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正本的，何止一部“宪法”

　　近些年来，一股“宪政”思潮在法学界、舆论场若隐若现，甚嚣尘上。

　　一些人将其包装为“现代国家”的唯一标准，是通往“文明社会”的不二法门。他们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将“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概念描绘得天花乱坠，仿佛只要中国一朝拥抱“宪政”，便可立地成佛，所有沉疴顽疾将一扫而空，社会即刻和谐，国家即刻强盛。

　　这种论调，看似“与国际接轨”，实则包藏祸心。

　　它巧妙地抽离了“宪政”这一概念在西方诞生与发展的特定历史背景和阶级属性，将其伪装成一个普世的、中立的、纯粹技术性的制度设计。

　　然而，政治领域内，何曾有过真正的“中立”？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任何一部法律宪章，都服务于特定的阶级利益，都是特定阶级意志的体现。

　　将“宪政”奉为神祇，其本质，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向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立国之本发起的最隐蔽、也最危险的进攻。它不是要给我们的国家机器这匹骏马戴上更好的“缰绳”，而是要釜底抽薪，更换掉这匹马的血统，改变它的前进方向。

　　这不由得让我们必须重温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常识，重回那段用鲜血和炮火写就的历史，去正本清源，看一看到底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宪法。

01

　　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与终点，都离不开对“国家”这一怪物的深刻剖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国家绝非田园诗般的“社会公仆”，更不是什么超然于社会之上的“公平仲裁者”。

　　恰恰相反，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语道破天机：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一言以蔽之，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

　　法律与宪法，作为这台机器运转的“操作手册”，其每一个字、每一条标点，都浸透着统治阶级的意志。

　　因此，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要不要宪法”，而是“要谁的宪法”、“为谁的统治服务”。

　　在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砸碎旧世界之前，近代中国的舞台上，形形色色的“宪法”如走马灯般轮番登场，上演了一幕幕令人作呕的政治闹剧。

　　从1908年晚清王朝抛出的《钦定宪法大纲》，宣称“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其封建帝王“君上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本质暴露无遗；到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先是颁布《中华民国约法》为其复辟帝制铺路，后有曹锟靠贿选当上总统后出台的《中华民国宪法》，哪一部不是军阀与政客分赃的遮羞布？

　　最具有欺骗性的，莫过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在1946年炮制的《中华民国宪法》。

　　这部宪法表面上“五权分立”，规定了种种“人民权利”，装点出“民主共和国”的门面。然而，就在这部宪法墨迹未干之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正砍向解放区军民和国统区的爱国学生。一纸“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便可将所有宪法条文视若无物，肆意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所谓的“行宪”，不过是为蒋家王朝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以便更好地向其美国主子乞讨援助。

　　这些所谓的“宪法”，对于在三座大山下呻吟的四万万同胞而言，与废纸何异？

　　它们保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是官僚买办阶级的垄断利益，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真正的历史性转折，始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1949年，在新政协会议上，毛主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伴随这一宣告的，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的诞生。而1954年宪法的制定，更是开天辟地第一回。

　　毛主席在谈到这部宪法草案时说：

　　这个宪法草案的原则，基本上是两个，即民主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我们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

　　这部宪法的灵魂，在于其毫不含糊的阶级性。

　　它第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为国体。它所要巩固的，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它所要保障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它所要镇压的，是一切企图复辟的反动势力。

　　从此，宪法这件武器，才从剥削者手中被夺了过来，第一次成为了劳动人民捍卫自己江山的工具。

　　一种宪法取代另一种宪法，背后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取代了另一个阶级对这一个阶级的专政。

02

　　既然“宪政”一词的背后必有其阶级属性，那么今天那些鼓吹者们所兜售的，究竟是哪一家的“宪政”？

　　答案昭然若揭。

　　他们念兹在兹、顶礼膜拜的，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

　　这套源自洛克、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在诞生之初，确有其反对封建专制的进步意义。然而，当资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这套理论就立刻蜕变为维护其阶级统治的精致工具。

　　他们设计的“三权分立”，并非为了真正地限制权力，而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从而威胁到资本的自由。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分支如同资本家俱乐部里的不同派系，可以互相争吵、扯皮，但绝不会触动私有制这一根本秩序。

　　一场资本家俱乐部内部的权力游戏罢了。

　　他们宣扬的“司法独立”，在现实中往往异化为“资本独立”。普通劳动者面对天价的律师费和漫长的诉讼程序望而却步，而大资本集团则能通过豢养顶级律师团队，利用复杂的法律条文为自己服务，甚至影响立法和司法判决。美国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无限制地向政治选举投入金钱，最高法院却以“言论自由”为名裁定其合宪。

