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一切经历过或仍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引起了巨大争议的知识分子群体——“公知”，即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诞生之初，或许还带有些许褒义，指代那些关心公共事务、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和文化人。然而，在近几十年的历史实践中，这个词，在中国人民群众的集体认知里，已经迅速地、不可逆转地，蜕变为一个带有强烈贬义和嘲讽色彩的政治标签。
这种转变，绝非空穴来风，更不是什么“民粹的非理性”。恰恰相反，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现实的斗争中，以其朴素的阶级直觉，对这一群体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功能，所作出的一个无比精准、也无比深刻的概括。
面对人民群众的质疑和批判，自由派和资产阶级辩护士们，总是将“公知”描绘成“社会的良心”、“勇敢的批判者”、“为民请命的英雄”，将对他们的批判，污蔑为“扼杀言论自由”、“搞文字狱”。然而，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从马列毛主义的立场来看，当代语境下的所谓“公知”，绝非什么独立的、客观的、为民请命的“社会良心”。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本质上，是国际资产阶级和国内残余或新生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所豢养和扶植的“政治代理人”。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买办”和“思想内鬼”。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是全面的、根本性的、甚至是致命的。他们所扮演的，不是“启蒙先知”的角色，而是为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为帝国主义文化和政治渗透，进行“思想松土”和“舆论开路”的“第五纵队”。
要理解“公知”的危害，首先必须撕下他们脸上那层“独立、客观、中立”的虚伪面纱，用阶级分析的解剖刀，去透视他们真实的阶级属性和社会根源。
1.1对“超阶级知识分子”神话的根本破产
在阶级社会里，存在不存在所谓的“独立的”、“不代表任何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绝不存在。毛主席早已深刻地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既可以服务于无产阶级，也可以服务于资产阶级。用通俗的话说，他们是“皮上的毛”，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立场，最终，必然要依附于某一张“皮”（即某一个阶级）之上。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们，之所以要极力地神话“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他们所扶植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实际上是牢牢地、紧密地，服务于资产阶级这一张“皮”的客观事实。
1.2“公知”群体的社会根源与经济基础
那么，我们今天所批判的“公知”群体，他们所依附的，是哪一张“皮”呢？我们只要稍加分析，便一目了然。
从其社会背景看，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是旧时代剥削阶级家庭的后代，对新社会怀有天然的仇恨；要么是在改革开放后，最先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洗礼”的那批学者、艺术家、媒体人。他们与工农大众，在生活方式、情感世界和价值观念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们看不起劳动人民，认为人民是“愚昧的”、“需要被启蒙”的“群氓”。
从其经济基础看，他们的声望、地位和物质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一个“接轨国际（主要是西方）”的评价体系，深度捆绑。他们的著作，需要得到西方出版社的青睐；他们的观点，需要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喝彩；他们的研究，甚至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着各种来路可疑的、由西方大资本所掌控的“基金会”的资助。
1.3现代“文化买办”的阶级本质
因此，我们可以给这个群体，下一个精准的阶级定义：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文化买办”和“资产阶级预备队”。
旧中国的“政治买办”和“经济买办”，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带路党和代理人，他们通过出卖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来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而当代的“文化买办”，即“公知”们，他们所从事的，是同样性质的、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卖国勾当。他们所贩卖的，不再是具体的商品，而是来自西方的、旨在瓦解我们制度自信和民族自信的、精神上的“鸦片”。他们的一切“批判”，其最终的落脚点，都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的社会变得更好，而是为了证明，我们自己的制度是“邪恶的”、“失败的”，只有“全盘西化”，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的屁股，是完完全全地，坐在了我们的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的那一边。
“公知”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第一个、也是最核心、最具有毁灭性的危害，就是在思想领域，充当了“破城锤”的角色。他们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2.1历史，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
一个政权、一个制度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历史叙事的正当性。人民之所以拥护你，是因为人民相信，你所领导的革命，是正义的、是必要的，你所建立的制度，代表了历史的进步。
