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你讲人情世故，却不教你看清它的根源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人情世故”几乎成了一项不可或缺的生存技能。无论求职应酬，升迁调动，还是日常相处，处处都有它的影子。人们学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学着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滴水不漏。会“做人”，仿佛比会做事更重要。而那些不愿低头、不懂逢迎的人，往往被贴上“太实在”“不圆滑”“不成熟”的标签，被排挤出主流场域。

　　许多人陷入焦虑——明知这套人情规则虚伪、庸俗、腐败，却又不得不屈服其中。问题在于，这真的是人类社会的“常理”吗？这种所谓的“情商”难道真是一种中性的处世智慧吗？

　　若从马列毛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做出明确的回答：不是。这是一套资产阶级的精神统治机制，是旧制度旧文化在人际层面最温柔却最隐蔽的暴力。

　　“人情世故”的本质，是对阶级不平等关系的掩饰与合理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人是商品，劳动是雇佣，社会关系建立在剥削与竞争之上，而不是平等与合作。可这一现实太过冰冷，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便用“人情”这种柔软的面具为其遮羞。他们鼓吹“为人处世有讲究”，实则是在教育人们如何驯服于规则、屈从于权力、适应于等级。

　　一个刚步入社会的青年，若想争得一点生存空间，便要迅速学会何时低头、如何服软、怎样拍马、什么时候该“装傻”。久而久之，他们忘记了自己本应直立行走的姿态，学会了跪着前进。这正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毒性所在：它不靠强制命令，而靠润物细无声地腐蚀人心。

　　这一套人情世故不是横空出世，而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形成的。在奴隶社会，它表现为奴对主的臣服；在封建社会，它凝固为宗法礼教的伦理网；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套东西被赋予了新的语言、新的包装，却仍旧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穿上“情商”“为人处世”“社会经验”的外衣，堂而皇之地进入校园、进入职场、进入家庭，成为人们必须学习的“软技能”。它甚至不再显得那般邪恶，而是成了一种“社会成熟”的象征。谁不学会这套手艺，谁就是“社会边缘人”。

　　这套人情世故也不只是一种社会风气，它更是一种深层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顶层，关系网、酒桌文化、礼尚往来不过是变相的利益交换，是资本在非正式领域的流通形式。而在底层，“会做人”则成为人们求得一口饭吃的手段，是无产阶级为了生存不得不采纳的屈辱策略。更可怕的是，它不仅压迫人的肉体，更腐蚀人的精神。当一个普通人开始以“懂人情”为傲、以“太轴”为耻时，他已经不知不觉认同了这种非正义结构，成为了压迫自身的帮凶。

　　毛泽东时代对这种文化结构曾进行过最有力的批判。在那一时期，政治上强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组织上强调同志关系替代私人关系，文化上强调劳动人民的尊严而非拍马奉承的技艺。那是一个试图在人际层面重建社会主义新关系的伟大实验，一个否定“做人精”、弘扬“老实人”的时代。而这一切，正是通过群众组织、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批判三位一体的方式得以推进的。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懂事”“有眼力见”再次成为职场法宝；拍马屁、递香烟又成了通行证；青年一边自嘲“社恐”，一边苦学“职场潜规则”；底层人民一边厌恶权贵的傲慢，一边又羡慕“有关系”的人能走捷径。人们仿佛活在一个看不见的“关系网”中，动弹不得，愈挣扎愈缠绕。

　　许多年轻人在大学毕业之际尚怀有一腔热忱，希望凭能力立足、凭诚实谋生，但踏入社会不久便遭遇重击：不是能力不足，而是不会说话；不是工作失误，而是不给领导面子；不是做人不正派，而是“太较真，不通人情”。于是，他们被迫学会说场面话、学会给“老大哥”让功、学会忍气吞声、揣摩上意。久而久之，他们的锋芒被磨平了，热情被冷却了，理想也慢慢瓦解在一个个“识时务”的妥协中。而那些原本对权威和等级持有怀疑态度的青年，在一次次屈服之后，也渐渐在心中为这套规则“找到了道理”。

　　这是资产阶级社会最阴狠之处：它不是靠暴力强迫你臣服，而是通过一次次“润滑的屈辱”，让你把压迫当成自然，把委屈当成成熟，把冷漠当成理性。它通过“讲面子”的文化、通过“求人不如求己”的训诫、通过“做人要圆滑”的劝诫，让你主动将自由和尊严交出去。而当你发现你已无法坦然地说真话、无法简单地拒绝不义、甚至无法自然地与他人交往而不设防时，你其实已经被驯服了。这种驯服，不是枪杆子的压迫，而是文化的沾染、习俗的侵蚀、环境的钝刀割肉。

