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芯 | 读书：我的未来，我的家，我的自由

导语：1977年恢复高考后，读书重新成为农村青年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途径，“读书改变命运”更成为一代中国人的坚定信念。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随着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阶层流动空间愈发狭窄，“寒门再难出贵子”“读书无用论”的论调甚嚣尘上，读书还能为农村青年允诺一个美好未来吗？

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学生进入大学本科的比例在1990-2005年间仅约为1%-2%，2015年也刚达到5.5%【1】，农村学生进入一流大学的比例则更低。显然，精英大学中农村学子的存在，属于小概率的偶然事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广大农村青年而言，“读书”在他们的生命体验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带着这样的疑问，向芯老师走进中国西南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对阿山、天宇、晓瑾三位农村青年展开深度观察与访谈，写下了这篇文字肖像。

对阿山来说，读书是他亲眼目睹社会底层的残酷后，为自己的未来许下的沉重承诺，他试图以近乎苦行的方式在这场竞技游戏中胜出。天宇则将学习视为一种道德事务——父母的辛劳付出、兄弟姐妹的牺牲、全家的期待与投入，让他对家庭满怀强烈的愧疚感，于是将学业当作对父母的孝道、对家庭的责任。相比之下，晓瑾对读书有着更明亮的想象：她希望通过读书冲破传统乡土生活的桎梏，摆脱农村女孩结婚生子、照料家务的固有角色定位。但这种对自由的向往，不可避免地与学校生活的现实产生冲突，她不得不无条件地向“标准答案”靠拢，陷入死记硬背的牢笼。对这三位农村青年而言，“读书”显然并非美好的事情。它需要高强度的时间投入、对自我欲望的克制，对未来的巨大压力，要面对刻意、笨拙且低效的知识灌输，还得全身心迎合现有的学校教育系统——而这套系统，正不断复制和强化着城乡之间、脑力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阶层等级。

这样的学校教育系统，真的合理且无可置疑吗？“农村”与“农村教育”真的一无是处，只能不断向城市教育靠拢吗？

作者&译者｜向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讲师，哈佛大学心理学本科、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教育、全球知识生产、教师教育。

《少年的你》剧照 | 图片来源：网络

2015年6月8日，高考的第二天。当考试结束的尖锐铃声在下午五点准时响起时，我正跟上百的宜平家长一起挤在宜平县第二小学门口那条窄窄的巷子里，人头攒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校门口。站在我旁边的中年男人踮起了脚尖向校门里张望，一个穿着花衬衣和紧身裤的少妇一把拉过不耐烦地到处乱跑的小女儿、呵斥她安静下来。父母、兄长、亲戚们坐了几小时的车从乡下或者打工的地方赶来，焦急而又无力地等待着他们家的高三学子冲过这寒窗十余年的终点线。

空气中混合着期待和焦虑的味道，让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广州执信中学我自己的高考。这所由孙中山创立的百年名校坐落在广州市区繁华地带，“执信中学”的牌匾是廖承志先生亲笔所提，红墙绿瓦飞檐的校门是广州主流媒体每年报道高考的固定背景。高考那天，我的老师们穿着清一色的大红色上衣列队站在校道旁，跟步入考场的我们一一击掌。那承载了百年历史和媒体聚光灯的校门外，同样也聚集着紧张焦虑的家长。

我也尝试着想象我父母25年前的高考。他们六十年代出生在湖北农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进入大学的头几批幸运学子。我听着父亲的高考噩梦长大：考前几天，他庞大家族中的每个亲戚都轮流来看望他、絮叨要他鲤鱼跃龙门的期望，每个人都跟他说“不要紧张”，但这轮番的叮嘱反而让他突感压力而失眠，导致他在困倦中睡过了半场语文考试。虽然历经坎坷波折，他和我的妈妈最终都还是成为了他们各自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并一步步成为了出色的医生，在广州这座大都市扎下了根。

读书改变命运，这是许多我父母这一代中国人的坚定信念，也是他们个人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中，读书是平民子弟向社会上层流动、进入政治权力的唯一通道，代代贫寒读书人在科举制度之下为了“一举成名天下知”而寒窗苦读。文革的动荡之后，高考又重新成为了我父母这一代出身农村的青年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路径。

但在四十年后，二十一世纪的当今中国，“读书”对于出身乡土寒门的年轻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从小我就知道，对于我和在我家乡村镇、县城长大的表哥表姐们来说，“读书”的内涵截然不同。我成长在一个城市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读书是自小就玩不厌的游戏，从父亲的书房自然而然地向外延伸，在一流大学深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对我表哥表姐们来说，读书是每天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不间断的刻苦背书与考试练习，以及从初中开始就没有褪去的黑眼圈和啤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我时常暗想，如果我出生并成长在我父母长大的村子，我的生活会是怎样？我会怎样经历“读书”，它又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

当前的媒体和学术界充斥着对于“读书是否有用”的激烈辩论。虽然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称全国范围内初中到高中和高中到大学的毛升学率达到95.1%和92.2%[1]，但是也有研究机构估算农村地区中学阶段的累计辍学率高达63%[2]。近年来，关于寒门子弟进入精英阶层希望渺茫和“读书无用论”盛行于农村社会的讨论不仅越发频繁地见诸大众媒体，而且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李涛、邬志辉在西南农村的研究认为，“单位制”的解体与就业方式的改变、“打工潮”造就的城乡流动为乡村底层社会提供的读书之外阶层流动渠道、以及大规模的乡校撤并为“读书无用论”的滋长创造了空间[3]；被城市逻辑主导的乡村学校成为文化和阶层再生产的场所，农村学生和家庭在以现代城市文明为内核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中被认为是“低素质”、“没文化”而被边缘化甚至排斥出局[4]；乡校学生形成的帮派、团体所构成的“反学校文化”，则在抗争现有体制的过程中进一步锁定了他们的边缘地位[5]。

种种对于“读书是否有用”以及农村教育境况的争论让人不禁追问：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农村青年们到底有着怎样的“读书”经历？“读书”在他们的生命体验中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选择读书、而又为什么选择不读？正是这些问题带领我来到宜平，并最终写下这篇文字肖像。

