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人民

　　“人民”这一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其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和价值取向。从古代社会“民”作为被统治阶层的艰辛处境，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的伟大变革，深入探究 “民” 义之变，尤其是当下对“人民”涵义的种种歪曲与篡改，不仅能让我们清晰洞察历史的发展脉络，更能为我们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用以刺破当下的谎言，捍卫新中国成立时所确立的 “人民” 范畴。

　　“谁才是人民”这一问题始终至关重要，关乎国家的发展方向、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人民的幸福安康。维护 “人民” 真实内涵，是彰显新时代劳动人民力量与担当的关键所在，更是我们肩负的全力推动中华文明蓬勃发展的重大使命与责任。

　　一、古代“民”的概念：被统治的阶层

　　回溯古代，“民” 最初的含义令人唏嘘，它指的是战争俘虏，这些俘虏往往被刺瞎左眼，以此作为奴隶身份的标记。他们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身份卑微、地位低下，完全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只是作为奴隶主的财产而存在。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民” 涵盖的范围扩大，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称 “民者，无位之称”，即没有官职的庶民百姓皆可被称为 “民”。

　　先秦早期，贵族世袭为官、垄断教育，而作为被统治阶层的庶民百姓，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民” 被视为 “无知识”“无文化” 的代表。古代学者常用 “冥”“瞑” 解释 “民” 字，意为 “睁眼瞎”“两眼一抹黑”，这无疑是对下层群众的蔑视与贬称，却也与 “民” 作为瞎眼奴隶的本义相契合。从 “民” 的这一原始定义可以看出，古代统治者将其视为被统治、被奴役的对象，官民之间呈现出一种 “蓄养” 与 “被蓄养”、“驯服” 与 “被驯服” 的不平等关系，这一关系通过 “牧” 字得到了形象的体现，如《尚书》里的 “十有二牧”，《逸周书》记载的 “王设其牧”，《周礼》中的 “建牧立监”，都表明官员的职责是 “牧民”。

　　之后，古代民本思想逐渐萌芽。《诗经》中多次出现 “民之父母” 的诗句，《尚书》里也有 “天子作民父母” 的记载，这反映出古代官员的形象从单纯的 “牧人” 向 “父母官” 转化。然而，这种转化仅仅是表面的、形式上的，本质上，各个朝代的 “官” 依旧 “自外于” 人民群众，官与民处于对立的状态，这是由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和英雄史观所决定的。古代的既得利益集团，即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和利益，始终将 “民” 定义为被统治、被管理的对象，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如思想控制、等级制度等，确保 “民” 对其统治的服从，“民” 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 “仁慈”，而非制度性的保障。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革，“民” 的范畴有所拓展，新兴工商业者逐渐融入其中。但即便如此，孟子所倡导的 “民贵君轻” 思想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现实中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仍高度集中于贵族阶层，“民” 依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民” 更多被视为国家稳定的基础，而非具有平等权利的主体。

　　秦汉时期，“民”被纳入编户齐民体系，自耕农和佃农成为“民”的主体构成部分。他们支撑着封建经济的运转，面对繁重的赋税与徭役，生活非常困苦。以汉代为例，农民除田赋外，还有人头税、徭役等负担，生活压力巨大。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出现为部分“民”提供了上升的通道，然而，官僚贵族凭借世袭特权和人脉关系，依旧主导着社会资源的分配，普通民众难以真正改变自身命运，在政治与经济资源的获取上依旧受到诸多限制。

　　宋元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民” 的构成更加多元，商人阶层逐渐兴起。但 “士农工商” 等级秩序束缚着 “民” 的发展，元朝的民族分化政策更是加剧了不平等，蒙古人、色目人享有特权，汉人、南人备受歧视。明清时期，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士绅掌控地方权力，以“乡贤”自居，却压迫佃农，农民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封建统治高压下，“民” 的权益依旧难以保障。

　　步入近代中国，在列强侵略和封建腐朽统治下，“民” 陷入深渊。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虽探索 “民” 的解放之路，但因时代局限和复杂因素，最终未能改变 “民” 受压迫、被剥削的命运。

　　由此可见，古代 “民” 的概念存在明显局限性，统治阶级通过文化、法律将 “民” 分级，使劳动者始终处于被剥削地位，政治上缺乏权利，社会地位低下，既得利益集团还以 “代表民意” 之名行压迫之实。

　　二、新中国“人民”的定义：国家的主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人民”的概念发生根本性变革。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一定义明确了劳动者（工人、农民）是 “人民” 主体，不再是剥削对象；“人民” 与 “敌人” 对立，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等被排除在外；“人民民主专政” 确保政权属于劳动者，而非士绅或资本集团。1954 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从根本大法层面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打破了千年等级制度，让受压迫、受剥削的 “人民” 翻身成为国家主人。

