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处理性骚扰？

　　原编者按：我们依然处于并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处于父权制社会中，对妇女的压迫是普遍存在的，在自诩左翼的团体中同样存在大量针对妇女的暴力，捂盖子、搞切割、施压受害人等恶劣现象层出不穷。如果我们不能加强警惕，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处理好这类问题，我们就没有资格以左翼自居，我们就一定要失败。这篇文章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妇女权益问题，我们应该参考并应用于实践。

　　针对妇女的暴力是包括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变特征。这是父权制最可憎的方面之一，父权制是压迫妇女的邪恶制度。美国的父权制有着其特有的资本主义特征，例如妇女的普遍商品化。“商品化”一词是指资本家将女性变为出售对象，普通男性也参与这一过程。

　　针对妇女的暴力也出现在美国自称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中。这包括了强奸、性侵、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压迫、其它形式的身体和语言虐待和其它形式的违反同意的行为。最近，两个主要的托派组织——一个英国的[1]和一个美国的[2]——由于其成员的自由主义（即无原则地缺乏斗争）没有反对强奸文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公众的曝光和谴责。

　　不到一年前，美国的另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也被揭露包庇一名强奸犯成员。这个组织仅仅让他写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来惩戒他。[3]在“占领”运动的高潮时期，纽约、克利夫兰、达拉斯、巴尔的摩、劳伦斯、波特兰、新罕布什尔州和格拉斯哥的抗议营地都发生了性侵事件。[4]众所周知，强奸文化在无政府主义集体和更广泛的无政府主义环境中普遍存在。[5]对于每一个革命组织和倾向来说，妇女解放的问题都摆在桌面上：你站在哪一边？

阿努拉达·甘迪（1954-2008），印度革命妇女运动（或许也是这颗星球上最大的妇女组织）的领导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成员。

　　这是当今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这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越来越多，各组织内部的混乱也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件好事，必须鼓励其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事情：更多的辩论、更多的混乱、更多的动荡、更多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人指出了英国托派的阶级还原论路线与男性沙文主义实践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他人则强调了无政府主义者薄弱的组织形式，以及他们在“恢复性正义”框架指导下采用的“问责程序”，而这些程序对相关妇女来说往往是骗局。[6]然而，如果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对问题的理解就过于简单了。实际上，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中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现象。它并不狭隘地植根于任何特定的倾向。

　　任何意识形态或主义都不能使一个组织免于这个问题。一些团体和个人宣称拥有各种政治立场，但同时却总是将妇女解放置于次要和不重要的位置，或者将女权主义言论与男性沙文主义行为相结合。因此，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当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在实践中出现时，一个组织如何解决，因为这很有可能会在其队伍中的某个时刻出现。（我们）能从列宁主义-共产国际历史经验的积极方面和当今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整体中可以得出某些指导原则。

　　这里必须强调毛主义，因为它在发展无产阶级女权主义倾向和组织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无产阶级女权主义是毛主义领导的人民战争和世界各地革命群众运动在实践中产生的妇女解放倾向。[7]毛主义政党概念在其性质和工作方法上也是全新的。[8]在美国制定有关反妇女暴力的组织政策时，应遵循本文概述的指导原则。如果没有建立在正确原则基础上的正确政策，美国的革命组织将永远无法组织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成员和领导者，因为迄今为止，它们还没有按照历史对我们的要求做到这一点。非政府组织（NGO）机会主义者及其小资产阶级身份政治的统治地位仍将无可争议。广大无产阶级妇女将只能跟随各种非无产阶级倾向的领导，而没有独立的阶级政治武器。

　　（1）革命组织如果是真正的革命组织，就必须自动开除任何参与针对妇女暴力和虐待行为的成员。不能认真对待未能做到这一点的组织，必须公开揭露其未能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活动家使用的“恢复性正义”框架和“问责程序”往往只是在实践中复制父权制的动力。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没有驱逐政策的“整风”和“批评/自我批评”往往成了名称不同的同一个自由主义过程。与此相反，对男性沙文暴力和虐待的零容忍必须成为原则，这意味着自动开除，并视情况公开曝光。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实现妇女解放的组织，而不仅仅是将其作为一个吸引人的想法来谈论。

释放妇女的革命怒火

　　（2）美国的一个组织对反妇女暴力和虐待事件进行调查时，声称受到暴力和虐待的受害者的证词必须比被告的证词更有分量。如果存在事实争议，指导原则必须是主要根据受害者对事件的描述来制定政策和做出决定。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会被施暴者不断地否认或操纵他们的现实。

　　在调查事实和对被告做出裁决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美国的革命组织不是法院，没有法院的物权调查权和推定权，不能任由被告简单地部分或全盘否定受害者的陈述，质疑受害者的动机，并动员自己的社会网络向受害者和组织施压。

　　美国的革命组织不是就惩罚和改造问题做出决定的州，惩罚和改造将按照不同的标准运作。它们是自愿协会，必须就如何应对事件做出决定——通常是根据有限的、相互矛盾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同时考虑到需要推进妇女解放斗争、将妇女培养成成员和领导者，以及保护组织的工作和声誉。

　　（3）必须鼓励从事反妇女暴力行为的个人改正，但只能在将其开除出组织队伍后才能进行，并作为今后重新加入的条件。某些行为，如强奸或性侵，必须毫无疑问地终身禁止加入。对于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组织来说，美国共产党在1931年对芬兰裔共产党员约基宁（Yokinen）的驱逐、随后的大规模公开审判以及最终的纠正，仍然是美国在实践中成功纠正过程的最佳范例，在这个案例中，纠正的是白人沙文主义行为。[9]

