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女性主义与女性的马克思主义（2）

第二章:女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女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有全面性的批评始于Dalla Costa与James的文章，她们认为过去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性议题的讨论方向是错误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对女性问题的策略也是无效的，然而女性作为一部份的人类，一个宣称可以解放全人类的主张无法解决她们的问题，那么这个主张也就是无效的。她们认为过去被社会革命所忽略的「家庭主妇」正是社会革命所缺乏的力量来源。而她们所建议的，家庭主妇革命方式就是争取「家务劳动有给」，她们相信此举将能终结家庭主妇（于是也将导致所有女性）的压迫与从属地位。Dalla Costa与James的主张引发了马克思主义者与女性主义者之间针对阶级与性别的优先性进行讨论，加上1970年代在美国新左派运动中女性主义者与左派人士的争议，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益发紧绷。在这样的发展下，Hartmann在"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文中为两者的关系定调，她指出表面上看来是两个主义的合作，但实际上是把女性主义消融至马克思主义中。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性解放的策略错误，其根本并不是因为讨论方向的问题，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有性别盲，导致它从未把女性的压迫视为「女性的」压迫来分析处理，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从未回应过「女性主义问题（feministquestion）」，而是把女性放入经济系统之中来分析「女性问题（women question）」。Hartmann主张女性的压迫有它的独立性，是由父权体制（patriarchy）所主宰的，而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两者互相强化彼此，她举了「家庭薪资（family wage）」为例来说明这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有性别盲」的这个说法普遍受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支持，也成为女性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批评。延续这种从理论角度出发的批判，Jaggar进一步地从人性本质以及政治学的概念来分析马克思主义，探究为何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不足够的。以下将会分别介绍这三种批评的内容，并小结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否无误。

第一节 Dalla Costa与James的家务有给之讨论

Dalla Costa与James的文章“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是首篇女性主义者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解放策略所提出新的革命策略。文中透过探讨女性身为「生产者」的角色，指出女性即使从事著非薪资劳动的家务劳动，但也受到剥削。两位作者认为女性的这种剥削因为没有工资而被遮蔽，也无法意识到自己也是阶级的一部份，因而主张家务劳动有给。这篇文章有理论上与历史上的重要性，在讨论到家务劳动以及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文章常会出现关于此文的讨论，然而每个作者对于这篇文章的摘述不一（Tong 1996；上野1997； Hartmann 1981；Jaggar 1983），此文也尚未有完整的中文版本，因此本节先回到文章本身，完整地说明Dala Costa与James此篇文章的内容，再介绍对此的反对意见有哪些，最后分析此篇文章与反对意见又各有什么问题。

一、"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Dalla Costa与James在本文中指出，要瞭解当今女性问题要从家庭主妇瞭解起。两位作者认为，「女性问题」与整个「女性角色」有关，而女性角色是由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分工所创造出来的，家庭主妇则是这个角色的核心形象。不管女性是在家或是在外工作，不管她们的阶级为何，她的地位是由家务劳动所决定的。而两位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会锁定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做分析，不是因为只有她们被剥削，而是因为认为这些家庭主妇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她们是所有其他女性地位的决定因素。若把家庭主妇当成研究核心，那么就要瞭解现代家庭与「家庭主妇」是如何被资本主义创造出来。在资本主义之前女性也是受到压迫，但两位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开始把女性作为女性强烈地剥削，但同时也具有终极解放女性的可能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家与家族是生产的中心，女性、小孩与年长者为家庭提供了劳力，这被视为是社会的与必须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厂是生产中心。在工厂工作的人可以领到薪水，被工厂排除在外的人则否。资本摧毁了家庭与社群和生产的一体性，把男性变成了「薪资劳动者」，把经济责任全部交给男人担。从这时开始了一种排除过程，那些不能生育出与服务工资劳动者的人被从家驱逐。第一个被排除在家之外的，在男人之后的，是小孩，他们被送到学校去。在这状况下，家庭不再是生产与教育的中心，女性劳动者被留在家中，而资本主义不只对女性进行这样的排除动作，它把小孩送进学校，同时也更强化了女性在家中的孤立。

女性被资本主义孤立在家中，从事没有工资的个人服务，她的劳动产物（也就是「劳动力」）是隐形的，她受到剥削但因为没有工资而未能被看见。两位作者认为，家务的高度机械化并没有为家庭主妇多带来一秒的自由时间，它只是让家庭主妇在家中与冰冷的机器同存。家庭主妇永远在值班，因为制造与照料小孩的机器并不存在。可以利用机器的只有那些与特殊服务（specific service）有关的家务，像是烹饪、洗衣与清扫。她的工作日是永无止尽的，这并不是因为她没有机器，而是因为她是被孤立的。且家庭主妇因为被留在家中所以机会较少，此又被用来證成她的确缺少出外的能力，强化了这个社会与女性本身认为「女性是没有能力的（incapacity）」这个迷思。这种迷思同时也遮掩了两个事实：第一，工人阶级之所以能组织那些斗争，基础是在于有著从未停止的女性非正式组织；第二，在直接生产循环的斗争中，女性的支持与组织，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都是具决定性的（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5，29）。资本建立了核心家庭并利用它让女性从属于男性。女性作为一个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的个人，也不能独立的在劳动市场中现身，这切断了她创造力以及工作活动的可能性，于是这也切断了女性之性、心理与情绪自主性的表达。而在生理方面，女性的子宫被用来生产资本主义所需的劳动力而被监控著，子宫不属于她自己，身体的整全性不再，资本透过这种女性的破碎化来建造女性角色。两位作者认为，在创建出这种女性角色的同时，资本也创造了由男性作为工资劳工并且为家长的异性恋家庭，这是「女性剥削」，这种特别剥削所特有的手段。在资本主义下，异性恋被视为一种正确信仰，因为如此才有资本主义所需的劳动力产生。

