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光怪陆离的数字景观中，一种奇特的“佛系”哲学正悄然弥漫。

　　前有“躺平学”宗师自陈“两年不工作，依然活得很好”，后有无数青年在“内卷”的漩涡中，将“不关心、不参与、不评价”奉为圭臬。社交媒体上，消费主义的符码与成功学的鸡汤交织成一张巨网，网中的人们热衷于讨论明星的八卦、富豪的家史、最新的理财产品，却对“阶级”、“剥削”、“革命”等词汇报以本能的疏远与嘲弄。

　　一则颇为流传的“高论”精准地捕捉了这种心态：

　　“不要总讲阶级，年轻人现在更关心的是搞钱和个人发展，讲那些宏大叙事已经过时了。”

　　此言一出，应者云集。 似乎，将个人欲望的满足等同于人生的全部意义，将资本的逻辑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底色吗？

　　这不由得让人深思，在这样一个“去政治化”的政治氛围与“去革命化”的文化语境中，一个真正的、纯粹的马列毛主义者，究竟应以何种面貌示人？

　　他们是沉溺于故纸堆、与现实脱节的学究？ 还是只会高喊口号、不切实际的空想家？

　　都不是。

　　他们首先必须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将“实践”二字刻在骨髓里的实干家。他们的一切思想、理论、判断，都必须源于对客观世界的深入体察，而非主观的臆想或书本的教条。

　　毛主席早就为真正的共产党人画下了清晰的肖像：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这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灵魂所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他的书房不应仅在窗明几净的斗室之内，更应在机器轰鸣的工厂车间、在泥土芬芳的田间地头、在算法驱动的外卖站点、在万千灯火下的寻常巷陌。

　　他必须脱下长衫，放下知识分子的身段，像当年毛主席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一样，以小学生的姿态，恭恭敬敬地向群众学习，与工农坐在一条板凳上，听得懂他们的喜怒哀乐，看得见他们的柴米油盐，感受他们脉搏的每一次跳动。

　　离开实践的理论，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是空洞的呓语。 甚至是反动的谬论。

01

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

　　回望我党血与火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实事求是”则兴、违背“实事求是”则败的斗争史。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一批从苏联留学归来、自诩掌握了最“正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灾难。

　　他们对中国的国情一无所知。

　　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一无所知。

　　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一无所知。

　　他们开口闭口“国际路线”，言必称“共产国际指示”，将从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看来的片言只语奉为金科玉律，仿佛只要照搬苏联经验，革命就能一蹴而就。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实际，却遥控指挥，其指示在当时被当作“圣旨”。王明等人则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这些不切实际的指示强制推行。

　　他们狂热地推行“城市中心论”，反对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思想，斥之为“富农路线”、“农民意识”的“狭隘经验论”。他们机械地命令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采取“短促突击”的战术，与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拼消耗。

　　结果如何？

　　中央苏区沦陷，红军损兵折将，被迫进行那场九死一生的战略转移——长征。

　　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等人依然掌握着指挥权，继续着他们的错误路线，导致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惨败，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血的教训。

　　正是这血的教训，让广大红军指战员认识到，再跟着这些“本本主义者”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是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领导地位，这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正是在这之前，毛主席就已写下《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文献，向党内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发起了第一次全面、系统的猛攻：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而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正是对那些“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者的当头棒喝！他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行动的指南，不是僵死的教条。它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有将普遍真理“本土化”的能力，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而今天，这种“本本主义”是否已经绝迹？

　　并未如此。它以新的形式变种、存在。

　　在网络的某些角落，也存在着一批“键盘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熟读经典，能大段背诵《资本论》的原文，精通各种理论术语，在虚拟空间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从未与一个真正的产业工人进行过深入的交谈，从未体验过农民在田地里的艰辛，从未理解过服务业劳动者在现代管理系统下的困境。

　　他们的理论是悬浮的。

　　他们的激情是廉价的。

　　他们的“革命”是在屏幕上敲击出来的。

　　他们鄙视一切改良，嘲笑一切具体的斗争，认为只有“毕其功于一役”的“终极革命”才值得期待。这同样是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新本本主义”，是“左”的幼稚病。