　　在政治领域，人民通过选举代表，组成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拥有了当家作主的神圣权利，得以直接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最基层的村民自治，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重大决策，人民的意志如同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变革。

　　经济领域，新中国始终将保障人民的经济权益视为重中之重，坚定不移地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奋勇前行。土地改革让农民实现 千百年以来“耕者有其田” 的梦想，成为土地主人，激发了生产热情。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更是为劳动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人民的创造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人民经济地位不断提升，生活质量显著改善。

　　社会层面，新中国大力发展教育、医疗、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权益。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提升了国民素质，健全的医疗卫生体系保障了人民健康，繁荣的文化事业丰富了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新中国的 “人民” 享有平等权利，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核心力量，其智慧和力量为国家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选集》处处彰显着 “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的理念 。1925 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认识到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1927 年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进一步肯定农民是拯救中国的伟大力量。此后，唤起民众，发动群众，缔造出一支前无古人的人民军队，“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人民共和国最伟大的力量之源。这种人民观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发展中，成为国家前进的基石。新中国的 “民”，不再是被统治、被奴役的对象，而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能够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这与古代对 “民” 的定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对历史上 “民” 之定义的根本性颠覆和重大进步。

　　三、改革开放后：既得利益集团篡改“人民”定义的尝试

　　在中国历史中，“民”的定义与划分始终是政治斗争的核心。统治阶级通过调整“民”的内涵与外延，塑造有利于自身统治的社会结构。新中国对“人民”概念的重新定义，打破了封建与半封建社会的等级桎梏，使劳动者成为国家主体。然而，改革开放后，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出现，他们通过文化、舆论等手段，诋毁劳动者，甚至推动“颜色革命”式的意识形态渗透，试图篡改“人民”的定义，使其向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倾斜，从而达到巩固自身特权地位的目的。对 “人民” 涵义歪曲的不良风气正在当下社会弥漫，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却极具破坏力的思维侵蚀。劳动与劳动者遭到系统性的贬低与诋毁，渗透进社会氛围的方方面面，这一现象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经济领域，一些资本持有者通过金融运作、市场垄断等手段获取巨额财富，却很少真正创造社会价值，他们借助舆论宣传将自己包装成社会发展的推动者，试图混淆 “人民” 的真实定义，对“人民”涵义进行歪曲，将劳动者排除在 “人民” 核心范畴之外。他们主导的媒体和圈养的经济学者刻意淡化“工人阶级”“农民”概念，用“消费者”替代“劳动者”，强调“消费者”“中产阶级”，鼓吹“消费主义”，使“人民”的经济属性从生产者变为被动的购买者，掩盖人民生产者、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他们用“人力资源”、“人力成本”替代“工人”、“职工”，将劳动者物化为“人力资源”，使劳动者沦为可替换的“生产要素”，从而削弱劳动者的政治属性。他们宣扬“996是福报” ，将剥削美化为“奋斗”，弱化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和反抗意识。他们利用资本的力量掌控舆论话语权，通过公关手段、媒体宣传，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宣扬自己对社会的“贡献”，鼓吹“企业家是社会的脊梁”、“企业家才是人民代表”，认为只有企业家才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竭力将“人民”窄化为“有产者”，从而混淆“人民”的真实定义，将劳动者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在 “人民” 的核心范畴之外。

　　文化领域，资本控制的媒体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众媒体将财富、地位与名气渲染为成功的标志，将资本包装成社会的 “精英” 与 “栋梁”，宣扬所谓的 “精英文化”，贬低普通劳动者的贡献，从而美化既得利益集团。影视形象和媒体报道常将资本家塑造为“智慧、优雅、成功”，充满“贵族气质”的精英、智者、慈善家，而工厂工人、农民工等角色则被塑造成制造麻烦、拖后腿的存在。资本家与普通女性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浪漫与梦幻色彩，刻意营造出一种跨越阶层的美好童话。然而，这种设定掩盖了现实中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关系，将资本家的财富和权力渲染得极具魅力，让观众对剥削阶层产生向往和崇拜，潜移默化中扭曲了人们对社会阶层的认知。而对于普通劳动者，如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员等，媒体的关注极为有限，即便报道，也多聚焦于他们生活的艰辛，而忽视了他们对社会运转的不可或缺性。这使得社会大众对劳动者的认知逐渐片面化、刻板化，认为从事这些工作是低人一等的。从而污名化劳动者，把劳动者刻画成愚昧、懒惰、需要拯救的形象，塑造“低端人口”话语。农民常被刻画成“愚昧、粗俗、贪小便宜”的负面形象，忽略了他们勤劳、善良、坚韧的优秀品质；工人被塑造得粗俗鲁莽，缺乏智慧和创造力，仿佛只能从事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完全无视现代工人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文化作品，试图将农民和工人等底层劳动者边缘化，排除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行列。寒门学子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行为，被嘲讽为“只会做题”“缺乏格局”，贬低劳动者子女的上升途径，暗示“底层不配成功”，试图将出身普通、努力奋斗的劳动者排除在“人民”核心范畴之外。