两位作者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没有看出女性在社会组织生产循环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认为女性是在生产循环之外，她在本质上是在家庭范围内提供一系列的使用价值。两位作者并提到马克思曾说过他观察到在工厂的女工人所发生的事，认为她们待在家里对她们会比较好，那里有著较高道德形式的生活。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家庭主妇的本质并未清楚的讨论过。两位作者想要澄清的是，在工资之中，家务劳动生产不只是使用价值，本质上也是剩余。【在文章注12中，作者说明她们的意思是：家务劳动作为一种工作，在马克思的意义下是生产的，也就是，生产出剩余价值的（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5，53）】女性作为社会生产力价值的生产（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5， 32）来源之提供者，却被视作是从属的人格。两位作者接著从三个角度更仔细探讨女性角色是如何创造出剩余价值的：1.无薪奴隶的生产性；2.消极性的生产性；3.纪律的生产性。

1.  无薪奴隶的生产性

常有人认为女性在家户中的劳动是不具生产性的，但两位作者并不如此认为，她们认为家务劳动是一种社会服务，它是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所服务，而资本主义从家庭的这种功能中解放了男性，使他是完全自由于是可以「直接的」剥削。同时男性也成为了有薪奴隶，以赚得足够的的薪资，让女性再生产出他的劳动力。这成功的把家务劳动分派给女性，同样地也控制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在限阶段，资本依然偏好引进劳动力（外劳）但同时把女人留在家中。

两位作者质疑在现实中各个政党为何对家庭主妇所提出的政策是进行补贴而不是提供工资，她们认为补贴只会把妇女制度化为家庭主妇。但两位作者也说她们并不相信解放可透过工作来达成。工作就是工作，不管它是在家之外或之内。工资赚取者的独立只意味著为了而资本成为自由的个体（free individual），不论个体是男是女。那些提倡女工解放的人有赖于「有在家之外的工作」此一前提，而这是问题的一部份，并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份。成为资本的奴隶并不是从家奴的解放。否认这件事同时也就否认了资本奴隶这件事，这再一次證明瞭如果不瞭解女性是如何的被剥削，你不可能真的知道男性是如何被剥削的（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5，35)

透过未偿付的工资形式。当我们在一个资本主义式组织起来的世界中生产，老板的形象是隐藏在丈夫之后的。

「即使太太如他一样在外工作同时回家，先生倾向于读他的报纸，等他的晚餐准备好。这种特别形式的剥削表现了家务劳动需要一个相符的（corresponding）、特别形式的斗争，也就是女性的斗争，在家庭中的。」（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5，35）

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住这种家庭正是资本主义的支柱，若我们把它误解为只是上层结构，依赖于工厂的斗争才能改变，那无力的革命会永恒存在，并且加重矛盾对立，这将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我们可能会永远有这样的错误，认为家庭主妇只生产出使用价值（as producers of use values only），认为家庭主妇是外在于工人阶级。只要家庭主妇被认为是在工人阶级之外，阶级斗争就是被阻止的，遭受挫败的，并且不可能为它的行动找到全景。

揭露家务劳动是生产力的一种面纱形式，将会掀起一系列关于女性斗争之目标与形式的问题，这个斗争就是「给我们做家事的薪水」。两位作者在注中提到「家务劳动有给制只是一个基础，它的特点是本质上直接把女性受迫、从属与孤立与它的物质基础连结起来，这基础是女性剥削。」（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5，54）她们并认为「斗争为女性在家务劳动之外提供了另一种身份的选择方案。在社会斗争之中女性可以探索并执行她们的力量。」（Dalla Costaand James 1975， 37）而透过这个斗争将可以与其她女性一起，不仅是朋友或邻居，而是工作同事，摧毁家庭主妇这个角色，这能打破被私有化的女性，把女性团结起来，并重新整合至社会中，不是依赖者而是有自主性的。两位作者主张女性要拒绝从事作为女性工作的家务劳动，这使得女性在每个场合之中都以个体的方式与男性相对著，而不是夫妇关系、子女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组织的每一个领域都预设了家的存在。这提供了在外爆炸这家中的矛盾与挫败，而不是如资本主义所希望的，是在家中内爆。

2.  消极的生产性

女性在家中的第二个角色是消极被动的，她一方面承担男性在外的压力，或因男性在资本主义组织工作而受到的权力宰制，女性成为男性满足对权力渴望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女性是生产的，因为她是一个社会压力的安全阀。另一方面，女性的个人需求被完全否认，她被迫要把她的挫败升华至一系列以家庭为主的需求。

