133页；[42]，第134页；[43]，第140页；[44]，第150页；[45]，第36页至38页；[46]，第47页至48页；[47]，第51页至52页；[48]，第52页；[49]，第66页；[50]，第67页；[51]，第69页；[52]，第82页；[53]，第87页；[54]，第90页；[55]，第92页；[56]，第115页，116页至117页；[57]，第120页；[58]，第122页；[61]，第44页；[63]，第36页至39页；[64]，第46页至47页；[65]，第75页；[66]，第77页；[67]，第111页；[68]，第119页；[69]，第115页；[70]，第120页至121页；[71]，第129页；[72]，第161页；[73]，第124页；[75]，第31页，35页；[76]，第42页，152页；[77]，第40页；[78]，第49页；[79]，第114页；[80]，第48页至49页；[81]，第58页至59页；[82]，第60页；[83]，第63页；[84]，第28页至29页；[85]，第44页至45页；[94]，第92页；[96]，第6页；[97]，第51页至52页；[98]，第94页至95页；[100]，第60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86]，第125页。
5、《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10]，第459页至460页。
6、《“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4]，第96页。
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8]，第425页。
8、《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2]，第6页。
免责声明：本文为转载，非本网原创内容，不代表本网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如有疑问请发送邮件至：bangqikeconnect@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