宜平是中国西南一个有一百六十万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距离我在广州舒适的家一千余公里。宜平地处大山的怀抱之中，目前还只通过公路与外界交通。火车站和大城市都在400多公里以外——如果路途顺利，大巴能在8小时内抵达。

在宜平当地一个叫梦想图书馆的草根公益机构的协助下，我在2015年6月至2016年1月期间两次前往宜平，在6周时间里访谈了27位在宜平县城上学的农村高中生，了解了他们的生命历程、教育经历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期冀。我还有幸拜访了一部分学生的家庭，在午餐和晚餐休息时间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或是加入他们周末难得的外出活动。虽然我是带着对于农村青年教育经历这个大话题的宽泛兴趣进入这个研究的，但在宜平接触的年轻人很快就让我意识到，“读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也是这篇肖像关注的重点。

这篇文章采用的是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Sara Lawrence-Lightfoot发展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传统而形成的肖像法(Portraiture)[6]。肖像法是一种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在反复、多角度的观察、访谈的基础上，以文字对社会现象、个人、社会群体或者组织、机构进行深描。它强调见微知著而不是概率上的普遍性，追求对社会现象的深度阐释以及呈现参与者自身对意义的解读，而不是某个“客观事实”。肖像法承认研究者自身视角对研究成果的关键影响——就像肖像画或肖像摄影是艺术家在深入观察对象的特质后，借助光影、色彩、造型与构图进行的创作一样，文字肖像也是肖像研究者多角度、深入地理解研究对象后进行的解读与创作；它所描绘的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洞见。因此，肖像法中的信度与效度来源于研究者对于自身背景与视角的反省，对研究过程的如实描述，以及对于“意外”、“例外”、“反常规的声音”(“the deviant voices”)的重视和追寻。这种反思性的实践帮助研究者跳出自身偏见与固有视角，但肖像作品所呈现的并非终极的“事实”或“真相”，它对社会现实的阐释永远都是可被读者挑战、争论的，而它的目的也不过是让读者在这挑战和争论的过程中让读者对某一个社会现象有更深的理解。

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萨拉·劳伦斯-莱特福特（Sara Lawrence-Lightfoot），致力于研究学校文化、广义的教育生态、家庭及社区中的社会化过程，以及文化与学习方式之间的关系 | 图片来源：The Harvard Gazette

阿山：为了我的未来

阿山是宜平县新民中学的高三学生，也是一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宜平时就认识的几位梦想图书馆的学生志愿者之一。他大概一米七的个子，总是站得笔挺，宽宽的肩膀，整齐的刘海挂在眉毛上方，笑的时候眼睛眯成细细的线。他经常穿着图案简洁的T-shirt和深色合身的裤子，简洁的穿衣风格似乎正折射着他对待读书和自己的未来一丝不苟的态度。

在我在宜平举办的所有的英语工作坊中，阿山是最活跃也最稳定的参与者。这些工作坊主要是关注英语发音和语法——几乎所有宜平学生都说这是他们在英语上最困难的。在广州这样的沿海城市，学校从三年级甚至一年级就开始开设英语课程，但宜平的大多数学校到初中才开始教授英语。我听说过和接触过的在宜平教英语的老师大多自己也不太能够用英语交谈会话。对于绝大多数宜平学生来说，英语要考及格比登天还难。

在我第一个工作坊那晚，阿山提前十五分钟就来到了图书馆的办公室，咧嘴笑着，用他略带羞涩但深沉而厚重的声音问我，“向芯姐姐，要我帮忙准备吗？”他帮我招呼了另外两个早到的学生，按照我的要求把活动室里的桌椅围城一个圆圈，架好了小白板，然后又帮我找到纸笔做好了签到表。

随着其他学生逐渐走进来，阿山也在离白板最近的座位上坐下。我站在活动室一端用普通话夹杂着英文做自我介绍，同时扫视了一眼面前的二十几个学生，看到阿山上身前倾，左臂支在桌子上、压着一沓白纸，右手紧握着一支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嘴巴的动作。在整个工作坊中，我一直感到他专注的目光紧随我嘴里吐出的每个音节、写在白板上的每个字母。工作坊结束的时候，他收起手里密密麻麻的笔记，转身叫了几位同学跟他一起打扫卫生。他指挥着同伴们把桌椅摆回它们原来的位置，等到大多数学生都离开课室之后，他又拿来一个拖把开始拖地。他从离门最远的角落开始，背对着活动室的门一路拖过来，轻巧地避开桌椅，在经过窗边的时候停下去关上窗子、拉上窗帘，拖完回到门口的时候顺手关上了灯。一切的动作看上去都流畅而自然，好像他已经演练过很多次似的。阿山细致地打理着自己的学习和他觉得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好像不需要任何人提醒。

不过，阿山在访谈中描述的童年的自己跟我在图书馆里认识的那个严谨律己的学生领袖大相径庭。阿山出生在培益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家里的四兄妹中排行第二。他父亲换过很多工作，目前父母都在工地工作，父亲是安全监管员，母亲则在开吊车。他在村里的一间“很差”的小学读了两年书，然后转学去了另外一个乡里的“更好”的学校，并在那里读完了初中。

从上学的第一天起，阿山就不喜欢读书。他把小学时期的自己描述为一个“很坏很坏的人”和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小学时，他是班上成绩最差的学生之一，也是学校里帮派的小头目，几乎每天都跟其他同学打架。阿山还清晰地记得，有一次他又忘记了交作业，他的老师生气得把他的书本都扔到了窗外、还让阿山跪下。阿山坚决不肯，结果老师气得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谈起这件事，阿山的声音也变得急促：“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那次确实我错，但是老师也有错，我也不后悔做那样反驳的”，阿山皱了皱眉头，停顿了一下，“那时候挺诚实的，就是觉得我是来读书的，我不是来跪的。”

上初中的时候，阿山开始在他舅舅的餐馆帮忙，他的生活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每天大概8点半放学，然后去餐馆帮忙干活，直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左右。舅舅的餐馆就在乡政府大楼对面，附近还有一个火电厂。在政府大楼里工作、领着丰厚薪资的公务员们和在火电站工作的外来工苦力们都会来这间餐馆吃饭，十三岁的阿山从这小餐馆的江湖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地位差距。公务员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那些外来工谈论的则总是他们遇到的各种艰难困境。阿山很快就明白了，“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

