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叙事vs阶级叙事 || 理论闲扯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句出自《共产党宣言》的名言，在19世纪中叶掷地有声，为日后近两个世纪的社会运动与政治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浪潮，阶级叙事曾是人类社会理解与改造自身的核心话语。

　　然而，随着20世纪末冷战的终结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阶级叙事的地位发生了剧烈变化，逐渐从主导地位退居边缘。民族主义暂时成为各国主导的叙事结构。

　　然而，随着后冷战时期的转型，资本主义周期律的轮回作用，各主要国家所遇到不同的经济瓶颈，民众运动风起云涌，民族主义叙事显然已不能成为独树一帜的大旗，身份政治，性别政治，甚至各种爱好都能成为一种凝聚的标签，这种看似更容易团结的局面实则是政治参与被原子化的开端。

　　那么，阶级叙事究竟是如何大杀四方的，又是如何走向沉寂的？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阶级叙事还能有市场吗？

　　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从批判到实践

　　1. 马克思与恩格斯：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的主轴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欧洲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时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的根本矛盾在于阶级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这种剥削关系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共产党宣言》中，二人明确指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叙事成为揭示历史演进动力的核心逻辑。

　　然而，马克思并非仅仅在理论层面对阶级进行分析，他也深刻意识到阶级与民族问题的交织。他认为，在殖民压迫下的民族，其民族斗争背后常常是阶级矛盾的体现。例如，马克思支持爱尔兰脱离英国统治，认为这是英国无产阶级解放的前提，显示出他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态度。

　　今天泛左翼内部的分裂，以及对民族与阶级的态度的矛盾，多多少少都有点受马恩对民族问题态度的影响。

　　2. 列宁：帝国主义与民族压迫下的阶级叙事扩展

　　到了20世纪初，列宁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扩展至全球体系。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他指出资本输出和殖民扩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全球的不平等与压迫成为阶级斗争的新表现。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殖民地民族，其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反帝反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

　　列宁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他提出“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他认为，只有在尊重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在《论民族问题》一文中，他警惕大国沙文主义，也警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他强调，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但同时要警惕民族资产阶级可能在斗争胜利后转而镇压工人。

　　列宁的态度，相比于马恩明显有了充分的进步，这也是列宁的一大贡献，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承认了民族压迫的客观性。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是，列宁的民族政策与阶级叙事，他的继任者斯大林并没有全面的执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压迫他是一个没落下，这也为后来的苏联民族问题埋下了伏笔。

　　3. 斯大林：民族定义与阶级的政治功能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首次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科学定义“民族”。他提出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人类共同体”。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本质上仍是阶级问题的表现。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往往是阶级统治策略的一部分。

　　应该说，斯大林对于民族与阶级的定义问题没有错误，理论上并无大的欠缺，突破了以种族，宗教的划分标准。其次民族问题本质上确实是阶级问题，民族间的不平等在多民族国家也确实是阶级统治策略的一部分。

　　他也认识到大俄罗斯主义的局限性，将大俄罗斯主义视为 “最危险的敌人”，指出其根源在于沙皇时代的殖民遗产。他在俄共（布）十二大报告中强调，必须 “连根拔掉” 机关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否则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这一立场在理论上为批判历史遗留的民族压迫提供了武器。

　　然而，最终反应在实践上却南辕北辙，斯大林时期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试图通过制度性安排解决民族与阶级的关系，并建立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等多层级自治体系。

　　这一过程既带有现代国家建构的理性化特征，也存在人为划分的争议 —— 例如将中亚游牧部落强行固定为 “民族”，为日后的边界争端埋下隐患。同时也出现了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对某些民族群体实行强制迁徙的极端政策，显示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4. 毛泽东：中国语境下阶级与民族的双重革命逻辑

　　毛泽东对阶级与民族问题的理解，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逐步形成的。他指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密切交织。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详细区分了各阶级的政治态度与变动性，提出通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与农民、工人阶级，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他将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民主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目标；

　　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消灭资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这一双阶段理论充分体现了阶级叙事与民族问题在实践中的结合。在这一过程中，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对各民族人民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将各民族的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团结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的民族论述超越了历代国际共运领导者，并在实践当中获得了证明，在抗日战争中以及解放战争中，无数少数民族革命英雄血染沙场，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5年，在新疆的托格日尕孜乡，一位老人带着自己晒好的干果，骑着毛驴一路向东，他兴冲冲地和沿途人说道：“我要到北京去，去看毛主席，让他尝尝我亲手种的干果。”老人的事迹被当地工作组得知，工作人员们看他年事已高，路途遥远，耐心地将他带回。

　　三年后，他以劳模的身份乘火车来到北京，见到他日思夜想的亲人，他将自己种的果实送给了毛主席，这个在解放中获得新生的老人，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这就是库尔班大叔上北京的典故。

　　二、阶级叙事的黄金时代：冷战与全球社会主义运动

　　1. 社会主义阵营的阶级政治

　　冷战时期，苏联、中国、东欧、古巴、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阶级斗争成为国家合法性的核心逻辑。教育、宣传、法律、政策全方位围绕阶级划分展开，工人阶级被赋予领导地位，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

　　在中国，毛泽东提出“继续革命”理论，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仍需通过不断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正是阶级叙事进一步发展的体现。

　　与此同时，支援第三世界的红色运动也成为当时输出革命的一种方式，将阶级叙事与反帝反殖民的民族叙事相融合，支援各原殖民地的解放斗争，为殖民体系的瓦解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2. 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话语：阶级叙事的全球传播

