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下的撕裂：当教育的“画皮”被无情揭开

　　庚子年盛夏，当灼人的热浪，如同一张无形的、巨大的铁幕，炙烤着华北大地时，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所谓“象牙塔”内，那层长期被精心描画的、充满了“人文关怀”与“国际一流”光彩的“画皮”，也正被这股酷暑，无情地、彻底地，撕扯了下来，露出了其下早已溃烂、流脓的、充满了不公与伪善的真实面目。

　　在山东青岛某大学，一个平日里以善良和节俭为学生们所熟知的宿管大爷，在自己那间面积仅六平方米、密不透风、室温高达43.2摄氏度的值班室内，孤独地、痛苦地、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他甚至舍不得为自己开风扇，却为他收养的流浪猫，安置了三台电扇。他的死，如同一根最尖锐、最冰冷的钢针，刺破了我们这个时代，那个关于“和谐社会”与“共同进步”的、最美丽的谎言。

　　而就在这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其最悲惨的方式，祭奠这个残酷夏天的同时，一墙之隔的、另一番景象，却形成了最尖锐、最魔幻、也最令人愤怒的对比——那就是无数高校中，那些被奉为上宾的外国留学生们。他们居住在窗明几净、配有空调的、宽敞的单人间或双人间里；他们享受着每年高达十万甚至数十万元的、无需偿还的巨额奖学金；他们以极其简单的考核标准，轻松地进入我们最顶尖的学府，并以同样轻松的方式，在这里“学习”和“深造”。

　　这是怎样一种令人费解的“一校两制”？我们的学校，究竟怎么了？我们的教育，究竟怎么了？这仅仅是如同校方在事后所轻描淡写地宣称的、一种“基础设施正在改善中”的技术性问题吗？还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反映了整个教育方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偏差的、致命的问题？

　　近期在高校中所爆发的这一系列悲剧，绝非偶然的、孤立的意外事件，而是某种教育理念在现实中所结出的、最令人痛心的结果。它以一种最极端、最惨烈的方式，暴露了我们的高等教育，在“为谁服务、为谁培养人”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已经完成了一次怎样彻底的偏离；暴露了我们的一些高校管理者，在面对所谓的“国际化”标准时，那一副何等让人担忧的面貌！

　　一、两个世界，一堵墙：校园内令人震惊的差距与等级

　　要理解这一系列悲剧的根源，我们首先必须直面一个在今天中国所有高校中，都普遍存在的、但又常常被人们所刻意回避的、严酷的现实：那就是，在同一座物理的校园之内，早已人为地、系统性地，建立起了一套等级森严的、事实上的区别对待制度。这套制度，以国籍和背景为标准，将校园里的人，清晰地、残酷地，划分为了两个几乎永不交集的世界。

　　1.1留学生的“优待”：特殊群体的养成所

　　在这个区别对待制度的顶端，傲然站立着的，是那些被我们的高校管理者，视为“国际化”政绩和“排名”指标的外国留学生。他们所享受的，是一种全方位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超国民待遇”。

　　在入学标准上，他们被免除了与中国学生进行同等竞争的“残酷”过程。我们自己的孩子，需要经历从幼儿园开始、长达十几年的、残酷的“内卷”式学习，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以一分之差，刷掉成千上万的同龄人，才可能勉强挤入一所重点大学的校门。而大量的外国留学生，则仅仅需要通过一些难度极低的、专门为他们设计的语言能力测试和所谓的“面试”，就可以轻松地，进入到我们最顶尖的、以清华、北大为首的学府之中。

　　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同样被特殊地“关照”。许多高校，为他们开设了专门的、难度被大大降低的“留学生班”；在课程考核和论文答辩上，对他们也是“高抬贵手”、一路绿灯。甚至于，为了方便他们，许多学校还打破了自身的规章制度，允许他们在中国学生被严格禁止的校内，骑行摩托车。

　　在生活待遇上，这种不平等，则表现得最为赤裸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我们的学生和宿管大爷，在没有空调的宿舍里，忍受着足以致命的高温时，留学生们，则早已普遍地，住进了配有空调、独立卫浴、厨房等完善设施的、宽敞明亮的单人间或双人间。他们享受着由中国政府和学校，所提供的、每年数额高达十万甚至二十万元的巨额奖学金——这一金额，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最顶尖的、从事着繁重科研任务的博士研究生的津贴。