　　这方面的纠正并不意味着在组织会议上说几句话，写一篇道歉文章，进行调解，参加问责圈或受害者影响小组，或接受咨询和治疗。难道白人沙文主义者也应该得到咨询和治疗吗？纠正意味着在群众中广泛开展自我批评，将自己的行为和历史最全面地公之于众，并坚持开展反对压迫妇女的政治活动，其中必须包括个人的持续转变，这与约基宁在美共领导下成功开展的活动相似。

　　1931年，美国共产党在纽约哈莱姆区组织的“约基宁审判”，使芬兰移民奥古斯特·约基宁引起了公众的关注。约基宁是芬兰工人俱乐部的看门人，他被指控没有为三名在俱乐部的一场舞会上受到虐待的非裔美国共产党人辩护。承认错误后，约基宁成为一名直言不讳的民权倡导者，直到他因加入共产党而被捕，随后被驱逐到芬兰。

　　认识到当今美国没有任何组织具有开展这一进程所需的基础、在群众中的威望和规模，这意味着在当前的主客观条件下，成功纠正个人的男性沙文主义通常是应该追求的，但将不可避免地继续成为例外而非规则。最重要的是与作为男性沙文主义土壤、阻碍妇女组织起来的小团体动态作斗争。没有妇女的组织，针对妇女的暴力就不会结束。

　　（4）一个革命组织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可能在其文件中有所概述，但最终只有通过其成员的行为和行动才能在群众中成为一种物质力量。这是毛主义政党概念的新贡献之一，它强调了干部革命态度的重要性。革命组织必须向其成员灌输不断改造思想和行动的必要性，以创造妇女解放的现实。

　　（5）无产阶级女权主义挂帅需要不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或CSC（CSC）。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括研究父权制的概念和历史，通过协助小组的形式讨论其在思维、行为和行动中的表现，并就如何与之斗争做出集体决定。同时，在没有针对男性沙文主义暴力和虐待行为的开除政策的情况下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最终会成为一种瘫痪而非加强组织的无用仪式。上个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建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辜负了这个国家的广大劳苦妇女。

　　如果不首先正视现有组织和圈子中存在的男性沙文主义这一紧迫问题，包括为此确定正确的指导原则和政策，就妄想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女权主义政治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组织，或在今天从头开始发展革命的无产阶级女权主义运动，那简直是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这种观点等同于取消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是一种经济主义，拒绝解决妇女参与组织的真正政治问题。我们欢迎与在实践中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并有兴趣通过讨论组织原则和政策相互学习的女权主义导向的集体和个人进行对话。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学习中心，2013年8月16日

【注释】

　　[1] Shiv Malik and Nick Cohe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leadership under fire over rape kangaroo court,” guardian.co.uk, March 9, 2013.(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3/mar/09/socialist-workers-party-rape-kangaroo-court).

　　[2] “Rape, Sexual Assault, and the U.S. Socialist Organization Solidarity.” (http://www.thenorthstar.info/?p=9350).

　　[3] 更多信息请参阅博客Necessary Means: Confronting patriarchal violence（http://necessarymeansfight.blogspot.com/）。

　　[4] “Occupy Wall Street: How About We Occupy Rape Culture?” (http://persephonemagazine.com/2011/11/04/occupy-wall-street-how-about-we-occupy-rape-culture/).

　　[5] 见如Betray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rape culture in anarchist subcultures, Words to Fire Press（“似乎在整个无政府主义的环境中，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一个社区正在遭受强奸、性侵犯和虐待的蹂躏。”）。

　　[6] 同上。（“[T]问责程序本身的内部运作有可能被劫持并用来对付幸存者……在某些情况下，[加害者]可以向幸存者提出要求，或者对自己的参与提出标准。犯罪者或为他们辩护的人通常都会以自己的防御性 ‘狂吠’来回应别人的呼喊。如前所述，他们会指控幸存者任何他们能想到的不法行为，或者在没有实际不法行为的情况下编造一些不法行为。虚假的支持者非但不承认这些可悲的诽谤企图是操纵性的违法行为，反而通常会与肇事者一起荒唐地要求幸存者‘承担责任’。从这种新发现的正义立场出发，在虚假支持者的合谋下，加害者可以自由地改变问责程序的性质。

　　“最初的呼唤变得更像是一场谈判，因为加害者的合作取决于幸存者能否解决他们的担忧。也许其中的一些担忧可能是合理的，但重要的当然不是它们的合理性，而是它们在破坏幸存者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现在，幸存者不仅要让加害者担负责任，还要从社区那里获得支持。那些不愿意或无法通过所有障碍的幸存者将被一笔勾销。在问责过程的最后一个反常现象中，幸存者将成为问责失败的罪魁祸首，成为不愿意‘解决问题’的人。此时，所谓的‘恢复性正义’框架已被严重扭曲，它只能成功地‘恢复’强奸文化的权力动态，而这种权力动态在幸存者的抗争中已受到损害。”）

　　[7] 见如阿棻提（Avanti）的《妇女运动中的哲学派别》。译者注：阿棻提，即阿努拉达·甘迪，《妇女运动中的哲学派别》已有中译，见https://jiliuwang.net/archives/90320。

　　[8] 见如阿吉特的《毛主义党》。

　　[9] 哈里·海伍德，《在美国黑人问题上争取列宁主义立场的斗争》，《共产党人》，1933年9月。链接见：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haywood/1933/09/x01.htm

【原文链接】文章来源：《群众》杂志（美国）2025年2月 译编：燕归来

　　https://the-masses.org/2025/02/06/on-standards-of-feminist-condu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