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吹捧胡适？

　　不知从何时起，一股“胡适热”的潜流，在网络的平原下暗自涌动，并时不时地漫上堤岸，拍打着公众的眼球。

　　他的只言片语，被奉为“人间清醒”的圭臬；他在日记里写的“打牌、喝酒、胡闹”，被解读为“通透豁达”的真性情；他那张文质彬彬、戴着金丝眼镜的照片，被包装成“最后一代自由主义大师”的典范肖像。

　　在许多年轻的、自诩为“体面人”的群体中，引用几句胡适，似乎成了一种智识上的优雅和品味上的区隔。

　　一个在烽火连天的旧中国，与反动统治阶级深度捆绑、最终黯然离场的历史人物，一个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面前，被证明是走进了死胡同的“理论家”，为何在今天，竟被从故纸堆里重新拾起，擦拭干净，涂上防腐剂，供奉于庙堂之上？

　　这股风，究竟从何而来？

　　这阵热，究竟想烘烤出什么？

　　这绝非偶然的怀旧，更不是单纯的学术探讨。

　　这背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招魂”仪式，是一次心照不宣的价值选择，更是一种值得我们所有人高度警惕的、危险的社会症候。

01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抽掉革命的脊梁

　　胡适一生中，流传最广、迷惑性最强的，莫过于这句“名言”：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在今天许多人看来，这是何等的“务实”、“稳健”、“理性”！仿佛只要我们埋头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社会便能自然而然地改良进步。

　　何其天真！何其歹毒！

　　这句看似公允的劝诫，实则是一把阉割革命理论、抽掉斗争脊梁的无形之刃。它用“问题”的繁琐，来代替“主义”的根本；用技术的修补，来回避方向的抉择。

　　一个漏水的房子，你是选择去堵一个个的漏水点，还是去追问房子的地基和结构是否已经腐朽？

　　一个病人浑身长满了毒疮，你是选择一颗一颗地挤掉脓包，还是去诊断他血液里是否已经中了剧毒？

　　“问题”是表象，是病征；“主义”是根源，是病灶。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贫穷是一个“问题”吗？是的。愚昧是一个“问题”吗？是的。军阀混战、列强环伺，哪一个不是天大的问题？但这些千头万绪的问题，它们的总根源是什么？

　　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

　　不谈推翻三座大山的“主义”，而去空谈解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这，正是当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

　　1919年，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胡适抛出此论，其矛头直指正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而与之论战的，正是李大钊等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 “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根本解决是什么？ 就是革命！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最科学、最革命的“主义”，来指导中国人民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

　　而胡适的“药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劝说被压迫者放弃对总病根的追问，安于在牢笼中“解决问题”，为旧制度缝缝补补，苟延残喘。

　　这是改良，不是革命。

　　这是投降，不是斗争。

　　这是在为吃人的旧制度续命！

02

“全盘西化”——精神上的买办投降

　　如果说，“少谈些主义”是胡适在方法论上对革命的消解，那么，“全盘西化”就是他在精神上对民族的背叛。

　　胡适曾毫不避讳地主张：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身体，通通不如人。”

　　他断言：“中国的民族自信力总要等这一个国家能与世界第一流国家比并的时候，才能真正恢复。”

　　多么卑微的奴才心态！多么赤裸的投降主义！

　　在他眼中，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似乎一无是处，是必须被彻底抛弃的“糟粕”。而所谓的“西方文明”，则是完美无瑕、必须全盘接受的“福音”。他甚至说过“美国月亮比中国圆”之类的昏话。

　　这种主张的背后，是其深刻的阶级烙印。

　　胡适所代表的，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一批依附于英美帝国主义的、软弱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与中国的劳苦大众严重脱节，对人民群众中蕴含的磅礴伟力视而不见。他们的知识、地位、乃至生活方式，都来自于“西方的承认”。因此，他们的立场，天然地决定了他们只能做帝国主义的传声筒和中华民族内部的“精神买办”。

　　他们看不到人民的力量。

　　他们只看得到“洋大人”的月亮。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这种买办文化思想有着极为深刻的剖析。他指出，这种文化“替帝国主义服务”，是“由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相结合而成的”。它早已失去了民族的立场，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买办的封建的文化思想，在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