　　这种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优待，其所作所为，早已超越了任何正常的“待客之道”或“国际交流”的范畴。它在实际上，是在用我们国家自己的财政资源，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人为地，创造和供养着一个享有巨大特权的特殊群体。

　　1.2本国学生的“内卷”困境与服务人员的辛酸境遇

　　与留学生这个特殊群体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处于这个等级制度下层的、我们自己的学生和劳动者。

　　我们自己的学生，作为这个教育体系中的一员，他们是承受着巨大压力的群体。他们不仅要在学业上，进行着最激烈的“内卷”式竞争，还要承担着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并最终，在毕业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而当他们向学校，提出最基本的、安装空调以保障生命健康安全的诉求时，所得到的，却是长期的、官僚式的拖延和无视。

　　而处于这个校园体系最底层的，则是像那位不幸离世的宿管大爷一样的、广大的后勤服务人员群体。他们是这个等级森严的“象牙塔”中，最沉默、最不可见的群体。他们从事着最繁重、最辛苦的劳动，拿着最微薄的、往往是通过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层层克扣后的工资，享受不到任何正式的福利保障。他们的居住和工作条件，是最恶劣的，他们的疾苦，是最无人问津的。他们是这个光鲜亮丽的、追求着“世界一流”的大学校园中，一群被彻底遗忘的、可以被随时牺牲掉的“代价”。

　　1.3“一堵墙”的象征意义：从物理隔离到观念隔阂

　　在许多中国高校，留学生公寓，与中国学生宿舍之间，往往真的，就隔着一堵物理的墙。但这堵墙，其意义，早已超越了物理的范畴。

　　它是一堵观念的墙，它清晰地，划分出了谁是这个教育体系所要“服务”和“取悦”的特权者，谁又是这个体系所要“管理”和“压榨”的对象。它是一堵现实的墙，它深刻地，反映了在一种偏离了公平原则的社会里，那种基于身份、背景和“国际化”需求的、新的不公鸿沟，是何等的森严和冷酷。

　　青岛某大学那位宿管大爷的悲剧，正是这堵无形的、但却坚硬无比的“墙”所造成的。他的死，不是死于高温，而是死于这种冷酷的、等级森严的、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不合理的区别对待制度。

　　二、思想根源的深挖：教育方向的偏差

　　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系统性的不平等，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必然会追问：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大学，会如此地“崇洋媚外”，如此地“厚此薄彼”？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到思想和方向的层面，去审视那条早已在事实上，主导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令人担忧的路线。

　　2.1为谁培养人？从“全面发展的人”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根本的问题，始终是“为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理想的教育，应当培养“有社会责任感、有文化素养、全面发展的人”。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教育，是与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然而，今天的中国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它所奉行的，是一套以“应试”为核心、以“个人成功”为最终目标的、典型的精英主义教育。它所培养的，恰恰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所深刻批判的、那种“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学生们所学到的，不是社会分析的方法，不是集体主义的精神，而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当这些未来的“社会精英”，对身边那位宿管大爷的悲惨命运，都能够表现出麻木和冷漠时，我们又怎能指望他们，在未来走上社会和领导岗位后，能够去真正地关心和同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的劳动人民的疾苦呢？

　　2.2“国际化”的迷思：高校管理者的短视与功利

　　在“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上，彻底地偏离了初心之后，我们的高校管理者们，便急切地，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能够体现其“政绩”的、合法的“指挥棒”。这个指挥棒，就是所谓的“国际化”。

　　在他们看来，一所大学，是否“世界一流”，其最重要的标志，不是它为本国的人民，解决了多少“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培养了多少服务基层的建设者；而是它在《泰晤士报》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由某些国际机构所制定的大学排行榜上，能够排到第几位。

　　而这些排行榜，又无一例外地，都将“国际学生比例”、“国际化程度”等指标，放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于是，一场荒诞的、为了排名而“购买”留学生的竞赛，便在全国各大高校之间，疯狂地展开了。

　　为了吸引到足够的、能够充当其“国际化”门面的外国留学生（特别是那些来自与我国关系并不友好的、西方国家的留学生），他们便不惜血本地，开出了天价的奖学金，提供了酒店式的住宿条件，并无限地，降低了入学和毕业的学术标准。