3.  纪律的生产性

女性在家中的角色的第三个面向是，压抑的形象、对家里所有成员在意识型态与心理层面上执行纪律。女性，负责再生产出劳动力：一方面管教小孩，也就是未来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管教她们的先生，也就是今日的劳动力，只为使用他的工资以再生产出劳动力。

Dalla Costa与James认为，家庭主妇与其他人分隔开来，各自被锁在自己家中，就像蚕在茧中，为自己的工作囚禁著，为资本主义生产出丝线。要拒绝这一切，家庭主妇必须要认知到他们自己也是阶级的一部份，只因为她们没有被支付工资，所以是等级最低的。家庭主妇在整个女性斗争中有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她能减少对资本主义工作组织，也就是家庭的支持。此外，家庭主妇这种隐藏在社会劳动后的角色必须要被摧毁。女性是没有能力的这种迷思，是根植于被孤立的女性依赖著其他人的工资于是由其他人的意识所形塑著这件事。这个迷思只要一个行动就被打破了：女性有她自己的工资，打破个人经济依赖的基础，让她在家之外的世界有独立的经验，在社会结构中，不管是工厂或办公室，展现社会劳动，开始她自己对传统阶级形式的社会反叛形式。

二、反对意见

针对Dalla Costa的主张，女性主义者支持者少，反对者众。Hartmann认为Dalla Costa与James增加了我们对于家务劳动的理解，瞭解到家务劳动的社会本质，这点是有贡献的。但她们并未把焦点放在女性主义上，要不然她们应该会把重点放在女性从事家务劳动对于稳固男性优越的重要性，是维持父权体制的关键，而不是强调家务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她们没有看到女性目前在劳动力市场的处境，而用「女性的压迫是另种阶级压迫的方式」来理解女性处境。她们被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给吸引，但也被马克思主义宰制了他们的女性主义（Hartmann 1981，8）。另外，Bergmann指出即使执行了家务劳动有给制，可能的方案有二：一是国家对已婚男性征特别税，再将税收转发给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如此一来无异于只是挖东墙补西墙，对于整个家庭的收入并没有帮助。其二是对所有纳税人征收一笔税收再分配给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然而这样会加重单身者或是双薪家庭的负担，并不公平（Tong 1996，93）。再者如Jaggar认为，家务劳动有给制的主张虽然可以确保女性在经济上独立于男性，肯认女性所担任的工作之价值，可是就她看来，一方面，对家务劳动偿付工资不太足以提升它的地位，这也不会减少女性在家中的孤立。另一方面，即使这个主意对女性解放有贡献，家务劳动有给制以长期看来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目标是不相容的。因为它会加强女性主义者所拒绝的性别分工，并会扩展社会主义者想要丢弃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Jaggar 1983，329）。再者，若家务计酬，那么会助长资本主义「把一切事物均加以商品化」的倾向（Tong 1996，94），而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也会更无动机以及机会离开私领域进入公领域，增加女性劳动力整合进社会的难度，这应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所期待看到的状况。

家务劳动论战似乎随著越来越多女性投身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少有纯粹的家务劳动者，而趋于熄火状态。然而这不代表此一论战在理论上就失去意义。如 Delphy就将家务劳动视为女性主义头号政治性、理论性课题。她提出家内劳动与家事劳动的区别，家内劳动是在domus（家内）进行的无偿劳动，家事劳动则是家内劳动的特定事项。前近代的生产过程大多是在家内进行，很难区分出生产与消费的区别。生产与消费的劳动区分是因市场才有的。她问的是，家事劳动为什么会是无偿劳动，是因为家事劳动从市场被排除。是因为被市场排除所以是无偿劳动，而非因为是无偿劳动所以被市场排除。对于这样的情况，要问的是「市场是以什么样的条件，将家事劳动放逐到市场之外的。」（上野 1997，35）

三、小结

不论是家务劳动有给制的正方或反方，可以看出，他们都将家务劳动视为一个「女性」问题，也就是将再生产当成只有女性的事。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家务劳动完全没有被计价的困难，否则，清洁人员、打扫工，与洗衣店员的工资又是如何被计算、偿付的？家务劳动论战反应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理论有未解的问题。家务劳动没有薪资的原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有更完整的解释

第二节 Hartmann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性别盲

马克思主义对家庭领域的运作视而不见，对女性的受迫处境无法提出让女性主义者满意的回应。基于这样的情况，女性主义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提出批评，如Hartmann在"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一文开头即精确的点出了女性主义过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婚姻，就像英国民法中所阐释的夫妇婚姻一样：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是同一个，而这同一个是马克思主义。」（Marxism and feminism are one, and that one is Marxism. )(Hartmann 1981,2)

就Hartmann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前期或晚期，都是性别盲（sex-blind）。他们从来就没有回应过女性主义问题（feminist question），而是把女性放入经济系统之中来分析女性问题（women question），把女性的压迫与生产（production）问题做连结，将女性视做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而不是视为女性本身）。女性与男性的关系被归入在工人与资本家关系之下。前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恩格斯）认为女性遭受压迫是因资本主义与私有财产所导致的，正如同工人受到普遍的剥削是因为资本。若女性与男性有同样的工资，那么就能在经济上独立，在同等的根基上与男性一起对抗资本主义。然而，Hartmann认为，既然资本主义并没有把女性以「女性」的方式（而是以工人的方式）进行压迫，「那么资本主义的终结更不用说能导致女性压迫的终结。」（Hartmann 1981，5）

