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鹦其鸣矣——“灵关共识”传给了贺、任、关

　　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回旋转战那个把月里，红四方面军主力已在康北展开。

　　《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下达后，已进至道孚的红二六九团从道孚南下，直奔泰宁。

　　泰宁又称乾宁，当年是座城堡，现已损毁。当年建这座城堡的目的是护卫从西藏来此避难的七世达赖噶桑嘉措（1708～1757）的“行宫”惠远寺。这座寺院资格很老、名头很大，实际上已经成为这里约定俗成的地理标识。

　　惠远寺乃至泰宁城来历和由头是这样的：清雍正年间蒙古准噶尔部叛乱，引发藏区内乱，清廷为保护七世达赖噶桑嘉措，特拔银16万两，在道孚县协德乡境内择得一风水宝地为其兴建避难居所——这个“择得”据说很有讲究，要求的是“环境气候要与七世达赖出生地理塘、居住地拉萨相近”，建寺御赐寺名“惠远寺”（藏名“嗄达强巴林”意即“解脱”），并派兵驻扎泰宁城楼（今协德乡街村，城楼已毁）保护寺院，直至雍正12年准噶尔向清廷乞和。藏区内乱平定，威胁解除后，雍正又派果亲王允礼与蒙古高僧呼图克图从京城赶赴惠远寺主持七世达赖由此返藏事宜。

　　这个风水宝地的声誉传播得很广，不光是整个康巴，而且也远扬西藏。七世达赖在此居住了6年，而时隔百年之后，这块风水宝地又产出了另一个达赖——十一世达赖凯珠嘉措（1838～1855）。不过这位达赖好象没并没沾这块风水宝地多少光：3岁时经“金瓶掣签”成了达赖，17岁亲政，不到一年就突然圆寂……

　　红军进至惠远寺的时间是1936年3月5日左右。红三十军二六九团从党岭进至道孚后，即按《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部署，从道孚翻越松林口南下。红军先是在龙灯坝轻松击溃当地头人降措扎西的阻击，继而一路直下泰宁，当地民团一触即溃。团总杨章瑞率残众溃往康定，尔后红军又一路尾追，翻越象皮山，进占塔公，直接威胁康定……

　　与此同时，驻丹巴的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与红五军相互配合，也频频沿东谷河谷向铜炉房、大牦牛一线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黄英团发起攻击，从丹巴方向威胁康定之敌；红三十二军则游击于金汤，以威胁康定之敌运输线……

　　虽然按《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部署，这大都是为了争取在康北“补充、整理、休息，待机行动”所进行的佯动。然而张国焘却仍然对“继续扩大南下胜利”孜孜以求，仍然在想方设法把这些“佯动”变成“真动”。就在《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拟定下达前后，他还在叨叨着“决以主力首先灭李抱冰取康定，为将来向西北发展的准备”，还是打着把“相机取康定”给拧回“决取康定”的主意——“九军即配合卅军取康定”，甚至还以严厉口吻宣称：“反对可能因此次行动所引起的失望消极的情绪。”[1]而且，在到达道孚后召开的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上，他仍然在继续鼓吹“南下胜利”，仍然在继续批判“毛周张博右倾逃跑”，还在对与会的干部们忽悠：“我们现在要在这里停留一个时期，要去打康定的敌人。”[2]

　　但是，刘伯承、程世才也仍然在按《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的部署行事，在红二六九团南下泰宁的同时，红八十八师主力则沿鲜水河继续向炉霍、甘孜前进。3月7日，红八十八师在炉霍城东的将军梁子将炉霍寿灵寺派驻的武装击溃，乘胜占领了炉霍县城老街。而炉霍县长王政和也是一位手下没有一兵一卒的空头县太爷，早已闻风先遁……

