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的论著”：邓力群提出此概念意蕴深远

李克勤（jixuie）题记：1999年1月邓老在一次谈话时提出了这样的说法“建国后毛主席的论著，经几十年正反两方面检验，愈来愈证明它的正确性”。毫无疑问，这一说法是说得通的。邓老1987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一直到2015年逝世，有28年时间，邓老退而不休，把建国后的历史作了全面梳理，在此基础上他对毛主席的伟大实践，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想法说法做法，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我们对此要珍惜，要研究，要发扬光大，这是继续革命的要求。

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左起朱德、刘少奇、赛福鼎、毛主席、包尔汉、周恩来、邓力群

01

邓老提出新概念：

有益于研究毛泽东文化

建国后毛主席的论著，这是邓老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以前，我们说毛主席的著作，包括《毛泽东选集》四卷，还有第五卷，以及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等比较正式的文件。另外对于毛主席的一些谈话，包括像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谈话，都没有（或者有一部分没有）放在著作这个层面考量。

经过邓老这么一说，今后对于建国后毛主席的论著，就可以把1949年10月1日以后，毛主席的著作和一些重要谈话（包括说法）合在一起研究，那都是毛主席思想理论的器，背后隐含的道，需要我们去感悟，这就叫由器而道。只有感悟了之后，才算深刻理解了毛主席的想法、说法，进而才算理解了毛主席的做法，也才有资格去评价毛主席领导的伟大实践，那是有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社会实践。

唯有这样的社会实践，才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少数人的实践，甚至极个别人说的抽象的“实践”，与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社会实践，不是一回事。

02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属于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社会实践

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经典说法：

“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的精辟论述。

列宁主义不是可有可无的。

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重视程度，不可忽视。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两个承认”

“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选自列宁《国家与革命》）

毛主席将亿万群众的社会实践，纳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范畴，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

考察了苏联的经验教训以后，毛主席教导我们：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还有反面教员。

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见1965年2月，世界知识出版社《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出版说明）

邓力群参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社会实践，开始是不自觉的，曾经有一段不理解的过程。

经过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尤其是对现实的社会实践，以及在被社会实践证明毛主席是对的这一现实面前，邓老敢于否定自我，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这是最令人敬佩的自我革命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个糟粕，历来有将政治人物脸谱化的传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凡与自己政见或理念不合者，一律予以丑化。

毛主席成为人民领袖之后，对这种传统进行了革命。毛主席的做法，在老人家逝世后的一个阶段被否定掉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黄克诚、邓力群等悄悄地承继下来了。

毛主席的做法，用中国的话说就是讲究公道。

03

毛主席讲公道：

必然会被历史，被社会实践所肯定

我们中国人讲的做人，主要是指道德方面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水准高，那么此人做人谓之好；反之，则不好，或者很差。至于道德水准高低，那是比较而言的。

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他成为毛主席的前后，其道德水准也是有细微区别的。如果作为个人，毛泽东做的事情，道德水准相当高了。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他依然保持着做人的道德准则，并且对自己要求更严，从他对自己的亲人的要求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

一般的道德水准可以靠个人的好心好意来衡量，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领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保持那么高的道德水准，那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那是需要超强的意志品质来保障的。

如今我们看到一些本来还是很不错的人，一旦坐到了领导岗位就经不起诱惑而走向堕落，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毛主席恰恰就是一个具有超强意志品质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道德水准高，体现在公道上。

1976年2月24日，毛主席第二次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并同他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尼克松这次访华，是他辞去总统职务后第一次公开露面。这次访问，令尼克松振作起来了。毛主席的大公无私，令他的资本主义对手不得不折服。

一、中国文化传统中，道德的至高境界是：公

中国古代先贤通过观察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1、天无私覆。这是说，天覆盖天下，没有私心，不会盖一部分，不盖一部分。天，对天下一视同仁，此为天公。

2、地无私载。这是说，大地承载地上的一切，不会对那一部分情有独钟，而对另一部分恨之入骨。地，对地上一视同仁，此为地公。

3、日月无私照。太阳和月亮的照耀也是一视同仁的，不会顾此失彼。此为日月之公。

所以，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既是个人修养之要旨，也是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它所要求的是关心他人、扶危济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在赡养孝敬自己的长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在抚养教育自己的小孩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

