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的江山，绝非一姓的家业——论马列毛主义为何从根本上否定世袭制

　　今天这篇文章首先要说明一点：不是针对朝鲜的，也不是在批评任何国家。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很明确，是从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来谈“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搞世袭制”，以及“为什么无产阶级不能以血缘来继承权力”。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马列毛主义中，权力来源应当是群众、是阶级斗争，是政治路线的正确，而不是家族、血缘和血统。一旦走上这种路径，哪怕初衷是出于稳定，长远看也容易固化权力、脱离群众，甚至走上歧路。

　　至于朝鲜，很多同志可能会联想到它，但我要讲清楚：我们讨论的是理论问题，不是对某国做定性判断。朝鲜有它自己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尤其是在小国、孤立、强压的环境中，它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我们理解它的处境，但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希望借由这个话题，引导大家深入思考：

　　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未来应当走什么样的路？

　　我们不是在定性谁，而是在提醒同志们：社会主义不是血缘制、不是特权制，更不是家族化的统治工具。社会主义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是路线斗争中锻造出来的领导集体，是在群众监督下不断革命、不断改造、不断前进的制度。

　　在人类漫长的政治思想史中，国家最高权力的传承问题，始终是关乎一个政权、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时代兴衰存亡的核心命题。世袭制，作为一种以血缘为唯一纽带、将国家权力视为家族私产进行代际传递的制度，是贯穿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几千年历史的一条黑暗主轴。它是一切剥削阶级，为了将其统治秩序永久化、神圣化，而构建起来的最核心的政治上层建筑。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政治权力上的世袭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遭到了历史性的、进步的批判和否定。然而，当历史的车轮滚入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崭新纪元后，一个更为深刻、也更为尖锐的问题，便历史性地摆在了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面前：我们，这个以“消灭一切私有制、埋葬一切剥削制度、最终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是否有可能，以任何形式，重新沾染上这种早已被历史证明是反动、腐朽的政治病毒？

　　资产阶级的诽谤者们，常常以一种犬儒主义的腔调，污蔑共产主义运动不过是“改朝换代”，“革命领袖”终将变为“红色帝王”。更有甚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长河中，确实也出现了极个别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公然搞起了“父传子”的现代王朝，似乎为这种污蔑，提供了口实。

　　因此，我们必须对此问题，进行一次最彻底、最深刻的理论清算。在此，我们首先要做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性的区分，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制度”（简称“革命接班”）与“封建主义的权力世袭制”（简称“封建世袭”）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从不抽象地反对革命领袖的子女，在经过了革命斗争的长期、严酷考验，证明了其具有杰出的才能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并最终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衷心拥护的情况下，通过正常的、民主的程序，走上高级领导岗位。毛岸英同志，作为一位在党内军内享有极高威望、并经历了血与火考验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就是一个光辉的例证。他若没有牺牲，其未来，完全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奋斗和人民的选择，去承担更重要的领导责任的。但这，属于“革命接班”的范畴，其核心，是“人民的选择”和“斗争的考验”。

　　而我们所要批判的“封建世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是指，无论其子女是否贤能、是否经过考验、是否得到人民的认可，都仅仅因为其血缘的出身，便被预定为、并最终“合法地”继承最高权力的制度。这种制度，所信奉的，是“龙生龙，凤生凤”的反动血统论。

　　本文旨在从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毛泽东关于革命接班人的理论等一系列根本原则出发，系统地、深刻地论证：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与任何形式的权力世袭制，都是绝对不相容的。任何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新搞起世袭制的行径，都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对其最无耻的背叛，是一种向着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和反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巨大倒退，是这个政权已经彻底地、不可逆地，完成了反革命质变的、最清晰、最确凿无疑的政治信号。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铁律：权力非私产，国家是公器

　　要从最根本的理论源头上，剖析世袭制的反动本质，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世袭制，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只能是、也必然是，特定经济基础的产物。同时，一些同志所提出的、认为“社会主义没有私有财产继承，故不存在世袭制问题”的观点，也是一种极其浅薄的、对国家与权力本质缺乏深刻认识的错误论调。

　　1.1驳“无产阶级无私产可继，故无世袭”的浅薄谬论

　　这种观点认为，世袭制的本质，是私有财产的继承问题。既然社会主义（理论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作为其派生物的世袭制，其存在的经济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种看法，犯了一个致命的、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它只看到了世袭制在其起源上，与私有财产的紧密联系，却没有看到，当国家这种高度组织化的暴力机器产生之后，政治权力本身，就能够异化为一种可以脱离直接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能够反过来支配生产资料的、最高形式的“财产”。

