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再论集体思想惰性中的侏儒与亚当·斯密

　　前言：《站在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前进》（原标题《论从侏儒的肩膀到站在巨人肩膀上》）一文发出后，收到一些反馈，认为侏儒文没有说清楚。这就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篇旧文，在今天看来认识有深入，改写再发。

　　有一句典故说的是武大郎开店，个高的一律不要。此处与武大郎无关，本文只谈甘愿进店的侏儒，即思想侏儒，集体的思想惰性与盲从。

　　纵观新中国的历史，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并不罕见。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批评天才论，提出群众智慧才是天才，这段历史，被敌对笔墨常常描绘成权力斗争，让人们往往疏忽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强调读马列，更多针对的是当时一种普遍倾向，是因为许多老红军、老八路，包括九大提拔起来的中青年干部，把对革命领袖的信赖和独立思考对立起来，在陈伯达煽动“天才论”后，对“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会议6号简报，文/顾保孜2012年02月10日16:51 人民网-文史频道），差点成了反党集团的工具。

　　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我的一点意见》，向全党提出了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

　　（《毛泽东年谱》第6卷，330页）

　　由此播下龙种。

　　这是《实践论》在新条件下的阐述。事后毛泽东评价，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是反潮流的。能成为潮流，可见党内存在集体的形而上学。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提到“族群假象“，由于某种情感的灌注，会产生集体主观的心灵，强调科学必须超越直觉和感官局限。“族群假象”反映的是思想上的惰性和僵化，对于个体，也是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6年前中美第一轮贸易战狼烟四起，占据头条媒体在思想战线上的观点，如文章《亚当·斯密在悄悄流泪》，代表了经过历史演变而普遍流行的观点。6年以后回顾就显得轮廓更清晰了。文章说：

　　“对自由市场的追求，让美国在形成全球大市场、国际大分工的历史进程中脱颖而出；对公平竞争的坚持，向来是美国引以为傲的价值坐标。……贸易本该是互惠互利下的双赢。我们不指望一些美国政客可以达到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所言的“正义、仁慈、良心”，但成为《国富论》所讲的“理性经济人”，应是不难的选择。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市场秩序愈发突显其价值，最大的理性就是认识到公平竞争、合作共赢的意义与价值。”

　　文章悲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被华盛顿那双‘霸道的手’束缚”。

　　提醒帝国主义不忘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认为有用，不过是东郭先生对狼的规劝。

　　苏东解体后，美国重心东移，即开始经济、文化、科技各种对华非军事战争，如金融战，生物战、贸易战，6年来的打压，无所不用其极，从生物战、各种对立，到6年后的关税战，不断重复着历史，反倒是规劝美国决策者成为“‘理性经济人’应是不难的选择”，暴露了规劝者主观判断的刻舟求剑。文章批判美国的“霸道”，是正确的，这一点，深受其害的民族资产阶级左翼也可做到。但是，迎合西方，超越阶级，对出奇一致的美国两党反华，强调人类社会“最大的理性”，折射的是“与虎谋皮”式的唯心史观。

　　文章祈盼美国回到“开放自由理念”，“公平竞争价值”时，忘记了前苏联500日计划。“1992年9月2日以前出生的俄罗斯人，每人均可获一张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那是何等的公平自由竞争？

　　遗憾人们只见到前超级大国，成功堕为九十年代的乞丐和寡头大国，人均缩短预期寿命10年。从91年到2000年，卢布汇率贬值仅为原值0.002%，面包购买力仅为1%。

　　文章关于人类社会“最大的理性”，指向《国富论》最著名的一点，也是文章极为惋惜，被美国践踏了的“看不见的手”，它是斯密阐述的利益最大化的产物，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演绎出可以自动均衡的神话。正是在利益最大化驱动下，美国走过了金融垄断，脱实向虚，逐渐约束科技创新，债台高筑，经济危如累卵，并更有侵略性。呈现了尖锐的内在矛盾，其神话早已破产，但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却颇有市场。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在商品（市场）经济探索中收获了宝贵经验，收获了空前的经济支配力和影响力，也遭受了劳动雇佣化，权力普遍腐败，严重两极分化，间接培植了社会资本通向垄断路径，导致阶级基础的削弱、演变，并长期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哈佛大学弗格森教授的研究，概括了美国经济的寄生性和“美国梦”向往的中国经济半殖民地：“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这些演变，让人清楚的看到“看不见的手”的两面性。