了解了社会底层的苦楚，阿山下定决心自己要爬到金字塔中更高的位置。阿山说起那些有钱的客人总是会挑剔他们的服务，这让他意识到，“服务别人好难的”。“那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要被别人服务”，阿山说着，手不由自主地攥成了拳头，“我不能，不能服务别人”。他简单直白的话语让我的心突然抽搐了一下：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这该是多么苦涩而沉重的一课啊。

由于在学校里成绩太差，阿山重读了一次初一。这多出来的一年让他比他的同学们多了一些优势，他开始在课堂上发言了。英语老师开始信任他、让他带领全班同学读英语，后来他又被选为了班长。渐渐地，这个“不折不扣的坏学生”成为了一个“好学生”，开始在学校里承担学生领袖的角色。

初二的时候 ，阿山的哥哥锒铛入狱，阿山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了加倍的压力。他的哥哥那段时间一直跟“社会上的人”混，因为参与了一场持刀抢劫而被判刑12年。阿山亲眼看着他的父母愁苦得一夜间白头。母亲每天都在哭泣，而父亲也没法在继续上班。他们想尽了办法来拯救他们的大儿子，同时还要努力照料三个更小的孩子。阿山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哥哥已经出事了，我也成为这家里面的长子，我应该也学会该去和父母爸爸妈妈分担一些。”他学会了怎样去安慰母亲，去说那些“暖她心窝的话”：“没事的，就是哥哥出去了也还有我们，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也会帮他的，他也还有前途的。”

阿山想要给父母买一套房子，让他们安定下来安享晚年。他想找个离他父母近的地方工作，这样他就能在每天下班后陪伴在他们身边。他仰慕他的父亲——这个一直不辞辛劳地养家糊口的男人，是他让阿山知道“怎么样才算是责任，怎样才能做好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怎样才是一种担当。”为了这个家庭，父亲在病重的时候也还是坚持去做他那份重体力工作。阿山想成为父亲这样的男人——义无反顾地承担对家庭的责任，给自己所爱的和爱自己的人带来幸福。对于阿山来说，读书是自己成为这样一个有担当的男人的唯一通道。

在我们的第一个访谈里，阿山事无巨细地向我介绍了他平时每天的时间安排：他每天早上5:45起床，在6:10左右到达学校。6:30到7:50有两节早自习，早上第一节课在8:10开始。四节课后，阿山在中午十二点匆匆跑回家，热好妈妈和自己的午饭。吃完午饭，阿山在下午1:10就回到学校，学习到两点左右，然后在座位上打个盹儿，否则他“整个下午和晚上都要跟瞌睡斗争”。下午的三节课在2点半开始，5:05结束，此时阿山又会跑回家，给自己和妈妈准备好晚饭。六点，他再次回到课室，开始上四节晚自习，直到10:20下课回家，但阿山通常在回家吃点宵夜后还会再学习一会儿。

周六上午也要上课，不过下午通常就是阿山自己的时间了。他会做些家务、打理一些平时来不及处理的杂活。如果还有空余的时间，他有时也会跟同学一起去爬爬山或者打打篮球。周日，他以前经常会补补觉，睡到中午，但上了高二之后，他已经很少这样睡了。现在，他通常在周日吃过午饭后就回到学校，晚上10:20晚自习结束时才回家休息。

在我看来，阿山的作息安排让人精疲力竭，但我从来没听见过他抱怨。“宜平的生活就是这样，很单调的，除了学习就是学习。”阿山说这句话的时候似在解释理所当然的现实，并没有露出沮丧或不满的神色。他不满意的是自己的学习状态——他觉得自己不够专注，时常走神想其他事情，“学不进去”。腊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到他家里跟他一起学习。虽然爸妈的房间里烧了煤炉十分暖和，他自己的小房间则从窗缝里漏着呼呼的北风，但是阿山并不愿意去爸妈屋里去复习，因为太暖和太舒服了，自己反而没法集中精力。于是他躬身坐在不过他膝盖高度的简易木板书桌前，翻开了厚厚的数学《大一轮复习讲义》。这本习题册他显然已经做过一两次，几乎每一页都布满黑色笔迹和红色的勾勾叉叉、三角形、星形标记。此时阿山翻到了三角函数的章节，用笔尖抵着书页，目光随着笔尖一行行扫过，有时笔尖停在某道题目上，端详许久，又在草稿纸上画图演算；有时则游走过几行后又往回倒，似乎是没有明白透，又或许是走神了。他保持着这个姿势看了一个小时，目光几乎没有离开过书本，只是笔尖动得似乎越来越慢了。当他终于抬头说，“向芯姐姐，我有些累了，我们到旁边烤火休息一下吧”的时候，我早已他身后的小板凳上坐得腰背僵硬酸痛、手脚冰凉，忙不迭地点头答应。他起身在墙上取下小闹钟，调好了十多分钟后的铃声提醒，这才带我暂时离开了这个冰凉的房间。

一名学生趴在桌上小憩 | 图片来源：搜狐网

让阿山佩服的是自己的弟弟，一个“在学习上非常努力”的学生。弟弟现在在文通一中学习——大多数宜平学子梦寐以求的求学圣地。“在他洗脚的时候，他也会看着书……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看着书慢慢睡着的……他起得很早……他在学校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我没有他那么有定力那么专注……”在宜平，这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故事。我在这里遇到的大多数高中生都有一个这样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或者同学，一个比自己还要刻苦努力、比自己睡得还要少、成绩还要好的同龄人，一个值得绝对尊敬甚至崇拜的、通过优异成绩“跃龙门”的完美榜样。这些榜样们的故事在一次又一次地转述中不断向宜平的学生们强化着在“读书”这条路上获得成功的要诀：要在高考比拼中获胜，就要投入所有时间和精力，不顾一切地坚持。