追求平等、公正，视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它的最高境界是在义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以“义”为重，“先义后利”乃至“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　

早在《尚书》、《左传》等典籍中，就有“以公灭私”，“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临患不忘国”的规范性要求。

孔子主张“忠恕”——忠，谓尽心为人；恕，谓推己及人。

墨家主张“举公义，辟私怨”，法家强调“无私”、“背私”。

道家提出“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明末清初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其《续通鉴论》中，以“天下为公”为武器，批判封建制度，提出“公天下”的主张，认为“天下非一家之私”。当时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也主张“天下为公、君为客”，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与王、黄齐名的思想家顾炎武进一步指出，“国家”是属于一家一姓的王朝，而“天下”则是匹夫所共有。

近代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转化成为个人的道德要求，激励着后代无数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盛衰兴亡大业而奋斗不息。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针对中华民族出现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提出了维新变法主张，在其所著《大同书》中，再次勾画出了一个“公天下”的理想社会：“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继承了我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在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规范同时，念念不忘“天下为公”这一传统思想。时常把《礼运》篇中的“大同”的全段文字抄送友人。

据统计，在孙中山的题词中，有“天下为公”的就达 32件。其中有赠冯玉祥的，有赠张学良的。1924年，孙中山在题为《三民主义》的著名演说中，曾谈到“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孔子 向往的“大同”世界，即是指《礼记》一书中《礼运》篇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的“公”字，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 即是“共”的意思。

“天下为公”，也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

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 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或许可以这样说，他的理想。他的目标，他的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都浓缩在“天下为公”这四字之中。

二、毛主席及其领导的党和军队是有史以来最讲究公

我们经常把必然性叫做天意。

毛主席在青少年时期，就深谙中国文化的公道，就通过对自己近乎苛刻的锻炼，练就了一副坚强的体魄，和坚毅刚强的意志品质，而这两者的基础，就是他那颗公心。

毛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成为人民军队的统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难道不是天意？

问题是，毛主席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

说到底，说到根本点上，还是他最懂公道的重要，他也最讲公道。

他讲公道的特点，大致上有两个层次。

第一，在出发点上，把握公平。也就是起点的公平。

毛主席做的每一件重大决策，其宗旨，始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一直忽视毛主席对人民的界定，其实他对人民的界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

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都是人民的范畴，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包括国民党蒋介石都是统一战线的成员。

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专政逐渐变为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起点，怎样做到公平？

成为无产阶级，同时又有基本生活的保障，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平！

这是举世公认的公平，其合理性，其合法性，难道有错吗？

蒋介石能做到吗？

西方国家现在能做到吗？

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其公平性，尼克松曾经评价为世界之最。

第二，在落脚点上，把握公正。也就是结果的公正。

毛主席对于结果的不公正，必然是义无反顾的给予纠正。

对于战争年代，“左”和右倾的错误，他在延安整风时给予了全面系统的纠正，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给予了梳理。没有延安整风，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稳定发展，没有根据地的巩固，也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

对于和平年代，毛主席对于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工作作风，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谁敢明目张胆搞腐化？

以权谋私，就是对无权者的不公正。

所以，社会主义时期就必然，就必须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以前我们认识不清，甚至有疑惑，如今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毛主席反腐败，为什么那么有成效？

从道德上讲，他从不徇私情，一视同仁，从来就是对事不对人。

这样的公平，这样的公正，难道不是我们中国人发自内心渴望的公道吗？

毛主席要说以不变应万变的道德理想，就是公道。

1956年，当他成功的领导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他的道德理想，就有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从此他的公道更加有力，更加有效。

何炳棣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首位被聘为讲座教授的华裔史家，是国际史学界泰斗级的人物，1973年，何炳棣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

三、毛主席主持国际公道一例

一直到1970年代，毛主席的所作所为逐渐为世界所认同，连资本主义世界的首脑，也都纷纷前来学习研讨。

毛主席的道德水准是如此之高，他是如此之公道。

他不仅为中国人民他会公道，他不仅为第三世界国家主持公道（1970年接纳被政变推翻的西哈努克亲王：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怕过谁？），不仅为把压迫民族和人民主持公道，而且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公平，不公正，主持公道。