至于近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女性问题的分析，Hartmann则以Zaretsky为例。在《社会主义革命》一书中，Zaretsky认为性别歧视并非是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现象，但是的确是由它形塑出来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切割了工资工作与家庭工作。女性负责在家工作，以帮资本主义再生产（reproduction）出工人的劳动力。女性因为从工资工作中被排除，所以更加的受到压迫。如果说男性是因为有工资工作而受到压迫，那么女性则是因为不被允许从事工资工作而受到压迫。对Zaretsky而言，男女之间的差别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对公私领域的划分，女性为男性做事只是表面上看来如此，女性与男性其实都是在为资本主义工作。只要消灭资本主义就能取消公私二分，也就不会有性别歧视的问题。Hartmann认为 Zaretsky只回答问题了一半，他并没有解释为何女性会在家工作，而男性则投人劳动力市场。

Hartmann认为公私二分的真正问题是把男性划分至较优越的位置，而将女性放入从属的位置。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无法满足Hartmann所认为的女性主义问题，Hartmann仍然尝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从物质基础上来分析父权体制。她认为虽然男性在父权体制中因不同的阶级、种族或族裔而有不同的位置，但因为他们都控制著他们的女人，所以成为一个群体。他们依赖著彼此以维持这种宰制关系（Hartmann 1981，15）。Hartmann认为，父权体制的物质基础就在于男性透过排除女性获得基本工资工作与限制她们的性来对女性进行劳动力的控制。而异性恋单偶制的关系正是控制这两个领域最有效的制度，它让男性得以满足许多私人或是性的需求，以及抚养小孩的需求，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因此有利益上的冲突。「父权体制一方面需要资本主义的公私划分将女性留在家里，为男性服务，另一方面资本家则想要女性（除了他们的女人外）投入劳动力市场。」（Hartmann 1981，19）Hartmann指出，在这样的冲突之下，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是会相互调整的，如在19世纪末发展出的「家庭薪资」（family wages），就是在计算男性工资时是以他背后所需要支付的家庭费用为标准，如此男性有较高的工资，而让女性倾向待在家里处理家务，同时女性的家务责任也加深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小孩与双亲之间的关系转变则可视为父权体制因资本主义而有的调整。当小孩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父亲对于孩童发展的重要性就不如以往，而由母亲担任起这个角色。「当小孩是具有生产力的时候，男性宣称小孩是他们的；而当小孩变得没有生产力的时候，他们就被交给女性。」（Hartmann1981,23)

Hartmann认为父权体制透过建立了阶层关系而强化了资本家的控制，而资本主义的价值则形塑了父权体制下「好的」的定义。若我们检视一下基进女性主义者对于男性特质的描述：竞争性的、理性主义的、支配的，我们可以发现这几乎就是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的交织关系也表现在对劳动力的性别分别，女性从事较低工资的工作，而且是那些被认为是比较适合她们从事的工作，如清洁打扫、照顾。只要一份工作会因为是女性担任的而被贬抑，那么资本主义中对交换价值优先于对使用价值的需求这个冲突就可以被避免（Hartmann 1981，29）。从这个角度来看，会得到不同于社会主义者的结论并不是「解决阶级问题就能解决女性问题」，而是「要先解决女性主义的问题（feminist question），才有可能解决阶级问题。

尽管Hartmann批评了马克思主义者是性别盲，并没有将女性视为「女性」来分析她们所遭遇的问题，但Hartmann本身也没有回答「为何是男性宰制女性？」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她并没有回答何以男性可以「透过排除女性获得基本工资工作与限制她们的性来对女性进行劳动力的控制」？这样的说法还不够唯物，或说，还不够物质「基础」。另外，她也没有回答，为什么女性被归在私领域，而男性被归在公领域？强调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很容易强化了「区分」的作用力，而Hartmann并没有说明「不同」何以产生「高下」，以及「分工」如何产生「压迫」。此外，Hartmann的看法也有点循环论證的味道，女性受到压迫是因为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的交互作用，而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则又透过压迫女性来维持。女性因为父权体制而要负责家务工作，在资本主义中，又因为她要负责家庭工作而较无劳动力，因此获得较低工资，而让她倾向待在家里从事家务工作。

虽然如此，但不能说她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就是「性别盲」是没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类别的确是不分男女，对于现今有的性别现象，光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不足以解释周全的。

第三节 Jaggar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Jaggar在《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一书中使用人性本质与政治学概念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及和其相关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基进女性主义进行评价，以證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性追求解放的最佳提案。她之所以使用人性本质与政治学概念这两个角度切入乃是因为她认为当代女性主义者继承了传统女性主义者对于自由、正义与平等概念的挑战，而这三个概念正好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因此，女性解放与政治哲学是相连的。此外，一个政治理论关于人性本质的观念是它的哲学基础，对于人性本质的信念会影响我们对于社会现实的概念化（Jaggar 1983，9）。基于这两个原因，Jaggar从这两个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由此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性解放之不足，以下分点述之