作为班里的纪律委员，阿山在自己和那些“偏离”了“正确道路”的学生之间画下了泾渭分明的界限。阿山的成绩算不上非常出众，高三刚开始考模拟考时，他只能考三百多分，在学校里算是平均水平。但他初中和高中的同桌、好友都主要是班上成绩相对好的学生。那些破坏课堂纪律的同学跟他“不是同一类人”。他跟那些“在街上的混的”没有任何关系。阿山甚至不辞辛劳地去“帮助同学们读书”，以免他们“浪费时间”：他会利用自习的时间跟一些违反纪律的同学长谈，苦口婆心地劝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家庭负责，全心投入到学习上。虽然考试成绩也不时让自己失望，但他牢牢记住了初中老师的话：“你考试的分数只能说明你考试之前的成绩，无法说明你以后的成绩”，因此他要自己向前看，爬起来继续努力。他对读书怀有坚定的信仰，而且愿意成为这个信仰的传教士。

中考期间，刚上高三的阿山难得有三天假期，但他却因为无法回课室学习而感到很沮丧。“但你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我感到难以置信，毕竟他已经把自己绝大多数醒着的时间都花在了学校里。“在家里很难读书。我需要课室里的那种学习氛围”，阿山表情严肃地说，“如果不学习，我会感到很空虚”。他的话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非常努力的高二女生，她也说自己不喜欢周末：“读书的时光最美好。不读书的时候很空虚。”我不禁思索，这到底是对读书的热爱，还是对在任何读书以外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所带来的罪恶感的恐惧？“读书”的严苛要求和未来的重负是否已经压得阿山和他的伙伴们失去了知觉，以至于他们难以在读书之外的事情上感到让人满足的意义？

第一次跟阿山吃午饭时，他把我带到了他学校附近一个颇受学生欢迎的米线店。恰逢学生的午餐时间，店里挤满了人，我们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勉强在一张桌子角上找到了两个位子坐下。想到他在英语工作坊中的主动参与，我对他在英语学习上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去感到很好奇——毕竟绝大多数宜平的高中生都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无法”的科目，不少人选择干脆放弃。我问他对英语的感觉怎么样。“我一点都不喜欢英语”，阿山毫不犹豫地说，“从小时候开始，我就不喜欢学习”。我听到自己心中咯噔一响。在我们身边摩肩擦踵、聊着校园八卦的其他学生似乎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老板娘刚在我面前放下的那碗牛肉米线冒着腾腾的热气，我抬头透过这雾气仔细地打量着阿山的面部和身体语言，寻找一些能够帮助我更好理解他话语的信号。他伸出胳膊到桌子的另一侧去拿起装筷子的盒子，抽出两双筷子，并递了一双给我，一如既往地温和笑着——似乎他刚刚只不过在告诉我今天他吃了一顿不那么合胃口的早餐。

虽然阿山已经从儿时的“坏学生”脱胎换骨成为而今我面前的这位模范“好学生”，他依然没有在学习中找到任何乐趣，而且这好像对于他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多大的问题。他那理所当然的口气似乎在昭示着他对现状毫无保留的接纳：对于阿山来说，读书从来都不是为了乐趣或者精神愉悦；读书是一个他在认识到社会底层的残酷之后，为自己的未来而许下的沉重承诺，一份义无反顾的牺牲。

依然带着几分犹豫，我接过阿山手里的筷子，尝试问另外一个问题：“你觉得你在高中里学的东西有用吗？”“没用”，阿山再次毫不犹豫地摇头，“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我们在小学和初中学的东西就足够了……高中学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在生活中都没有什么用，除非你以后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吧。”他温和的笑容渐渐换成了严肃的神色和微皱的眉头。“但我知道我一定要学习，所以我逼着自己去学习……对于像我这样处境的人来说，读书是唯一的敲门砖，如果读书读不出去，我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敲门砖了……”

天宇：为了我的家

与阿山对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坚定信念形成了鲜明反差的，是在宜平随处可见的辍学故事——这些故事往往充满了愤怒、伤痛、尴尬与困惑。不过，在读书的漫长征程中，让人们不断奋斗的不仅仅是对未来的希望。这不是一个人的战争；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大家庭中的亲戚朋友往往都深深地参与其中：他们帮忙筹集学费，不断唠叨告诫努力学习，给孩子设定明确的目标和期望，甚至在高考考场外焦急而无力地等候……

我第一次见到天宇是在我来到宜平的第四天。天宇的哥哥志浩是梦想图书馆的负责人之一，那天他邀请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到天宇的住处吃饭，庆祝天宇高中毕业、即将参加高考。我跟着志浩和几位图书馆志愿者穿过县城热闹的街道，来到了县城北边一条安静的街道。

天宇的房间在一栋三层高的老居民楼一层，通向房间的楼道不足一米宽，灯光昏暗。一张1.35米的床占据了天宇房间里大约三分之一的空间，床尾的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靠近房门的一侧放着一个双人沙发，一个放着厨具和蔬菜的矮柜，一摞塑胶凳子，还有两张折叠木桌。大的那张是平时天宇吃饭和做作业的地方，小的那张上面则放着一个电磁炉——天宇平时就在这里给自己和朋友们做饭。由于县城学校的宿舍床位都非常有限，很多像天宇一样在宜平县城读书的农村学生们大多以每年一两千元的价格自己租住了类似的房子。

我们十个人把天宇小小的房间挤得水泄不通，稍不在意就踩在了别人的脚上。那天，身高将近一米九的天宇穿着白色的T-shirt和蓝色的运动短裤，阳光帅气。虽然这顿饭是志浩为他张罗的，天宇的话却并不多，时而跟他的表哥和几个朋友说笑，时而显得有点儿走神。虽然高考在即，他看上去好像并不特别紧张，倒是一直默默地为准备晚饭而忙前忙后，帮着他姐姐洗菜炒菜。吃完饭，天宇又主动负责了洗碗筷。这个高大修长的男孩弯下腰，蹲在一个塑料脸盆旁边，顺手挤出一点肥皂放在手掌中，抓起我们用过的那十副木筷子，放在他宽大的两只大手之间来回地搓，木筷互相摩擦发出清脆而有节奏感的声响，一簇簇的泡泡也不断飘出来。我看得入神，就像一个孩童瞪大眼睛地盯着魔术师的手——从那以后，我也学会了这种高效的洗法。