　　而寿灵寺则大门紧闭，踞碉而守，与红军抗衡。

　　在寿灵寺，红军也跟喇嘛们打过一仗。这一仗打得有点费功夫——半个多月。

　　那会儿的寿灵寺位于炉霍城南两公里处的山坡半腰，恰好扼住了坡下大道（1973年地震后原寺被毁，搬迁至炉霍城北鲜水河对岸），寺中有精壮僧众千余，握有诺那活佛代表国民政府赠予的步枪百余支，而且还可能得到来自甘孜方面的土司或寺院武装的驰援，这个本钱让寿灵寺主持格聪活佛感觉完全可以与“赤匪”一战……

　　红八十八师占领县城后，将寿灵寺团团包围，开展“政治宣传”和统战攻势——“围而不打，政治争取为主，力争和平解决”。这“攻势”是通过两位藏族通司进行的，而寿灵寺武装僧众却开枪打死了通司；红军仍未动手，又派出从丹巴带来的两位通司进寺送信，同样也被杀害！而红军官兵虽然愤怒至极，却仍然恪守总部指示，没有发起强攻——虽然这个时候要点一把火或迫击炮轰上一炮也相当方便……

　　相持10日后，寿灵寺果然得到了甘孜土司和寺院武装的驰援：3月17日，炉霍的朱倭和甘孜的东谷、白利、阿都等土司头人武装赶到炉霍，增援寿灵寺。他们对围寺的八十八师发起攻击，准备里外夹击，解除红军对寿灵寺的包围。

　　得闻外援到达，寿灵寺武装僧众士气大振，以铁棒喇嘛公却娄罗为首的二百敢死队从寺内冲出，扑向红军阵地。其凶焰炽甚，竟然一度冲进红八十八师一个团指挥所，打死团长还夺走一挺轻机枪。然而这些人毕竟也是乌合之众难成气候：红军一发起反冲击“敢死队”即行溃散，公却娄罗本人也被击毙。

　　23日，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八十九师赶到——这一来寿灵寺就被围得更紧了。

　　24日，红军玩了个拖刀计：突然从寿灵寺撤围，佯装离开炉霍赶赴甘孜。格聪活佛在松得一口大气的同时也放松了警戒，武装僧众也放心大胆开始久违的酣睡，孰料红军却连夜杀回，突入寿灵寺大院，僧众们顿时阵脚大乱，纷纷缴械。除格聪率少数人从后山逃走外，其余都做了俘虏。而红军攻占寺庙后除取用粮食外，对被俘喇嘛一律优待，其诵经等佛事一概照旧进行。

　　红军的这番作为不仅让僧众们大为惊诧，就连被寺院管家益西多吉派来探听情况的亲信绍古也大为感动，回头就把所见所闻向躲在炉霍泥巴沟的益西多吉作了详述。益西多吉壮着胆子回到炉霍后发现这些“红汉人”并非传闻中的青面燎牙、嗜血成性，于是决心与红军合作，还向甘孜、炉霍等地的上层人士和寺院修书致信，以亲身见闻向他们宣传了红军的“宗教政策”和“打起仗来不要命”的骁勇善战……

　　28日，搞定寿灵寺后，刘伯承等率红八十八师沿鲜水河继续向甘孜前进。

　　那当口“西康宣慰史”诺那活佛也在甘孜，闻听红军已奔自己而来十分紧张，遂与甘孜县长马成龙、别动队大队长秦仲文策划，准备联合觉日寺武装僧众在洛戈梁子凭险阻挡红军。洛戈梁子因其西坡脚下的洛戈村而得名，海拔4000米，其东坡脚下有个寨子叫朱倭，朱倭北边不远处有个寺庙叫觉日寺。马、秦二位率部众从甘孜赶到洛戈梁子东坡半腰的卡萨湖附近时，却得闻前边的朱倭寨子已经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觉日寺主持扎日活佛因得到益西多吉的信札，刘伯承和跟随先遣队行动的政治工作团团长刘志坚还亲自与之谈话，此刻已然阵前反戈，大开寨门寺门迎接红军……