　　社会舆论层面，消费主义思潮的盛行，更是扭曲了人们对价值的判断。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物质财富的积累被视为衡量个人价值的首要标准，消费能力与社会地位划上了等号。消费主义诱导大众认为“有钱=有能力=有道德”，穷人则被贴上“懒”“蠢”标签。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这种物质至上的氛围中被严重低估，对劳动的贬低与对劳动者的歧视无处不在。一些人认为劳动低贱，而体力劳动者由于收入相对较低，消费能力有限，在这种价值观下，愈发被社会所轻视。体力劳动者、基层劳动者处处受到歧视，部分媒体宣扬“奋斗无用论”，“穷人就该被淘汰”，“穷人不配生孩子”，瓦解劳动者对自身价值的认同。某些学者借此大力鼓吹“精英治国”，贬低大众参与，引用“乌合之众”理论，暗示普通民众愚昧，不配直接参与政治，如某公知称“民主不适合中国，因为老百姓素质低”，试图让资本集团重新掌控话语权，使“人民”再次沦为被统治的工具。某些学者用“专业主义”排斥人民监督，当民众批评资本垄断等问题时，某些专家以“专业”为名压制舆论，将问题归咎于个人而非制度。某些法律界人士试图篡改“人民”的法律定义，主张“只有纳税人才有投票权”，试图剥夺低收入群体政治权利，个别地方还试探性提出“公共服务与纳税挂钩”，暗示只有既得利益者有权享受公共服务。

　　历史虚无主义也在暗处兴风作浪，对新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恶意歪曲解读，妄图否定劳动者们为国家建设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历史虚无主义绝非普通思潮，而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散布，以否定共产党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为目的的政治思潮。他们肆意抹黑英雄模范、抹黑革命年代的工人、农民，美化旧社会地主、资本家，将雷锋、焦裕禄等英雄人物的事迹歪曲成虚假的故事；从恶搞董存瑞炸碉堡，到质疑狼牙山五壮士事迹，无所不用其极，企图通过诋毁英雄来瓦解民族精神。将地主、买办塑造成“开明绅士”，“悲情大善人”，掩盖其剥削本质 ，否定对其审判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抗战历史题材方面，“抗日神剧” 频出，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等荒诞情节将艰苦抗战描绘成闹剧，平型关大捷等重要战役被恶意贬低功绩，一些年轻人甚至穿着日军军服搞怪作秀，把民族苦难史和英雄牺牲当成娱乐素材，严重误导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抗战历史的认知，让历史失去严肃性和厚重感。这种行为不仅深深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更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精神支柱，动摇了人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坚定信心。其要害在于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根本上抽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所反映的不仅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对我们政权的根基产生严重威胁。

　　国际渗透，此外，还有一些人积极参与西方NGO组织，卖力宣扬西方的 “普世价值”， 宣扬“人权高于主权”，否定人民民主，将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污名为“威权”，企图用西方那一套不切实际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来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无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复杂的社会现实。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用西方“民主”标准重新定义“人民”，让中国和西方一样，沦为资产阶级榨取劳动者的国家。

　　这些不良现象，背后隐藏着巨大危害。既得利益者为谋取私利，恶意诋毁劳动者，丑化他们的形象。这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制造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长此以往，人民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也会被逐渐削弱。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潜在的危险，时刻警惕既得利益者篡改 “人民” 定义的企图。一旦人民失去其原本的涵义，让剥削阶层再次垄断人民的解释权，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四、捍卫“人民”涵义：时代赋予的使命

　　回首新中国的发展历程，每一项辉煌成就都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辛勤付出。无论是奋战在科研一线，为攻克技术难题日夜钻研的科研人员；还是在疫情肆虐时，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在抗疫一线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医护人员；亦或是扎根基层，深入群众，为解决人民实际问题不辞辛劳的基层干部；以及在生产车间里，用勤劳双手创造物质财富的产业工人。这些奋战在国家建设前沿的劳动者，才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才是国家发展的真正推动者。

　　在当下，“人民”的涵义正遭受既得利益集团种种歪曲与篡改，他们的目标是否定“劳动者是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原则，使“人民”重新沦为被资本统治的对象。一旦既得利益集团得逞，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平会严重失衡，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将被无视，他们创造的财富可能被剥削阶层肆意掠夺。从经济层面看，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拉大，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难以提升，甚至可能倒退，社会消费活力下降，经济发展受阻。在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将被架空，决策可能更多倾向于剥削阶层的利益，民主制度沦为形式。文化领域，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被歪曲，民族精神被消解，社会凝聚力丧失，人民的信仰出现危机，整个社会将陷入混乱与迷茫，国家发展的根基将被动摇。

