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州桑坡，如今号称“中原第一电商村”，是河南著名的网红购物打卡地。
桑坡何以姓“桑”？
当地地方志说，五代后晋丞相桑维翰居住及安葬之地，故名之。这倒有可能，桑维翰虽然是洛阳人，但其发迹却是中进士后，出任河阳节度使石敬瑭的掌书记，由此成为石敬瑭的谋主，进而成为后晋的开国功臣。
石敬瑭造反的时候，手下的文武官员，都怕事情不成，牵连自己，搞不好就是灭门之祸，不敢表态。只有桑维翰和押衙刘知远，也就是日后的后汉高祖，表示赞同，并参与筹划。推翻后唐，建立后晋，桑维翰飞黄腾达，官至宰相。当然石敬瑭死后，换上来石重贵，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就失宠，又被下一波叛臣取了性命。
河阳，也就是孟州，可算是桑维翰的福地，死后葬身于此，有极大的可能。
不过，宋人还有种说法，说桑维翰葬在了盱眙（今属江苏）。《三朝北盟会编》中曾提到：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淮西宣抚使张俊为抵御伪齐入侵，在盱眙筑城，挖土的时候，挖出来桑维翰墓。
有意思的是，与明朝之后，桑维翰被戴上“汉奸”帽子，而名声不佳相反，有宋一代，桑维翰却是个正面角色，甚至得到过宋太祖赵匡胤的高度赞许，说：“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
为什么宋太祖对桑维翰的评价如此之高呢？
欧阳修的一段对朝政的吐槽，就是最佳答案。
“昔五代桑维翰为晋相，一夕除节度使十五人为将，而人皆服其精。今中书差一权知州，而不能免人讥议者，盖事无大小，当与不当而已。”
看看人家怎么当宰相，怎么选人用人的？你们安排个知州都搞不好，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司马光也曾评价桑维翰，在处理与契丹关系时的深谋远虑，说：“夫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飞，国家未治，不可以应敌。齐王（即晋出帝石重贵）舍桑维翰之深谋，信景延广之狂策，内政不修，而外挑强邻。使黎民涂野草，胡骑污宫阙，生为降虏，死为畟魄，非不幸也。”
有意思的是，桑维翰拼死捍卫的开封城里，当时有位少年，就是赵匡胤。
就在赵匡胤准备开始甜蜜新生活的时候，契丹的铁骑动地而来，踏破了中原父老家国安宁的奢望。
9世纪末，10世纪初，中原纷乱，漠北亦无王庭。此时崛起的契丹，面对的是千载难遇的绝佳时机。不过，相比较而言，中央虽弱，藩镇尚强，南下实无胜算，而踵回鹘故迹入据漠北、再造草原汗国的任务，则要容易得多。不过，耶律阿保机和德光父子坚决选择的还是前者，野心之大，可见一斑。
理想虽丰满，现实却骨感。
阿保机、德光父子数次南侵，在幽州、镇定和云州方向接连受挫。特别是定州之战，第一路援军主帅，奚六部秃里铁剌被斩，而二路主帅耶律涅里衮和副帅舍利查剌，以及数十名将领悉数被俘。涅里衮是阿保机的小儿子，也是兄弟行中唯一的德光支持者，这让后者和述律太后既焦急，又感颜面顿失。契丹突破后唐防线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唐明宗辞世，作为五代痼疾的继承问题再次主导了政治局势的发展。石敬瑭与唐末帝的关系迅速恶化，决裂在所难免，后唐面临全面内战的边缘。处于劣势的石敬瑭向他的敌人和耶律德光发去求救信，而就在三年前，后者曾是前者的手下败将。
对于耶律德光的成功南进，以往史家多强调石敬瑭割地事敌的卑鄙之举。但如果透过历史，我们会发现石敬瑭与契丹素无来往，契丹方面迅速果敢的反应，让后唐朝廷颇感意外。甚至不认为契丹会轻信这么一个昔日对手，而疏忽了对契丹南下的防范。
其实，石敬瑭只是给契丹方面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契机，而契丹入主中原的野望，实在是耶律父子一以贯之的战略决心。从因果关系的梳理而言，石敬瑭得以出镇太原，拥兵自重，恰恰是后唐朝廷为应付契丹军事压力的安排。而没有耶律德光的积极备战，石敬瑭未必有机会出掌河东。
此外，后唐的五万大军虽被围晋安（今山西太原南），但主力尚在，且末帝调集各路藩鎮赴援，若非主帅赵德钧阴蓄异志，欲乘乱自取中原，契丹与石敬瑭联军未必能占到便宜。
从这个意义而言，还是那句老话：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