　　马、秦二人自知大势已去，遂遁回甘孜。

　　然而遁回甘孜也不平安：甘孜最大的寺院甘孜寺也得到益西多吉和觉日寺主持扎日活佛的书信，随即派出代表到洛戈梁子和红八十八师首长程世才、郑维山谈判，表示红军进甘孜后只要不进喇嘛寺，寺院会与红军和平相处并负责筹措粮草。这个条件其实本来就是红军政策的一部分，程、郑二人当然毫不踌躇答应得十分痛快，于是乎在一干僧人的吹吹打打中红军被迎进了甘孜城，而诺那活佛及其反共别动队则被一夜之间就反了目的甘孜寺僧兵逐出了甘孜，被迫一分为二：秦仲文率别动队逃往绒巴岔；诺那活佛率“宣慰使公署”则逃往瞻化（今新龙）。

　　3月30日，红八十八师占领甘孜，尔后追至绒巴岔，将秦仲文这支别动队大部消灭。

　　次日，已进至道孚的红四军主力也开始向瞻化前进。

　　这个行动原本并不在《《康道炉战役计划》及其“补充计划”之中，但进至这片人烟稀少就粮困难的不毛之地，也必须想方设法地扩大粮源。红四方面军很多指战员是在陆续进至道孚后才发现：此间并不象“张主席”乐观预言的“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产出多”[3]，而且是恰恰相反！所有部队在这里的头号任务就是找到粮食养活自己还要准备北上的给养！尔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康北主要活动地域的甘孜、炉霍、道孚、瞻化（今新龙）四县总人口不到10万，地处高寒全年无霜期只有几十天，农作物都是产量很低的青稞，最好的年成总产量也不过3500万斤——人均350斤，养活自己尚嫌不足，这一下又挤进来好几万“饥寒交迫的人们”，这“吃饭问题”之急迫之窘迫可想而知，由此而产生的“水浅难养鱼”问题也可想而知。老百姓都说红军是从未见过的最好最好的汉家军，然而说是这样说却还是有不少人赶着畜群远离此间——最远的甚至去了青海境内，有些时候，筹粮人员甚至提着一袋现大洋也筹不来糊口的粮……

　　红八十八师离开炉霍进取甘孜的前一天，张国焘、徐向前就已令继进的红四军主力“以炉霍作后方，向瞻化进”[4]，而根据时任红四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将军日记记载，27日那天红四军军部和红十一师驻扎在道孚附近的“脚耳”（今足湾村），红十二师则驻扎在道孚以南的瓦日沟一线，而红十师当时刚过党岭雪山。当天晚上，朱德总司令从觉洛寺（陈日记中记作“脚落寺”）赴驻道孚的总部途中，曾“到军部小坐，并同军长政委去总部谈话”。次日，张国焘还亲自来到四军军部“谈四军工作”[5]。

　　这些谈话内容当然应该包括当日张国焘、徐向前致陈昌浩电中关于红四军进取瞻化的设想。

　　然而，从陈伯钧将军从3月27日至4月4日的日记记录中可以看出，就在这些“谈话”后，方面军首长们已将原设想中的“四军以炉霍作后方，向瞻化进”中的“以炉霍作后方……”作出了改变：红四军十师并未去炉霍，而是与十一师一起，于3月31日由道孚附近启程，经道孚西北约10公里的麻孜乡转向西南，连续翻越了4座雪山，于4月4日进占瞻化（今新龙）。其行程大致如下：3月31日，红四军主力由“脚耳”（今足湾村）进至“麻子沟”（今麻孜）；4月1日，翻越决益涅阿（海拔4525米），进至亚洛阔寺宿营；2日，从亚洛阔寺出发，翻越伊侧涅阿（海拔4730米），进至沙拥喇嘛寺附近宿营；3日，翻越米伊涅阿（海拔4616），进至亚柯沟口的拉日玛宿营；4日，翻越俄里涅阿（海拔4590米），先头部队红三十六团于当夜夺取雅砻江上的瞻化铁索桥，进占瞻化；5日，红四军主力进占瞻化，当地头人巴登多吉将诺那活佛一行缴械后送交红军。[6]