“公知”们，作为资产阶级最高明的“政治工程师”，对此心知肚明。因此，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往往不从正面进行理论辩论（因为他们早已在理论上破产），而是采取一种更为阴险的“釜底抽薪”策略，那就是，从历史入手，通过解构、歪曲、污蔑我们自己的革命史，来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制度的合法性根基。
2.2“双管齐下”的虚无主义战术
“公知”们的历史虚无主义战术，是“双管齐下”的：
一方面，是疯狂地、系统性地，丑化和否定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他们将伟大的中国革命，描绘成一场由少数“暴徒”所发动的、破坏了“美好传统”的“浩劫”。他们将土地革命，污蔑为对“乡绅文化”的摧残；将抗美援朝，污蔑为“不自量力”的穷兵黩武；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探索，描绘成“一片黑暗”的人间地狱。而其攻击的重中之重，便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所不用其极的人格侮辱和历史污蔑。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去编造和传播关于领袖的谣言，企图将这位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巨人，描绘成一个“暴君”和“恶魔”。
另一方面，是处心积虑地、系统性地，美化和洗白那个被中国人民所推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们将腐朽没落的晚清，描绘成一个“温文尔雅”、“走向开放”的“太平盛世”；他们将代表着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对外投降、对内独裁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美化为“守护了中华文脉”的“黄金十年”。他们为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这些臭名昭著的汉奸和卖国贼，翻案、招魂，将他们打扮成“忍辱负重”、“为国操劳”的“悲情英雄”。
2.3最终目的：论证“革命有罪，告别革命”
这种一“丑”一“美”的系统性操作，其最终的政治指向，是极其清晰、也极其险恶的。那就是，要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灌输这样一种思想：那场推翻了旧制度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必要的“错误”；而由这场“错误”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自然也就是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怪胎”。
既然革命是“有罪”的，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必须“告别革命”，并重新回到革命前的“美好”道路上去——即，回到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由他们所美化的“乡绅”和“精英”所统治的旧中国。这，就是他们以“还原历史”为名，所进行的、最彻底的“颠覆历史”的阴谋。
如果在思想和历史领域，“公知”扮演的是“破城锤”的角色，那么，在政治领域，他们所扮演的，就是为帝国主义的“颜色革命”战略，进行舆论准备和路线引导的“引路党”。
3.1“普世价值”的理论陷阱
“公知”们向中国社会所贩卖的核心政治“商品”，是一套被他们包装成“普世价值”的、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其内容，无非就是多党制、议会选举、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等等。
他们刻意地、欺骗性地，将这套仅仅是服务于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的、具有鲜明阶级属性的“资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描绘成一种超越了阶级、适用于全人类的、唯一的“现代化”政治模式。
3.2对无产阶级民主的恶毒攻击
与鼓吹西方式“普世价值”相对应的，是他们对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恶毒的攻击。
他们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污蔑为“一党专政”；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污蔑为“橡皮图章”；将社会主义民主，污蔑为“不存在民主”。他们完全无视、或者说故意无视，社会主义民主，其核心，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领域，真正实现“当家作主”这一实质性的民主；而去疯狂地吹捧西方那种每隔几年，让人民在两个或几个本质上都代表着大资本利益的政党之间，进行一次“选择”的、纯粹形式上的民主。
3.3“第五纵队”的舆论总动员
通过这种“一捧一踩”的操作，“公知”们，实际上，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帝国主义用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五纵队”的角色。
“颜色革命”的全部剧本，其第一步，必然是意识形态的渗透。那就是，通过内部的代理人，去系统性地、长期地，否定目标国家现行制度的合法性，并同时，将美式的“民主自由”，塑造成一个无比美好的、值得所有人为之献身的“人间天堂”。
当一个国家，特别是其青年一代，被这种思想所深度洗脑之后，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国家，产生深刻的疏离感和仇恨感，而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产生不切实际的、宗教般的幻想。到了这个时候，只需要一个外部的火星（例如一次经济危机或一个偶然的社会事件），就足以点燃早已被“公知”们堆放好的、颠覆政权的干柴。从苏联解体，到东欧剧变，再到“阿拉伯之春”，我们已经无数次地，看到了这套剧本的血腥上演。而“公知”，正是这个剧本在中国上演时，被敌人所选中的、最积极的“吹鼓手”和“带路人”。
除了在历史和政治这两个宏大叙事领域进行颠覆活动，“公知”的危害，还渗透到了更微观的、日常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在这方面，他们所扮演的，是“精神鸦片贩卖者”的角色。
4.1对革命文化的系统性解构
“公知”们，以其所掌控的媒体、出版、影视等文化阵地，系统性地，去解构和嘲弄我们自己的革命文化。
他们将“革命”、“斗争”、“集体”、“奉献”、“牺牲”这些曾经激励了亿万人民创造历史的崇高词汇，污蔑为“洗脑”、“狂热”、“扼杀人性”的代名词。他们嘲笑雷锋是“傻子”，鄙视黄继光、邱少云的英雄主义，将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解构为“不尊重生命”。
