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发展

尽管朝圣山学社曾汇集了当时西方国家学术界、实业界乃至其他领域不少有影响力的人物，但从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无论是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思想,还是国家的公共政策，一直都是由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所主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处于“边缘学科”的位置。凯恩斯主义又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20世纪20年代,西方国家笼罩在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之中。在美国,股票价格暴跌、银行倒闭、工厂破产,近四分之一工人失业、数百万学生辍学、食物供应匮乏、人群彻夜排队领取救济、工人有组织的罢工此起彼伏。这次经济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也宣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动调节、稳定均衡”理论的破产。

为了应对大萧条，拯救遭受经济、政治、社会危机的美国，美国政府率先实施了一系列新的公共政策，接受了新的经济学理论。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随后推行了一系列干预性的经济政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三个R，即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即“罗斯福新政”或简称“新政”。“新政”包括对陷入危机的银行系统的救助、限制工业企业盲目竞争、补贴缩减产量的农户、大力新建基础设施、以工代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救济穷人和失业者等。一场拯救资本主义命运、构建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度调整就此展开。

实践先行，理论跟进。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在此书中，凯恩斯从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对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包括：(1)投资收益率下降和消费(心理)倾向递减，将导致“萨伊定律”(Say's Law，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失效。所以，“有效需求”不足(供过于求)才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常态；(2)工资刚性阻断了市场自我调节，而经济危机将导致市场需求持续下降，因此市场的崩塌其实难以达到均衡；(3)政府必须扩大开支(如赤字预算)创造需求，以弥补私人部门“有效需求”不足，阻止市场滑入经济萧条的谷底；(4)引入总量分凯恩斯经济学从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作出析,提出了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的“收入决定”原理，深刻批判和动摇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市场自动均衡。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广泛干预经济，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增加市场需求，防止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慢性萧条。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神话理论的颠覆与反叛，故又有“凯恩斯主义革命”之说。

然而，凯恩斯主义只是开出了一剂短期内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药方。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弥补市场需求不足。这其实是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与人民支付能力的相对不足。所以，增加政府支出制策略，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缓兵之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对市场长期是否可以达到均衡、并恢复活力的诘问时，凯恩斯的回应颇为无奈：

“从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去”。

凯恩斯本人或许没有料到，他创立的经济学的命运也不幸被这句话言中。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了“滞胀"的困境。在被奉为圭臬30多年后，凯恩斯主义個因应对“滞涨”问题束手无策，而丧失了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中的话语霸权。

1979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任命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邦储备局局长，从此开启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时代。

1981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3.5%。沃尔克力主美联储政策的独立性，决定减少政府干预导致的货币超发，恢复资本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沃尔克将美联储1981年的最优惠利率提高至21.5%，将美联储基金利率由1979年的平均11.2%提高到1981年的20%。1983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降到3.2%，但代价也是巨大的：美国经济遭受了自“大萧条”以后最严重的衰退。

其后，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相继执政，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都被作为消除经济“滞胀”的不二选择。新自由主义开始全面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经济政策。

自1979年出任英国首相开始，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政府推行了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1)控制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膨胀；(2)减少政府干预，出售国有企业；(3)降低个人公司税率，削减政府机构及公共开支；(4)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5)打击工会组织，限制福利分配撒切尔夫人推行改革后，英国经济虽算不上十分出色，但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凯恩斯主义和高福利国家的一些弊病。英国的通货膨胀得到遏制，经济年均增长2.5%，高于动荡的19世纪70年代，但低于当时德法等欧洲国家。

在美国，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接受“供给派”的政策主张，对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进行了大调整。基本政策取向仍然是减少政府干预，给市场更多的自由，主要措施包括：(1)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2)大枞模削减个人、公司税负，促进企业加快成本回收；(3)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减少国家企业的干预；(4)控制货币供给，抑制通货膨胀。

里根的经济政策实施8年后，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都比其上任之初有大幅下降经济活力也有所改善，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水平都有提高。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低，如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民众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

世纪之交，世界多地区或国家政治、经济问题频发，在对问题地区与国家的“救助”中，新自由主义思潮获得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契机。如美国左翼学者大卫·哈维所述：

