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流水线和办公室，哪个更父权？

　　本文是bilibiliup主“锁链与世界”的视频：【同为女人/工人为何悲欢不相通？深度揭秘流水线女工比白领姐妹性别更平等的秘密——42小时制作国际劳动妇女节特辑】的文字稿整理。

　　这篇文章试图回应以下问题：为何在工人阶级的女性群体里，那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收入不高的流水线女工，在推动性别平等方面反而走在了前列，相较而言，那些学历和收入都更高、性别意识也更为敏锐的白领女工却稍显逊色？

　　同一阶级和同一性别内部，女性或工人的处境究竟是利害完全一致，还是存在差异？若是认知模糊，女性与工人的相关研究就易陷入到一种宏大叙事的陷阱。宏大叙事推崇无需关注个体特殊性的普适性视角，将女性从属父权、工人受资本剥削视为独立议题，割裂了两者关系，使得无数聪明而有理想的头脑被吸引到孤立的阶级与女性议题上。

　　实际上，女性走出家庭，步入职场即可成为工人，工人中亦有女工，二者互为依存的事实，已经否定了对两种视角的人为割裂。戴锦华老师认为，《娜拉出走》中的“出走”是表现女性离开那个束缚她的家庭的重要意向，但出走后去哪儿？有个词叫灵活就业。所以说，不能孤立地在两性框架内思考女性解放，女性解放不是离开金丝雀的小笼子进入灵活雇佣的大笼子。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女工之间，也存在由于劳动分工导致的隔阂，这不利于女性团结。因此，性别和阶级的交叉视角既符合现实中女性与工人的实际情况，也符合二者解放的需要。

　　为了重新建立两种视角之间的联系，我们应当提出一个紧密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实际的问题：倘若以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长作为衡量性别平等的标准，那么为何在工人阶级的女性群体里，那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收入不高的流水线女工，在推动性别平等方面反而走在了前列，相较而言，那些学历和收入都更高、性别意识也更为敏锐的白领女工却稍显逊色？这个问题巧妙地将阶级与性别的视角融为一体，然而却长时间以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三个方面的原因，一同揭开流水线女工在性别平等方面领先一步的神秘面纱。

　　时间因素

　　家务劳动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带孩子，这常被赋予女性义务属性，温柔耐心成为母亲的刻板标签。婚后妇女带孩子时间的长短，直观反映夫妻双方在家务劳动上的平等投入程度。

　　然而，对于流水线女工而言，想要满足带孩子的基本时间需求，却困难重重。带孩子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最基本的就是孩子放学回家时母亲也刚好下班，而且母子（女）都能拥有正常的周末休息时间。但现实却无比残酷，流水线女工的工作安排极为复杂，让她们很难达到这些看似平常的要求。

　　参考如下流水线工厂排班表：

　　从这份工厂排班表中我们能清晰看到，单休在这家流水线工厂是常态。不仅如此，为了保证一周7天都有足够的劳动力，同时让夜晚的机器也能持续运转，工厂对工人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工人们不仅要轮流上ABCDEF班，而且每隔一个月，还要进行白天黑夜12小时两班倒的工作模式。例如，三月份可能安排[白班 C班]与[夜班 C班]的组合，到了四月份又会进行对调。

　　这样的工作安排，对于需要带孩子的女工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带孩子而言，至关重要的时间条件完全无法满足。那些上夜班以及非A班白班的流水线女工，在周六日这个本应陪伴孩子的时间，根本不具备陪伴孩子的条件。

　　更糟糕的是，工厂里的调岗现象频繁发生。今天还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并肩工作的女工，明天就可能被调到另一条满是陌生工友的流水线上。这种调岗情况日复一日地出现，严重影响了工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和团队协作。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厂方设计这样一套严密闭环的工作日制度，背后的动机并不单纯。如果仅仅是为了让工人在夜班和周六日持续提供劳动，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其实只需要设计[ABC班 两班倒]就已经足够了，根本没必要设置DCEF班，更无需每天进行调岗。毕竟，工人频繁学习新的岗位技能，不仅会耽误产量，还会增加产品的不良率。所以，厂方设计这一整套严密闭环的工作日制度，绝非简单出于经济理性动机，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让工人之间互相不熟悉、不了解，以此来维持工厂的管理秩序。