　　这便是“司法独立”最生动的写照。

　　他们鼓吹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资产阶级社会最虚伪的谎言。

　　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与一个身家亿万的华尔街巨鳄，在法律形式上或许是“平等”的，但在他们所能调动的社会资源、所能影响的社会现实面前，存在着天壤之别。

　　这种“平等”，不过是掩盖阶级压迫实质的意识形态迷雾。

　　这整套“宪政”话语，本质上是一个设计精巧的“金色牢笼”。

　　它为资本的统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同时又用“程序正义”和抽象的“个人权利”来麻痹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意志。它允许你在笼子里唱歌、跳舞、发牢骚，但你若想触碰甚至砸毁这个笼子，国家机器的铁拳会立刻让你领教“法治”的真正含义。

　　国民党反动派当年对这套把戏学了个半吊子，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搞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法西斯“宪政”。

　　而今天，国内的一些人，却妄图将这套已经被历史证明在中国水土不服、且在西方也弊病丛生的东西，重新请上神坛。

　　他们的目的何在？

03

　　任何孤立的社会现象，背后都有一条看不见的政治逻辑线。

　　今日中国舆论场上“宪政”思潮的沉渣泛起，绝非偶然的学术探讨，而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互作用下的必然产物。

　　这条逻辑线的名字，叫做“和平演变”。

　　自社会主义诞生之日起，帝国主义就从未放弃过将其扼杀的企图。当武装干涉和热战威胁难以奏效时，从内部瓦解、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和平演变”战略，便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曾毫不讳言地提出，要将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他们接受西方的“自由”和“民主”观念，从而自己起来推翻共产党政权。

　　而推销“宪政”模式，正是这一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险恶用心在于：

　　其一，以“宪政”否定党的领导。他们鼓吹“党在法下”，要求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宪法框架”内进行，其真实意图是想用一部被资产阶级法学理论解释的宪法，来架空和取代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最终让党沦为西方多党制下一个普通的竞争性政党。

　　其二，以“司法独立”对抗人民民主专政。他们要求司法系统摆脱党的领导，实现完全的“独立”，实际上是想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司法机关，改造为可以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来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区”。

　　其三，以“军队国家化”瓦解人民军队。这是最阴险的一招。他们叫嚣军队应效忠于“国家”而非“政党”，企图割裂党与军队的血肉联系。一旦“党指挥枪”的原则被动摇，人民军队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从保卫红色江山、保卫人民利益的柱石，蜕变为一支没有灵魂、任人摆布的暴力工具，为资本主义复辟扫清最后的障碍。

　　毛主席对此早有预见，他曾尖锐地指出：

　　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希望不灵，但也可能灵。

　　今天，那些跟在西方屁股后面鼓吹“宪政”的人，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上都扮演了帝国主义“和平演演变”战略的马前卒。

　　他们所贩卖的，正是那碗能够毒死红色巨人的迷魂汤。

04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无情的裁判。

　　关于“宪政”这剂药的真实药效，苏联的轰然解体，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且惨烈的临床报告。

　　苏联的悲剧，根子始于赫鲁晓夫。

　　他背叛了列宁主义，抛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要害，就是宣称苏联社会已经没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不再需要。

　　这是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背叛。

　　是缴械投降的第一步。

　　1977年的《勃列日涅夫宪法》，更是将这一修正主义路线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它宣称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文本中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日益淡薄，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人道主义”、“民主”的空洞词藻。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这套修正主义理论发展到了极致。

　　他打着“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对苏联历史、对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清算和攻击。同时，他将西方的“宪政”理念奉为至宝，大搞所谓的“法治国家”改革。

　　结果发生了什么？

　　当“党的领导”被视为“专制”而需要被“宪政”限制时，苏共的领导核心被瓦解了。

　　当“无产阶级专政”被视为“暴力”而需要被“人道主义”取代时，国家的镇压机器失灵了。

　　当统一的意识形态被“多元化”的口号冲击得七零八落时，各种民族分裂势力、黑社会势力、新生资产阶级势力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他们恰恰是挥舞着“民主”、“法治”、“宪政”的大棒，利用戈尔巴乔夫开放的法律缺口，一步步地掏空了苏维埃的根基。叶利钦正是站在“保卫俄罗斯宪法”的道德高地上，炮轰了象征苏维埃最高权力机关的白宫。

　　曾经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之颤抖的苏联红军，在这场“宪政”的喧嚣中，被“军队非政治化”的口号捆住了手脚，思想上陷入了巨大的混乱。