　　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然是扎根于现实的。他既要埋头读“有字之书”（马列经典），更要用心读“无字之书”（社会现实）。他看世界，不是透过美颜滤镜，也不是透过哈哈镜，而是透过阶级分析这一面无情的“显微镜”和“望远镜”。

02

是立场坚定的阶级斗士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开篇之问，是划破混沌的第一道光。它为混乱的中国指明了方向，也为一切真正的革命者提供了最根本的方法论。

　　时至今日，这一方法是否已经“锈迹斑斑”？ 资产阶级及其文人御用们正不遗余力地向我们灌输：阶级已经消亡，现在是“全民”的时代，是“合作共赢”的时代。

　　果真如此吗？

　　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是掩盖剥削实质的弥天大谎。

　　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具备用阶级分析方法剖析社会一切现象的能力。

　　他能从“企业家”、“商业领袖”的光环之下，看到资本积累过程中对剩余价值的无情占有。当媒体盛赞某位富豪的“慈善”行为时，他会追问：这位富豪的巨额财富从何而来？他捐出的九牛一毛，与他从劳动者身上榨取的血汗相比，孰多孰少？他会想起马克思的辛辣讽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他能从“消费升级”、“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幻梦中，看到其背后是信贷的枷锁和劳动者的被剥夺。一张张精美的信用卡账单，一笔笔沉重的住房、教育、医疗贷款，将无数家庭捆绑在必须不停劳作的传送带上，不敢停歇，不敢反抗，生怕一不小心就跌入“返贫”的深渊。这种所谓的“中产”，不过是生活得体面一些的、被锁链装饰得更华丽一些的现代奴隶。

　　他能从“福报论”、“奋斗论”等PUA话术中，洞察资本家转嫁经营风险、强化劳动纪律的险恶用心。所谓的“兄弟”，所谓的“家人”，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就会被“优化”、“毕业”，被无情地推向社会。

　　阶级分析法不是一个僵硬的公式，而是认识社会的活的灵魂。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运用它，分清了地主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从而制定了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的正确策略。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依然提醒全党：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没有结束。”

　　今天，阶级和阶级斗争以更隐蔽、更复杂的形式存在着。金融资本、平台资本、跨国资本……它们以看不见的手，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思想。

　　放弃阶级分析，就等于在精神上被缴械。 等于在丛林中闭上了双眼。 只能任由宰割，或是在不自觉中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一语道破：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范围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

　　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他的心，必须永远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跳动。

　　他为他们的胜利而欢呼。

　　为他们的苦难而悲愤。

　　为他们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03

是先锋队里的纪律战士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

　　它是一项严酷、复杂、需要巨大牺牲的系统工程。

　　它绝非凭着一腔热血的匹夫之勇或一盘散沙式的自发行动所能成功。

　　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然是一个深刻理解组织力量、自觉遵守革命纪律的战士。他必须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一员。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集中统一的、有坚强领导核心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他严厉批判了那种崇拜“自发性”、轻视组织和理论灌输的“经济主义”倾向。历史证明，没有这样一个先锋队的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充其量只能停留在为改善经济状况而进行的工团主义斗争，绝不可能上升到夺取政权、改造社会的政治高度。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成长，正是这一理论的伟大实践。从成立之初，党就将“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根本组织原则。

　　什么是民主集中制？

　　它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党内允许充分的讨论和争论，党员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一旦形成决议，就必须无条件服从和执行。

　　个人服从组织。

　　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

　　这种钢铁般的纪律，是我党我军战胜一切强大敌人的根本保证。

　　长征途中，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中央要权，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推行南下的逃跑主义路线。在关系党和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正是因为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绝大多数指战员对党的忠诚和纪律的遵守，才最终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保证了红军的北上抗日。

　　试想，如果当时党内奉行的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来，红军恐怕早已在川西的雪山草地间分崩离析，何谈后来的延安，何谈新中国？

　　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为古田会议起草的决议中，就曾严厉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之一便是“极端民主化”：