　　精力因素

　　我们可以将“精力”比喻为一个人的能量蓝条。在现代工作环境中，某些特定的工作条件会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这个蓝条，尤其是对女性劳动者而言。例如，夜班工作不仅对女工的神经系统造成负担，其耗蓝程度更是远超白班；而长时间的站立工作，同样是一种持续的精力消耗。想象一下，如果某家公司要求一位女程序员每天站立编程十小时，且期间不允许坐下休息，这样的工作条件恐怕难以留住人才。

　　然而，在流水线工厂中，这种长时间站立却成为了女工劳动的常态。她们在上厕所和喝水时都需要打报告、写申请，生活和工作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产量压力下，她们的手臂仿佛变成了人形机械臂，不断地进行着高度重复且机械的体力劳动。

　　当“夜班”“久站”和“高强度体力劳动”这三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时，即便是男性工人，他们的精力蓝条也会迅速消耗殆尽。完成一天的工作后，他们可能只能简单地刷刷手机，然后便匆匆入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将“带孩子”的时间视为衡量性别平等的一个指标，那么流水线上的女工似乎比白领女工拥有更多的“平等”，因为她们的工厂劳动制度已经最大限度地透支了她们用来“带孩子”的精力。

　　但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便流水线女工在时间和精力上都相对匮乏，只要她们与孩子住在一起，理论上应该总有时间和孩子相处吧？然而，现实情况是，流水线女工很难与孩子共同生活。这种工作模式不仅剥夺了她们的休息时间，更让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受到了严重限制。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流水线女工所面临的困境远不止于工作本身，更涉及到她们作为母亲、作为家庭成员的角色和责任。

　　收入因素

　　工厂为工人安排六人宿舍，没有孩子的床位，少数工人愿意自掏腰包“拼好房”，共同分摊租房成本，提高生活质量，分摊下来一个人月租400元。租房尚可拼多多，但是养孩子的成本找谁分摊呢？夫妻两人的收入不足以在当地支付买房还贷。在我劳动的工厂，女工往往生孩子后，寄养在老家，返回大城市打工，她们与丈夫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在大城市定居，无法将孩子接过来念书。也就是说，流水线女工不具备带孩子的收入条件。

　　对比来看，尽管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劝退了很多年轻的白领女工，但总的来说，白领女工凭借自身的高学历与较高的收入，再加上家里的支持，在一个三线城市定居问题是不大的，甚至可以兼顾住房的价格、学区和通勤。

　　而流水线女工一般初中学历居多，原生家庭往往处于社会底层，无力为女儿寻求一份更好的工作，更无法为女儿提供买房资金。

　　到这一步，细心的观众或许已经察觉到一个显著的现象：尽管流水线女工与白领女工同属女性，且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这两类女性在劳动过程中所投入的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获得的收入，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直接导致流水线女工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带孩子，而白领女工则相对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以及更为可观的收入，从而能够更好地平衡事业与家庭。倘若我们以带孩子的时间长短作为衡量性别平等程度的一个标准，那么不得不说，流水线女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白领女工在性别平等方面做得更好，尽管后者在平等意识、可支配的收入以及闲暇时间上均占据优势。

　　深入探讨这一令人深思的现象，并非易事。长期以来，女性主义作品往往将流水线女工排除在关注之外，而更多地聚焦于以白领为主力的中产女性群体，致力于驳斥诸如女人如何兼顾事业与家庭这样的伪命题。

　　然而，流水线女工的真实处境却鲜少被真正看见。她们在工厂高强度的工作中，不仅被剥夺了宝贵时间和精力，而且所得的收入也微薄得可怜。对她们的家庭而言，她们成了无法陪伴的遥远想象，骨肉亲情在夜班机器的轰鸣声中变得模糊不清。她们从未登上过荧幕，却被笼统地卷入了关于女性的宏大叙事之中。在这种叙事下，她们被简单地贴上女性的标签，被女性代表，从而失去了为自己发声的机会，陷入了失语的状态。

　　新思想

　　我们解构了女性、阶级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认为无论男女之间还是女女之间，本质上都是同一性别成员或者同一阶级成员，成员内部不存在利害的差异，只存在利害的一致。然而，现实中工人阶级内部女性处境的差异，已经否定了这种抹杀现实差别的宏大叙事。借用鲁迅的话，两类女工虽同处父权与资本的屋檐下，但悲欢并不相通。