　　在一个前资本主义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里，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就意味着掌握了对全社会所有财富（包括土地、矿山和人民的劳动）的最终支配权。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继承，就成为了最重要的、包罗万象的“财产”继承。因此，认为只要在名义上宣布了“公有制”，世袭制的问题，就会自动消失，这是一种何等天真的幻想！恰恰相反，正因为在这样的国家，权力是如此地集中，其被“私有化”和“家族化”的危险，才显得尤为巨大和直接。

　　1.2世袭制的经济根源与政治本质：对“公器”的私有化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系统论述的，世袭制，是与私有制和父权制国家，一同诞生的“孪生子”。它的历史功能，就是为了确保特定家族，能够将其所占有的私有财产和阶级统治地位，稳定地、合法地，进行代际传递。

　　因此，世袭制的政治本质，就是将原本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具有公共属性的国家机器（即“公器”），彻底地、完全地，私有化、家族化，使其变为某个特定姓氏的“家业”。

　　在封建社会，这一点，表现得最为赤裸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从法理上，就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在现代，任何试图搞世袭制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其言辞如何包装，其本质，也是在重复这一历史性的反动进程。它是在将本应属于整个无产阶级所共有的、用以保卫革命果实和镇压阶级敌人的“公器”，窃取为金氏、李氏或张氏的“一姓之家业”。这，是对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定义的、最彻底的背叛。

　　1.3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

　　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指出，政治权力上的世袭制，是比资本主义，还要反动和落后的社会制度。

　　资产阶级，在其革命的上升期，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提出的核心口号之一，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尽管是虚伪的）。它所要摧毁的，恰恰是那种以血缘和门第，来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封建世袭特权制度。可以说，在政治领域，用“资本”的逻辑（即谁有钱、谁有能力为资本服务，谁就上）来代替“血缘”的逻辑，是资产阶级革命，相对于封建主义而言，一个巨大的、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

　　当然，我们知道，资产阶级革命，是极其不彻底的。因为它在废除了政治权力的世袭之后，却反过来，将经济权力（即私有财产）的世袭，用其完备的法律体系，保护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

　　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彻底性。它的历史使命，不仅仅是要废除政治上的世袭特权，更要从根本上，废除一切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即彻底地铲除产生一切不平等和压迫的经济根源。

　　由此，我们便得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结论：任何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新搞起政治权力世袭制的行径，都是一种反动的、封建主义的复辟。它在历史的坐标上，其倒退的幅度，甚至超越了资本主义，直接滚回到了前资本主义的、最黑暗、最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泥潭之中。

　　二、革命接班的科学理论：毛泽东“五个条件”对“血统论”的宣判

　　马列毛主义，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世袭制的反动本质，更从组织路线的高度，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革命的、旨在从根本上防止权力“私有化”和“家族化”的接班人理论。这套理论，以毛泽东同志所系统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最为完备和深刻。

　　2.1领袖后代的“双重性”：可以成为革命者，但没有天然的继承权

　　对于革命领袖的子女，我们必须采取一种辩证的、阶级的、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

　　一方面，他们由于其特殊的家庭环境，从小耳濡目染，可能比普通人，更早、也更直接地，接触到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如果他们能够自觉地、严格地要求自己，他们确实有可能，成长为非常优秀的革命者。毛岸英同志，就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他主动地要求到最艰苦的农村去锻炼，到最危险的朝鲜战场上去战斗，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实践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诺言。对于像他这样，经过了斗争考验、并赢得了党和人民公认的、杰出的领袖后代，我们当然不应该因为他的出身，就歧视他、排斥他，而应该大胆地使用他。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领袖后代，也具有其极其危险的一面。他们天然地，就生活在一种“特权”的环境之中，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劳动。如果他们不能够自觉地、痛苦地，进行自我改造，那么，他们就最容易，滋生出一种“红色贵族”的优越感，将父辈的功劳，当作是自己可以任意挥霍的“政治资本”，并最终，从革命的后代，蜕变为革命的叛徒。