　　“其结果是破坏了党的组织，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他强调：“必须在党内施行民主集中的指导，纠正极端民主化的思想。”

　　反观今日，一些受西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对“组织”、“纪律”、“集中”等概念抱有天然的反感。他们崇尚个人的绝对自由，将一切组织约束都视为对个性的压迫。在他们看来，革命似乎就是一场随心所欲的狂欢。

　　这是一种极其幼稚且有害的幻想。

　　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深知纪律是自由的保障。个人的自由必须服从于阶级的自由、人民的解放这一更宏大的目标。他自觉地将自己融入到党的集体中，像螺丝钉一样，在组织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以铁的纪律去迎接最严酷的斗争。

04

是洞悉权力的彻底革命者

　　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对“国家”和“政权”有清醒、科学的认识。

　　他绝不是一个天真的和平主义者。

　　更不是一个幻想统治阶级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改良主义者。

　　他深刻地懂得：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斗争，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其理论武库中最具锋芒的部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更是将其发展，一针见血地指出：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这意味着，任何国家，无论它披着多么华丽的外衣——“民主”、“自由”、“法治”，其本质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的国家，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其常备军、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器，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剥削秩序。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

　　而面对掌握着强大暴力机器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能够依靠什么来夺取政权？ 毛主席给出了最简洁、最深刻的回答：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以及那句石破天惊的论断：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不是对暴力的崇拜，而是对历史规律的冷峻总结。统治阶级绝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的天堂。当革命威胁到他们的根本利益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撕下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动用全部国家机器进行血腥镇压。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是最惨痛的教训。

　　公社社员们在一度掌握政权后，表现出过度的“仁慈”和“诚实”，没有立即向凡尔赛的反革命巢穴进军，结果让梯也尔匪帮获得了喘息之机，最终等来了数万社员被血腥屠杀的“五月流血周”。

　　历史反复证明，一切修正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都是欺骗人民、麻痹无产阶级斗志的鸦片。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再到赫鲁晓夫，他们鼓吹“议会道路”，主张通过选票来获得政权。

　　何其天真！

　　这在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也屡屡碰壁。智利的阿连德，就是一个试图通过“和平方式”搞社会主义，最终被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并杀害的悲剧性人物。

　　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是彻底的革命者。他一方面要尽一切可能利用合法的斗争形式，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另一方面，他必须对资产阶级的暴力本质有充分的认识，随时准备用革命的暴力去对抗反革命的暴力。他懂得，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改良或接管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要彻底地“打碎”它，并代之以全新的、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

05

是勇于自我革命的清醒者

　　革命的道路从不平坦。

　　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不仅要敢于向外部的敌人亮剑，更要以十二分的警惕，敢于向内部的肌瘤开刀。他必须是一个时刻保持清醒、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那段关于“糖衣炮弹”的论述，是共产党人永远的警钟：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这段话，何其深刻，何其具有预见性！

　　建国后不久，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的腐化堕落案，就震惊了全国。他们居功自傲，贪图享乐，贪污巨额公款。面对求情者，毛主席力排众议，坚决批准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他告诫全党：“只有杀掉他们，才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这，就是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决心与勇气。

　　然而，最大的危险，还不是个别干部的腐化，而是党内是否会产生一个新的、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

　　苏联的红旗为何落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取得巨大成就后，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集团（即“新阶级”）。这个阶层，占有远超普通工农的财富，享受着各种特权。他们有不对外开放的“小白桦商店”，有富丽堂皇的乡间别墅（达恰），有专用的医院和疗养地，他们的子女可以轻松进入最好的大学、占据最好的职位。

　　他们口头上依然是“人民公仆”，实际上却早已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主人。他们从革命的功臣蜕变为革命的叛徒，最终，当戈尔巴乔夫等人要解散这个党、这个国家时，数千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因为这个党早已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这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沉痛的教训！

