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放弃“北出陕甘”

　　1935年9月12日11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高吉村召开，史称“俄界会议”。

　　高吉村是甘南迭部县达拉乡境内的一个仅数十户人家的藏族村庄，“高吉”的藏语意译是“八座山”，据传是因村庄西南有八座山峰突起半空而得名。“俄界”是红军过境时以讹传讹的音译地，新中国成立后地名普查确认的译名为“高吉”，但因当年“俄界会议”之名已经以讹传讹且载入了史册，所以“俄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约定俗成的标志性地理标识。

　　这个小村地处岷山山脉下的峡谷地带，山峦重叠，阻断南北通道，村边有一条清溪，通向既是包座河下游又是白龙江上游、一条支流——达拉沟。白龙江穿行岷山南北，沟通川甘两省，尔后又与嘉陵江交汇，最终汇入长江。

　　达拉沟是甘南岷、洮二州通往川西松、潘二州的要道，也是古代兵家视为要冲的要地。据传这个小村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八、九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三国魏蜀相争，唐、蕃、吐谷浑交战，以及1253年忽必烈远征云南，均在此间开设了运兵馈粮之驿站——小村村民们就大都是早年吐蕃守边军士的后裔。

　　史载，那天的与会者除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等人外，还有柴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人列席，共21人参加。

　　毛泽东首先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关于“目前行动方针”，毛泽东着重谈了三个问题：

　　其一，党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其二，毛儿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

　　其三，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毛泽东认为，中央红军主力行动方针虽然“应有所改变”，但行动宗旨仍应如一：

　　……中央不能打到箭庐（即康定——引者注）去，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即使不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也不致做瓮中之鳖，我们可以到各处去打游击，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可以去领导义勇军，而且我们估计，经过游击战争，我们可以打通国际关系，可以得到帮助，而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

　　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1]

　　一句话，就是要在历史大潮的潮头去抢滩占位，绝不苛安于一隅而成“瓮中之鳖”！

　　关于如何对待张国焘及如何处理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岐，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还有很多干部在那里，我们还要尽可能工作，争取他们，将来是不可避免重做组织结论的。我们还要打电报，要他们来，用党中央名义（林、聂、彭、李、李德）打电报，要他们来。因为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2]

　　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解释了中央对这个问题“冷处理”的态度：

　　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中央为什么不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一方面军一样看待他，后来知道他的错误，才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用了许多方式，派代表，谈判，让步等，但终于分裂了。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3]

　　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等，在讨论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谴责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而且一致认为：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给胡宗南吓怕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歧。他们都一致赞同中央的意见，拥护中央断然率一、三军北上的决策。

　　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这个决定非常重要，笔者必须全文照录：

　　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之后，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指出：

　　㈠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必须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于胜利的粉碎了四川敌人对于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㈡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示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此外，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这种倾向，使英勇善战的年青的红四方面军，在其向前发展上受着莫大的障碍。

　　㈢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期内，他虽是对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在他远离中央，并在长时期内脱离中央的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4]

　　看见没有？《决定》将“张国焘同志的错误”首先定位为“逃跑主义”：“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

　　然后才是：“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

　　多年后，彭德怀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感慨而言：

　　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笔者注：即黑水芦花寨召开的芦花会议）开中央会议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一、三军团到俄界会合，当晚中央召集了会议。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5]

　　俄界会议还决定：将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样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负责军事领导；以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个短会，只开了大半天。

　　13日，毛泽东等即率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北进。这个时候，甘南地区之西固、岷县、临潭一线的封锁线尚未筑成，国民党军队的驻军是甘肃军阀鲁大昌部一个师，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甚至是左路军如能及时赶来跟随党中央北进，时机仍然比较充裕的。于是，中共中央在北进途中的9月14日再次对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作出规劝：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㈠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调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㈡中央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㈢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㈣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㈤此电必须转达朱、刘。立复。

　　中央

　　九月十四日[6]

　　党中央已经估计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等同志被封锁、被监控的处境，所以在电文最后特意指出：“此电必须转达朱、刘。立复。”而这个估计并不是空穴来风，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在相当一段时间对发生在巴西、阿西茸地区的事情不甚了解，所得悉的信息也是被过滤或歪曲过的，都是如“撤警戒，扔伤员”，“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通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7]之类的传言。他们在情况不明又无法对这些传言作有力辩驳的情况下，只能从战略高度去不断诠释“北上”的意义，为团结目的而尽力去缓和紧张的气氛，其处境实际上也是相当尴尬、相当艰难的……

　　党中央呼唤的结果不难想象。第二天，张国焘就下达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而从俄界跟着毛泽东继续上路的这支团队却认定了：“北出陕甘”的方针，决不放弃！

　　北上，才有出路！

注释

　　[1]《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35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51～第1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35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关于张国焘的错误（1935年9月1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81～第6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俄界会议）（1935年9月1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83～第6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彭德怀自传》第210～第211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6]《中共中央再次要求张国焘放弃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指示（1935年9月1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85～第6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70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