　　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以鲁迅为旗手，充满着战斗性、科学性和民族性的。它立足于中国大地，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但绝不是卑躬屈膝地“全盘照搬”。

　　胡适的“全盘西化”论，本质上是取消中国革命的民族独立属性，妄图将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附庸体系中去。

　　今天，当一些人鼓吹“与世界接轨”时，我们必须警惕地追问：

　　是与哪个“世界”接轨？

　　是以谁的“规则”为规则？

　　是平等的融入，还是新一轮的“全盘西化”？

03

胡适与鲁迅——两条路线的决然分野

　　要看清胡适，最好的参照物，就是鲁迅。

　　他们二人，代表了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两条根本对立的道路。

　　一条是胡适的道路：改良、妥协、入世、做“政府的诤友”。

　　一条是鲁迅的道路：革命、决绝、战斗、做“大众的牛”。

　　胡适是书斋里的学者，是沙龙里的名士，是庙堂上的说客。他的人生，是顺遂的，是体面的，是备受当权者青睐的。他拿着丰厚的薪水，住着舒适的洋房，与达官贵人觥筹交错，温文尔雅地劝说他们““你们要开门啊，多听我们说几句话”。

　　鲁迅是黑夜里的战士，是荒原上的呐喊者，是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的一生，是颠沛的，是战斗的，是与黑暗决不妥协的。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用他那“像投枪，像匕首”一般的笔，无情地解剖着旧制度的“吃人”本质，唤醒沉睡的民众起来抗争。

　　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鲁迅说：“一个也不宽恕。”

　　胡适的“容忍”，是对压迫者的容忍，是对不公的容忍，是对吃人筵席的容忍。

　　鲁迅的“不宽恕”，是对一切压迫者、寄生虫、伪君子的不宽恕。

　　胡适想做“医治”社会弊病的医生，开出的药方是“一点一滴”的改良。

　　鲁迅则早已看穿，这个社会病入膏肓，改良无望，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砸烂这个“铁屋子”！

　　毛主席对这两人的评价，早已盖棺论定：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而对于胡适，毛主席则明确指出，必须批判他的“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

　　一个是改良的医生。

　　一个是革命的战士。

　　一个是劝说奴隶如何把锁链擦得更亮。

　　一个是号召奴隶起来砸碎所有的锁链。

　　道路不同，不相为谋。

　　今天，那些吹捧胡适的人，恰恰是害怕鲁迅、想要遗忘鲁迅的人。

　　因为鲁迅的文字，像一面镜子，能照出一切懦弱、妥协和投降主义的丑陋原形。

04

政治上的“看门狗”——粉饰太平的反动本质

　　自由主义者，总喜欢标榜自己“远离政治”、“思想独立”。

　　胡适，是这样的人吗？

　　恰恰相反。他一生都与政治，尤其是与国民党的反动政治，深度捆绑。

　　他绝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者”，而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政治投机者和反动政权的辩护士。

　　抗日战争期间，他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他做了什么？他利用自己的学者身份和在美国的人脉，四处游说，为腐败透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政权争取美国的援助。他粉饰太平，掩盖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现实，为独裁者充当说客。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覆灭。胡适做了什么？他没有站在人民一边，反而选择南下，并多次发表文章，为蒋介石的反动内战张目，污蔑中国共产党是“暴力集团”。

　　他的“自由”，是谁的自由？

　　是地主买办阶级压迫人民的自由。

　　他的“民主”，是谁的民主？

　　是国民党一党独裁、屠杀进步人士的“民主”。

　　他的“独立”，是对谁的独立？

　　他从未独立于给他提供高官厚禄的国民党政府，从未独立于给他提供思想武器的美国主子。他唯独“独立”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

　　他那句“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在此刻显出了它最真实、最丑陋的面目：

　　就是要人民去“容忍”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而不要去争取自己“自由”解放的权利！

　　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本质上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清客”与“看门狗”。他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为统治者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麻痹人民的斗志，在关键时刻，帮助统治者稳定秩序。