　　人民的话语权，就是政权的归属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民” 的定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变，这一演变背后，深刻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格局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志。深入探究这一历史脉络，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社会现象，警惕别有用心者的不良企图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将“人民”赋予劳动者，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既得利益集团从未停止篡改这一定义的尝试。今天的斗争，不仅是经济分配问题，更是“谁才是人民”的话语权争夺。  坚定捍卫新中国成立时确立的“人民”范畴，抵制既得利益集团对“人民”定义的篡改，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历史的长河中汲取智慧，从现实的发展中坚定信念。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劳动者才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根本动力。“谁才是人民”这一问题的答案清晰而明确：人民是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在内的广大劳动者，是一切拥护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的人们。我们必须坚决捍卫“人民”的定义，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推动国家不断向前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要达成捍卫“人民”涵义的目标，教育是关键一环。加强历史教育和劳动教育，让人们清晰了解“民”义的演变，深刻认识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重要性。在学校教育体系中融入劳动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让他们明白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同样光荣。同时，借助媒体的传播力量，积极传播正确价值观，加大对普通劳动者的正面报道，展现他们的奉献精神，引导社会舆论关注劳动者权益，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在社会治理层面，我们要积极参与，勇于为人民发声。通过参与社区建设，提出合理政策建议，推动政策的完善与优化，切实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面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对“人民”涵义的歪曲与垄断行为，要敢于挺身而出。比如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社会舆论歧视劳动者时，应通过法律途径和舆论监督，纠正错误观念，为劳动者争取权益、维护尊严。

　　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艺工作者应肩负起社会责任，多创作展现劳动者风采、弘扬劳动精神的作品，摒弃对劳动者形象的丑化与歪曲。同时，加强文化市场监管，打击传播错误价值观的文化产品，让文化成为凝聚人民力量、弘扬正能量的重要载体。通过文化的力量，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让“人民至上”的理念深入人心。

　　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也要积极展现中国人民的真实形象。随着中国的发展，西方一些势力试图抹黑中国人民，制造误解与偏见。我们应通过文化交流、经济合作等对外交流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友善和包容，以及为国家发展和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

　　此外，新兴社会问题对“人民”涵义的影响也需关注。科技发展带来就业结构变化，我们要提前谋划，保障劳动者在新经济形态下的权益，避免社会不平等加剧，不断丰富和完善“人民”的内涵。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文艺作品去资本化：鼓励创作更多描写普通劳动者尊严的作品，减少文艺创作中的资本化倾向，避免过度美化特定群体而忽视劳动者形象。

　　2. 强化法律平等执行：在法律和政策上捍卫劳动者权益，严格查处富豪逃税、垄断等违法行为，防止资本通过“灵活就业”“市场化”等手段剥夺人民福利，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3. 舆论引导：官媒应发挥引领作用，批判文化领域的阶级偏见，减少对“富豪神话”的渲染，揭露“精英主义”陷阱，坚持“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质，将报道重点更多地放在工人、农民等劳动者的贡献上，抵制对工人、农民的污名化。

　　4. 教育批判：在学校和社会教育中，抵制“慕富贬贫”的价值观，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5. 抵制渗透：警惕国际势力的话语渗透，防止“人民”被重新定义为“顺从的消费者”或“被管理的底层”，防止“颜色革命”通过篡改“人民”定义颠覆政权。

　　总之，捍卫“人民”的涵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只有坚守新中国成立时确立的“人民”范畴，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我们才能确保“人民”的定义不被偷换，确保政权始终属于广大劳动者，才能在新时代凝聚起人民的力量，推动国家不断向前发展，让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五、展望未来：AI时代的“人民”坚守

　　随着 AI 时代的来临，“人民” 概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AI 技术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使得部分工作岗位被替代，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就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也为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推动社会发展创造了新的可能，提供了智能化服务、高效生产工具等新手段 。

　　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必须提前谋划，确保科技发展造福人民。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制定相关政策，积极推动劳动者技能培训与转型，帮助他们适应新技术带来的职业变革。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保障劳动者权益，合理运用 AI 技术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作效率，杜绝利用技术加剧对劳动者的剥削。

　　从社会层面出发，要进一步弘扬劳动精神，尊重劳动者的创造价值。在 AI 辅助生产的过程中，始终明确并强化人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和智慧。同时，加强对 AI 技术的监管至关重要，确保其应用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防止技术滥用加剧社会不平等。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坚守“以人为本”，确保这些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的福祉，保障劳动者在新的经济形态下的权益，避免出现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人民”的内涵。我们需要持续关注新兴社会问题对 “人民” 涵义的影响，积极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变化，让 “人民” 概念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人类社会朝着公平、和谐、美好的方向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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