　　因此，马列毛主义的组织路线，对所有干部，无论其出身如何，都必须坚持同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的政治表现，看他在阶级斗争实践中的立场和作为。领袖后代的身份，既不是他走上领导岗位的“保险箱”，也不应成为他进步的“绊脚石”。他没有任何天然的、法理上的继承权，他必须像所有其他的革命者一样，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接受党和人民的考验与筛选。

　　2.2“在斗争中识别干部”：无产阶级组织路线的核心

　　与封建主义的“血缘继位”和资本主义的“金钱选举”都根本不同，无产阶级的组织路线，其核心，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反复强调的——“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考察和识别干部”。

　　一个干部，他究竟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满脑子个人私利；是能够团结大多数同志，还是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是谦虚谨慎，还是骄傲自满——所有这一切，都绝不是看他自己怎么说，更不是看他的家庭出身如何，而只能，也必须，看他在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其一贯的、实际的政治表现。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最有资格，去评判谁是他们自己真正的领袖。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领袖，他的权威，只能来自于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被反复证明是正确的，从而自然地、历史地，在人民心中形成，而绝不可能是自封的、指定的，更不可能是“继承”来的。

　　2.3世袭制——对无产阶级民主和人才的扼杀

　　现在，我们再回头审视世袭制，就会发现，它在组织路线上，是何等的反动、愚蠢和短视。

　　它是一种最极端的、反民主的制度。它以一种最蛮横的、不容置疑的方式，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宣告：无论你们中间，涌现出多少杰出的、英勇的、富有才干的革命者，你们，都永远不可能，去触及那最高的权力。因为，那个位置，是我们这个家族，所私有的、神圣的领地。这对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是何等巨大的一种打击和侮辱！

　　同时，它又是一种最极端的、反智的、扼杀人才的制度。它将为国家选择最高领导人这一无比重要、无比严肃的任务，变成了一场关于领袖个人“生殖”的、最低级的生物学赌博。它将一个拥有数千万、数万万人口的巨大的人才库，自我阉割，缩小到了只有一个、或几个候选人的、可怜的“皇室”范围之内。在这种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命运，不再取决于千百万人民的智慧，而仅仅取决于那个“皇储”个人的、极其偶然的、往往是平庸甚至低劣的个人素质。这是一种何等荒谬、也何等危险的政治赌博！

　　三、封建宫廷政治的复活：“太子党”之争与周期率的再现

　　那些为世袭制进行辩护的人，常常会提出两种看似有理、但实则完全站不住脚的论调。其一，是认为世袭制，能够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防止“小人篡权”；其二，是认为世袭制，能够打破历史的“治乱循环”周期率。然而，历史和现实，都无情地证明，这两种幻想，都不过是致命的、自欺欺人的梦呓。

　　3.1驳“世袭制能防止小人篡权”的无稽之谈

　　这种观点认为，如果领袖在生前，就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作为继承人，那么，就能避免其去世后，党内出现权力斗争和“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篡权。

　　这是一种何其天真、也何其无知的、对政治斗争规律缺乏最基本了解的看法。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史，充满了因继承人问题而导致的血腥政变和宫廷阴谋。兄弟相残（如唐代的“玄武门之变”）、叔侄相争（如明代的“靖难之役”）、权臣废立、外戚干政、宦官专权……这些，哪一样，不是在“父死子继”的世袭制框架下发生的？

　　一个被指定的、没有经过斗争考验的“皇储”，其地位，往往是极其脆弱的。他不仅要面对自己兄弟们的觊觎，更要面对那些手握重兵、功高盖主的权臣们的挑战。将一个国家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样一个孤立的、往往是平庸的“明君”身上，并幻想他能够镇得住朝野内外的“奸臣”和“小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最不可靠、也最危险的政治安排。

　　3.2“太子党”现象的必然产生及其危害

　　一旦确立了世袭的原则，那么，一种更为险恶的、具有封建宫廷政治色彩的“太子党”之争，就必然会产生。

　　如果领袖只有一个儿子，那么，所有的官僚，都会像苍蝇一样，围绕着这个未来的权力中心，去进行政治投机和效忠。而如果领袖有两个或更多的儿子，那么，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危险。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官僚集团，必然会各自选择一位“太子”，进行政治“下注”，从而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相互对立、勾心斗角的“太子党”。