得到燕云十六州和每年三十万金帛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并没有满足于土地和财富的大丰收。相反，中原的富庶与柔弱，反而刺激了他那恶狼般贪得无厌的欲望。对于契丹的长期既定战略而言，耶律德光期待的只是下一个良机和下一个“石敬瑭”罢了。
同时，后晋王朝这种媚外求安的政策，终究不得民心。甚至在朝廷内部，也是反对之声颇多。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公开与中央政策唱对台戏，批评“儿皇帝”的政策是“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每次看到契丹的使节过境，他便破口大骂，甚至捉杀出言不逊者。
其实，严格意义上，安重荣和石敬瑭一样，都不是真正的汉人，但由于契丹的傀儡卫星国政策的实施，中原人士的“汉族化”程度日益加深，民族情绪和向心力也强力反弹，这不可避免的促使后晋政权，要对原有政策进行微调。
后晋天福七年（西历942年）六月，石敬瑭终于被自己精力充沛的“父皇”逼死了。他这辈子真够窝囊的，临死希望自己的小儿子重睿即位，却被宰相冯道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景延广将相合谋，摆了一道。其侄石重贵不但继承了叔叔的皇位，还继承了叔叔美艳的弟媳妇。
就在石敬瑭的棺材前，石重贵搂着以前的小婶婶、现在的新皇后，举杯大笑：
“我今日作新婿何如？”
二十九岁的新皇帝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因为，石重贵面临的第一件政务，就异常棘手。如何向爷爷皇帝，报告父皇去世的消息呢？
前朝重臣、宰相桑维翰和李崧，主张忍辱负重而萧规曹随。
新朝新贵景延广，主张称孙、不称臣，以区别于石敬瑭时期的政策。
别问冯道，他虽然不认同景延广的意见，但表面上还是不表态，绝不表态！
面对契丹的使者，景延广公开表态：
“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卫子中国自册，可以为孙，而不可为臣。且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翁要战则来，他日不禁孙子，取笑天下。”
而且态度极其强硬，为防空口无凭，甚至不惜把这番话让书吏写在纸上，签上名字，交给使者。
耶律德光一看如此，便立刻觉察到里面蕴含的异味。他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孙子，让天下人知道：今日的契丹，已经不是当年被后唐打得满地找牙的契丹了。今天的契丹，是蒸蒸日上、国力日隆的北方上国了！更何况，你中原丢了燕云十六州，就像院墙被扒开了一道临街路。我随时摸进入，难道不是件轻松异常的事儿吗？
在这种态势面前，纵然契丹方面觉得军事准备还不充分，也已别无选择。
但事情远不是契丹人想象中那么简单，从开运元年到二年，尽管耶律德光两次亲率大军南下，后晋内部还有汉奸接应，石重贵也治国无方、用人失当，而契丹军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相反，在阳城（今河北清苑西南）之战中，八万余众的契丹铁骑，将晋军团团包围于白团卫村，本以为能全歼晋军主力，直取大梁。不料，却被对方步兵的绝地反击打得落花流水。耶律德光狼狈北逃时，甚至弃车而乘骆驼，方才全身而归。
然而，耶律德光又岂能善罢甘休呢？何况，混乱不堪的朝局本身，已将醉生梦死的后晋朝廷逼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所缺乏的，只是那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此时，偏偏石重贵犯了当年后唐末帝李从珂一样的错误，以为七大姑子、八大姨的亲戚就是他最可依靠的人。谁料，皇帝的姑父（石敬瑭的妹夫）、抗辽前线的大帅杜威，跟当年的石敬瑭一样，是个利欲熏心的野心家，希望靠出卖皇帝做皇帝。
开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深夜（西历947年1月11日），随杜威投降契丹的后晋大将张彦泽，率领两千骑兵，自开封封丘门，斩关而入，围捕了自己的老东家。随后，契丹军兵不血刃，进入开封城。