　　在这种行为的背后，是一种何等深刻、也何等可悲的短视心态和功利主义情结！它反映出，我们的一些教育管理者，在精神上，已经彻底地，被某些外来的评价体系所左右。他们不再以“服务本国人民”为荣，反而以能够得到“国际认可”为最高荣耀。为了换取一句夸奖，一个虚幻的排名，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将本国人民的教育资源和国家财政，当作向外人示好的“筹码”。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与当年那些“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观念，又有何本质区别？

　　2.3教育产业化：当学校变成“学店”，学生与服务人员皆成商品

　　教育方向上的偏差，在教育领域的另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教育产业化”。

　　当教育，不再被看作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神圣的事业，而仅仅被看作是一个可以用来拉动GDP、创造利润的“产业”时，那么，学校，也就不再是培养人才的“熔炉”，而会不可避免地，蜕变为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学店”（学位商店）。

　　一旦学校变成了“学店”，那么，它的一切行为，就必然要遵循最冷酷的、商业逻辑。在这个逻辑下：本国的学生，是需要支付高昂学费来购买“学位”这一商品的“顾客”；而学校的后勤服务人员（如那位宿管大爷），则是学校为了降低运营“成本”，而需要被压低工资、辛勤劳动的、廉价的“生产要素”；而那些外国留学生，则是学校为了提升自身“品牌形象”（即国际排名），而不惜花费巨额“营销费用”（即奖学金），去“购买”回来的、能够为其装点门面的、特殊的“广告商品”。

　　正是在这种将一切都商品化的、令人担忧的“产业化”逻辑之下，我们才看到了眼前这幅无比分裂的图景：学校，一方面，在自己的“顾客”（本国学生）和“生产要素”（本国工人）身上，拼命地，“节约成本”，甚至不惜以牺牲他们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另一方面，却又在自己的“广告商品”（外国留学生）身上，一掷千金，挥霍无度。这，就是一种扭曲的商业逻辑，一种令人心寒、毫无人性的逻辑。

　　三、社会情感的彻底缺失：从“服务大众”到漠视人民疾苦

　　一条路线的正确与否，不仅要看它的理论，更要看它在实践中所培养出来的人，对人民群众，抱有怎样一种感情。教育的核心，就是要培养与大众的、深厚的、血肉般的社会情感。而偏离初心的教育方向，则恰恰相反，它系统性地，切断了这种感情，培养出了一代代对人民疾苦，极其冷漠和麻木的管理者和“精英”。

　　3.1宿管大爷之死：一个普通人在“象牙塔”内的无声呐喊

　　让我们再次，回到青岛某大学那位不幸离世的宿管大爷身上。他的死，之所以能够激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共鸣，不仅仅是因为其死亡过程的悲惨，更是因为，他以其最朴素的、善良的个人品格，与那个冷酷无情的、官僚式的大学管理体制，形成了最尖锐的、最令人心碎的对比。

　　他，是一个最底层的、被边缘化的劳动者。但他，却有着最高尚的、甚至超越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同情心。他宁可自己忍受酷热，也要为几只流浪的小猫，打开电扇。他省吃俭用，煮挂面度日，却会为捡到一件别人丢弃的棉袄而感到高兴。

　　而那个将他置于43.2摄氏度高温的值班室中、那个对他的生存状况不闻不问的、庞大的、号称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系统，在它那冰冷的、官僚式的眼中，这个活生生的、善良的老人，不过是一个可以被随时替换的、廉价的“劳动力”符号而已。他的死，是一声最凄厉的、无声的呐喊。它在质问着，这座所谓的“象牙塔”，究竟是知识的殿堂，还是一个由冰冷的、没有人性的规章制度所构建起来的、令人窒息的现代“利维坦”？

　　3.2“管理者群体”的形成与冷漠

　　在当今高校中的许多行政管理者，正是这类“管理者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高高在上，脱离教学科研一线，更脱离广大的学生和后勤服务人员。他们每天所思考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改善师生生活，而是如何应付上级的检查、如何申报更多的项目经费、如何提升学校的排名、如何巩固和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

　　对于他们来说，学生们的诉求，是需要被“稳定”的“麻烦”；服务人员的死活，则更是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小事”。一个宿管的死亡，在他们的眼中，其重要性，可能远远比不上一篇负面的网络舆情，给他们的“位置”所带来的潜在风险。这种深入骨髓的、对人民疾苦的冷漠，正是这个与社会大众利益脱节的管理者群体，其最鲜明的特征。

