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生得起有何用？｜「人造子宫」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近日网传的「人造子宫技术」多半是子虚乌有，但就算它是一个事实——我们真的可以租用人造子宫来进行生育了，它对这个社会也不会有多少冲击。「人造子宫」对于生育的促进作用，可以比喻为在穷人申请贷款的流程之中少一套手续，但最终的贷款利率不变。它不能够改变贷款难的困境——导致大多数人不敢生育的不是怀胎十月的成本，而是日后二十年的折磨。

当然，「生儿育女」本不是一种折磨。不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它都意味着几十年如一日的操劳。但是在传统社会，这一切依然是可以承担的。对此，一些保守主义者经常会强调旧时「家庭」对于生儿育女的帮助——譬如庞大的宗族可以分担一部分照顾孩子的工作，或是强调「传统观念」的意义——旧时中的妇女甘愿为了生儿育女做付出，而当今的妇女却解放了、自由了。但这些观点不只是在给礼法与性别压迫招魂，更忽视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生育的本质是什么？

生育的本质是「人类的再生产」。「养儿育女」这样的行为让人类这一种群不至于灭亡。而「再生产」比喻来说是一个投资的行为。这意味着一个简单的经济事实：生儿育女注定要有人买单，而生育率的骤然下降，说明没有人在承担这个责任。一些人会得出这样简单的结论：「传统社会」中给生儿育女这样投资行为买单的是家庭，但我们不要忘了：任何阶级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是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用于生养孩子的投入，一定来自于地主给予它的剩余。而传统社会之所以保持了时代更替的生育率，是因为地主不止给农民支付了衣食所用之资，也提供了生儿育女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这不是说，地主比当前的资本家更加有人性；这只是意味着，他们比当前的资本家更加明智，没有竭泽而渔——地主渴望的是阶级压迫的永固，而资本家则短视得多。

资本主义建立的初期，竭泽而渔的现象一度普遍出现。恩格斯笔下的工业区贫民窟可以说是一个人间地狱。工人阶级住在积水的地下室里、用面包和糖浆维生，只是靠着最后一点对家庭的虔诚，挣扎着生出下一代孩子，随后生命便早早凋亡——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区的人口死亡率远高于农村。而也正是这个年代，西方社会的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甚至在法国，它一度跌到了时代更替生育率之下。事实上，按照这样的一条发展趋势的话，当前日本式的「生育率骤降」会在上世纪的欧洲出现。

改变这个趋势的，是当时的工人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利资本主义。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斗争，迫使统治阶级建立了一套基本的福利制度，而在这个体系之中，「国家」支付了大多数劳动者生儿育女的成本。这个时候，家庭已然解体了，但生育率依然基本稳定——因为工人工资足够高，而国家支付的福利也可以弥补上再生产所需的缺口。

但随后，「人口收缩」在70年代还是到来了。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背景之下，工人阶级在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普遍落败。这造成了福利国家的全面崩溃与多数人收入的停滞不前。而这也实质上造成了欧洲国家生育率的长期低迷，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口负增长。事实上，除了美国这样一个人口移民大国之外，当前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的生育率都无法支撑人口的再生产。

而东亚地区则是另一幅光景，日本的变化轨迹与西方国家相同。战后的城市化下，生育率从「一个家庭生养四到五个孩子」下跌到了「平均一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这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生育水平，足以保证人口总量不下跌、人口再生产可以达成。但九十年代的一系列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企业法团主义的崩溃下，近40%的日本人口沦为了非正式职工。而根据统计显示（参考山田昌虹的《少子社会》一书），60%正式职工的生育率是正常的「一家两胎」，而其余的40%几乎放弃了生育。今天，日本成为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当前日本的生育率却在东亚名列前茅。事实上，日本只不过是发展的更早而已，韩国和其他国家的困境更为严重。

韩国作为一个明确的后发现代国家，人口生育率的变化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逻辑——相比较于西方而言，韩国是「未富先老」的。一些韩国学者指出，韩国的经济奇迹是一种「压缩现代性」——「压缩是指存在于不同时代或地点的多种文明的不同组成部分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共存，并相互影响和改变的现象」（张庆燮 《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而其中最为鲜明的一个特征就是：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这里劳动力的「生产」是指：工人要能够养活自己的肉体，让自己继续成为一个高效的劳动商品；而「再生产」则意味着生养后代。而韩国汉江奇迹的背后是韩国那个年代的低人权优势，而这种低人权状态延续到了今天。自七十年代以来，韩国的工资只能够满足劳动者自身的衣食所需，而根本养不起孩子。而之所以在那个年代韩国的生育率没有下跌，只是因为农村还在、家乡父老还在，而孩子可以寄回老家。韩国不曾成为一个福利国家，更不曾支付生的成本；是韩国老人掏空了积蓄，支付了这笔本该由国家或是资本家支付的成本。正是韩国的「留守儿童」模式，让韩国的生育率没有迅速下降：

事实上，很多农民工甚至愿意接受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在韩国（以及其他地方），农民工这种迫切的反应让城市内的工厂主能够轻松实现利润增长和企业扩张，与此同时，国家工业资本快速积累、经济迅速增长。如果农民工的基本生活消费不能稳定地被工业工资所覆盖，他们就不得不依靠农村家庭成员提供定期物质资助。除日常生活消费外，年轻的农民工在生活中还面临着各种花费高昂的活动（比如婚礼），因此，他们希望从农村得到大量的家庭资助。通过各种临时家庭资助，农民家庭最终为城市工业提供了资助，不然农民工就需要更高的工资。（（张庆燮 《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

不过，当城市化、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完成之后，再也没有人来支付再生产的成本了。今天的韩国生育率水平可以说是骇人听闻：0.9。这意味着，韩国的人口会在几十年之内减少30%; 意味着届时，一名年轻人将要供养四名老人，而国家的养老基金以及福利系统会崩溃。这一晦暗的未来与当前韩国的歌舞升平相去甚远，对于我们而言更是天方夜谭。但沈原对于中国农民工的研究指出：我国也存在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工业发展导致竭泽而渔的情况。简而言之：「韩国的过去」正是我们的现在。那么，「韩国的现在」是否是我们的未来呢？笔者无法做出回答。

这里，一些天真的人可能就会问了：老板给工人多开一些工资不就好了吗、国家介入再分配重新提高福利不就好了吗？但事实没有这么简单。简而言之，当前，大多数的企业也到了再涨一点工资就会破产的境地，这是资本主义又一次陷入「积累危机」的标志。众所周知，社会生产所产生的剩余需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而双方的生存都存在着自身的底线。工人的底线是「养家糊口」——实在不行，只能「糊口」也无妨，但是那就不生孩子了。而资本家的底线是「利润率要是正的」，否则的话，资本家不妨直接申请破产了事。而当前的局面是：实质上，生产力停滞了数年、而资本又扩张数十年的背景之下，劳工阶级的工资难以养家糊口，但利润率也无限趋近于零了。

因此，晚期资本主义之下，所有人都陷入了一个死局。如果直接取消掉资产阶级让他们所获得的利润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当前的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但是这一代人依然受困于当下，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任何的人造子宫都无法解决问题。

当下东亚乃至世界的人口危机，不过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我们为了给资本主义续命，实质上放弃了人口再生产：社会将我们的后代折算成钞票，丢给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好让它进行最后一轮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