　　冷战期间，众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叙事与本国的民族解放斗争结合，形成一股全球范围的“民族—阶级叙事联合体”。越南战争中，胡志明将反美斗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古巴的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也将反美反帝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

　　这一时期，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认同帝国主义是压迫的根源，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被看作统一的目标。阶级叙事成为反殖民、反霸权斗争的重要理论与道义支撑。

　　三、冷战后阶级叙事的低潮：胜利者的历史与叙事转向

　　1. 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与“意识形态终结”

　　1991年苏联解体象征着冷战的终结，也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叙事在国际舞台上的重大退潮。以福山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者甚至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

　　这种“胜利者叙事”在政治、文化、学术多个层面逐渐边缘化阶级话语。在全球范围内，市场自由、个人选择、身份认同等新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被广泛推崇，阶级问题则被解释为“结构性失衡”、“教育差距”或“劳动市场错配”等技术性问题。

　　2. 民族主义复兴与身份政治的替代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并未消除矛盾，反而带来新的断裂：身份政治的兴起和民族主义的复苏成为新的主流。西方国家中，“族裔认同”“性别平权”“文化多样性”等议题逐渐取代传统的阶级矛盾，而在全球南方，民族国家建设成为主导逻辑，阶级分析反而被视为外来意识形态。

　　美国左翼转向多元文化主义，而非强调阶级团结。非洲国家在冷战后也纷纷转向自由经济模式，原本的阶级斗争话语被压缩为“经济发展”的从属议题。这种转向不仅是战略性后撤，更意味着阶级叙事的组织与群众基础受到严重削弱。

　　3. 后现代主义的冲击

　　苏联解体后，后现代主义在学界兴起，对所有“宏大叙事”提出质疑。阶级叙事作为一种结构主义叙事，被批判为“压制个体经验的权力话语”。学术界更倾向于强调局部、差异、碎片化和解构，而非整体、普遍和历史必然性。

　　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阶级分析被看作“过于本质主义”，忽略了性别、种族、文化、生态等多维度问题。这种学术气候进一步削弱了阶级话语的理论活力，使其在青年群体中不再具有吸引力。

　　四、现实的回潮：阶级叙事复兴可能？

　　尽管阶级叙事在冷战后明显陷入低潮，但现实的矛盾却在不断逼近阶级视角的再启。

　　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回到原点，人为制造的隔阂，最终还是比不过天然的鸿沟。

　　道理很简单，私有制和社会化劳动的矛盾只要存在一天，剥削和剩余价值就存在一天，你就是把某个群体捧上天，管你是男是女，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是吃肉还是吃素，只要关系转化为雇佣关系，那么新的斗争就开始了，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毕竟你的老板不会因为你跟他一样吃素就放弃对你的剩余价值索取。

　　他们哪里懂什么资本主义哦？

　　1. 全球不平等的加剧

　　《全球不平等报告》数据显示，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财富与收入分配日益极端化。1%的富人占有世界超过一半的财富，而劳动收入份额在多数国家持续下滑。这种结构性问题难以通过身份政治或技术手段解决，阶级分析再次显现其解释力。

　　2. 新工人运动与底层反抗

　　在拉丁美洲、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工人运动并未彻底消亡。亚马逊、苹果、星巴克等跨国企业中，工人罢工重新登上新闻头条。

　　近年来的“新工人文学”“农民工诗歌”以及平台经济下的“骑手抗争”，也凸显出劳动者自我意识的复苏。

　　这些运动虽缺乏明确的阶级意识形态背景，但其实质是对剥削逻辑的反击，显示出阶级矛盾并未消亡，而是以新的形式潜藏于社会结构之中。

　　3. 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理论重构

　　冷战后，尽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叙事遭遇退潮，但一批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未放弃对阶级问题的探讨。他们从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多个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转型、全球劳动关系的重构、阶级再生产机制进行持续分析，并试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

　　以齐泽克、大卫·哈维、南希·弗雷泽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正尝试将阶级问题与性别、种族、环境等结合，提出“多重压迫”的阶级叙事框架。这种新的理论探索或可在21世纪构建一种更新、更广义的阶级分析体系，使阶级叙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获得理论正当性。

　　结语：阶级叙事的重建与未来——走出低潮与复兴

　　阶级叙事并未终结。它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退居幕后，被新的话语所遮蔽。然而，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显现、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全球南方的集体觉醒，阶级问题正日益重返公共视野。

　　在经历冷战后期的退潮、身份政治的遮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后，阶级叙事正在被重新挖掘与定义。它不再是工业社会中“工人vs资本家”的简单对立，而是嵌入于全球供应链、数据平台、劳动迁徙、生态灾难、性别分工等多维系统中。

　　国际共运未来的发展，可能不再以国家为单位，而更像是网络化的、跨国的、在局部自下而上的新型工人—劳动者—被剥夺者联盟。

　　从拉美的“粉红浪潮”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从欧洲的反紧缩抗议到亚洲的“打工人文化”，阶级叙事可能在碎片化的抗争中，慢慢汇聚成新的集体政治意识。

　　回望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遗产，他们不仅提出了阶级的本质分析，也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创新，以回应现实的复杂性。理解阶级叙事的历史命运，不只是回顾一段意识形态的沉浮，更是为未来的政治可能性提供理论坐标和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