　　他们反对一切真正的革命，因为革命会打破他们安逸的书斋，会让他们失去从统治者那里分得的残羹冷炙。

05

“胡适热”的背后——小资产阶级的迷梦与软弱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了。

　　为什么在今天，胡适的“幽灵”会重新游荡？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吹捧他？

　　因为，胡适的形象、思想和生活方式，完美地迎合了当代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说，精神上的小资产阶级）的迷梦与软弱。

　　这个群体有何特征？

　　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生活在一个相对舒适的“信息茧房”里。

　　他们对现实有不满，厌恶“996”，恐惧“内卷”，但他们更害怕剧烈的社会动荡。

　　他们渴望改变，但又不敢付出革命的代价。他们希望有一种“温和”、“体面”、“安全”的方式，让社会“自动”变好。

　　胡适，正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一尊偶像。

　　喜欢胡适，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可以一边享受着小资的生活情调（喝咖啡、看展览、偶尔“打牌胡闹”），一边在思想上扮演一个“温和的批判者”。

　　意味着你可以“多研究些问题”（比如如何理财、如何升职、如何教育子女），而理直气壮地“少谈些主义”，回避那些尖锐的、需要你站队和牺牲的根本性问题。

　　意味着你可以心安理得地与“宏大叙事”和“底层苦难”保持距离，将革命的激情斥之为“激进”、“暴力”，将阶级的呐喊污蔑为“戾气”、“仇富”。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躺平”。

　　这，是阶级软弱性的集中体现。

　　他们既不像无产阶级那样，除了锁链一无所有，因而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他们也不像大资产阶级那样，掌握着生产资料，是旧秩序的坚定捍卫者。他们摇摆不定，患得患失。

　　胡适，就是他们这种摇摆心态的理论代言人。他提供了一种幻觉：不必斗争，也能成功；不必革命，也能改良；不必站队，也能“独立”。

　　这是小资产阶级最香甜的迷梦。

06

一剂“温良”的毒药——消解斗争，迎接“招安”

　　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胡适热”绝不是什么“文艺复兴”，而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次反动的“文化返祖”。

　　其目的，就是用胡适这个“温良恭俭让”的偶像，去替换掉鲁迅、毛泽东等真正革命者的光辉形象。 就是用改良主义的迷魂汤，去消解阶级斗争的理论武装。 就是用个人主义的“小确幸”，去瓦解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

　　胡适的思想，就是一剂“温良”的毒药。

　　它不像法西斯主义那样面目狰狞，也不像封建礼教那样腐朽不堪。它以“自由”、“理性”、“宽容”、“体面”的面目出现，温和地、无声地，侵蚀你的斗志，软化你的骨骼。

　　喝下这碗毒鸡汤，你便会觉得，革命太暴力，斗争太残酷，阶级太遥远。

　　喝下这碗毒鸡汤，你便会觉得，忍一忍，退一步，或许一切都会好起来。

　　喝下这碗毒鸡汤，你便会忘记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开始幻想压迫者会“大发慈悲”，会“开明纳谏”，会给你一个“被招安”的机会。

　　最终，你心甘情愿地放下武器，放弃斗争，成为现有秩序下一个顺从的、无害的、甚至自以为“清醒”的奴隶。

　　这，就是“胡适热”想要达到的最终效果。

跋

　　胡适，是历史的一个路标。它指向的那条路，是一条通往依附、妥协、半殖民地的死路。万幸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选择那条路。我们选择了武装斗争，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选择了社会主义。我们选择了鲁迅，选择了毛泽东！

　　今天，当胡适的幽灵被重新请回神坛，我们必须予以最响亮的回答。

　　我们当下的问题，是靠“多研究”就能解决的吗？还是必须用科学的“主义”来指引方向？

　　我们面对的内外敌人，是靠“容忍”就能感化的吗？还是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们的人民，是需要一个教他们如何“体面”地忍受不公的“先生”，还是需要一个带领他们砸碎一切不公的领袖？

　　答案，早已写在天安门城楼上那句伟大的宣言里。

　　答案，早已刻在百年来的无数革命先烈的墓碑上。

　　不要再被那“温良”的毒药所迷惑。 挺起我们的脊梁，拿起我们的武器。

　　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