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越南！——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基本原理，那就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一原理，是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基石。它如同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以其不容置辩的科学性，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内在逻辑。它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道德、哲学等上层建筑，归根结底，只能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即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制度——的反映，并且必须为其服务。

　　那么，今天，当我们把这一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作为一面镜子，去照射那些依然悬挂着红旗、宣称由“共产党”领导，但在实际上，却早已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时，一幅幅光怪陆离、充满着内在矛盾的扭曲图景，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越南，正是这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值得我们进行深刻解剖的典型。

　　因此，我们必须向越南的理论家和当权者们，提出一系列最根本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如果在一个私有制已经广泛存在、甚至还在被以国家力量“大力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你们企图去建立、或者说去“维持”一个所谓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这行得通吗？这种“下身是资本主义，上身是社会主义”的拼接怪物，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吗？这种奇特的社会形态，它符合马克思、列宁、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开创和发展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理论吗？如果它不符合，那么，它究竟算是什么主义？

　　本文旨在运用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一次系统、深入的回答。本文将论证，越南所谓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在理论上，是一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自相矛盾的理论杂糅；在实践上，则是一条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并最终沦为帝国主义经济附庸的、典型的现代修正主义道路。它所构建的，绝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而恰恰是一个日益成熟的、为新生资产阶级服务的、具有官僚买办性质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

　　一、经济基础的质变：从公有制主体到私有资本的全面“复辟”

　　要回答“上层建筑”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也是最根本地，去考察其“经济基础”的真实属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而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又是其最核心、最具有决定性的部分。一个社会，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其首要的、根本的判断依据，就是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私有制，究竟哪一个，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统治和主导地位。

　　1.1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马克思在其光辉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这一基本原理，作出了最经典、最凝练的概括。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上层建筑，并非凭空产生，也不是可以由统治者随心所欲地“设计”出来的。它就像一栋大厦的地上部分，其结构、样式和功能，归根结底，是由其地下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和制约的。一个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其上层建筑，必然是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宣扬等级有序的儒家伦理；一个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其上层建筑，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或法西斯专政）和鼓吹个人奋斗、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同样地，也只能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

　　1.2 越南“革新开放”的实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全面合法化

　　那么，我们来看越南。自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怎样一种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质变？

　　其核心，就是以国家法律和党的决议的形式，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合法化。越南共产党在其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正式地、白纸黑字地，将“按投入生产经营的资金和其它资源分配”，即“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并列，作为社会的基本分配原则。

　　“按资分配”，这四个字，就是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最直白、最不加掩饰的承认。它意味着，资本家，可以凭借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资本），无偿地、合法地，占有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秘密，也是其与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分野。

　　在这一路线的指引下，越南的私有经济，特别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爆炸性的增长。而代表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国有企业，则通过“股份化改造”等方式，被大规模地削弱和私有化。根据越南官方的数据，到了2020年，在越南近70万家企业中，纯粹的国有企业，仅剩下不到2000家，占比仅为0.3%。这个数字，无可辩驳地说明，在越南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早已从“主体”，沦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点缀性的补充。私有制经济，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绝对的统治地位。

　　1.3 新生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以张美兰案为例

　　在私有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强大的、富可敌国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必然会随之形成和壮大。不久前震惊世界的、越南女首富张美兰的金融诈骗案，就如同一颗被引爆的炸弹，将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惊人能量和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暴露得淋漓尽致。

　　张美兰，通过其代理人，秘密地控制了越南第五大银行——西贡商业银行——超过90%的股份，并利用这家银行，作为她个人的“提款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以空壳公司贷款等形式，掏空了银行资产，其诈骗金额，高达令人咋舌的270亿美元，相当于越南2022年GDP总量的6%！

　　这一案件，至少向我们揭示了三点：第一，越南的新生资产阶级，已经通过各种非法的、隐蔽的手段，完全控制了国家的部分金融命脉；第二，这个阶级的财富，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可以与国家经济总量相提并论的、足以“富可敌国”的恐怖程度；第三，这种规模的、长达十年的金融犯罪，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庞大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深度腐败的官僚集团为其充当保护伞，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这清晰地表明，在越南，一个由大资本家、金融寡头和党内腐败官僚所构成的、强大的新生资产阶级，已经羽翼丰满，并成为了这个国家经济基础中，最具有支配性的、决定性的力量。

　　二、政治上层建筑的蜕变：从无产阶级专政到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空壳化”

　　既然越南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如此深刻的、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质变，那么，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的政治上层建筑，是否还能奇迹般地，保持其所谓的“社会主义”性质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是越南的政治上层建筑，正在被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从内部，进行着系统性的、全面的“掏空”和“置换”。

　　2.1 共产党的阶级属性之问：为谁服务？依靠谁？

　　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的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一个共产党的阶级属性，不是由它的名称所决定的，而是由它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它在阶级斗争中所站的立场，所最终决定的。