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性本质之概念

就Jaggar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本质的特点有三个：「实践（praxis）」，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理性，以及对异化的观察。她认为马克思对于人性本质的理解并非强调纯粹理性的部份，他认为人类是一种生理物种，所以人类一定（而并非恰好）有著特定的生理构造，也因为人类就是一种生理物种，因此他并非独立的个人，而是群体，也就是社会。人若要在他既存的生理构造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从自然界（也就是非人类的世界）中获得资源，进行改造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以生存下去。而人与其他物种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并不单单接受这个世界所提供的资源，他会在「脑袋中」使用并转化这些资源。即使蜜蜂可以建构出结构完整的蜂窝，也可以把花蜜变成蜂蜜，但人类与蜜蜂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Marx 1972D，202）此外，人类活动是有目的的，马克思称此为「实践（praxis）」。

实践是人类有意识地转化物质世界以满足需求的身体劳动，这是比纯粹理性更为本质的活动「实践」与其他动物的行动不同之处也在于，它是一种社会活动。若一个人独自存活，他并没有累积并传承他的经验，他的生存是孤立的，而不是群体的，于是他并不是作为「人类」这个物种。人类实践一定是与合作有关的，于是也就会和分工有关系。与其他人合作分工需要沟通，于是有语言，而语言同时也让个人的经验得以累积并传承下去。最初的实践是直接满足人类生理需求的行为，而在满足第一个需求（生理上的需求）的同时也会创造出新的需求。就这个意义上，人在满足需求的过程中，不只改变了自然界，同时也改变了自己。而这个过程会一直发展到人性本质完全地被转型。

有趣的是，一般强调人的生理基础的理论是要主张人基于生理冲动等结构上的限制，于是有著受限的可能性。但透过理解到「满足需求的同时创造出新的需求」，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同样基于人的生理结构，但他看到人同时有开创自己的无限可能。他并不认为人的生理结构会决定了他的本质，人的生理结构如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一样，于是如同所有自然界的资源一样，可透过劳动进行改造的。生理结构与人的关系并非是限定的，而是辩證的。Jaggar以手为例，人使用两足行走，让手空出来可以使用工具，这也让人更加使用两足行走并发展工具。由此例可以看到，实践（发展工具）受到生理结构的限定，然而实践会采取什么形式（斧头或杵臼）则是与社会中成员如何组织他们的生产活动有关。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生理状况，如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劳动条件下，资本家比较健康，工人比较短命（Jaggar 1983，55-56）。

马克思对于人类本质的另一独具看法和理性有关。与自由主义者不同，马克思认为理性并非放诸四海皆准的普世性标准，理性是要透过行动表达的，因此它会受到行动所在的社会所限定，什么是理性的行为也是由所在的社会来定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利润被认为是理性的，竞争行为是理性的，人的自我主义（egoism）是可欲的。基于资源稀有加上私有财产，每个人对自己使用的东西有排他性，人与人之间看起来不再是一个物种群体，而是彼此相对的个人，互相竞争著资源的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分享被认为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人在其中经验著自己与他人的强取豪夺，并也更加肯认了自己与他人「就是」强取豪夺。

最后一个Jaggar所认为的，马克思特别的人类本质概念是「异化（alienation）」。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使用异化来描绘人类本质在资本主义下的特殊表现形式（manifestation），从人文关怀角度出发的马克思诠释者认为异化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组织的形式遮蔽了社会成员彼此是相互依赖的这个事实，每个人彼此竞争著稀有的资源，视自己为孤立的个人。人类异化只能透过废除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超越，在新的社会中，生产工具不再被私个人（privateindividuals）拥有与控制，生产工具社会化，从而归属于整体的一个社会（Jaggar 1983，58）。工人的劳动不再是被用来追求利润或是偿付帐单，人的利益并不来自于商品的消费。劳动不再是一种强迫的活动，而是人类实现自我的管道。

然而，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性的人类本质有些许不同的看法。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是由一条横跨所有人的特殊属性的线（也就是阶级，于是也包含了Hartmann）所说的性别盲）所划分的社会，他本人并没对资本主义下的女性有过什么研究，这件事是由恩格斯来完成的。恩格斯在《家庭、国家与私有制的起源》一书中讨论了资本主义下的性别分工，以及讨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处境。他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是一种压迫形式，它是由阶级社会的制度所造成的，也因为女性的从属地位为资本主义的维持提供的利益，所以存在至今。

在早期的分工中，性别分工是最原初的，也是一种「自然的」分工，男性生产出物质工具，而女性在家户中工作。恩格斯认为，在这个时期，女性并不从属于男性，因为每个性别有它主宰的领域，而两种领域都是维生所必需的，于是在两种领域进行劳动的人有著平等地位。女性的从属地位来自于男性所主宰的生产领域之发展。生产力发达，剩余价值被创造出来，于是开始有可累积的财富。在此，一方面，劳动力为财富的来源，另一方面，累积的财富也可传递给下一代，基于此时生理结构上的限制，人可以明确知道小孩的母亲是谁，却无法确知小孩的父亲是谁，于是女性的生育能力被男性给控制。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认为人类本质并无性别之分，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基于性别的分工是「自然的」。可是，从马克思本身的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性别的作用，对他而言，女性与男性仍然有「性质」上的差异。如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道：

