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相互依赖》：在历史唯物主义棱镜下重思世界秩序的变迁与迷思

　　罗伯特·基欧汉与刚刚离我们而去的约瑟夫·奈，这两位国际关系学界的巨擘，在1977年联袂推出了《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型中的世界政治》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作为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初读此书，便被其勾勒出的那个日益复杂、多元行为体交织互动的世界图景所吸引。它像一把钥匙，试图打开传统现实主义那种以国家为中心、以军事实力为圭臬的权力观所紧锁的认知大门。然而，当我们戴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眼镜，重新审视这幅“相互依赖”的画卷时，便会发现其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依然涌动着深刻的权力不平等与资本逻辑的暗流。

　　在基欧汉与奈的笔下，世界不再是霍布斯式的修罗场，而更像一个盘根错节的“地球村”网络，只是这个网络中的节点权重与连接路径，远非一目了然。

　　《权力与相互依赖》的核心贡献在于提出了“复杂相互依赖”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理论。它认为，在工业化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家间的互动渠道日益多样化，不再仅仅是政府间的正式外交；议题的层级也变得模糊，军事安全不再永远独占鳌头，经济、环境、文化等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军事力量在解决许多争端时的有效性也在下降。这无疑是对当时盛行的现实主义学派，特别是其强调国家是单一理性行为体、权力即军事能力的观点的有力挑战。

　　从一个普通作者的角度看，这种描述无疑更贴近我们日常感知到的世界。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人通过互联网的连接，都在深刻影响着全球政治的走向。我们看到，一场区域性的金融危机可能迅速波及全球，一个环保组织的呼吁可能改变一国的产业政策，一部流行文化作品也可能在不同国家间塑造认同或制造隔阂。书中关于“敏感性相互依赖”（sensitivity interdependence）和“脆弱性相互依赖”（vulnerability interdependence）的区分，更是精妙地揭示了相互依赖关系中，即便看似平等的联结，也可能因一方对中断关系的承受能力较弱而处于不利地位。这提醒我们，相互依赖并非天然的和谐曲，它同样是权力的竞技场，只是竞技的规则与筹码变得更加复杂多元。

　　然而，当我们引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时，这部著作的洞见与局限便同时显现出来。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国际关系，在其看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张的必然产物，是阶级利益和资本积累逻辑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和体现。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会追问：“复杂相互依赖”的图景，是谁的相互依赖？为谁的利益服务？基欧汉与奈描述的跨国联系、多渠道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表现。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国际金融市场的联动、乃至文化产品的跨国传播，其背后往往遵循着资本逐利的原则。这种相互依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资本和制度优势，在所谓的“相互依赖”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陷入“依附性发展”的困境，其经济命脉、政策走向更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马克思会提醒我们，在“相互依赖”的温情脉脉面纱之下，可能隐藏着更为深刻的“中心-边缘”的剥削与被剥削结构。

　　其次，关于国家角色的转变。基欧汉与奈认为国家不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日益增强。这固然是事实。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机器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即便在“复杂相互依赖”的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仍然是推动和维护有利于本国资本全球扩张的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关键力量。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虽然名义上是中立的多边机构，但其决策权重的分配、核心理念的塑造，往往也难以摆脱主要出资国（即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因此，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根本削弱，而可能是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即通过更间接、更“软”的方式，借助国际机制和跨国网络来实现其战略目标。

　　历史唯物主义的洞察在于，无论国际舞台上的演员如何变换，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不变，权力的本质与流向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再者，关于军事力量作用的下降。基欧汉与奈观察到，在许多议题领域，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军事冲突的风险降低，军事威慑的效用减弱。这在一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关系中是成立的。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而产生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虽然核威慑的存在和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热战”的爆发，但军事力量作为国家推行其政治经济目标的最终后盾，其重要性并未消失。代理人战争、局部冲突、军备竞赛以及围绕关键战略资源的军事部署，依然是当代国际政治的常态。尤其是在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新兴大国挑战现有霸权秩序的时期，军事安全的幽灵从未远去。基欧汉与奈所强调的“软实力”（soft power，这是奈后来着重发展的概念，但其思想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已有体现），固然重要，但“硬实力”的基石作用，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依然是不可动摇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所谓的“权力转型”若不触动生产关系的根基，那么它更多的是权力表现形式的流转与重构，而非权力本质的消亡或权势等级的颠覆。

　　此外，《权力与相互依赖》虽然指出了议题的多样化，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经济议题，特别是围绕资本积累、市场扩张、资源分配等核心利益的博弈，仍然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环境问题、人权问题、文化交流等，固然有其独立的价值和逻辑，但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它们往往与经济利益和国家战略纠缠在一起，甚至成为后者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或借口。例如，气候变化谈判中各国利益的冲突，其核心依然是发展权和经济模式的博弈；人权外交也常常被用作干涉他国内政、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的手段。

　　那么，我们是否要因此全盘否定《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价值呢？并非如此。作为一部在特定历史时期（冷战缓和、全球化初现端倪）诞生的著作，它敏锐地捕捉到了国际关系正在发生的新变化，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垄断，为我们理解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视角。它所强调的相互联系、多重渠道、议题多样性，对于分析和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疫情、恐怖主义）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将这种“复杂相互依赖”的理论置于更宏大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进行辩证的审视。历史唯物主义并非要否定这些现象的存在，而是要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和根本动力。它提醒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更要追问这些现象是如何产生、为谁服务、又将导向何方。

　　正如高明的医生不仅要看到病人的症状，更要探究病根，《权力与相互依赖》描绘了世界政治的“症状”，而历史唯物主义则致力于挖掘其深层的“病理机制”——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

　　从一个普通作者的角度而言，阅读《权力与相互依赖》并结合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反思，最大的收获在于培养一种多维度、批判性的国际视野。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带来的紧密联系和合作可能，也要警惕这种联系中潜藏的不平等和权力操纵；我们既要关注峰会宣言和外交辞令，也要分析其背后各国真实的经济诉求和阶级立场；我们既要理解“软实力”的魅力，也不能忽视“硬实力”的残酷现实。

　　约瑟夫·奈先生虽然离去，但《权力与相互依赖》这部著作及其引发的思考，将长久地存在于国际关系学的殿堂之中。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世界政治在特定阶段的转型特征。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像一把手术刀，帮助我们解剖这面镜子所映照出的影像，洞察其表象之下的本质与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每一次重读经典，每一次运用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碰撞，都是一次思想的再启蒙。世界依然在转型，权力与相互依赖的辩证法也依然在演进，而我们的思考，也必须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