　　3.3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再次脱离

　　教育革命的核心，就是要解决“知识分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一长期以来的问题。它倡导“知识青年到基层去”，它要求“教授、教员、工程师、技术员都到下面去，和人民大众实行融合”。

　　而今天的教育方向，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它重新地，为我们的大学，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围墙”，将我们的师生，与火热的社会实践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彻底地隔离开来。

　　大学，再一次，变成了“象牙塔”。我们的学生，被鼓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以及备考各种证书）”；我们的教授，则被各种量化的、以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为核心的考核体系，逼迫着去钻研那些严重脱离中国现实的、能够得到“国际学界”认可的“高深”问题。

　　那位宿管大爷，就死在距离那些天之骄子和博学教授们，只有几米、几十米远的地方。然而，他们之间，却仿佛隔着一个无法逾越的世界。这种巨大的隔绝，本身，就是对教育初心的最彻底的背叛。

　　四、所谓的“解决之道”：改良的局限与真诚的缺失

　　在悲剧发生、舆论哗然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高校，也纷纷地，采取了所谓的“应对措施”。青岛某大学宣称，“将统一安排给学生宿舍安装空调”；烟台南山某学院，也表示已经“启动线路改造和空调安装工程”。然而，这种“亡羊补牢”式的、被动的应对，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揭示出，这种典型的改良式“解决之道”，其内在的虚伪性和局限性。

　　4.1安装空调：是“人文关怀”还是“公关手段”？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高校，之所以突然变得如此“高效”和“体贴”，其最根本的驱动力，绝不是来自于他们内心的、对学生和服务人员的“人文关怀”，而是来自于那股由悲剧所引爆的、足以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的、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

　　如果不是因为宿管大爷的死，激起了全社会的公愤；如果不是因为学生们的中暑，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巨大的负面热点——那么，那个关于“线路老化、经费不足、正在研究”的官僚式借口，恐怕还会被继续地，使用上三年、五年、甚至十年。

　　因此，他们今天这种积极安装空调的姿态，其本质，不是一种主动的、发自内心的“关怀”，而是一种被动的、为了平息事态、挽回声誉的“危机公关”和“稳定手段”。他们所恐惧的，不是学生的酷热和服务人员的死亡，而是这些事件，所可能引发的、更大规模的、他们所无法控制的社会关注。一旦风头过去，他们那套官僚式和冷漠无情的逻辑，必将再次卷土重来。

　　4.2有限“人道主义”的局限与软弱

　　在社会上，也有一部分善良的、持温和立场的人士，呼吁高校要多一点“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

　　这种呼吁，其用心，无疑是良善的。但是，它在根本上，却是极其软弱和无力的。因为它将问题的根源，仅仅归结于个别管理者“良心”的缺失或“观念”的落后，而没有看到，这种普遍的、系统性的冷漠，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和理念根源。

　　在一种将“利益”和“功绩”置于首位的、功利主义的运行逻辑之下，“人道”，永远只能是一个次要的、可以被随时牺牲的选项。当“人道”与“成本”发生冲突时，被牺牲的，一定是“人道”；当“关怀”与“排名”发生矛盾时，被放弃的，也一定是“关怀”。不从根本上，去改变那条错误的、脱离大众的教育方向，任何关于“人道主义”的呼吁，都不过是一种隔靴搔痒的、无法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道德呼吁而已。

　　4.3真正的出路：回归教育的本真

　　那么，真正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出路，就在于，我们必须彻底地，抛弃一切短视的幻想，重新地，回到教育的本真上来。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明确，“教育为社会服务”的根本方向，将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作为我们教育的唯一目标。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将我们的师生，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到社会中去，到人民群众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恢复，“以服务大众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将学校的管理权，从那些满脑子“国际排名”和个人利益的管理者手中，夺回到真正忠于人民、忠于教育事业的、有远见的教育者手中。

　　一句话，真正的出路，不在于多安装几台空调，而在于，我们必须在整个教育领域，重新地，进行一场最深刻、最彻底的价值观回归！

　　五、历史的审判：当“象牙塔”变成“令人心痛的堡垒”

　　一个社会制度，一个教育体系，其最终的性质如何，历史，终将会做出最公正的、也是最无情的审判。而审判的最终依据，就是看它，究竟是在培养和造就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在推动社会向着更公平、更解放的方向前进，还是在制造和激化着新的、更深刻的社会矛盾。