　　当一个自称为“共产党”的政党，其中心任务，不再是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最终消灭私有制；而是变成了“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时，我们就必须严肃地追问：这个党，究竟还是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服务的，究竟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还是那个刚刚形成的、腰缠万贯的新生资产阶级？

　　在越南，当整个国家的政策，都在向国内外资本大开绿灯，甚至不惜修改法律来为资本精英（如张美兰）脱罪时，答案已经不言而喻。越南共产党，在实际上，已经从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蜕变为一个由新生资产阶级和官僚特权阶层所控制的、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服务的“全民党”，一个现代的修正主义政党。

　　2.2 国家机器的异化：从人民的工具到资本的“保镖”

　　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其本质，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其刀刃，是对着资产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的；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其刀刃，则是对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

　　那么，我们来看越南的国家机器，究竟是在为谁服务？一方面，我们看到，当越南的工人，因为无法忍受外资工厂（如三星、耐克等）的残酷剥削而举行罢工时，国家的警察和暴力机关，往往会迅速地介入，去镇压工人的反抗，去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另一方面，当张美兰这样的大资本家，犯下了动摇国本的滔天罪行时，国家的立法机关，却又可以“及时地”，为其修改法律，免其一死。

　　这种鲜明的对比，再清晰不过地表明，越南的国家机器，早已发生了根本的异化。它已经从一个保卫人民利益、镇压剥削阶级的工具，变成了一个镇压人民反抗、为国内外资本保驾护航的“暴力保镖”。

　　2.3 “反腐”的表演性与阶级局限

　　有人会说，越南当局不是也搞了“烈火熔炉”式的反腐运动，抓捕了像张美兰这样的大人物吗？这难道不说明，其政权依然具有自我净化能力吗？

　　我们必须看透这种“反腐”的阶级实质。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稳定，都会对其内部，那些过于贪婪、以至于威胁到整个体系运转的“害群之马”，进行一定程度的清理。这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调节。

　　越南的反腐，其本质，恰恰如此。它所打击的，只是个别的、不听话的、威胁到统治集团整体利益的资本家和官僚。它敢于打击张美兰个人，但它敢于去触动产生无数个张美兰的、那个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本身吗？它敢于去没收所有大资本家的财产，将其重新收归国有吗？它不敢，也绝不会。

　　因此，这种反腐，不过是一场旨在平息民愤、进行权力洗牌、并最终让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能够更“健康”、更“可持续”地运行下去的政治表演。它是一种资产阶级式的反腐，而不是无产阶级式的阶级斗争。

　　三、法律与意识形态的全面资本主义化

　　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化，政治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化，必然要求法律和意识形态等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便为新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证明和舆论支持。

　　3.1 法律的嬗变：从革命的武器到保守的盾牌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直接体现。在革命的年代，无产阶级的法律，是用来砸碎旧世界的、摧枯拉朽的革命武器。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颁布的《婚姻法》，以其雷霆万钧之势，摧毁了束缚中国妇女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妇女这一“半边天”。

　　然而，我们来看今天的越南。其法律的修改，其目的，不再是去“破旧立新”，而是要去“保旧维稳”。前文所提到的、为张美兰等经济罪犯废除死刑的《刑法》修正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条法律，不再是保护人民财产不受侵犯的武器，反而成了保护那些侵占了巨额人民财产的大资本家们生命安全的“盾牌”。法律，已经从无产阶级的“刀剑”，蜕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保险箱”。

　　3.2 意识形态的“精神分裂”：口头上的马列与实践中的“发财致富”

　　在意识形态领域，越南则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精神分裂”状态。一方面，在官方的报纸、文件和会议上，依然充斥着“胡志明思想”、“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等听起来非常革命的词句。

　　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在媒体、教育和大众文化中，被大肆宣扬和鼓励的，却是个人奋斗、消费主义、以及“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整个社会，都在以金钱，作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这种口头上的“马列主义”，与实际上的“金钱拜物教”之间的巨大鸿沟，造成了整个社会普遍的、深刻的思想混乱和政治犬儒主义。当“主义”和“生意”被公开地混为一谈时，当革命的口号，被用来为资本的狂欢进行伴奏时，这种意识形态，早已丧失了其全部的革命灵魂。

　　3.3 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私有制必然产生利己主义的社会意识

　　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那个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不可能，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人人都必须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为个人生存和利润而奔波的“社会存在”之上，去培养出一种大公无私的、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意识”。

　　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每天都在向人们切身地、无情地，灌输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生存法则时，任何在口头上的、关于“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的宣传，都将显得无比的空洞、虚伪和可笑。最终，利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必然会无情地、彻底地，战胜那些被悬挂在空中的、社会主义的口号。

　　四、国际关系的定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依附性全球化？

　　一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在内部执行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路线的政权，在对外关系上，也必然会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转而投身于帝国主义所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怀抱。

　　4.1 修正主义外交的必然逻辑：背叛世界革命，融入帝国主义体系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坚定地，将支持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作为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

