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不倒的丰碑

　　自从我参加工作以后，首都北京我去过路过不知道有多少次，而我的故乡滦平县的西部就与北京市的密云区和怀柔区毗邻。

　　我曾经是一名职业军人，长期驻守在塞北重镇张家口。那时候，无论是回乡探亲，还是外出执行任务，北京是我旅途中的必经之地。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交通设施还不发达。从张家口到北京再到承德，虽然都有公路和铁路连接，但是公路客运没有开通，火车客运也没有直达班列。我每次往返驻地与故乡之间，都必须在北京中转。一般情况下，我在北京的滞留时间都不少于十个小时以上。尽管等待换乘的时间非常的漫长，不免让人心焦；可是也正是得益于等待换乘的时间，让我几乎遍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我去过北京的故宫；去过颐和园；去过天坛公园；去过中山公园；去过明十三陵；去过八达岭长城；去过慕田峪长城；去过红汤寺；也去过国家博物馆。一句话，凡是北京稍有名气的地方，我都有涉足。可是，阴差阳错，唯独没有去过令亿万人民“朝拜”的通灵胜地——毛主席纪念堂。

　　2025年4月25日，正值春末夏初之交。伴随着和煦的春风和时代的脚步，由中国散文网和华夏博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办的第二届“春光杯”当代生态文学大赛，在北京京燕饭店举行隆重的颁奖大会，我作为获奖选手之一，应邀参加这次重要的文学交流活动。

　　接到通知，我兴奋极了。兴奋的原因，不仅仅是获得了大奖，更重要的是我能够有机会安排时间去纪念堂瞻仰领袖的遗容。于是，我拿出手机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从网上得知，去纪念堂须要预约，而且预约的时间必须在七日之内。原计划在4月28日颁奖大会结束后直接去纪念堂，下午就返回承德。可是，当我打开微信公众号预约时，我发现从4月24日到29日全部约满，无奈之下，我决定延长在京的滞留时间，预约了30日上午的瞻仰门票。

　　毛主席于1976年9月9日逝世。那一年，中国真是多事之秋。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4月5日，“天安门广场事件”；7月6日，朱德委员长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主席逝世；10月6日，逮捕“四人帮”，真正称得上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起起重大事件的接踵而至，每一件都让人惊心动魄。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对于长期生活在和平安宁，幸福自由环境里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天塌地陷。他们哪曾遇到过如此频繁的，如此残酷的，又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啊！在那段痛苦而又不堪回首的日子里，中国人的心灵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强烈冲击，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特别是毛主席的逝世，真是晴天霹雳，一时地球都似乎停止了转动。他的离世，让苍天垂泪，让山河动容，更让大多数老百姓忧心忡忡，寝食难安。人们普遍预感到天下将会有大事发生，无不担心自己的前途命运以及党和国家的未来。

　　那一年，我在65军194师581团2营5连当兵，是该连3排9班班长。从三月份开始，我们全团除少数连队担负其他任务以及留守营区的少数人员外，全团大部开赴张北县南部的“坝头”一线，执行战备施工任务。我们连驻扎在一个叫喜顺沟的小山村，上半年灌注坑道，下半年开挖反坦克壕或反坦克削壁。唐山大地震之后，全连从老百姓家里搬出，集中居住在村子南侧人工开挖的半地下室里，预防余震对人员造成不必要的危害。在毛主席逝世的那天，我正在团部接受全团理论骨干培训。快到中午开饭的时候，突然从团部架设的高音喇叭中，传出一个男性播音员沉痛而又缓慢的声音，宣告毛主席逝世的重大消息。起初人们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同一个消息和内容再反复地播送着，人们终于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许多人听到毛主席逝世消息后，将头埋在桌子上号啕大哭，我也觉得天塌地陷，痛苦万分，忍不住热泪横飞，浑身酸软，一时举止失措。中午开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走进食堂就餐，互相之间也没有语言上的交流，每个人都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下午，团政治处通知：培训班提前结束，参训人员立即归建。

　　我接到通知后，迅速整理个人物品，打起背包返回十多公里外的临时驻地喜顺沟。走进村子里，我发现整个村子也被一种浓重的悲痛的情绪所笼罩，凡是碰到的人，脸上都带着十分沉重的表情，平时生气勃勃的村庄，此时似乎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再也听不到欢声笑语。当我回到驻地放下背包去连部报到时，设在一个农家院里的连部，专门为毛主席设立了“灵堂”，全连干部战士都在左臂上戴上了黑纱，整齐地站在“灵堂”前，向毛主席鞠躬默哀。从那天开始，每天连队都安排两名战士守灵，直到全国哀悼日结束。