　　到那时，党内的斗争，便不再是关于思想和路线的、公开的、原则性的斗争，而会彻底地，蜕变为一场关于权力继承的、阴谋的、非原则的、你死我活的帮派斗争。当其中一位“太子”，最终成功地登上大位之后，其上台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必然就是对另一位失败的“太子”及其整个派系，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政治清洗。这，不仅不能带来“稳定”，反而会给党和国家，带来最剧烈、最持久的政治动荡和内耗。

　　3.3驳“世袭制能解决历史周期率”的致命幻想

　　“历史周期率”，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与黄炎培先生对话时，所深刻提出的一个重大历史命题。其本质，就是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在取得政权后，如何避免自身，因脱离群众而走向腐化堕落，并最终被人民所推翻的命运。

　　而毛主席当时所给出的答案，是“民主”。他所说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的议会民主，而是真正的人民的民主，那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他晚年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周期率问题，而进行的一次最伟大的、虽然充满了艰辛的探索。其核心，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自下而上地，去向党内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倾向，作不懈的斗争。

　　而世袭制，恰恰是与这一解决方案，完全背道而驰的。它非但不能“解决”周期率，它本身，就是这个周期率，最经典的、最核心的运行机制！它通过将权力，永久地、固定地，锁定在一个脱离人民的、享有巨大特权的家族手中，从而从制度上，保证了这个统治集团，必然会走向腐化、堕落和反动，并最终，激起人民的反抗。世袭制，是通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宿命的、最笔直的、最无可挽回的快车道。

　　四、意识形态的彻底腐化：从唯物史观倒退到神秘主义的血缘崇拜

　　任何一种反动的政治制度，都必然需要一种反动的、反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其涂脂抹粉。世袭制，这一最古老的剥削阶级制度，其所依赖的，也必然是早已被历史所抛弃的、充满了封建主义和唯心主义霉腐气息的思想垃圾。

　　4.1“红色基因”的科学解读与异化滥用

　　在革命的话语体系中，我们有时会用到“红色基因”这一比喻。它的科学含义，指的是由革命先辈所流传下来的、那种光荣的革命传统、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优良的思想作风。这种“基因”，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社会性的传承，它只能通过后天的、艰苦的学习和革命斗争的实践，才能获得。

　　然而，在那些搞世袭制的国家，这种科学的比喻，却被别有用心地，进行了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生物学的歪曲和滥用。他们故意地，将这种精神上的“基因”，偷换概念，变成了生物学上的、可以通过血缘来遗传的“DNA”。他们向人民灌输，因为领袖是伟大的，所以，他的“红色基因”，就必然会遗传给他的子女，使其也天然地，具有了某种革命的“禀赋”。

　　这种对“红色基因”的滥用，其本质，就是一种现代版的、伪装得更巧妙的“血统论”。它是在用一种看似“革命”的语言，来包装一种最反动、最封建、也最反科学的思想内核。

　　4.2领袖崇拜的质变：从阶级代表到“神圣家族”

　　世袭制，往往也是对无产阶级领袖的个人崇拜，走向其最极端、最病态、也最危险的阶段的必然结果。

　　我们从不否认，人民群众，对于自己阶级的、杰出的、能够带领他们走向胜利的领袖，所产生的、发自内心的爱戴、信赖和尊敬。这种健康的“个人崇拜”，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巨大动力。我们崇拜的，是领袖作为本阶级利益和智慧的、最杰出的“代表”。

　　然而，当这种崇拜，被推向极端，被引入歧途时，它就会发生质变。它会从对一个“阶级代表”的崇拜，异化为对一个“救世主”个人的、宗教式的、非理性的神化。在这种神化的过程中，领袖的伟大，不再被看作是历史和阶级斗争的产物，而被描绘成一种超越历史的、属于他个人所独有的、神秘的“天赋”或“神性”。

　　而一旦完成了这种“造神”运动，那么，下一步，就必然是“神话”其家族。领袖的出生地，会变成“圣地”；领袖的家庭成员，会变成“圣徒”；而领袖的血脉，则被赋予了某种可以代代相传的“神性”。到这一步，对一个无产阶级领袖的崇拜，就已经彻底地，蜕化为了对一个新的“神圣家族”的、最恶心的、封建式的顶礼膜拜。

　　4.3斩断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一个从群众中来、在斗争中成长的革命领袖，他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有机的、如同鱼水一般的血肉联系。他懂得人民的喜怒哀乐，熟悉人民的语言。

