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新书《享乐与虚无》：人类在堕落中暗自狂欢

　　原刊于：Philosophy in Review

　　在近期的一次讲座中，齐泽克讲述了这样一些人的怪异行为：他们认真比价、挑选商品、装满购物篮，却并不买单。相反，他们将堆满商品的购物车推到收银台前，然后空手离开。如何解释这中看似颠倒的行为？在齐泽克看来，这中怪异情境完美地概括了他对“剩余享乐”（surplus enjoyment）的描述——该术语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弗洛伊德的Lustgewinn（即“快感获取”）融合交织。直白地说，“剩余享乐”意指我们最渴望的乃是欲望本身。因此，我们从“购物”这一行为过程中获得快乐，而不能从所购买的商品中获得快乐。

　　不止如此，正如齐泽克在其最新的哲学著作《享乐与虚无》中所论证的，“剩余享乐”的概念正是对我们这个技术专家主导国政、消费主导社会的时代的最佳写照。齐泽克运用他独特（时而令人费解）的理论，融合了拉康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剖析了“追求空洞快乐形式”的力比多原则如何根植于消费主义与意识形态的陷阱中。在某些方面，齐泽克沿着一条熟悉的哲学路径前行，与众多进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持相同观点：资本主义的胜利时刻也正是它深陷失败与绝望的时刻。正是在这里，齐泽克试图探究“剩余享乐的悖论如何维系着我们时代的荒诞性”。

　　我们生活在荒诞不经的年代，面临多种多样的灾难，包括流行病暴发、全球变暖、社会紧张加剧，还有即将来临的数字化思想控制。这些灾难不甘落后，纷纷争坐头把交椅。（引自中文版《享乐与虚无》第4页）

　　齐泽克此论点无疑具有现实意义。该领域其他思想家（费舍尔，尤其是马克·博尔德《人类世无意识》）已揭示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如何深植于当代艺术、文学及消费的集体意识中。齐泽克认为，我们认真应对最紧迫的社会、政治及环境威胁的意愿已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平庸的“过剩”消费。在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理论机制及其政治经济学关系的密集快节奏导论中，齐泽克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深刻揭示了消费者所面临的无处不在的“自由选择”意识形态不过是资本精心设计的附属品，旨在将我们困在渴望更多的空虚循环中。即便“历史的终结”（福山里程碑式的论点）近在咫尺，自由主义民主被奉为现代社会无可争议的经济模式，齐泽克仍断言我们正陷入“从灾难到天启…… 然后轮回”的循环中——他反常地宣称这种循环“自带享乐效应”。只要看看好莱坞的灾难类型片，便知这种病态快感无处不在。

　　随后，齐泽克将其“剩余享乐”理论与新自由主义及其对生活经验的统治问题相联系：

　　今天的主体性有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它是两种主体的怪异结合：一种主体是自由的主体，他认为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有终极责任；另一种主体把自己的言语的权威性建立在自己的下列身份上——自己是不受自己控制的环境的受害者。（引自中文版《享乐与虚无》第42页）

　　我们因事物所代表的含义而享乐。对齐泽克而言，新自由主义诱使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当作可投资的商品来享用，最终服务于资本主义机器。由此理论跳脱出发，齐泽克质疑政治正确文化泛滥、性别认同的松动及觉醒文化的合理性。其关于现代科学与资本主义作用的思考尤其发人深省，因为“人类文化的力量”，齐泽克强调，“不仅在于，在我们所谓的自然世界之外建立一个自治的符号宇宙，而且在于，创造新的“非自然”的自然物体，使人类知识物质化。”这些“非自然的自然物体”很可能正是我们渴望之物。不过对笔者而言，此处若能更清晰且更严密地关联其核心论点会更好：当前齐泽克的论述仅表明，人类对自然的技术主宰（以生物工程与基因图谱为表征）如何加速了自然本身的“去自然化”。自然物（包括人类身体）在资本扩张力量下的持续物化，正意味着“自然”的消亡。

　　“我们该如何超越剩余享乐？”齐泽克问道。答案既显而易见又令人困惑：我们必须召唤一个加速主义的未来以超越资本主义。为何这令人困惑？齐泽克的典型做法是提出有用且引人入胜的问题，却从未真正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例如，他始终未能深入探讨“技术（是否真的）能改变其服务对象，从利润转向人民”。于是，读者不得不自行探寻解决剩余享乐的良方，以及科技如何能为政治与社会福祉所用。尽管齐泽克承认，随着阅读推进，“文本风格会变得越来越疯狂”，但其实，书的后半部反而展现出最大价值和潜力。

　　或许正是因为他能娴熟地将流行文化的犀利观察与前沿精神分析融合，才造就了本书如此愉悦的阅读体验。借由电视剧《维京人》、科幻片《索拉里斯星》及冰岛电视剧《卡特拉火山》，齐泽克引入“本我机器”概念，展示压迫如何驱使人转向享乐的过剩。在此，对拉康基础理论的初步理解成为充分领悟齐泽克评论价值的关键。在对托德·菲利普斯备受赞誉的反体制电影《小丑》（2019）的启发性批评中，齐泽克对主角亚瑟·弗莱克（华金·菲尼克斯饰演）进行了耐人寻味的精神分析，指出在这部电影的世界观中“不存在战斗的左翼，只有全球化的暴力与腐败”。齐泽克试图阐明的观点是：正是通过电影呈现的精神疾病、过度暴力与反叛，观众得以克服内心的疯狂与革命性的心理冲动。

　　在文本最后三分之一处，齐泽克警告人们警惕不受约束的左翼自由主义，指出“我们应抛弃自我透明社会的理想，即那种认为完全民主能消除一切异化结构的幻想”，他补充道“异化实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正是带着这个悖论，齐泽克主张：我们恰恰在被剥夺欲望对象时寻得欲望本身。抨击“体制”、质疑文化中的“他者”或任何禁忌，都能带来某种快感与剩余享乐。当齐泽克将此理论应用于艺术毁坏案例（譬如班克西仪式性粉碎画作或达米安·赫斯特的福尔马林动物）时，他对2020年国会山事件的评论尤为发人深省：特朗普的支持者为“阻止偷窃“而冲击国会的享乐狂欢特质，绝非这场未遂暴动的偶然点缀，究其本质，这是要从大他者手里夺回被偷走或受到威胁的本应属于我们的享乐。由此可见，我们对剩余享乐的渴求几乎无远弗届——无论政治、社会或其他领域皆然。对此齐泽克持一种和解姿态：欲望与剩余享乐的弥散性意识形态将长久存在并困扰世人。

　　综观齐泽克这本新书，有着一些常见地齐式写作的特点：叙事路标的缺失、论证总结的简略，加之频繁使用的“意识流“写作风格，时常令文本略显艰涩。阅读《享乐与虚无》近乎窥探万花筒：充满启发性智识与喜剧式机锋，理论洞见与文化观察往往彼此折射，让读者不断追寻“那个珍贵的核心观点”。无论如何，本书对文化理论研究者、学者及爱好者仍具重要价值——它使人更敏锐地觉察到意识形态的扩张性影响，同时为审视当代消费社会提供了崭新的批判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