2025年高考季，广西桂林灌阳“扁担女孩”刘燕，因一段挑着扁担搬运行李的视频在全网迅速走红，其独立、朴实收获了无数好评。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走红，刘燕和乡亲们都表示十分意外。在他们看来，挑扁担是当地日常生活的常态。“其实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农村，平常帮家里做点农活，用扁担或者木棍来挑东西，在我们这个小县城是再常见不过的事。”一名当地老师介绍说。图为6月13日刘燕（右）与妈妈一起干完农活回家 | 图片来源：新华网

天宇高考的最后一场考试结束时，我跟着他的哥哥、姐姐和姨妈一起在他的考场门外等待。当那大铁门终于慢慢打开的时候，几百个学生鱼贯而出，门外焦急等待的亲属们则伸长了脖子，盼着他们的孩子在人群中出现。天宇比大多数同学都高出一整个头，哪怕在这样的人群中也非常抢眼。“天宇在那！”姐姐最先看到了他。天宇也同时看见了姐姐，一步步从拥挤的人群中挪到我们身边。天宇一边把他手里的透明塑料文具袋递给姐姐，一边跟我们每个人都笑着点头打招呼。志浩把胳膊搭在天宇肩膀上揽着他，努力用轻松的语气问，“感觉怎么样？二本有吗？”天宇稍稍低了低头，把眼光抛向别处，笑得有些许勉强：“还行吧”。

天宇高考后的一周，我在图书馆里开始了跟天宇的第一次正式访谈。他过去的一周都在参加各种同学聚会，跟他们一起庆祝高考的结束和他们已经逝去的高中生涯。天宇这天还是穿着宽松的白色T恤和运动短裤，有些羞涩地对我笑笑，跟着我进了图书馆的储物间。我在储物间的书堆中清出一张小木桌，天宇从旁边的活动室拎来一张给孩子坐的小板凳放在桌边，轻巧地弯下他一米九的庞大身躯坐了进去。他挪了挪身子，舒服地坐好，上身稍稍前倾，双手松松地扣在膝头，准备开始跟我一起回顾他这一路走来的漫长旅程。

天宇出生在墨桐乡一个普通的工农家庭，是家里六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儿子。家里除了爸爸妈妈和五个哥哥姐姐，还有年迈的爷爷和奶奶。天宇出生后不久，爸爸就离开了墨桐和原先在烟叶厂的工作，到千里之外东南沿海城市青州的一个工厂打工。天宇的妈妈则留守家中，种地、养猪、养鸡，爷爷和奶奶也帮忙拉扯家里的六个孩子。

在村里读完小学和初中之后，天宇来到了离家半个多小时的宜平县城读高中。他所就读的一中是宜平县内最好的学校。对于宜平的初中生来说，进入文通市最好的三间学校是最高的荣耀，其次的选择就是宜平一中了，成绩再逊色一些的，则会以阿山就读的新民中学为目标。天宇的班级里有大约80个学生，这已经是宜平的高中里规模最小的了。在2014年的高考中，宜平一中宣称他们毕业班中81%都达到了本科录取线。在过去的37年里，一中总共有13位学生被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录取。不过最后一次这样的荣耀发生在2002年，在那以后的十多年里，宜平一中再也没有学生实现这样“跃龙门”式的跨越。

天宇说起他中学时期跟同学、朋友之间的深刻友谊时，他的背脊笔挺，嘴角上扬，声音厚重而充满生气。他笑着回忆起童年玩伴怎么拉着他开始玩篮球，他们怎么一起在村里干了搅稻草堆、偷别人家桃子等各种调皮捣蛋的事情。他还谈到了阿丁，他在高中时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一位经常批评他脾气太急、习惯不好的“良师”。“像我这样的人，很少听别人的话的，但很奇怪，他说的我都听得进去。一点一点的，他就让我变得更好了”。谈起这些，天宇线条刚硬的脸庞都在微笑中变得柔和。

“然后，在高二的时候……”天宇那充满热情的明朗声音突然变得低沉而微弱。三秒钟的沉默。刚刚还充满了房间的欢笑烟消云散。天宇的眼睛似乎一下子蒙上了一层雾。“那年中间的时候，我想过不读书了。”

天宇似乎找不到合适的字句来讲述这个故事。“当时很情绪化，就是说，因素……比较多”。他的声音显得犹豫而虚弱，他庞大的身躯似乎在渐渐向内蜷缩。从他断断续续的叙事中，我了解到他那个年轻的女班主任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谈起这段尴尬的经历，天宇依然脸红、语塞。天宇的班主任对他超乎寻常地好，这让天宇觉得班主任喜欢上了自己。而且班主任在别的班也总是谈起天宇的种种，这给天宇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和压力：“因为全班所有人，他们都看到这一点一滴，然后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就往那方面想……其他班的人，跟我玩得好的太多了，他们平时就是说，跟我的交流就是每一次都会提到她……这对我的影响比较大……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吧。”

在那同一年，天宇尝试了在学校转成体育生。个子高大而且身手矫健他从初中就开始打篮球，一直以来都梦想着成为专业的篮球运动员。他去跟班主任申请，但她并不支持天宇的这个想法，因为天宇当时的成绩很好，她觉得天宇如果把精力放在读书上，有可能通过高考考上很好的大学，但如果去练体育，肯定就会耽误学业、影响学习成绩。“然后她就一直在那边阻挡，然后到最后就没练成（体育生）。”谈起这段似乎充满了强烈情感和冲突的经历，天宇的言语并不多，不知他是否依然存有层层解不开的心结？

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天宇无法把心思集中在学习上，成绩也开始下降。他不再去听班主任的数学课，每次上课的时候，他会把课本放在面前，但实际上“都不听的”。逐渐下降的学习成绩让他突然感到了更大的压力，毕竟他的父母和家人一直都希望他好好读书，而且计划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他读完大学。他的大哥大姐都拿到了本科学位，二哥二姐却在高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了，三姐姐也只考上了一个三本院校，昂贵的学费已经让原本就并不殷实的家庭背上了更沉重的经济负担。天宇是家里唯一还在读高中的孩子了，每个人都希望他能考上一个好大学。但如果他高考失败、上不了大学，或者只上得了收费昂贵的三本甚至专科院校，那家里的负担岂不是会更重？“所有人的希望都放在我这里”，他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所以说我这边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当时就是那种成绩，我觉得走出来不可能成功”。

