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毛主席的智慧：居然是一位外国人为伟人正名

读书见天地，辽阔注我心。

悠久犹刹那，体同古成今。

伟人的预见性，仅说对眼前事的判断，与他同期人相比，提前多少呢。早在1939年2月2日，我党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伟人根据局势的发展，未雨绸缪地指出将来可能面临蒋介石反共的风险：封锁经济，克扣因国共合作而组成的我八路军和红四军应得军饷，并提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号召大家“开荒种地，渡过难关”。

我们看这一年发生什么。从1939年开始，日军向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实行经济封锁。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政治谈判和军事反共未达目的的情况下，也动用了经济手段，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并且在周围筑起数道封锁线。到了1941年，包围边区兵力达到40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伟人提出要自力更生。但是没有人听。

从1939年，已两年过去，彼时发起的生产运动规模不大，主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仅作为作用不大的财政补充。1941年1月皖南事变。彻底震醒党内人士对蒋集团的幻想。到了1942年，我军根据地面积减少，人数减少了经济困难到了极点。

这时，伟人再次向陕甘宁边区军民发出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这才有了军团作战的粮食种植。这也才有了著名的王震三五九旅的南泥湾事迹，以大军团的力量，将荒无人烟变成陕北江南。

就这样，经过伟人的“苦心耕耘”，延安终于成为最接近新民主主义的理想国。直至他携战友们于1947年3月离开延安，1948年3月离开陕北，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这一路见证他夺取全国政权的成功。可不知为何他离开后，再也没回去过。

可以说，在延安时期，既是抗日时期，又是教化广大人民，发动人民奋起斗争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期间，也就是，1937-1939年，乃我党极为重要的韬光养晦之年。一方面蒋集团终于把枪口对准日军，我党得一喘息，另一方面此阶段与日军正面对抗的战场在国民党战区，我军更多是从后方袭扰日军。对应地站在蒋的角度，一方面自身力量被日本削弱损耗，另一方面共军得到壮大。于是他撕下伪装的面具，1939年底开始第一次反共。从情绪到行动爆发，1941年初终于发生皖南事件，副军长项英牺牲，军长叶挺被俘。

随着我军逐渐壮大，日益成为日本对抗的主力，由我军消灭的敌军占据5-6成。这引来日军的疯狂扫荡绞杀。1941-1942年，是我军在抗日期间最为困难的两年，连粮食衣服都几乎无法供应，兵力更对半锐减。“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在全员醒悟和动员下，见效快速，成果显著，后方供应问题得到解决。

加上1943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以保守攻势为主。我军因此抓住机会迅速壮大。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转折之年。国共两党开始商讨国共共治。实际上，1945年即使没有美帝对日本珍珠港扔下的那个导弹弹，日本也难以扭转败势。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来，1946年蒋撕毁合作协议，国共进入内战。已是后话了。

如果说，1927年蒋介石不能赢那位韶山对手，1946年更远远不能。

这时候的毛主席，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呢。有几位曾经国民党大将，在延安曾经产生过不少历史交互。除了张学良杨虎城早已熟烂在西安事变和历史相关人的风流传说，还有一位值得一讲的。那就是邓宝珊。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宝珊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曾两次与伟人在延安深谈。第一次，1938年5月，他参加完一个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返回榆林时，故意经过延安，想亲眼看看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新气象。他与伟人谈笑风生，结果在延安住了一个星期。

第二次，1943年6月，国民党中央电请邓宝珊去重庆开会，蒋介石特意指示他要绕道宁夏到重庆。接到电报，邓宝珊说：不指定路线倒也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结果又逗留了一个星期。与伟人多次单独交谈。他说，“先生长我一岁，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是民族的福气。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一定为你做寿。”就是这样一位彪悍大将，戎马一生，只寥寥几次见面就被伟人收服了，打心底尊重。

邓宝珊是甘肃天水市人，生于1894年，比毛主席年轻一岁，却资格不浅。他于16岁在新疆参加同盟会，17岁参加著名的伊犁起义。当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手携五响马枪，随部队猛攻伊犁东关，清兵闻风而逃。后来又在陕西参加讨伐袁世凯的运动，1918年与胡景翼创立靖国军，后又参加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1932年任新一军军长。1936年西安事变，他支持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八项主张。是主张抗日，与共产党合作的爱国人士。

1949年，在解放全国的最具象征意义的最后一关：解放北平。是他和同样与毛主席结缘过的马占山(傅作义拜把兄弟)一起说服傅作义放弃抵抗，几经波折，终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不但避免北京城的生灵涂炭，更使满京城的文物建筑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然而，后来有些官方口径对伟人的历史贡献还不如一个外国人认识深刻。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区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之二者不同。……明确指出毛主席晚年“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在八九十年代的官方正统思想看来，毛主席晚年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不给予其正确的历史地位。

而关于这一点，一位外国学者施拉姆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毛泽东都在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然，夺取政权斗争的客观条件同建设社会主义迥异，但跨越1949年这个伟大的分界线后，他的中心思想始终不变，就足以证明从1926—1976年的整个阶段，他的处世之道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最后以此作为结尾，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