　　为什么在我们的队伍中出现这些糊涂认识，习以为常？为什么对霸权充满期待，重蹈历史反复证明、前人深刻总结的错误？正是把市场中性化了，认为社资都可以用。

　　首先是忽视了斯密的资产阶级性质，市场中性，混淆社资。这是通过混淆不同质的两种价值规律产生的。一种是劳动增值所遵循的价值规律，一种是资本增殖的“价值规律”。前者将井冈山以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买卖公平”的普遍性，将秦汉唐宋以来童叟无欺的市井良俗结合起来，以“价值法则是个大学校”的精神，在公主私辅中，激励由劳动者主体组成的市场主体充分利用金融信用机制，迸发扩张活力，以劳动轴心解释“市场决定”；一种是培植吴晓晖、许家印这样官商一体的市场巨鳄，培植造不如买，利益输送国外的买办资本大亨，接受海外资本攻城略地，拥抱国外金融垄断寡头，以资本中性实际为以资本中心解释“市场决定”，以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实际保护了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增殖。

　　马克思恩格斯在扬弃斯密李嘉图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时，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其资产阶级性质：

　　“劳动力按照它的这种价值来买卖，是和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决不矛盾的”。

　　（恩格斯，马恩全集24，24）

　　一些经济理论忘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直观地看到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显性“效率”毫无悬念地完胜满足社会需求的隐形效率，从而用市场中性，资本中性，所有制中性，市场主体中性，保护生产和交换的自我利益最大化机制，以维护市场活力，培育市场的盲目性和公有制歧视。通过泛泛强调一亿五千万市场主体，四千万中小微企业主体，挟人民之名，混淆劳动与资本。

　　于是，这种理论谈政府有为，不谈两大部类再生产的比例性，只谈服务于民间私有资本主导的社会资本的自发性、盲目性；谈防返贫，必是私有资本为主的产业下乡和农民打工就业；谈农业，谈民营经济，避谈劳动者联合和新型集体经济等公有制创新；谈企业管理，不谈劳动者主体，只谈企业家精英，避谈社会经济基础的公有制主体回归。

　　习近平指出：

　　“要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观察世界发展大势，深刻体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善于从外国和外国政党的兴衰成败中，从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历史中，从这些年党内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中，汲取经验教训”。

　　要做到“深刻体察”，必须从占人口大多数的基层劳动群众的角度出发，结合两级分化、消费能力不足、出生率锐减、人工智能引发的即将到来的失业潮等现实思考问题，而不是各类媒体习惯聚焦在收入上层两三亿人的鲜亮消费上。同时警惕对于马克思主义：“表面上承认它，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象’”。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九一五年五～六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九九页。

　　把社会主义理论变成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像”，最大的“帮凶”，就是集体的思想侏儒和思想惰性。

　　多年来，集体的思想惰性，认识上的“族群假象”，并不因马列教诲或者对“晚年错误”的不同认识而有所减弱。它的根源，还是来自于不读书，从不学不懂到不信不用——用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直感、表象作为实践标准，——用类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直感表象的强大说服力蒙蔽“族群”，在这种“实践标准”检验下的“思想解放”，缺乏阶级理论的理性指导，只能虚无前人，沦入照搬西方的教条主义，放纵“造不如买”买办意识。折中主义二元论，反映在经济领域中广泛的“中性论”，从生产力到所有制中性，中性论蔓延到一切经济行为，假装与政治无关，左灯右转，这既是形式主义的根源，又是久居鲍肆，不闻其臭的集体思维定势，也即思想侏儒。对此，草根大众并不买账。

　　毛泽东播下龙种，老人家想到了身后多是跳蚤，但时间不会很长。几十年后，由代表雇佣劳动阶级的“后浪”走在前列，他们是非分明，最无保守思想，他们的身后，是经历了否定之否定思想进程，逐步由跳蚤蜕变为龙种的人们，历史终于开始看到，由毛泽东开始的，培养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接班人的雏形，唱的是习近平总结的“真学真信真懂真用”马列的主旋律，这个过程也是清算思想侏儒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