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三次反“围剿”之战在世界战争史上的两大划时代意义——从《真理报》一篇文章说起

　　1931年，《真理报》一篇文章提到:蒋介石“调动了南京政府的三十万装备精良的部队……在中国内战史上还未曾有过这样的军队。而和它对峙的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只有六——七万人的红军几个军和几万名装备很差的游击队”，但是，“中国红军经受住了最困难的考验” （《真理报》：约尔克撰写《中国苏维埃的新胜利》）

　　《真理报》公正歌颂了毛主席和朱德同志领导装备落后的红军战胜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反动军队的辉煌历史。但是，在革命战争的不同阶段，在毛主席、朱德同志麾下克服困难、通过考验的军力，是有明显变化的。第一次反“围剿”，敌军十万，“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二次反“围剿”，敌军二十万，“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三次反“围剿”，敌军三十万，“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三次反“围剿”之后，红军逐渐发展到了六万以上，达到了《真理报》所呈现的数量。

　　第一次反“围剿”，敌军是我军两倍以上；第二次反“围剿”，敌军是我军六倍以上；第三次反“围剿”，敌军则是我军的十倍。装备上，如《中国苏维埃的新胜利》所说，我军更是远远落后于敌军的。但是，我军仍然战胜了敌军。这不仅是中国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而且是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三次反“围剿”在世界战争史上开了两大先例——第一，首次创造了在兵力仅占敌军十分之一条件下夺取胜利的战争奇迹；第二，首次创造了在装备差距如此明显悬殊的情况下克敌制胜的先例。

　　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被吹的水分最大的，莫过于刘秀所谓的“昆阳之战”。但是，现存资料来看，“时莽军到城下者且十万，光武几不得出。”（《后汉书》：《光武帝纪》）“时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后汉书》：《光武帝纪》）“会世祖悉发郾、定陵兵数千人来救昆阳，寻、邑易之，自将万余人行陈，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独迎，与汉兵战不利。”（《汉书》：《王莽传》）“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陈乱，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后汉书》：《光武帝纪》）八九千，说明接近九千，至少可以按八千五百算；援军之中必然占少数的“敢死者”三千，说明援军总兵力至少在六千以上。按着这个标准计算，刘秀那边的兵力至少有一点四五万，和敌军相比是一比六点八九。即使为了给这个刘秀吹牛，非要把八九千人按八千算、只算“三千敢死者”不算其他援军，刘秀那边就算一点一万人，和对方的比例顶多也是一比九点零九，兵力差距的悬殊程度和一比十的第三次反“围剿”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中国古代史上，李世民战胜窦建德的虎牢关之战并非传说中的三千五百破十万。所谓的“三千五百”实际上是率先到达抵抗窦建德部队的前线的兵力，而非到达此处的总兵力。这场战役，往高吹也顶多是两万对十万。“太宗亲披黄金甲，阵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旧唐书》：《太宗本纪》）可见，当时唐军总兵力至少有四万，其中骑兵一万、步兵三万。窦建德出兵之前，“营垒未立，世充众二万自方诸门临谷水而阵。”“自辰及午，贼众始退。纵兵乘之，俘斩八千人，于是进营城下。世充不敢复出，但婴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旧唐书》：《太宗本纪》）可见，王世充守洛阳的兵力在经过战斗之后只剩下了1.2万人。窦建德号称“十万大军”的部队到来之后，李世民只要不是白痴、不是傻子，也不可能傻到只用三千五百人对付号称“十万”的部队，却放着手头上已有的其他至少三万六千多人对付只有一点二万人的洛阳王世充。他至少会用一半的兵力也就是两万人来对付窦建德。即使按照窦建德兵力“十万”来算，李世民和窦建德的兵力差距最大也只能是五比一，其兵力差距悬殊程度根本无法和第二次反“围剿”、第三次反“围剿”相比。

　　详细研究过拿破仑战争历史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最有才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拥有一倍优势兵力的敌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206页。）拿破仑是西方军事家中迄今为止最杰出的一位。但是，他指挥的军队都难以战胜兵力多于自己一倍的军队 。可见拿破仑根本无法和经常指挥战胜数倍、十倍、十几倍于己之敌的经典战役的古往今来最伟大战神毛泽东相比。

　　最惊人的是，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装备上和敌人的差距也是惊人悬殊的。无论是刘秀、李世民还是拿破仑，他们所面对的敌人都和他们相比，并无明显的装备优势。毛主席精准指出：“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面对如此悬殊的装备差距，还能实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古今中外，唯有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人民军队。

　　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兵力上以少胜多、装备上以弱胜强，这就是三次反“围剿”的划时代意义。我认为，对于三次反“围剿”的辉煌历史、划时代价值，只有通过仔细、具体的历史研究和真相宣传，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深刻理解、认识。我们只有破除八十年代以来“宜粗不宜细”的思想束缚，以充分、详细的历史事实具体的回答“毛泽东为什么伟大”这一问题，才能增强人民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理性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