　　我是一名普通战士，没有做出过惊天动地的事迹，所以没有机会面见毛主席，亲身领略领袖的风采。但是，毛主席在我的心中，他就是天，他就是地，他就是高山，他就是大海。没有什么人会让我改变我对他的信仰，也没有什么事会让我抹去对他的深深思念。

　　2025年4月30日，一大早我便起了床，简单地用过早餐之后，我便打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如今的天安门广场虽然仍然是人们向往的地方，每天仍然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自由进出。凡是进出天安门的路口，全部由武装警察和公安人员严密防守，并设置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身份证检测系统、探测危险物品的扫描系统以及阻止人员随便进入广场的栅栏，而且进入广场，进入故宫，进入纪念堂，进入国家博物馆，豋上天安门城楼，还要提前预约。六天前的上午9点，我在北京火车站下车后，由于时间充裕，我想在去京燕饭店报到之前，先去天安门广场游览一下。于是，我乘坐地铁前往广场，从长安街东侧的地铁站上升到地面后，我发现“检查站”就设在地铁站的旁边，那里有几百人排队准备通过“检查站”进入广场。由于已经多年未到天安门广场来，我就像“刘姥姥初入大观园”一样，觉得哪里都熟悉，又觉得哪里都陌生。好在鼻子底下还长着一张嘴，我也不怕丢人，不知道的事就问。我凑到两个警察面前，问：“同志，去天安门广场从哪进去？”警察看了我一眼，说：“有预约吗？”我说：“预约？我不知道啊！”警察说：“去广场要提前一天预约。”我说：“去哪预约？”警察用手指着不远处立在路边上的两块牌子说：“去那里。”我忽然想起来，我来北京开会之前，还特意地带上了《退伍军人优待证》，这时，我想拿出来试一试，是不是能够放行。我从兜里掏出证件递给警察，说：“您看，我这个证管用不管用？”警察接过去看了一眼，笑着对我说：“不行。如果没有预约，什么证都不管用。”我知道，到此为止，我是无论如何也去不了天安门广场了。无奈之下，我只好重新返回地铁站，乘车前往京燕饭店报到，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被白白地浪费掉了。

　　今天，因为有预约，进入广场就顺利多了。

　　从前门大街东侧走进广场后，我站在一角放眼望去，发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没有多少人，一部分人聚集在国家博物馆附近，大部分人拥挤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东侧。从前门大街南侧开始，一直到纪念堂的北侧，设置有数道白色的护栏。护栏过道很宽，可以五个人并排前行。护栏里，准备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人，摩肩接踵，像一条长龙慢慢地向前移动。我随着人流来到纪念堂北门前的一侧，那里正在售卖白菊花，我买了三支，然后走上纪念堂高高的台阶。这时，我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女童稚幼的声音：“爸爸，我们要去看谁啊？”“去看毛爷爷！”“毛爷爷是谁啊？”“毛爷爷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啊！”“中国最高领导人不是x爷爷吗？”“是，这位也是。”

　　我怀着十分崇敬和沉痛的心情走进纪念堂，抬眼望去，毛主席丰姿优雅地坐在高台之上，面带微笑地注视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我虔诚地向毛主席三鞠躬，然后献上白色菊花。大堂里的气氛十分肃穆，没有一个人说话，甚至连呼吸的声音似乎都能够听见。在长达十多米的灵桌上，已经堆积起一米多高的菊花，灵桌后面的地上，有几个工作人员在收拾摆在地上的难以计数的白色菊花，说明在我的前面已经有很多人瞻仰过了毛主席的遗容。由于瞻仰的人过多，每个人在雕像面前只有几秒钟，便被工作人员疏导到后堂。后堂是毛主席水晶棺的安放处，在高大宽阔的大堂中心，在四周鲜花的簇拥当中，毛主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静静地躺在那里。他的面部表情慈祥，就像是刚刚睡去的人，似乎一瞬间就会苏醒过来。端详着毛主席的遗容，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真的希望他老人家能够醒过来。人们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望着近在咫尺的毛主席，我的心里一热，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瞻仰的时间很短暂。从进入纪念堂到走出纪念堂，前后也不过5分钟。可是，我的心路历程却走过了半个世纪。从走出纪念堂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头一直萦绕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书写在韶山毛主席故居留言簿上那掷地有声，振聋发聩，铿锵有力的八个大字：“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斯人已逝，千秋功过任由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