「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劳动日的长短和工间休息等等，那末劳动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著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说明。」（Marx 1972C， 34）

这段话若从现在的角度看来，可以质问的是，若对身体的的伤害与道德问题可以作为禁止特定人士进入特定劳动部门，那么，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何以对于男性就不会造成伤害？对女性不道德，何以对男性就不是不道德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性别分工是他们革命的底限，但女性主义者并不仅于此。她们认为既然性别分工是所有分工的基本，那么若不把性别给消除掉，社会分工就无法真正地被消除。马克思又在《德意志意识型态》中写道：「男性对女性的关系是最自然的人对人的关系」（转引自Jaggar 1983，69）当男性与女性真正地都是「人」，那么，（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才会是真正地人与人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人类本质概念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人类本质是透过实践表达，然而，以恩格斯所说的，实践是在男性所主宰的生产领域中进行。在这领域中人使用自然界的资源并转化，以满足他的需求，并同时创造出新的需求。恩格斯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是源于男性所主宰的生产领域之发达，但若从实践的角度看来，无法实践的女性可说是不充份的人，男性才有机会发展成完整的人。实践这个看来是性别中立的概念，因为领域的分立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的限制而有了性别偏差。再来，男性所主宰的生产领域与女性所主宰的再生产【在这部份讨论所指涉的，女性进行的再生产指的是人类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是生育。】领域之不同，并不在于劳动过程所发生的场域（虽然之后的确有这样的差别），而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生产与实践相关，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需求并对人造成转型的效果。然而，就再生产领域中，人如同其他动物一般，周而复始的生下新的劳动力。在这个领域之中，生理学决定了一切，生育看起来比较接近一种动物的过程而不是一种人类实践方式，于是女性也被排除在历史过程中。

此外，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普遍理性，理性是被社会的生产形式所限定。然而，从「自然的」性别分工开始，女性并没有从事所谓的生产劳动。这或许可以用来说明过去自由主义对于女性的歧视，认为女性是非理性的、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资格的。因为正如前段所说的，女性所主宰的再生产领域属「生理学」特质，所以女性根本不在「理性」的范畴里。「女性与理性无关」这件事又證成了女性是「不充份的人」，这进一步可推导出来「不充份的人无法实践，也无法进入（男）人的生产领域」。于是女性就在「不在可能自我实现的领域的人不可能是充份的人，又因为不是充份的人所以无法进人可能自我实现的领域，于是不充份的人始终是一个不充份的人」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自拔。然而这个「自然的」性别分工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自然的、不如说是不用讨论的、理所当然的。女性基于生理结构生出小孩并不意味著她们对养育小孩有绝对的责任，可是女性却首要地担任养育小孩的工作，在生产过程独立至家户外之后，「女性负责养育」这件事造成了女性无法离开家庭出外工作，于是在经济上依赖男性的后果。

「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人类本质概念还有另一个问题是，实践既然是社会的，必然涉及到「分工合作」。可是Jaggar在《德意志意识型态》及《资本论》中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皆相信性别分工是最自然的分工形式，他们认为在家中的分工是自然的，因为它是由生理学决定的（Jaggar 1983，67）。同时，马恩二人也不认为女性的（以及所有人的）压迫处境是基于生物学原因，所以关于女性议题的讨论，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女性的受迫与资本的利益做连结。比如说前面所提到过的Zaretsky，他认为是资本主义造就了经济与家庭的断裂，于是女性无法参与到经济过程从而经济依赖著男性。Dalla Costa与James其实也是用这样的立场来连结女性解放与社会革命，她们认为女性让男性免于做家务，于是男性可以为资本家工作更长的时间。

然而这种功能主义又再一次造成套套逻辑的问题，举例来说，若把性别分工当成自然的、不用质问的分工而直接与资本利益连结，那么关于女性处境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说法：「因为女性要从事家务劳动，所以她们出外工作的条件较差，薪资也就会比较低，而又因为女性出外工作的薪资不如男性，所以女性在家从事家务劳动。」他们没有解释为何这个分工会发生，又为何女性会做「女人的事」，而男性做「男人的活」？把性别分工当成一种自然的、不用质问的现象的这种性别盲就产生以下这样的观念：「女性受迫是源自于她们的社会处境，而她们的社会处境看起来是归因于她的生物学属性。」

