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毛主席的智慧：伟人与王明的「较量」

高月映镜泉，布衣绕松风。

世间无余事，众相入笔锋。

离开事，仅谈人本身，是伪命题。因为一旦让其置于事中，稍有不慎或者不和，其本在的一面就会立刻显露。所以，当我们与这样的人谈完满人格时，要分外警惕。所有人格，都是在事中检验出来的。

事实上，人要找到能探索一生的志业并不容易。尤其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断进步的。这意味着，我们所追求的志业，能容许自己不断进步，并且能一直引领自己前进。能担当这样角色的思想流派或者具体人物并不多见。如今，经过全面检验，中医与毛思，一文一武，一阴一阳，终于值得一生探索。

今天，我们将谈一谈毛主席与王明的较量。在这过程，伟人与王明之间的较量，更多是在意识形态、战争路线的较量，作用是间接的，是以最终战争成败做检验的。跟张国焘有直接武力相向的风险不同。而在这期间，无论是长征前在瑞金，还是长征后在延安，伟人的战友周总理，曾经都站王明一边。这都让伟人在这场博弈中分外艰难。

由此看来，他仅把他们作为“同事”，而不是密友，是有出处的。相反，为何伟人曾对那位林姓“青年晚辈”，对朱，对彭，有更多的信任，因为他们均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支持过他，站在他这一边。

让我们回到1937年。这一年11月，作为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王明躲开了最艰难九死一生的长征大转移几年，回到了延安。他凭借自己手握斯大林的尚方宝剑，将自己置于中共中央之上。不仅提出一切都要经过“统一战线”，以蒋集团为马首是瞻，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提出与伟人完全不同的路线“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更甚是，在武汉成立长江局，是凌驾于彼时中共中央之上的第二首脑。周总理基本是听命于他的。彼时连毛主席的《论持久战》都无法在武汉的党内刊物刊登。

然而，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我国大片领土被侵略。“敌后方战场”不得不成为事实上的主战场，游击战不得不成为谋生存图发展的最重要手段。这再一次说明伟人预见的准确性。而他的艰难局面，直到1938年初王稼祥从苏联回来，带来共产国际的另外指示才有所改善。

我们再看，到了1938年，5月徐州失守，日军侵入华中，“九省通衢”的重镇武汉成为会战的中心。这让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1938年6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制订了保卫武汉作战计划。他们准备在武汉外围与敌周旋五六个月，即以“保卫”武汉三镇为中心，以豫西、豫东、皖北、皖南及湘赣两省为广阔外围的大战役，以消耗敌军，阻止敌军继续向西的攻势。

但实际上，他们并非真正打算坚守武汉，而是在此阻挡或者拖延日军攻势，巩固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当时身处武汉，没有真正经历过战火的王明，本着极大的知识分子热情，对保卫大武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只看表面，不看本质，提出要“誓死保卫武汉”，并为保卫武汉出谋划策。他认为，如果武汉失守了，即使中国还能坚持抗战，也会元气大伤，民族凝聚力会受到严重挫伤。他命所有人坚守武汉，不得撤离。

而伟人早已看出蒋介石的用意，以及国民党与日军的对抗局势与趋势。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王明单纯强调保卫大武汉的方针提出批评，而主张大部队撤退，分散各地打游击战。但王明依然一意孤行，坚持自己的想法，逆着变化的形势，固执宣扬军队的“统一”，把抗战成绩，归功于有统一的统帅，统一的作战计划，统一的行动等等。这简直就是让我军置于死地。如果全党听他的指令，那末，我党的第二次灭顶之灾很可能再次降临。

1938年9月29日，我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举行，开幕式由张闻天主持，随后由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王稼祥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的团结的空气。

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需要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只有党的团结，才能赢得人民信任。

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当时，共产国际的指示仍然是最高权威，伟人终于正面获得共产国际的首肯。

时间再来到1941年。这一年1月，新四军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总部9000余人，除2000人在新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的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此次倒行逆施，给社会各界带来极大的震动，甚至波及苏美对蒋介石的支持态度。而最为重要的是，彻底震醒了我党内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人士。包括伟人的总理战友。这对他的影响极大。就在新四军被“编遣完毕”的次日黎明，重庆《新华日报》报纸第二版“天窗”出现周总理的题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第三版“天窗”有他的题诗：“干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与此同时，伟人也积极利用此次机会，大力发动舆论造势，让蒋介石的失信行为广布于众。

可以说，皖南事变是国共合作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伟人与王明在党内信服度变化的转折点。再加上国共合作与抗日路线，随着战争不断推进，反复证明伟人道路是正确的。加上，他连续推出完全经得住实践考验的哲学大作，从此才真正从思想上和从领导权上确立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从此被迫与王明的“较量”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