　　正是基于对这些教训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国内情况的敏锐观察，毛主席晚年，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历史担当，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而复辟的危险，主要就来自党内，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是为了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式，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他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鼓励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进行监督和批判，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我们重蹈苏联的覆辙，为了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为了确保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深刻理解“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线。他必须对一切腐败现象、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保持“零容忍”的高度警惕和不懈的斗争性。他明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

　　当一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去为自己、为小集团谋私利时，他必须敢于站出来，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做一个“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的人。 而不是明哲保身的“聪明人”。

06

是胸怀世界的国际主义者

　　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他的心中装载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版图。 而是整个世界的风云。

　　他必然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而非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向全世界的无产者发出了伟大的号召：

　　“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并非否认工人的民族身份，而是石破天惊地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他们最根本的利益、最深刻的连结，是基于阶级的，而非基于民族或国家的。他们的敌人，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他们的朋友，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

　　资本是全球化的，它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低的成本、攫取最高的利润，那么反抗资本的斗争也必须是全球化的。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白求恩、柯棣华这些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自身还很困难的情况下，勒紧裤腰带，毅然承担起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义务。

　　我们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兄弟修建坦赞铁路，这座“自由之路”、“友谊之路”，正是中国人民国际主义精神的最好见证。

　　然而，随着苏共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际共运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苏共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推行的却是控制、干涉和颠覆别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他们派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苏边境，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颐指气使。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大旗，坚决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

　　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就是这一时期国际主义思想的伟大创造。它明确地将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划为第一世界，将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划为第三世界，将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划为第二世界。其核心，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第二世界，重点依靠和联合广大的第三世界人民，共同反对第一世界的霸权主义。

　　这绝不是放弃阶级斗争，而是将阶级斗争的原则运用到国际战略策略中，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两个口号的有机结合。

　　可悲的是，在今天，一些人将爱国主义曲解为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他们只看国家利益，不问阶级属性，甚至为本国的资本家“出海”去剥削别国劳动人民而欢呼，美其名曰“扩大民族经济影响力”。他们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化为“国与国”的丛林竞争，崇拜强权，鄙视弱小。

　　这，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本原则。

　　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

　　他的目光始终与全球南方的劳苦大众同在，他的心始终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一起跳动。他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跋

　　综上所述，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他应是：

　　一个脚踏大地、实事求是的实践者，而非夸夸其谈、脱离群众的空想家；

　　一个立场坚定、洞察秋毫的阶级斗士，而非调和矛盾、模糊界限的“和事佬”；

　　一个严守纪律、融入集体的先锋队战士，而非崇尚自由、一盘散沙的“独行侠”；

　　一个洞悉权力、敢于斗争的彻底革命者，而非心存幻想、苟且改良的“和平主义者”；

　　一个勇于自我革命、永葆本色的清醒者，而非贪图安逸、腐化变质的“官僚”；

　　一个胸怀全球、志在解放的国际主义战士，而非狭隘自大、精于算计的民族主义者。

　　这无疑是一条艰辛的、布满荆棘的道路。在消费主义和娱乐至死的浪潮中，坚持信仰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定力；在“精致利己”成为风尚的氛围下，为大众利益奔走疾呼可能被视作“不合时宜”的“异类”。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今天的我们，是否还需要革命者？

　　看看那触目惊心的贫富鸿沟……

　　看看那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

　　看看那科技巨头们构筑的数字牢笼……

　　看看那帝国主义从未停止的围堵、抹黑与绞杀……

　　看看那些在权力与资本面前卑躬屈膝、出卖灵魂的“软骨头”……

　　答案不言自明。

　　百年前，一群年轻人为了一个光明的理想，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去践行自己的信仰。今天，他们的理想完全实现了吗？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否已经抵达终点？

　　以话剧《‌‌从湘江到遵义》‌的台词，作为本文结尾吧，这些拷问，至今仍在历史的天空中回响：

　　我们仍在牵挂， 我们流血牺牲建立的新中国！

　　我们当年的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贪官污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

　　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

　　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长征并沒有结束，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是的，长征，远未结束。

　　我们这个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真正的、纯粹的、敢于斗争且善于斗争的马列毛主义者。

　　我们仍在路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