　　5.1从“培养建设者”的熔炉到“制造隔阂”的场所

　　过去的教育，其目标，是成为一座将青年，锻炼成“社会建设者”的、伟大的熔炉。

　　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某种偏离方向的教育体系，它在实际上，正在扮演着一个极其令人担忧的、“制造隔阂”的角色。

　　一方面，它通过其精英主义的、利己主义的培养模式，源源不断地，为某些领域，输送着他们所需要的、在思想上与普通劳动人民有所疏远的、高智商的“管理者”和“技术专家”。

　　而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其残酷的、功利化的运作逻辑，将像宿管大爷这样的、广大的后勤服务人员群体，推向了生存困境和被忽视的深渊，从而，在他们心中，埋下了对这个不公的制度，最深刻、最无法化解的不满和疑问。

　　一个在内部，同时地、大规模地，制造着“优越者”和“被忽视者”的教育体系，它不是在“消弥”社会矛盾，而恰恰是在以一种最尖锐、最集中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着社会矛盾。

　　5.2“画皮”已扯下，真相已大白

　　这场席卷全国的酷暑，它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它更像是一面“显影剂”，或是一把锋利的、不讲情面的手术刀。

　　它让我们，得以将那个长期以来，被各种“世界一流”、“双馨”、“博雅”等华丽辞藻，所层层包裹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画皮”，彻底地撕扯下来。画皮之下，我们所看到的，不再是什么“知识的圣殿”或“人类的灯塔”，而是一个等级森严、冷酷无情、充满了不公和功利气息的、令人担忧的现象。

　　那位死在43.2摄氏度高温下的宿管大爷的遭遇，与那些在空调房里，享受着十万元奖学金的留学生们的、悠闲的身影，这两幅图像的叠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教育领域两种截然不同景象的、最真实的、也是最残酷的写照。

　　5.3人民的呼声：社会进步的动力

　　高校的管理者们，或许会天真地认为，只要给宿舍都装上空调，只要在舆论上，做好“降温”和“删帖”的工作，那么，这场风波，很快就会过去。

　　然而，他们错了。他们可以暂时地，用一些小恩小惠，来平息学生们一时的不满。但是，他们永远也无法，从人民的集体记忆中，抹去那个善良的宿管大爷，那副令人心痛的面容。

　　这起事件，以及由它所折射出的、那背后系统性的、深刻的不公，已经作为一粒火种，深深地，埋入了整整一代青年学生和服务人员的心中。它以一种最血淋淋的方式，教育了人民，让他们看清了，哪些是值得我们捍卫的价值观，哪些是需要我们反思的现象；看清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其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所隐藏的、真实的社会面貌。

　　这种由千百万人的、切身的屈辱感、被剥夺感和被背叛感所凝聚起来的、巨大的社会呼声，绝不会轻易地消散。它只会在沉默中，不断地积累、发酵，并最终，在未来的某一个历史时刻，转化为一场足以推动社会向更公平、更公正方向前进的、新的力量。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无可辩驳的结论：近期在中国高校中所爆发的一系列悲剧，绝非偶然的、技术性的管理事故，而是某种偏离了教育本质的理念，在现实中所结出的、必然的、带有社会性和理念性的恶果。

　　它深刻地表明，我们的高等教育，在“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上，已经从“服务大众”，堕落为了“服务利益和国际排名”；在培养人的问题上，已经从“培养社会建设者”，堕落为了“制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对待社会大众的态度上，已经从“鱼水情深”，堕落为了“冷漠麻木”。

　　那位在酷暑中死去的宿管大爷，他的遭遇，是对这种偏离的、最沉痛、也最响亮的控诉。他的死，是一个社会性的事件，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符号。他是被那种脱离实际、充满功利气息、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的理念，所活活“热死”的！

　　一所真正的、有责任感的大学，它的大门，应当向所有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敞开；它的资源，应当公平地，服务于所有的师生员工；它的精神，应当是充满了同志式的友爱、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平等的。它绝不应当，一边，对本国的人民，有所忽视，另一边，却又对外国的“上宾”，过于优待。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问题。不从根本上，去批判和清算那些偏离了教育初心的理念，不重新地，将“教育要回归本真”的伟大旗帜，重新高高地举起，那么，今天，令人心痛的是一个宿管大爷的离世；明天，我们所可能失去的，就可能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