那个学期，天宇没有参加期末考试，第二个学期开学的时候，他也没有再回学校。“如果我这样走下去，我就一直带着这样的情绪走下去，我到最后避免不了一个失败。我也在担心我到时候走完之后，我面对这个失败怎么办？那个时候更对不起全家人，也对不起这些所有的目光……所以说，当时我就这样决定了。”他的眼睛里隐约闪着泪光，我似乎能感受到他的纠结、痛苦与无奈。当这场战役变得如此让人身心折磨、当继续战斗的代价如此高昂而胜利的希望如此渺茫，为什么还要选择留在这战场上呢？

但天宇辍学的决定在家里引起了强烈地震。爸爸从千里之外屡次来电劝说——外出在石材加工行业打工十余年的他太了解打工的苦楚，因而十分坚定地相信读书会让天宇以后的路容易许多，想要尽一切可能劝说他坚持下去，至少坚持把高中读完。天宇的妈妈没在学校读过多少书，但她也知道“读书是这个社会最关键的两个字”。总是在图书馆忙得没空回家的志浩也放下了他的工作来找天宇谈心。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在尝试劝说他。“我家里面他们所有的人都在痛苦，都在难过（我辍学）这个事情……我一个人的事情，停止了家里面所有人的事……全家人都在担心。”谈起当时的痛苦，他的肩膀和双手都紧绷了起来。

面对他整个家庭的“痛苦”，天宇辍学的坚定决心逐渐动摇了。“到最后，我不愿意看到他们这么多人痛苦，我宁愿我自己一个人苦，（所以）后来我坚持走（读书）这条路”，他的声音中似乎饱含无法言说的强烈情感，“或许，我走这条路的痛苦根本及不上他们的痛苦。”

这是一个怎样的牺牲啊，我在心中默默地想。天宇跟阿山不一样：阿山坚信着读书能给他带来自己想要的未来，但天宇的态度则复杂、矛盾的多。一方面，他对父母兄长一直说的“读书是最好的出路”多少信了几分，认可读书是个成功的“捷径”；另一方面来说，他的父亲外出打工多年来支撑这个家，二哥和二姐也读到初中就外出谋生，他知道读书并不是他唯一的出路——父亲也跟他说过，他如果实在读不好，也能通过努力出来工作让自己过得好，只是会更累一些。不管怎么说，高考并不是他想要不顾一切去拼搏的那个战场；他向往的是成为篮球运动员或飞行员，但他成长的环境中并没有通向这些梦想的现成道路，甚至那难得的体育生机会也因为高考的绝对优先级而与他失之交臂。他是为了他深爱的家人们——为了他们的希望与信念——才依然留在这个残酷的战场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天宇是为了避免让他的家人失望、痛苦才选择辍学，而最后让他回到学校的，也是同样的原因。他希望自己能够满足家人们殷切的期望。

在天宇的叙事中，我感受到一种强烈但无法言说的歉疚，如同一笔对为自己作出巨大牺牲的亲人们无法偿还的债。天宇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这样的歉疚压得喘不过来气的年轻人。阿飞，新民中学一个内向、言语温柔的高二学生，也因为相似的原因在选择辍学后又返回了学校。谈起他决定辍学后父母的失望和绝望，他的泪水不住地流，整个身体似乎都在痛苦中痉挛。“我不想读书……我不是读书的材料，我根本读不好……但是我现在会继续读下去的，这样至少我的父母能获得一些安宁。”

高三重新回到学校时，天宇尝试了去用尽全力地“拼”。他想尽一切努力再通过读书闯出一条路来，时常熬夜苦读，竟一下子生出了白发。但如果在这所有的痛苦和挣扎之后，他依然考不上一个好大学、还是要去打工呢？这些努力和拼搏就白费了吗？这些问题似乎暗暗藏在我们第一次访谈时天宇反复而犹豫的言语之下。他还是想去读一间好大学，想在体育行业建立自己的事业，但他似乎也很怀疑自己的成绩能否让他进入自己满意的学校和专业。

不巧，他那隐约的担忧在两周后高考成绩公布时成为了现实——他的分数未能达到三本线，只能选择专科院校。天宇很清楚大专学历在中国的教育等级中受人歧视的尴尬位置，因此对专科并无兴趣。虽然他还是在志浩的鼓励下填写了几个跟自己兴趣相关的专科志愿、并最终被一所体育类专科院校录取，但他被分配到了一个与体育并无关系的专业，且不能转。几番周折，他在入学不到一周时决定退学。兄长们闻讯纷纷跟他联系，建议他考虑复读。天宇似乎重新陷入一年多前的困局，但这次他更加坚定了：“不是我不喜欢的生活我不愿意继续，给我的越多背负的内疚越多……我瞧不起专科也瞧不起自己，学一个自己不愿意也不喜欢的专科，只有继续内疚就下去，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每一次读都一样，我就一定要读书吗？”

近半年后，我再次在天宇的老家见到他。退学后，他在父亲工作的石材加工厂做了一段时间学徒，后来因为家里要重修房子，他就跟父亲一起辞了工回家当了两个月的工程师兼建筑工人。那天是零度左右的天气，天宇只穿了一件套头的运动汗衫，正张罗着重新铺设门前院子里的排水管。挖渠、铺管、封水泥，他挥舞锄头和铁铲的动作看上去轻松而流畅，几乎有种美感，只有走近时才会看到他手背上厚厚的泥灰和那因用力而泛红的手掌。晚饭的餐桌上，哥哥和父亲几次提起过完年修完房子后天宇该去干什么，天宇大多低头不语，大家也就陷入几秒尴尬的沉默。午夜后坐在炉火前跟他单独聊天时，天宇搓着那双已变得粗糙的大手，说他并未想好未来的打算，但他很清楚自己肩上承载全家的希望——大哥志浩虽然当年复读两年跃进了重点大学的“龙门”，但最终选择了追逐自己的梦想而投入无法带来多大经济收益的公益事业；二哥没读高中就出门打工，现已结婚生子，性格和思维却过于单纯；这一家老小能够指望的，也就只有他这个最年轻的儿子了……他不再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力了。