最著名的就是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野，连门都出不了的时候，最早为这位美国政要出来说公道话的人，不是尼克松的盟国领袖，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

1972年6月17日，5名男子因在华盛顿水门大厦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而被捕，其中一人是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成员。尼克松虽以压倒优势连任总统，但“水门事件”越闹越大，最后，大陪审团把尼克松定为“水门事件”的同谋者，要求尼克松交出有关录音带。尼克松虽然一直否认自己参与策划“水门事件”，但有口难辩，他将面临被国会弹劾的威胁。不得已，尼克松于1974年8月9日辞职，由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

1975年12月31日深夜，毛主席接见了应邀应邀前来访问的尼克松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孙子戴维，并且邀请那位下野的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

1976年2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公告》，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于1976年2月21日，即在第一次访问4周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在回忆录中尼克松介绍了这次与毛主席会见的情形：

“1976年我再次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是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震颤性麻痹症的袭击使毛泽东的动作全部僵化了。……在我们会晤结束时，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他陪我走向门口。在电视灯光和摄像机要记录我们最后的握手时，他却推开了助手们，自己站在那里向我们告别。”

尼克松又在另一本回忆录里记述道：

“他的思维依然敏捷，但一次严重的中风使他失去将思想化作语言的能力。这位富有领导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但他现在却连要一杯水都十分困难……他在起始于四年前的我们两国实现新关系方面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在会谈中，我说，我们必须继续合作，不仅在我们两国之间，而且要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之间寻求和平……在他刚嘟哝出半个字时，他的脸就憋得通红。他的译员试图将他那含糊的话译成英语。毛泽东掌握的英语足以使他明白她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他生气地摇摇头，一把抓过她的笔记本，用中文写下他的话。她大声地用英语念道：‘和平是你们唯一的目标吗？’我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稍稍停顿之后，我答道：‘我们应该寻求正义的和平。’”

后来尼克松在文章里提到：“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他们是革命家，相信他们的利益和理想应是值得为之战斗和牺牲的，如果我们用一种一味强调需要和平的说教来回答毛的问题，中国人会认为我们犯了错误，甚至更坏，他们将会把我们看成白痴。最终，他们会说，加入和平真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用投降来达到我们单纯期望的和平。因此，一定要向中国人重申，我们也有我们为之奋斗的价值……”

从这以后，尼克松重新在公开场合频频露面。

大家想一想，在1980年代末期，当西方国家制裁中国时，尼克松是怎么做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在1993年，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时，西方很多著名的政要，包括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他们对我们的毛主席评价如此之高，世所罕见。

毛主席什么时候花钱到国外拉过选票？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不看你对我怎样，我看你对人怎样。

那些西方的政要，看到毛主席对失魂落魄的尼克松那样的态度和行为，难道他们会不动心？

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做人做得好啊！

事实证明，毛主席做的多么有远见，那是公道的力量，那是道德的力量，那是文化的力量。

那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化的伟大力量。

毛主席的道德水准之高举世公认。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文化完美结合，创造了新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他本人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这种道德力量，谁又能否定得了呢？

郑重指出一点，所谓道德优势，不是一般的经济上的优势，而是心理上的优势，这是压倒一切的。正所谓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创造奇迹。

毛主席的道德实践，就是这样的，我们要永远学习他，不管客观环境怎样变，因为那是古今中外最杰出的。
 

李克勤后记：邓老在生命最后阶段做的事情，概括起来讲就是为毛主席主持公道。他和黄老（黄克诚大将）一样，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

唯有亿万人民参加的社会实践，才有可能是讲究公道的实践。

由少数人掌握话语权的所谓实践，是抽象的实践，是偶像化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如果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会是什么后果？

邓力群看得比较清楚。

最后明确说一下，实践是感性活动，社会实践是广大劳动人民波澜壮阔的感性活动，不参加这样的感性活动，或者对这样的感性活动没有感觉，就是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对于革命的政党而言就是最大的危险。

而毛主席的论著之论，就是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时，有感而发的议论。此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文化呼之欲出，道器变通。

毛主席一生最吸引人，最有魅力的想法说法做法，往往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时出现的，这是老人家在有了道器变通之根基后的道器变通之变，此乃道器变通之源，这就是根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

这样的社会实践从根本、根基、根源上讲，就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当然会被亿万人民群众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