　　而一个修正主义的国家，由于其政权的阶级属性，已经蜕变为国内新生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因此，它的外交政策，也必然会转向去寻求与国际资产阶级，特别是与头号帝国主义——美国的“缓和”与“合作”。它会彻底地放弃支持世界革命的义务，转而汲汲于融入由帝国主义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和“全球化”体系，以便于本国的资本，能够在这个体系中，分得一杯羹。

　　4.2 “吸引外资”的代价：主权与尊严的让渡

　　为了融入这个体系，为了“吸引外资”，越南这样的修正主义国家，就必然要向国际垄断资本，出卖一系列的国家主权。

　　他们会相互“竞赛”，看谁能为外国资本家，提供更优惠的税收政策、更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更宽松的环保和法律管制。前文所分析的、为了“满足国际关系拓展要求”而修改《刑法》的做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本质，就是为了让国际资本家们，能够更“安心”地来这里进行剥削，而主动地，对本国的司法主权，进行阉割。这种做法，与旧中国那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买办政权，并无本质区别。

　　4.3 从反美英雄到“印太战略”的棋子

　　在具体的国际战略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令人痛心的转变。曾经的越南，是全世界人民心中，敢于同法、美两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并最终取得辉煌胜利的伟大英雄。

　　而今天的越南，却日益地，沦为了美帝国主义，为了在战略上围堵和遏制社会主义中国，而精心构建的“印太战略”中的一枚重要的、可以被随时利用的棋子。它积极地，发展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合作，在南海等问题上，主动地配合美国的战略。这种从“反美英雄”，到“亲美棋子”的转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国内社会制度的根本质变。一个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越南，必然会将其仅存的、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视为其最主要的、潜在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威胁。

　　五、最后的回答：这究竟是什么主义？——国家垄断的、官僚买办的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出的那个最终的问题：越南，这个“下身是资本主义，上身是社会主义”的奇特混合体，它究竟，是什么主义？

　　5.1 绝非社会主义，亦非经典资本主义

　　首先，我们可以断言，它绝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两大根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越南，一个早已名存实亡，另一个则已蜕变为资产阶级的专政工具。

　　同时，它也不同于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种以“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的、经典的资本主义。因为在这个国家，所谓的“共产党”，和由它所掌控的国家机器，依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甚至是垄断性的角色。

　　5.2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

　　因此，要准确地为其定性，我们必须运用列宁所发展了的，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家政权，会与私人垄断资本，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国家，不再是“守夜人”，而是会主动地，运用其行政、法律和金融手段，去干预经济，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整个垄断资产阶级，能够获得高额、稳定的垄断利润。

　　越南的情况，正与此高度相似。那个由党和国家所直接控制的、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虽然占比不高，但往往占据着关键行业），以及国家对金融、土地等核心资源的强大控制力，并没有被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被用来，为那个与权力紧密勾结的新生官僚资产阶级，谋取超额的垄断利润，提供了便利。

　　5.3 “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特征

　　更进一步，我们还必须为它，贴上另一个重要的标签，那就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官僚”，指的是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主体，并非是像西方那样，从自由竞争的“市民社会”中产生，而是直接地，从执政党和国家机器的内部，通过腐败和权力寻租，蜕变而来的。

　　“买办”，则指的是，这个官僚资产阶级，由于其本国的技术和资本实力相对落后，因而，又具有极强的、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附性。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吸引外资”，需要将本国，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产业链中的一个廉价加工环节。

　　5.4 最终的定性：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特殊资本主义形态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最终的结论：越南今天所谓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其真实的、科学的定性，应该是一种由修正主义政党所领导的、国家垄断性质的、并带有强烈买办色彩的、特殊的官僚资本主义形态。

　　它的特殊性，以及其最大的欺骗性，就在于它依然保留着“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名号。它是一种典型的、最纯熟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现代修正主义。

　　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毫无疑义地，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那一连串问题了。

　　问：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答：绝无可能！一个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核心的经济基础，所能产生和决定的，只能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任何悬挂于其上的“社会主义”标签，都不过是一块虚伪的、用以欺骗人民的遮羞布。

　　问：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吗？符合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吗？答：完全不符合！这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最彻底的、最无耻的背叛。它在理论上，回到了早已被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认为“政治可以脱离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的唯心主义和二元论的泥潭之中。

　　问：这究竟算是什么主义？答：它叫修正主义，其最终的形态，是一种由党内新生资产阶级所掌控的、具有国家垄断和买办色彩的、特殊的资本主义。

　　越南的案例，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提供了一个极其深刻、也极其惨痛的教训。它以一种教科书般的、活生生的方式，揭示了现代修正主义，是如何一步步地，将一个曾经英雄的、革命的政权，从内部，腐蚀、掏空、并最终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万丈深渊。越南人民，曾经用鲜血和生命，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而今天，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的敌人。这个敌人，就盘踞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部，盘踞在那个依然自称为“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之中。

　　越南人民的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