实践作为人类本质的核心概念的第三个问题是，能够让实践成为可能的生产领域对于人类的意义大于再生产领域。当这个分歧完美地与性别重合，就形成了女性身为人类之意义的缺乏。因为实践预设了生产领域作为首要领域，于是马克思主义优先把焦点锁定在生产，而它把家务劳动，尤其是资本主义下的家务劳动视为在生产之外的。家务劳动被定义为再生产，也就是，人类劳动力的再生产，而这又由两部份构成：既存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以及新兴劳动力的产出与抚育。Jaggar认为前者是消费行为，后者是生育。马克思没有对这两个面向进行如对生产一般的理论性分析，这让马克思主义失去理解女性压迫的必要概念资源。加上马克思虽然认为消费与生产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面向，消费会创造出新的生产需求，于是影响著生产，但最终是由生产决定消费的。当人们只能生产出黑金刚大哥大的时候，使用家用电话或是BB Call是可接受的生活水准，然而，当智慧型手机氾滥，BB Call成为一个历史的商品，不再有人购买。为了突破这种「生产决定消费」于是「男性决定女性」的盲点，Jaggar指出有问题的并不是「生产决定消费」而是生产与消费的那条界线。以烹饪来说，它其实包含了栽种、挑选、运送、打包、购买与烹煮等一连串的劳动过程。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只有最后两个步骤被算做是消费，至少，如果它们是在家中而不是在餐厅中进行。」（Jaggar 1983，75） Jaggar认为这种划分方式造成女性的家务劳动被视为不是生产的，在市场之外的，于是，女性也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之外。

马克思主义把由生物学决定的再生产劳动自然地视为是女性做的事，这让再生产在政治理论之中很难佔有一席之地。而这正是女性主义者想要挑战的。

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概念

如之前所提到的，Jaggar认为自由、正义与平等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因此她也从这三个面向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概念，并说明马克思对于人类本质的概念对政治学概念的影响为何。马克思认为人类本质是透过生产活动来表达的，有意识的身体劳动改变了物质世界以满足人类需求并同时转化了人类本质。根据这种人类本质的概念，Jaggar认为，「工作」——作为一种生产活动——一定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核心价值（Jaggar 1983，208）。【要说明的是，这边所讲的「价值」与马克思惯常使用的「价值」意义不同。这边的价值意思是可欲求的良善，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之具体化的价值不一样。】工作同样也是（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之价值，在资本主义之中，工作的过程是一种必要之恶（让人不愉快但又不得不做），工作的价值在于它的结果，它是人为了要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去做的条件。人们会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工作带来的结果：财货、钱，以及（偶尔可能会有的）声望。工作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不同于在资本主义中。实践在资本主义中以「工作」的形式来表现，但对于马克思来说，实践的过程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不只让人满足他的需求（劳动结果的部份），同时也是人类发展出他自己的能力之首要手段。实践是人类自我发展的基础，但马克思认为有两种条件限制了人透过实践以自由地发展潜能：特定的物质条件以及阶级宰制（物对人的限制与人对人的限制）。于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关心的也就是该如何突破这些限制。

在特定的物质条件中，人为了要继续生存下去所以需要特定的工作种类与数量，这些种类与数量是由普遍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与人类需求的发展程度所决定。这种为了生存下去而不可避免的工作，马克思称为「自然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在Jaggar所引用的英文翻译版本中，这个字被翻为physical necessity.】的领域。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著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Marx 1972E，926-927)

因此，人类完整且自由地发展潜能的条件之一就是要超越这种自然必须性。当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构成「自由的领域」之基础（也就是生产力超越满足自然必须性的需求），人才有可能有完整的发展。可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在私有制下掌握了剩余价值，并以他自身的利益来使用这些剩余价值。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的实践以「被迫的工作」之形式来表现。可以看到，自由的两种限制是彼此相关的，因为即使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足以构成「自由的领域」之基础，阶级社会中有的「剥削」预防了这个基础真的形成。要达到自由只有推翻阶级社会，建立共产社会才有可能。

据此可以得知，和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个人的事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是一种社会成就。至于自由主义也重视的正义与平等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则就没那么重要了。马克思视正义为一种道德概念，而每一种道德概念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下所形成的，它并不具有普世性或超越历史的特性。马克思认为正义是一种意识型态的语汇，它正当化了一些分配社会财货的方式。在资本主义之下，正义是根植于「人类作为『个人』」的这种自由主义概念，这些个人的首要考量是他们彼此之间分裂且对抗的利益，特别是他们自己累积财富的这种利益。而关于平等，马克思主义相信这在资本主义之下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延续财富不平等与权力不平等的系统。当人不受其他人控制自己的生活条件，以及每个人都参与重要的社会决定时，人才会是平等的。

女性工人与男性工人受著同样的压迫处境，他们一样都被剥削、经验著异化，没有什么不同的。而且她们达到了与男性平等的物质基础，若女性的特殊压迫形式继续着，那一定是源于过时的意识型态。

因此，女性应该要投入社会生产之中，如恩格斯说道：「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整个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Engels 1972，87，译文有所更动）【Es wird sich dann zeigen, daß die Befreiung der Frau zur ersten Vorbedingung hat die Wiedereinführung des ganzen weiblichen Geschlechts in die öffentliche Industrie, und daß dies wiedererfordert die Beseitigung der Eigenschaft der Einzelfamilie als wirtschaftlicher Einheit der Gesellschaft." ( Engels 1884)】然而恩格斯也看到若女性同时仍负担著家务劳动，那么要她们参与公共生产是困难的事，「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事务的义务，那么她们仍然会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劳动而有独立的收入，那么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了。」（Engels 1972，87）为了要解决这个困境，恩格斯提出了社会化家务劳动的方案，「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Engels 1972，89）这些公共服务将会消除家庭的经济基础，「随著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Engels 1972，89）但这不代表家庭不再存在，家庭还是会是小孩的生产单位，只是男性宰制的基础将会消失。婚姻也不再会有经济上的考量，只留下感情的动机。