　　而一个在深宫中长大的、世袭的“接班人”，则必然地，是与人民群众，完全隔绝的。他所看到的，是经过层层官僚过滤的、粉饰过的“报告”；他所听到的，是身边权臣们精心编织的、阿谀奉承的“颂歌”；他所感受到的，是人民群众永远也无法想象的、巨大的特权和优越感。

　　这种与人民群众之间，在物理上和心理上的巨大鸿沟，必然导致他，不可能真正地，去理解人民、代表人民。他所执行的“群众路线”，必然是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的。这种根本性的、无法弥补的隔绝，决定了他，最终必然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去。

　　五、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一个没有“继承”可言的自由人联合体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我们必须从共产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这一最高的高度，来审视世袭制的反动性。世袭制，所要永久化的一切——私有财产、阶级分化、国家权力——恰恰都是共产主义革命所要最终、彻底“消灭”的对象。

　　5.1“家天下”与“公天下”的终极对立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曾有过关于“公天下”和“家天下”的深刻论述。传说中的“尧舜禅让”，被儒家，描绘为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时代。而自大禹“传子”之后，便开启了长达四千年的、以“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为核心的“家天下”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国家，是帝王一姓的私产。

　　共产主义者的毕生事业，就是要终结这几千年的“家天下”，并在这颗星球上，第一次，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的、彻底的“公天下”。在这个“公天下”里，一切生产资料，都归于社会公有；一切阶级差别，都归于消灭；一切公共权力，都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管理。

　　世袭制，作为“家天下”最核心、最赤裸裸的政治表现形式，自然，是与共产主义“公天下”的最终理想，处于绝对的、不可调和的、终极的对立状态。

　　5.2国家的消亡与人的全面解放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其最革命、也最深刻的观点，就是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

　　它认为，国家，这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暴力机器，只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不是永恒的。随着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随着阶级的最终消灭，国家，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必要的、但最终必然会成为社会发展“赘瘤”的强制性力量，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将随之消失。它将最终，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自行消亡”。

　　而世袭制，这种将国家最高权力，视为一种可以被某个家族，永久地、代代相传的“遗产”的制度，其背后所隐藏的，是一种将“国家”和“权力”，视为绝对的、永恒的、终极目的的反动政治哲学。它与共产主义要最终“消灭国家”、从而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伟大目标，形成了最尖锐、最根本、也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对立。

　　5.3共产主义——通向“人类自我管理”的无限征程

　　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即便是在社会主义这个过渡阶段，我们所面临的“接班人”问题，也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暂时的、过渡性的问题。它的存在，是因为，在这个阶段，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先锋队政党的领导，依然是必要的。

　　而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终方向，绝不是要去找一个“永恒的”统治家族，而是要不断地，创造条件，扩大人民民主，让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来，并最终，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彻底地，由“社会的自我管理”，来代替“国家的政治统治”。到那时，所谓“谁继承谁”的问题，就将作为一个历史的遗迹，而变得毫无意义了。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最清晰、最坚定、也最无可辩驳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与任何形式的、以血缘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世袭制，都是绝对不相容的、是根本敌对的、是如同冰火一般无法共存的。

　　前者，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旨在彻底解放全人类的、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而后者，则是以历史唯心主义和反动的“血统论”为基础的、源于私有制、服务于剥削阶级的、最腐朽、最落后的政治遗产。

　　一个真正的、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权，其权力的来源，只能是在阶级斗争和群众实践中，所赢得的人民的授予；其权力的归属，只能是整个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其权力的传承，只能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对千百万革命者进行公开的、民主的、择优的选拔和考验。

　　任何一个重新拾起“世袭制”这件肮脏的、散发着千年尸臭的封建龙袍，并企图将其，披在所谓的“社会主义”身上的政权，无论它如何地去美化其开国领袖的“功绩”，无论它如何地去神化其领袖家族的“血脉”，都无法掩盖其将“公器”变为“私产”、将“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的反革命实质。它不仅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理想，甚至，连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性，都未能达到。

　　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它所代表的，是与一切以出身和血缘来决定命运的旧世界，所进行的、最彻底的决裂。这面旗帜，绝不可能，与象征着封建特权的、金线绣成的王朝龙袍，交织在一起。任何这样做的企图，都是对这面旗帜的、最可耻的玷污，是对所有为之牺牲的革命先烈的、最无情的背叛。历史的洪流，终将向前。

　　它所要奔向的，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也没有任何形式的“继承”特权的、自由人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