　　他们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宣誓保卫的苏维埃红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坠落。

　　从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战斗司令部，蜕变为一个所谓的“全民国家”，再在“宪政”的迷梦中被肢解、被吞噬——苏联的覆亡，深刻地揭示了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转而拥抱资产阶级法权幻想的最终下场。

05

　　我们必须反复叩问自己：

　　革命结束了吗？

　　斗争停止了吗？

　　毛主席在晚年反复强调“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深刻地洞察到，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阶级斗争也并未终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将长期存在。

　　这种危险，既来自外部帝国主义的颠覆，也来自内部新生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的侵蚀。

　　而“宪政”思潮，正是这种内外危险交织的集中体现。它为那些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提供了一套最完整、最具体、也最具有欺骗性的政治纲领和行动路线。

　　拥抱“宪政”，就意味着默认革命已经“过时”，当下的主要任务是“守成”与“建制”。

　　这是一种何等危险的麻痹思想！

　　它试图用一种静态的、秩序化的法律框架，去“终结”动态的、充满矛盾的革命进程。

　　这背后，是一种赤裸裸的精英史观。它迎合了那些在革命胜利后，地位变化、脑子也跟着变化，开始脱离群众、追求安逸享乐的官僚们的口味。他们害怕群众，害怕斗争，害怕继续革命会触动他们已经到手的利益。

　　因此，他们乐于接受“宪政”这套能够“规范”群众、巩固“秩序”的话语。

　　毛主席曾痛心疾首地指出：

　　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对于这个群体而言，“宪政”可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反而是保护他们“大官利益”的绝佳护身符。

　　因此，反对“宪政”思潮，不仅仅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论战，更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

　　它关系到我们的党是否会变质，我们的国家是否会变色，亿万劳动人民的江山能否永固的根本问题。

06

　　归根结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何在？

　　对于资产阶级国家而言，其合法性来源于一整套精心构建的程序和法律文本，即所谓的“宪政”框架。他们必须反复向人民宣讲这套程序的公正性和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以掩盖其阶级统治的实质。

　　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权而言，其最高的合法性，来源于历史，来源于人民，来源于革命本身！

　　我们的合法性，写在井冈山的红旗上，写在长征的漫漫雪路上，写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写在解放战争的渡江战船上，写在天安门城楼的庄严宣告里！

　　它来自于千百万烈士的鲜血，来自于亿万人民的拥护和信赖。

　　人民民主专政，是这种革命合法性的直接体现。

　　它是一种活生生的、实践的、不断发展的政治状态，而不是一本僵化的、可以被讼棍们随意解释的法律条文。

　　党的领导，就是这种活的合法性的核心与灵魂。

　　企图用资产阶级那套冰冷的、形式主义的“宪政”牢笼，来框住我们这个火热的、充满生命力的革命政权，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颠倒。

　　正如“同志”一词所蕴含的革命情感和阶级认同，是“兄弟”那种江湖义气所无法比拟的；人民民主专政所代表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性民主，也绝非“宪政”那套程序性的虚伪民主所能相提并论。

跋

　　“宪政”之争，绝非书斋里的学理辨析，而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上甘岭”。

　　在这个阵地上，我们退无可退。

　　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当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开始对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产生幻想时，就离它放弃自己的历史使命、背叛自己所代表的阶级不远了。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警惕内外敌人的进攻和糖衣炮弹的侵蚀。

　　那些“宪政”的鼓吹者们，还在喋喋不休。他们会问：

　　难道我们的党不该接受监督吗？

　　难道政府的权力不该被关进笼子吗？

　　难道公民的权利不该得到保障吗？

　　这些问题极具迷惑性。

　　我们当然要监督，要制约权力，要保障权利！

　　但问题是，由谁来监督？用什么来监督？是依靠党自身的革命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来监督，还是依靠那一套最终服务于资本的“宪政”游戏规则来“监督”？是把权力关进人民民主专政的笼子，还是关进资产阶级法学的笼子？是保障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还是保障少数人剥削、颠覆、破坏的“权利”？

　　这是两种道路、两种命运的抉择。

　　中华民族真的已经走出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吗？

　　国内的阶级斗争真的已经熄灭了吗？

　　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真的已经死了吗？

　　那碗包装精美的“宪政”鸡汤，真的能放心喝下吗？

　　需要我们去正本清源、去坚决捍卫的，又何止是一部“宪法”的解释权……

　　最后，让我们重温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那段千钧之言吧：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二者合起来，就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