Jaggar认为，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一方面，女性需要投入公共生产之中以达到解放，另一方面，阶级革命也需要女性的支援。若女性基于经济原因迫使男性继续为资本家工作，或是女性以更低的价格投入劳动力市场，这都将使阶级革命成为不可能。然而，马克思主义真的有肯认到这一点吗？Jaggar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许多问题，让他们对于女性解放的策略无法成功，这些批评在下节中介绍。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概念的问题

Jaggar花了很多力气在指出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但组织中的（于是也就是实践的）问题其实反映的是理论问题。在此将主要介绍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策略上对于女性解放的问题为何。可以分成三点：以工厂工人为主体的革命策略、女性议题的范围设定，以及个人生活的政治学之否认。

Jaggar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革命策略是以工厂工人为主体，这个策略看起来是无关性别，但其实是性别歧视的，因为女性在现实中并不主要佔据著工厂工人的位置，从而她们不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行动内。再来，这种策略也被批为是「经济主义」的，而女性主义者认为经济主义是有性别偏差的，因为「经济」本身就根植于并不由女性首要担任的生产劳动。【有趣的是，在希腊时期经济指的是家户内的家政管理，如亚里士多德的<oikonomia>。当然，这个时期的「家」与现代社会的「家」有很不同的意义，当时也还有奴隶制，家庭里不只是有血亲与姻亲。而到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指的是君主的「家」政管理，也就是国家的经济管理。】也就是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中实际上很少有女性的空位。此外，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解放的策略本身也有问题，若女性投入公共生产之中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物质基础即有机会打破女性的受迫处境，那么女性根本不用等到阶级革命成功，在资本主义中投入劳动力市场即可获得她们的特殊压迫形式的解放。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台湾，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50.64%，佔劳动人口43.99%的比例，但女性特殊的压迫形式仍没有消减的迹象，女性与男性的不平等反而在劳动力市场中扩大（如担任高层主管的女男比、同样工作内容的薪水比）。马克思主义预设女性工人与男性工人有一样的权力，这也使得这个理论很难来解释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异。这种预设也表现在女性议题的范围的设定上。

Jaggar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议题）这种概念假设了女性的宰制是受限于在社会生活的特定领域。」（Jaggar 1983，236）然而对女性主义者来说，每一个议题都是女性议题，如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每个议题都是阶级议题。把女性议题划出范围的同时也限制了女性觉醒的范围，并也再一次的强化了性别分工。且，就女性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所选取的女性议题都与挑战男性特权无关，他们所支持的常是男性与女性利益一致（甚至是更有利于男性的那些）的议题。Barbara Ehrenreich曾说，堕胎权一方面同时也让男性不再有责任（Jaggar 1983，238）。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不支援的女性运动，他们总是可以提出理由，而女性主义者怀疑这只是因为他们不愿面对男性宰制而找出的理由。有些男性马克思主义者反驳这种看法，因为在他们眼中，女性的特殊压迫形式只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于是要终结这种压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终结资本主义，这让女性运动的主张失去正当性。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女性和他们一起对抗资本主义而不要分散力量，但女性所面对的并非共同对抗的同伴，而是直接的压迫。女性主义者也担心，现今在马克思主义组织内都有著性别歧视，那么这个组织所带来的革命是否真的能终结性别歧视。

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在革命策略上以（男性）工厂工人为主体，另一方面也划定了女性议题的范围。于是，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基进女性主义所讲的「个人即政治」是没道理的，由此发展出的个人生活式的改革更不会有成功的可能。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本质概念开始对于生产活动的重视，导致它对其他劳动活动的忽略。马克思主义者不注重，甚至没有意识到家中的不平等。然而，资本主义其实影响著生活的每个面向，举例来说「工人阶级不只是在职场中创造出它自己，它也在邻里间与再创造活动中创造出它自己，在每个社会机构中资本主义价值被强化与被正当化：在家中、学校、医院，以及透过娱乐。」（Jaggar 1983，235）马克思主义没有注意到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这导致了它无法适当回应女性在家中进行的劳动问题。有趣的是，当马克思主义者个人主张自己并不是性别歧视者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女性没有暴力行为与性骚扰，也共同负担养育小孩的责任、分享著家务，女性主义者对于这种个人生活式的实践并不满意，他们认为「主要的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个人有多少程度是性别歧视者，而是男性宰制的物质基础是否会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想的那样随著社会主义的到来而被消灭。」(Jaggar 1983,238)

小结

在实际的政治行动中，女性主义者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解放策略感到不足，因而试图发展出新的策略，也开启了家务劳动论战。这个论战反映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在理论上有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Hartmann指出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而Jaggar则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本质以及政治学的概念中就有性别的问题。基于女性的处境，的确看不出也看不见「女性」在马克思主义里的位置。对此，认同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女性主义者试图使用马克思既有的概念来分析女性处境。这种马克思的女性主义，将在下章讨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