看着在昏黄的灯光下低头深思的天宇，我又想起了半年前我们在图书馆的第一次访谈。那时的他怀揣对那未知的高考结果的隐隐不安，一边不断改变坐姿，一边尝试理清自己的思绪、为自己想象一个在读书以外的未来：“我觉得我啥东西都想学啊……我现在还年轻，（如果）现在我就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就是卖苦力……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觉得我要丰富我的能力，就是，这才是最重要的。”说这句话的时候，天宇那双一度蒙上迷雾的眼睛似乎又亮了起来，声音也充满了力量。

晓瑾：为了我的自由

阿山在为了成功的未来而读书，天宇为了满足家人的期望而读书，但晓瑾却希望读书能带给她自由——让她超越原生家庭和村子对自己思想和身体的束缚，带她去探索那更广阔的世界，去寻找她自己想要的生活。

晓瑾跟阿山一样是新民学校的高二学生，也是梦想图书馆的资深志愿者。她留着天然微卷的短发，齐齐的刘海挂在额前，并延伸到两侧遮住大半个耳朵。她身材小巧，身高不过一米五左右，但有一把响亮而充沛的好声音。虽然她玲珑的身影常常在不经意间就消失在图书馆书架间或宜平热闹的街头，但她说笑的响亮声音总是能让人远远地就感到她的存在。她似乎经常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在我来到图书馆的第一天，她跟我一起吃过一顿晚饭之后就在图书馆里大声说：“我好喜欢你呀向芯姐姐！感觉有好多好多事情都可以跟你讲！”大家听了都哈哈地笑了。

晓瑾出生在吉门乡，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村里的学校读的。她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她的妈妈似乎在情绪和精神上有些障碍，在晓瑾才六岁的时候就喝农药自杀了。晓瑾上初二的时候，她的爸爸和爷爷也相继去世。虽然她已经几乎想不起早逝的母亲的样子，但是爸爸和爷爷的离世对她来说依然是新鲜的伤口，初中那几年的痛苦挣扎依然历历在目。

数学是晓瑾最喜欢的科目，她喜欢动脑筋解决问题的过程。有一天，她带着数学练习册来跟我吃饭，问了我一道她觉得比较难的几何题目。我看了题目之后让她说说自己的思路，她眼珠转了转，就开始说她感觉比较重要的几点信息，用铅笔描出了两条辅助线。从她随口说出的解题思路，我立刻感觉到了她强大的空间思维和数学直觉，但她也主动承认，她虽然大多数时候都能想到一个思路，但却经常没那个耐心去把题一步一步严谨地解出来、写清楚。我访谈她时，她歪着脑袋跟我说，“我觉得我是那种又玩又学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玩的还是学的……就在学校时间我会挺严肃的，在学校的话，上课还是很努力去听，不会去弄其他的，顶多就是自习课语文课看一下小说。老师在的时候他讲什么我觉得还是不能乱整……但是一到宿舍的话就是，就是一到玩的时间我就不学。”对晓瑾来说，学习的时间和自己的时间有明确的界限。她把自己周末和假期的时间都用来“玩”：跟朋友一起逛街，吃东西，爬山，帮忙照顾外甥外甥女，还有去县城的福利院看望那里的孤儿。

晓瑾在村子里认识的几乎所有同辈人都已经辍学去打工了：她的哥哥姐姐，她的表兄弟姐妹们，还有她儿时的玩伴。她的弟弟还在读初中，但经历家里的变故之后一直非常叛逆，在学校非常调皮捣蛋，晓瑾估计他也很难读下去。她有些朋友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还有一个叔叔似乎是在外面参与贩毒。晓瑾这样描述她所看到的农村年轻男女的未来：男孩子读几年书，辍学，然后去打工，结婚，然后一辈子拼命挣钱养家；有野心一些的，不满足于打工的生活，可能就会去参与贩毒等非法暴利的事情。对于女孩来说，那些“传统一些的”会早早地辍学、结婚、生子，然后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那些想出去看一下的就会辍学出去打工，“享受”几年，然后还是回到同样的结婚生子、照料家务的角色。

央视纪录片《张桂梅：大山里的女校》中，一位接受采访的华坪女高学生，其说法与晓瑾惊人地相似。当记者问她 “准备报考哪个大学” 时，她回答：“我想考出去，去东三省。”被问及理由，她回答道：“因为那里比较远，因为不想局限在这个小小的地方，还是想走出去，我们那个村里面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同龄人，就已经结婚了。” | 图片来源：央视网纪录片《张桂梅：大山里的女校》截图

但晓瑾在图书馆里认识的朋友们就截然不同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也包括我在内——大多已经从大城市的一流大学毕业，而她在这里认识的同龄人也大多向往去外面上大学。她认为志浩是“见过世面的人”，觉得他如果没有去青州读书、工作那些年的阅历，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视野的。她说自己平时跟家里的朋友都是“想怎样就怎样”，但在图书馆的时候说话都会小心一些，怕自己一不小心说出一些不礼貌不文明的话，带坏了来图书馆看书的小孩子们。

现在在读高二的晓瑾已经是她村子里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了。她觉得村子里的其他女孩大多不会自己思考——她们总是在担心别人会怎么看她们，按照别人的期待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感觉他们的思想有被太多的那种传统束缚……然后我觉得，人好不容易来这个世界上一次，为什么不能为自己而活呢？”她那亮堂而有力的声音在图书馆狭小的厨房里回荡。这个年轻女性提出的问题如此尖锐、目光如此坚定，好像迫不及待地要冲破自己村子里那种熟悉而无生气的生活的桎梏。而她想要冲破、想要逃离的，不仅仅是贫穷和困苦，还有这种生活给她的精神和思想戴上的枷锁。

对于晓瑾来说，读书似乎是唯一能够让她有一日“为了自己而活”的路径。大学一直都是她的目标，但她也考虑过辍学。她快要初中毕业的时候，她的父母和爷爷都已经去世，一个舅舅出于家里经济情况的考虑，想要她去职中而不是高中。虽然晓瑾那时在家中并没有什么话语权，但她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她很明确，自己要么就读高中考大学，要么就干脆不上学了，因为职业教育在她看来跟直接工作并无多大不同：“其实也不是因为我想上高中……但是我从小就想上大学的啊……让我读中专的话，我说我就不读了。”