主战派的景延广束手就擒，面对耶律德光“南北失欢，皆因尔也”的责难，前者还试图辩解几句，表示自己的无辜。可当日那名契丹使者乔莹就在旁边，默默拿出有他签名的证据，景延广只好闭嘴。锁上镣铐后，押送北上的途中，走到陈桥驿，景延广在半夜时分，趁守卫不注意，自己扼喉自杀。
相比而言，倒是反对贸然开战的桑维翰更有气节。时任开封尹的桑维翰，为汉奸张彦泽所擒。
张彦泽行伍出身，为人骁悍残忍，脾气暴虐，稍有不和，便将得罪他的人，用刀从嘴里挖进去，从前胸剖开，拔出心脏，再砍断四肢。据说其人眼睛赤黄，在夜晚时还会发光，如同猛兽，因此人人见而畏之不及。何况今日又刚当了汉奸，成了异国皇帝的新宠，在旧日同僚、长官面前，岂不要威风八面。
偏偏就是主和派的桑维翰，却不顾后者的淫威，上来就吹胡子瞪眼，怒斥张彦泽：
“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复领大镇授以兵权，何负恩一至此耶？！”
当年，张彦泽擅杀僚属，又被人检举不法情事二十六条，按律当斩。可石敬瑭却出来给他讲情，只是免官了事。到了石重贵临朝，又认为此人骁勇能战，遂以张彦泽为节度使衔的禁军大将。按理说，后晋两朝天子待他不薄，既有保命之情，又有赏拔之恩。
据说，当杀人狂魔张彦泽喝令武士将桑维翰拖下去杀害时，后者仍然瞋目直视，怒气不消，甚至嘴里喷火，在深夜十分明亮。
桑维翰爱憎分明的个性，使他在张彦泽的淫威面前，不仅毫无畏惧，而且对其进行无情谴责和鞭挞，其悲剧的结局可想而知。所以，竭诚尽忠报效国家的信仰与爱憎分明的个性铸就了桑维翰那复杂且悲壮的人生。11年前，正是他谋划了灭亡后唐的计谋。
次年二月，耶律德光在开封登基，宣布以“辽”为国号，改元“大同”。
开封人民在此期间吃了大苦头。先是，汉奸张彦泽的大抢劫、大屠杀。接着，耶律德光又纵兵“打草谷”。也就是不给官兵发军饷、粮秣，而让他们以牧马为名，随便劫掠百姓，自筹给养。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州县，顿时成了人间地狱，人口被屠杀，庄稼被践踏，家畜被抢走，村落变废墟。
而在契丹军队南下的主战场相州（今河南安阳），他们把男人悉数杀死，女人都作为奴隶带往北方，契丹军人甚至以虐杀婴儿为乐。等铁蹄掠过，城中收敛掩埋的骷髅，就有十余万具。
史书中没有记载当时开封驻军的情况，难道他们也像后来沈阳的东北军一样任人宰杀吗？看来，辽朝似乎对他们似乎还留了面子，好歹没有让士兵破门而入。也许因为军人们手中还有刀枪，不能逼得太过分。
但“契丹下令括率京城钱帛，将相公私，雷同率配。”我给你们留了面子，你们也要给我缴纳保护费，这是江湖道义，谁也不能坏了规矩！
这样的作法，让辽朝尽失人心。不用说中原百姓，就是习惯了改朝换代，原本准备尽心效忠新朝廷的文武百官们，都忍受不了耶律德光的苛政。结果，义兵四起，势如燎原，无法镇压。
辽朝失去了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唯一一次机会，耶律德光以“汴州炎热，水土难居”为借口，很快便灰溜溜地撤回幽州。临走，他还不忘带走“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当然，后晋君臣、宗室也不能幸免“北狩”的命运。这一路上不但降尊受辱、备受艰辛，还要面对断粮少药的困境，饿了只能“采木实野蔬，以救饥弊。”
石重贵的生母安太妃病卒途中，临死之时，她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焚骨为灰，南向扬之，庶几遗魂得返中国也。”即便如此，也不被契丹人允许，最终只能“毁奚车而焚之，载其烬骨至建州（今辽宁朝阳西南）。”
不过，与后来金人灭亡北宋，撤离开封相比较，契丹人毕竟还算是相当厚道的。辽穆宗即位后，对石家的态度明显改善，石重贵及其子孙都得到了优厚的政治待遇。石重贵在辽朝，又活了二十八年。
辽景宗保宁六年六月十八日（宋太祖开宝七年，西历974年），石重贵在睡梦中安然去世。辽朝为之“皇上轸悼，赠赙加等。丧葬之事，一以官给。敕著作郎冯侃致祭兼监护焉，诏用王者之礼。”
对于这场灾难，30年后，已年近半百的赵匡胤，作为亲历者，仍耿耿于怀：
“自五代以来，北戎强盛，盖由中原衰弱，遂至晋帝蒙尘，亦否之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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