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狡计与欲望的罗网——劳动的历史2.0（3）

　　3.劳动与欲望的辩证法

　　“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主体性无论在何种历史和社会环境中运作，也无论其设定了多么高贵的目标和计划，都必然受制于维持其生物存在的“自然”过程的中介，“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里，自然史的运动被赋予了一种热力学的形式，“生命物质的原则本身要求，需要耗费能量的生命化学运动成为获益者和盈余的创造者”（巴塔耶《被诅咒的部分》），自然处于一种不断扩张的运动当中，这个运动由地球上的生物所承担，反过来这也向生命打开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

　　但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动物只能依附于自然规律，而自然通过自身的推进，不断产生自身关系的更具差异性的形态，达到了人类意识，这种“过剩”恰恰又反过来推进了自然的自我运动，因为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自然对峙，并对其提出要求、展开斗争并进行侵犯（这在哲学上便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无穷无尽的矛盾）。而当意识在人之中获得形态时，它引发了自然对自身关系的新潜能阶次，并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进程，这样人的身体性又具有了社会历史性——它被赋予了直接的历史维度，即要实现人类社会生活的特定需求。当然现实的真理必须要被践行与实现，因此人类精神无法独立于自然而必须与自然发生关系，即“新陈代谢”过程，“通过新陈代谢交换，有机体（或者一个特定的细胞）从它所处的环境中吸取物质和能量，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新陈代谢反应把它们转化为生长发育所需要的组织成分”（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而因为人的身体性具有历史性，所以这一物质变换过程也具有了历史性，其具体形态的决定仍归属于“自由范畴”以不同于动物性的再生产，正如马克思著名的“最蹩脚的建筑师不同于最灵巧的蜜蜂”的例子，为了对被加工的物质赋予新形式，物质变换过程必须通过劳动中介，在劳动中实践主体通过将其理想客体化为具体产品来实现从主观形式向客观形式的转化并自我实现，即黑格尔与马克思那里的“理性的狡计”。而另一方面，劳动决定客体的行为反过来也会决定社会主体的现实性，“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因此我们看到在劳动消费中对象之间的互相构成——客体在被消费中满足人类需要时其“为主体而存在”的实践性才在现实中得以实现，而主体也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实现并证明了自己的“类本质”。所以恰恰是在这种交互关系中，劳动实践为历史的整个运动提供了动力：只有在消费中产品创造出它们为之存在的主体，塑造其未来生产活动的可能性，消费的作用是为再生产提供动力，消费间接促成的是再生产的需求。在这里，一种分裂的主体便出现了，客体本身要求主体改造自然的活动不断更新、不断战胜自然因果性，而这也就要求主体是分裂的、空缺的，从而固定主体的位置并服务于客体的再生产，这在主体侧就表现为欲望的无法被满足，话语不断生产剩余享乐与享乐的匮乏。

　　而同时，由于人类实践虽然受制于自然但处于不断超越自然的运动中，其实践的具体内容就必须始终通过支配实践生活的特定社会组织形式来赋予形态，而这一社会组织形式依旧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存在，因此“社会-自然再生产形式”也就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性”，在实践的“外化”过程中产生了社会的客观性，并在劳动-消费的辩证过程中让客体主体化，让主体客体化，从而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概念“异化”便产生了。人的类存在必然是自我外化的、生产性的，这恰恰是精神所要求的对自由的追求产生的自我分裂，而外化的反作用也就赋予了主体的社会属性/类本质。这一类本质是通过劳动分工来体现的：通过主体间层面的分工，劳动也就具有了社会性的本质。我们看到，分工在最初是具有平等性的，而在之后分工作为一种手段便成为了剥削阶级对剩余劳动占有的工具，也正是在这一目的论基础上，建立起了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及其与其对应的上层建筑。望月清司的错误恰恰就在于他将分工的生产职能与剥削职能混淆（在这个问题上他与他笔下的恩格斯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是不同的形式），我们承认只有从对象化的角度去解释社会组织形式才能看到人的能动性的发挥，但是它并不具有本体论地位，分工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因为它建基于人类实践要求的基础上，也因此它也是“可被废除”的。

　　“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独特的社会的性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在辩证法中，普遍的事物尽管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先在性，其完全展开以及主导性的显现也完全是从属于可把握的具体历史过程的。在此，我们看到了超历史范畴与历史特定范畴的辩证张力：历史特定范畴来源于超历史范畴，当然超历史范畴是抽象的，因此为了将其现实化必须确定这些范畴在特定社会经济形式中的特殊内容，后者也就既包含超历史的抽象范畴，也包含历史特定范畴，这在历史中便表现为劳动的普遍决定因素（剩余劳动-剩余享乐的双循环）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异化结构的辩证张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张力，而特定历史时期的剥削阶级及其拥趸便是在试图掩盖后者的历史暂时性，而将其自然化为人类一切生产活动的固有属性。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性与革命性统一的理论便在于，清晰地认识到再生产的普遍形式仅规定了最低限度的条件，而并未规定这些条件的现实化形式，因此“解释世界”解释的只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范畴（对于劳动实践我们实际上不能作任何绝对的限定），而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异化在资本的自我运动中显现出与生产的分离，这些活动以及我们感知到它们的分离所产生的创造性才成为我们自己的活动，亦即异化的再外化，也因此只有掌握了理论的有意识的具有团结性的实践才能“扬弃”异化。真正的解释世界是与改造世界同时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