虽然晓瑾和阿山一样想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对于晓瑾来说这条路还多了一层含义：她希望通过读书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思想的习惯”。晓瑾相信读书才能让她的思想摆脱传统和家庭的限制，因为她发现村里哪些没怎么读书的女孩子都毫无批判地接受了所有传统的思想，但是像志浩和图书馆的朋友们这些读过书的人，他们对人对事总是有自己的看法。

晓瑾通过读书寻找自由的愿望无可避免地会与她在学校学习生活的现实发生许多冲突。一天，晓瑾利用午休时间在一间灯光昏暗的米线铺跟我讨论她的功课，谈起她觉得历史、政治书里有好多东西都没道理。每次她读这些课本，她总是会想去反驳、批判里面的很多说法，而没法像一些老师说的一样好好地接受书里的观点、把他们背下来——晓瑾跟阿山的考试成绩不相上下，但跟阿山的默默接受截然不同，晓瑾觉得背这些东西一点价值一点意义也没有，她甚至很“鄙视”这样的死记硬背；哪怕经历了半年高三而苦涩地意识到“有些东西你不喜欢但也还是得去做”，她依然坚持着在文科上也只是“看看课本”、“看看解题思路”去“理解一下”，而不去依靠背诵。她想通过读书获得思想上的自由，但她所经历的读书过程却恰恰没有太多自由可言——这种死记硬背不正是在进一步束缚她的思想，让她离自己想要的越来越远吗？

晓瑾的愤愤不平让我想起了自己在她这个年纪也经历过的悄然叛逆：高中时的我也同样对于课本和考试中永远存在的“正确答案”感到很沮丧，而且经常持有不同见解。幸运的是，我所在的学校以宽容民主的氛围闻名，我能够在感到不解、不同意时跟我的同学朋友们热烈讨论，因为我成绩比较好，连老师们有时都愿意倾听我的见解，甚至有时会根据我提出的意见而调整“正确答案”的范围。但晓瑾的处境比我要艰难得多。她说她的历史老师是个“照本宣科”的人，只是在课堂上照着课本念；她身边大多数“想学”的同学都困于对高分的追求，大多只想记下“正确答案”以便拿到高分。目前，她的解决方法是尽量把精力放在数学上——至少她觉得数学是有趣的、解开一个问题也能获得很大的成就感，至于其他的学科，只能能做多少就是多少了。“大学的专业我要好好选”，她一边回顾自己高中的经历一边摇头，“高中的时候我已经没有机会选择了，要是大学也选了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那就悲剧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怎么能浪费在这些东西上面呢。”

晓瑾给自己想象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未来：“第一种是，我就是随波逐流，然后过一下这种比较传统的生活，就读一个大学，或者不读大学，然后不读大学的话就回家去，然后嫁一个村子里的……就像其他的那种农村的女孩一样，然后一辈子。然后另外一种是，我读书回来了，然后找到工作了，在这边叱咤风云那种，就在政坛上，或者商界有一番作为。然后另外一种是我走出去了，然后我可能走出去的话，会做很多（事情），就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可能每一样都会去尝试一下。”她承认前面的两个版本主要是她的舅舅、舅妈们想要的，她们希望她去读个师范学院或者在宜平当个公务员。但她自己想要的，是第三条路：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去闯，尝试各种新鲜的东西。

一个周末，我加入了晓瑾和她的好朋友去探访福利院的常规行程。福利院离晓瑾的学校大约六七公里，住着11个孤儿，其中大多数患有严重残疾。那天，晓瑾和朋友带了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一台手提电脑和一个投影仪去给孩子们放电影，然后再带他们到院子里去玩。播完电影，晓瑾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安静地倚靠在墙边，似乎在想些什么。过了一会，她抬起头，开始跟我说她的万千思绪：她有时也会质疑自己的努力到底有没有用，这些孤儿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其实比她自己家里的还要好，而且她每次大老远地跑过来，好像也只是陪他们玩，这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呢？但她有时还是会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就在福利院工作。她一直在琢磨着暑假要把云逸（福利院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带回自己家，这样她可以好好照顾他，带他看看外面的世界。福利院的孩子们平时都难出福利院大门，但他们是多么需要走出去看看呀……听着她絮絮地说，我突然发现，她想要带给孤儿院孩子们的，与她自己希望追求的，竟是那么相似。

在我们走回晓瑾学校的那一个半小时的山路上，晓瑾挽着我的胳膊，跟我说起所有那些她想要去做的事情。她想去读大学，然后她想去一个乡村支教两年，然后再做几年记者。当她年纪大些的时候，她想去当个律师。“天哪，好像好多证要考啊！可能太多了……”她爽朗地笑，山谷也回应着她的笑声。“人就活这一次，我什么都想试一试。我觉得我没法只是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她想去哈尔滨，中国国境内离宜平最远的地方，那样她就可以远离自己的家，远离亲戚们对她的期望和要求，也远离村子里的传统生活给她加上的桎梏——找到自由。

注释：

【1】周宇香. 中国“90后”人口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解析[J]. 中国青年研究，2020（11）: 43-51.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教育统计数据. [EB/OL]. 2015 [2015-12-06]. 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4/2014_qg/201508/t20150831_204421.html

[2] SHI, Y.J., ZHANG, L.X., MA, Y., JOHNSON, N., CHU, J., LOYALKA, P., & ROZELLE, S. Dropout in Rural China’s Secondary schools: A Mixed‐Methods Analysis [J]. China Quarterly, 2015, 224:1048-1069.

[3] 李涛，邬志辉.别让新“读书无用论”撕裂乡土中国——对中国西部一个偏远村落的实证调查[J/OL]. 中国青年报2015年8月3日10版。

[4] Chung C W, 鍾志樺. The alienating school: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school dropout and education quality in poor, rural China [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okfulam, Hong Kong), 2012.

[5] 李涛. 底层的“少年们”:中国西部乡校阶层再生产的隐性预演[J]. 社会科学, 2016(1):82-92.

[6] Lawrence Lightfoot 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ortraiture[J]. Clinical & Experimental Allergy, 1997, 37(11):1581–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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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2018)88(1):81-102

原文标题：

My Future, My Family, My Freedom: Meanings of Schooling for Poor, Rural Chinese You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