　　红四军四天里翻越四座雪山，飞夺瞻化铁索桥，袭占瞻化，堪称经典之战。

　　至此，红四方面军主力控制了康北四县。

　　这个时期，张国焘也开始意识到“决取康定”已不再可能，严酷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也无时不在提醒他红军不可能在此间久留，他也必须作出战略选择。于是，红二、六军团是否前来会合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上了日程。

　　3月23日，朱德、张国焘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提出了“前来会合”方案。

　　贺、任、关：

　　甲、我们自动放弃天、芦，已进占道孚、炉霍，即取甘孜、瞻化、雅江、丹巴、崇化、绥靖仍在我手。

　　乙、一、三军及二十五军近过黄河在汾水、黄河间活动，二十六军仍在陕北苏区。

　　丙、刘湘、邓锡侯、刘文辉部在天、芦、灌县、威、茂一带防我反攻；孙震前田部进绵阳、平武、松潘；李家钰约九团在会理、西昌一带及金沙江沿岸阻隔你我会合要道；薛岳周、吴部十八团驻雅州、泸定；李韫珩所六个团驻康定，有开三团守雅江说。

　　丁、因你们善用机动战，已将你处敌军陷入严困状态中。李觉部早图调回湖南，已伤亡过半。万师受打击，请[求]整[理]。裴、郝师均叫苦，樊纵亦疲劳，似滇军肯积极。敌大部似落在你们五六天后，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李家钰九团分散甚宽，战斗力亦不强。

　　戊、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

　　⒈在蒙、昭一带渡河，该处渡船多、渡口多，但须先抢到。早经会理，经盐边、盐源到雅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

　　⒉第二渡河区在绞平渡、鲁车渡渡河亦可，但船少。

　　⒊源[元]谋、龙街亦可渡。

　　⒋如上述三处不能渡河时，直经禄劝、武定、元谋，进姚安、大姚、盐丰一带设法渡河，到华平、永北一带便为稳妥。

　　⒌若西上，即到邓川、鹤庆、丽江，过维西、中甸、阿墩子，经德荣、定乡可到巴安与我们会合。 、

　　己、此道即署[暑]天亦应多备冬衣。

　　庚、过金沙江后即可休息、整理、缓进。

　　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

　　壬、如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

　　朱、张

　　3.23.[7]

　　估计这份电报中那五个渡江地点是朱德总司令提出来的：他是原滇军名将，后来又参与指挥过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的行动，对此间渡口情况比较熟悉。但这份电报发出时红二、六军团正在转出乌蒙山区的路上，还来不及回复。待到他们冲出乌蒙山区进至盘县、亦资孔地区时，才开始认认真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这份电报对红二、六军团是否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表现出很强的倾向性，但还是留下了“如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的选择余地，态度并不是十分明确。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则认为“兹事体大”，事关红二、六军团今后的战略行动和中国革命的大局，所以并未匆忙作复。他们一边反复进行讨论研究，一边致电朱德、张国焘进行磋商。

　　其实，让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合共同北上，是朱德和刘伯承的动议。

注释

　　[1]《张国焘关于决取康定为向西北发展作准备致邵式平电（1935年3月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张国焘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1936年3月15日晚于道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93～第40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张国焘关于南下受阻时退入西康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1935年10月31日2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05～第8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张国焘、徐向前关于争取喇嘛等致陈昌浩电（1936年3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陈伯钧日记·文选》第247页～第24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6]《陈伯钧日记·文选》第248页～第250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7]《朱德、张国焘关于建议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1936年3月2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13～第10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