　　两类女工的差异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资本雇佣下产生的。我们都知道，工人阶级内部中，既有流水线工人，也有白领工人。流水线工人是当前最靠近马列毛时代的工人，她们初中学历居多，在生产一线，负责商品的价值生产；而白领工人孕育于冷战期间的西方，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我国，改变了原有的工人结构。她们往往学历本科以上，不从事生产一线，负责商品的价值流通。生产和流通，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基础的劳动分工。没有富士康流水线工人，就没有人生产苹果手机；可是没有富士康的白领工人去调度产能、对接客户，手机就无法实现从产线到销售的闭环。资本家雇佣两类工人，只是为了在生产环节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在流通环节订单不断，防止库存积压生产过剩。

　　至此，我们已经理解，两类女工的差异是二战后资本雇佣下的产物，她们支撑了商品的生产与流通环节，她们的差异是分工的结果。任何强调阶级和女性高度同质的宏大叙事，在这个分工面前，都没法不脸红。我们解构宏大叙事的目的不是拥抱虚无，而是拥抱一种新思想：当代女性与工人劳动解放的出路，必须建立在工人与女性内部差异的基础上。女性与父权家庭的矛盾，不否认女女之间的差异；工人与资本的矛盾，也不否定工人之间的差异。团结之前，先要明白团结的对象是有差异的。

　　早在100年前，还是年轻人的毛主席就洞察了这个问题，在他写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主席没有大而化之地把农民当作同一性的阶级。在他看来，农民是一个差异性的阶级，贫农、自耕农、半自耕农、雇农、中农与富农情况是不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中产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差异的。封建的买办的官僚的大地主大军阀大资本家，都是差异的。女性和男性也是差异的，妇联的作用不可轻视。今天的女性与工人，同样是差异性的群体。任何女性与工人的团结，都不可能越过流水线女工与白领女工的差异，越过塑造这种差异的资本雇佣下的劳动分工，大而化之地在“女性”“工人”旗号下实现。

　　结语

　　揭开世界的迷雾，更清晰地制定路线。在开辟新大陆之前，要做的不是赶快出发，更不是发表征服海洋的激情演讲，而是先小心地调查不同的海域，鲨鱼、洋流、礁石、气候与岛屿的实际情况。如果之前有船队沉船了，事故原因是什么？如果工人和女性没有产生行动，原因是什么？如果资本有能力缓和劳资矛盾，靠什么缓和？作为共产主义前置条件的资本，拿什么为我所用？在资本还没爆发危机的当下，我们能够做什么？正如毛所说，“调查问题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作者注：

　　事实本身不会冲突，但片面的视角会导致对事实的解读产生分歧。妇女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这意味着不能仅仅从两性关系内部去思考女性的处境，以及女性处境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维护父权家庭、鼓励太太成为全职主妇的男性值得肯定。父权制度在家庭中的表现值得专门分析，脱离阶级视角的女性主义也有其价值。关键在于明确视角的解释力边界，以及视角对劳动解放的意义。

　　不同工厂的情况不同。虽然流水线女工主要负责价值生产，但有些工厂的白领女工同时参与了价值的流通和生产，例如绘图员、程序员等。在本视频中，我简化了工人阶级中白领女工的情况，仅仅是为了说明女工内部存在利害差异，这种差异是资本雇佣下劳动分工的结果。这种简化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是合理的，超出此范围则不切实际。

　　此外，我没有谈到非工人阶级的劳动妇女的情况。非工人阶级不仅包括小资和大资，还有考上编制的女选调生、公办大学的女教授、女性职业经理人、女性国有企业家等。这类女性应单独分析，因为她们不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视野中。

　　从民族志角度看，少数民族女性在婚姻形式（如走婚制）、遗产继承（不按性别或直系血缘）、财产制度（个人私有兼部落共有）等方面存在“非典型”情况，也应单独分析。这类“不典型”的女性或工人是存在的。共产主义并不抹杀特殊性。这并不意味着聚焦于流水线女工与白领女工在性别平等上的差异，就忽视了女性内部的其他利害差异。尤其在构建超越父权制家庭方面，少数民族女性婚姻的现代父权制特征甚至更少。但我能力有限，无法同时调查，需要人类学同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