4.2对小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吹捧
在解构革命文化的同时，他们又大力地，去吹捧一种源自西方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消费主义的文化。
他们所推崇的，不再是宏大的家国情怀和阶级叙事，而是极端个人化的、琐碎的、甚至是病态的“个人感受”。他们教导青年人，不要去关心什么“民族的命运”、“阶级的解放”，那些都是“宏大叙事”的骗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在于一杯咖啡、一次旅行、一段风花雪月的恋情、一个名牌包包所带来的“小确幸”。
4.3最终目的：培养“非政治化”的、原子化的个人
这种文化上的“毒品”，其政治功能，是极其阴险的。它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宣扬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来彻底瓦解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培养出一代“非政治化”的、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原子化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当一个社会的青年人，都沉浸在对个人欲望的追逐之中，都认为“政治与我无关”，都丧失了对宏大理想的向往和对集体事业的责任感时，那么，这个民族，也就从精神上，被彻底地“缴械”了。一个由无数个精致的、自私的、原子化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在面对强大的、有组织的、团结一致的外部敌人时，将是不堪一击的。这，是“公知”们，为我们民族，所准备的、最长效、也最致命的一剂“精神毒药”。
“公知”的这套组合拳，其最终，会造成怎样灾难性的后果？我们无需猜测。因为，苏联的解体，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完整、最惨痛、也最具有说服力的历史样本。
5.1苏联“公知”：颜色革命的“功臣”
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其内部的“公知”群体，扮演了最核心、最关键的“总攻部队”的角色。从索尔仁尼琴，到萨哈罗夫，再到《星火》杂志等一大批所谓的“自由派”媒体和学者，他们，就是苏联版的“公知”。
5.2“公开性”：为“公知”颠覆活动洞开的闸门
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所谓的“公开性”、“多元化”改革，在实质上，就是为这个“公知”群体，提供了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可以向整个苏联社会，进行全面思想进攻的、合法的平台。
于是，在短短几年之内，我们便看到了无比熟悉的景象：对苏联革命史，特别是对斯大林时期，进行毁灭性的、妖魔化的清算；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描绘成“独裁的胜利”；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描绘成一个“反人类”的“古拉格群岛”；同时，则将美国和西方，美化为自由、民主、富裕的人间天堂。
5.3思想的堤坝一旦崩溃，国家的大厦顷刻倒塌
这场由“公知”所主导的、规模空前的历史虚无主义和西化浪潮，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彻底摧毁了苏共执政的全部合法性，以及苏联人民，对自己国家和历史的全部自信心与自豪感。
当绝大多数苏联人，都开始相信，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是一个从头到脚都充满了“罪恶”和“谎言”的失败国家时，这个国家，在精神上，就已经死亡了。因此，当1991年，那一小撮政治野心家，发动政变，宣布解散苏联时，我们才会看到那令世人震惊的一幕：一个拥有两千万党员、数百万军队的超级大国，竟无一人出来坚决抵抗，整个大厦，在几天之内，便轰然倒塌。
苏联的“公知”们，以其卓越的、颠覆性的“战功”，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掌握了话语权的、自觉地为敌对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群体，其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危害，比几百万敌军、几千枚核弹，还要大得多。
结论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公知”，绝非什么“社会良心”或“启蒙先知”。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代理人，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危险的内部敌人之一。
他们的危害，是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在历史领域，他们是“破城锤”，用历史虚无主义，来摧毁我们的民族自信和革命记忆；在政治领域，他们是“引路党”，用“普世价值”的谎言，来为“颜色革命”铺平道路；在文化领域，他们是“鸦片贩子”，用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来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而这三者的总和，其最终指向，就是以苏联为样本，通过一场“和平演变”，彻底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重新沦为西方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上的附庸。
因此，我们与“公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反动思想路线的斗争，绝不是什么“学术争论”或“意气之争”。这，是一场严肃的、你死我活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阶级斗争，是一场保卫我们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持久的“上甘岭战役”。对“公知”的任何宽容和妥协，就是对人民的背叛，对革命的背叛。
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旗帜鲜明地、毫不留情地，对这股反动思潮，予以最彻底的揭露和最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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