“资本主义世界在磕磕绊绊走向新自由主义化的方案之时，经历了一系列迂回曲折的过程和混乱的经验，只有当1990年代众所周知的‘华盛顿共识’表述出来以后，这些过程和经验才真正汇聚成一种新的正统。”①

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多事之秋”，新自由主义打着拯救相关国家经济危机的旗号，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它们的理念、实施它们的主张。

第一，抛出“华盛顿共识”。受地缘政治的依附性、经济的脆弱性、举债发展模式,以及政党纷杂、贫富悬殊、社会阶层对抗等诸多因素的困扰,拉美国家不仅区域内政治对立、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还时常因经济波动、政局动荡，引发间歇性的经济、金融乃至政府债务危机。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开了一次旨在帮助拉美国家走出债务危机的研讨会。会议重点讨论了针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方案。此方案后经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约翰·威廉姆森汇总，形成了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措施，后称“华盛顿共识”②。

第二，主导东欧、苏联的“改革”。上世纪末，一些苏东国家相继接受了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提出的激进(快速、彻底解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休克疗法。内容包括萨克斯自己所概括的“三化”：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稳定化就是紧缩性财政、提高利率、遏制通胀，以恢复宏观经济稳定；自由化就是放开市场价格、放弃外汇管制，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私有化即通过归还、出售、租赁、股份制改造等“产权改革”措施，将国有企业“民营化”，以塑造市场经济的主体。

第三，救助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以政府政策驱动为发展特征的东南亚国家相继爆发了一场历时一年多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对相关国家进行救援”时，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药方”：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放开物价以及自由贸易。

从政治目的方面看，“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就是向世界宣扬、输出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神话。这套“改革”政策直接加速导致了东败、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这无疑达到了新自由主义搞垮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从政策效果方面看，体现“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也是灾难性的。用“休克疗法设计者、实施者萨克斯自己的话来讲，“休克疗法”在波兰实施“成功”的前提，是西方国在波兰经济被"休克”的过程中，给予了大力(10亿美元)的援助。而同样的方法之所以俄罗斯失败、则是因为俄罗斯的经济体量、经济困难程度都远超波兰，致使其“休克疗法需豪150亿美元的援助。但在此期间，与对波兰的积极援助相反，西方国家不仅没有给给俄罗斯这笔救命钱，还不允许俄罗斯暂缓归还西方的外债。

经过有“休克”无“疗法”的“改革”，俄罗斯经济急剧衰退，增长率从“改革”前19年的-5%,急速下滑至 1992年的-14%，其后的8年,仍然以年平均-5%的速度衰退。“休克疗法”带给俄罗斯的是物价飞涨、政局动荡、腐败猖獗。

2014年，萨克斯在反思他的“休克疗法”在波兰与俄罗斯改革中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时写道：

“我花了二十年时间，想了很多，读了很多，慢慢明白为什么当时美国对于波事务如此高瞻远瞩，对俄罗斯却残忍地忽视：西方世界之所以在经济和外交上如此提携波兰，是因为它能变成北约在东欧扩张的桥头堡，波兰是西方阵营的一员，因此是值得帮助的；而美国的领导人看待俄罗斯，正如劳埃德乔治和克莱蒙梭在凡尔赛看待德国一样——被击败的敌人就应该被碾过，何谈帮助?”③

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97年对亚洲经济危机的救助措施,美国新凯恩斯主义领军人物之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这样批评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只是在推动着导致危机的自由化政策，而且即使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此类政策促进了增长，他们仍然在推动这些政策,并且存在着充足的证据表明他们把巨大的风险强加在发展中国家身上。④

当新自由主义还在忙于为其在各国经济危机中扮演“救世主”角色穿帮出丑作辩解的时候，2008年美国爆发了自192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并迅速波及全世界。这对于四处兜售市场神话的新自由主义而言，无异于祸起萧墙。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华盛顿共识”所鼓吹的自由市场神话的内在机制缺陷所致：国家监督缺位、银行家的薪酬制度助长了贪婪与短视、政府被大型金融机构或企业绑架、劫贫济富的(动用国家资源援助经营失败的金融寡头或大型企业)金融援助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