　　正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代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文化结构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在这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条件下，真正的公共理性是被削弱的，程序性公正是虚设的，人人都被裹挟到一场“关系竞赛”中去，谁的后台硬、谁的资源多、谁的情商高，谁就可能在零和博弈中多分一杯羹。而那些坚持公平者、坚持规则者、坚持原则者，反倒成为“社会不适应者”，最终要么沉沦，要么出局。这不是个人素质的失败，而是资本逻辑的胜利。

　　这种逻辑也早已渗透到家庭内部、人际亲情之中。在乡村，在城乡结合部，在熟人社会中尤其明显：办事靠关系，关系靠礼金，礼金靠回礼，整个社会结构仿佛一台流转着人情债务的巨大机器。一场红白喜事，不再是私人情感的体现，而是公共关系网的延伸。一位干部职员的婚宴能请上百桌，来的不全是亲戚，而是“跑项目要打点的人”，是“混个熟脸的人”，是“我们以后还得请他帮忙的人”。而一个普通农民若不随礼、不“做面子”，便被说成“不通情理”、“不合群”。这种“人情社会”看似温暖，其实冷酷，因为它不是以真情为基础，而是以利益为纽带。它不是真正的互助网络，而是赤裸的互相利用。

　　认命——这正是人情世故的最终目的。它不是让你相信一套规则，而是让你放弃改变的念头；不是让你憎恨压迫，而是让你觉得那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虚假意识”的典型表现：被压迫者不再认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的，反而学会在压迫中谋生、谋利、甚至谋得某种成就感。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胜利，比物质上的统治更深远、更危险。

　　“人情世故”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在阶级压迫存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情”不过是权力运行的润滑剂，是权贵之间稳固利益关系的温和外衣，是底层人民在缺乏制度保障时被迫依赖的生存策略。它的存在，正是因为没有公正、没有平等、没有透明可依靠，于是人们唯有走向关系网、走向裙带圈、走向熟人场。这不是个人的堕落，而是阶级结构的压迫。

　　试想：在一个没有腐败的体系中，谁还需要送礼求人？在一个真正的民主机制中，谁还需要逢迎上司？在一个生产资料归公、劳动者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建立在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同责任的基础之上，又哪里需要搞“小圈子”、攀“人情债”、打“太极拳”？

　　而当我们反过来观察，那些号称“人情练达”的社会，往往也是阶级最分明、贫富最悬殊、权力最黑箱的社会。在那里，“讲情”成了遮蔽不公的遮羞布，“识趣”成了不敢揭露真相的借口，“混得开”成了系统腐朽的另一种表达。你不是靠才能吃饭，是靠巴结活着；你不是靠公道赢得尊重，是靠世故保全饭碗。这哪里是什么“智慧”，这明明就是压迫下的灵活求生，是对人的彻底异化。

　　所以，真正的革命，不是改良这些表象，不是“让人情世故更文明一些”，而是要从根本上消灭其赖以存在的土壤：私有制、权力的商品化、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当我们说“消灭人情世故”，并不是想制造一个冷漠的社会，而是要建构一个不需要靠人情就能获得尊重与权利的社会；不是抹去人间温情，而是要剥除那个披着温情外衣的等级和剥削。

　　这正是马列毛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所有表面现象的背后，都是阶级的存在；所有社会风气的形成，皆有物质基础；所有真正的改变，不能靠说教，而只能靠斗争。唯有通过群众的觉醒，社会的重建，系统的重塑，才能真正废掉这个逼人低头、让人变得油滑、把真诚榨干的人情社会。

　　因此，批判“人情世故”不是对某个人“不讲原则”的指责，不是希望大家“多点真诚少点套路”的善意呼吁，而是要揭示它背后的统治逻辑，要认清它是一种文化外衣下的阶级工具。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这就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战线——一场争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性质的斗争。你想要一个讲原则的社会、讲规则的社会、讲平等的社会，前提是先打破那个需要靠“讲人情”才能维持运转的阶级统治体系。

　　正因此，我们说：消灭“人情世故”，不是道德批评，而是阶级斗争。

　　要打破这一切，我们就不能满足于道德谴责式的批判，也不能幻想通过一小撮“高情商的好人”来改善局面。必须回到阶级立场、社会根基上来重新认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我们要思考：在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中，人之间的交往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同志之间的平等协作，而不是上下级之间的讨好与支配；应该是基于共同事业的信任与团结，而不是建立在权力等级上的服从与攀附；应该是坦诚、直接、质朴的交流，而不是表演、逢迎、算计的游戏。

　　这样的社会并非空想，它曾存在过，它也必将重现。但前提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重新找到斗争的勇气，找到揭穿“人情世故”这张温柔面具的决心，找到重新做人的力量。不要再把沉默当作成熟，不要再把麻木当作理性，不要再把圆滑当作智慧。人的尊严，不该靠一张嘴保全，而应靠一副骨头挺起。我们要相信，一个不讲人情世故、只讲公道和集体利益的社会，是可能的，是必要的，是值得为之奋斗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