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 “知青历史富矿” ——厂社挂钩集体插队在中国知青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中国知青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波浪壮阔的历史，始于1955年，结束于1980年，历时新中国25年。当历史走到1974年前后，全国出现厂社挂钩、集体插队的新形式，既明显区别于1955年后上山下乡到国营农场为主的形式，也明显区别于1963年前后和1968年“老三届”前后到农村分散插队，各自开灶为主形式，带有开拓性意义，无疑成为中国知青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株州市厂社挂钩、集体插队、带队干部参加领导的组织形式与政策，不同1955年起实施知识青年参办国营农场为主的组织形式与做法——增大国家的经济负担与压力；也不同1962年前后、包括1968年“老三届”到农村分散插队、各自开灶为主的形式与做法——无利于知青身心健康成长，所以立即得到从中央到各省市的广泛响应与推广。从1974年开始（见表一），有近203万知青集体插队建场（厂），同到国营农场知青数量又恢复上升到94.28万，以及当时未统计“三集中一分散”知青点（户）数等一块成为“文革”后期主要组织形式与政策。这就说明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用行动回答与解决福建省甫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为代表的广大知青父母的忧虑与担心，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从此上一个新的台阶，成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转折点。

　　我们通过2010年下半年的寻访调查，看到省会城市的最大农村郊区官渡区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和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同步，或者说是一个代表性的典型。1955年，官渡区40多名团员、青年参加昆明首届青年志愿垦荒队到德宏州新城创办国营农场；1957年到1968年前后，官渡区知青到农村也是分散插队，各自开灶的组织形式，但是从1974年开始在官渡上山下乡数量上万的知青，其组织形式与做法作了改变，成为以集体插队建场（厂），或建知青点（户），厂社挂钩，带队干部参加领导为主的形式与政策，也说明当时官渡区党和政府对株州经验十分重视，认真学习。1974年8月13日到18日，官渡区召开动员单位负责人和社队负责人、全体带队干部和知青代表参加的工作会议，自始自终以“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为指针、株州经验为榜样，总结检查知青工作，找出差距，研究措施。原计划开二百人，结果到了三百多人，气氛一天比一天浓。”“知青工作是全国的大事，大家的事大家办才能办好。双龙公社是山区，准备办知青林场、茶场、渔场、搞社队办工业；昆明机床厂表示大力支援，社队干部表态，机床厂的知青有多少安多少，全部包了，莫说到一九八○年，就到九○年也不成问题。”福海公社地处人多田少的坝区，原来不准备接纳知青，通过学习受到办知青农场（厂）经验的启发，也向区委表态，从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为了将知青工作做得更好，学习株州和大寨等单位的精神与经验更扎实，官渡区先后派出4支队伍，前往参观取经。

　　知识青年到官渡区下乡，1955年到1957年有70名，1968年到1973年有247名。1974年到1979年最多，时称小知青，高达11700名。（区计生办统计）全区15个公社109个大队安置这批知青，多数遵循株州的组织形式与政策分到知青点、知青农场和新办工厂里，改变1957年、1969年下乡知青全部分散插队各自开灶的组织形式，这和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组织形式变化是相同的。据不完全统计，官渡区到1977年创建48个知青点、9个知青农场；到1979年安置知青的社队农场增加到25个。这里我们也不妨看国务院知青办的原始资料编制的《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统计表》。（表一）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结束于1980年，历时25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组织形式在初期、中期、后期三阶段不相同。初期阶段，在1955年开始的几年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参办国营农场，集体生活、学习和劳动，享有一定的福利，如北疆千古荒原上的“北京庄”、“天津庄”，江西省层峦迭嶂九仙岭一带的“共青社城”，南疆亚热带挥汗如雨河谷“新城农场”，东海水波辽源阔大陈岛的垦荒队。仅1957年，全国就有17个省、市的3.7万知识青年参加远征边疆的垦荒队，知识青年也有插队农村的但数量极少。中期阶段是1963年前后到1968年前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少部份到国营农场的，以分散插队、自家开灶为主，年均八十多万（见表一）。而从1962年到1972年，到国营农场的平均每年二、三十万，呈缩减下降的趋势。知青集体农场（厂）微乎其微，没有进入统计之列。1964年1月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他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算一盘大帐：“第一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队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在今后十八年内要安排3500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当农民。整个中期，到农村的知青平均每年的七、八十万，是在国营农场知青数的四、五倍。后期阶段，是从1974年开始到1979年，在农村插队的知青，平均虽然每年在一百多万（见表一），但其中分散插队，自家开灶的就少了，多数是“三集中一分散”的知青户（点）；而在知青集体农场（厂）的知青，不仅进入统计行列，年平均三、四十万，倘若再加上在国营农场的知青恢复上升数，达每年平均五、六十万。总之，从1974年以后，到国营农场的以及到集体农场的和知青点的比较多，成为后期阶段上山下乡的主要组织形式。在本文的前面，我们提出1974年出现的“厂社挂钩、集体插队建场（厂）、带队干部参加领导”的组织形式，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不是随心所欲的结论，主要依据于官渡区乃至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组织形式的新变化，上新台阶。”（见表一）。过去，对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有许多分期法， 经过去年下半年到官渡区调整研究之后，我们修正观点，应该说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组织形式变化进行历史分期，比较符合千百万知青的切身利益和思想觉悟的程度，也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关心知青的领导机构（成立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政策、措施的重大调整与变化。由于这种全国性的调整与变化，有利千百万知青的身心健康，走上一条用今天的话说人性化的正轨。比如“选点”不再舍近求远；明确招工年限两年即可；提高安置经费，带队干部本单位深入知青等在的社队任职。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革命十年“动乱”里，数以百万计城市学生被“移民”、“被流放”甚至什么“被迫害”，而没有发生暴力对抗和群体性闹事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也要指出这种转折的目的不是终结上山下乡运动，而是在1980年以前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更加健康、平稳的运行。1974年到1980年官渡区知青上山下乡的组织形式、政策、措施，可以说就是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组织形式、政策、措施的一个代表典型。为什么说我们在官渡区寻访调查半年时间开掘“富矿”有许多收获，其原因就在这里。

　　总之，厂社挂钩、集体插队建场（点），带队干部参加社队领导的组织形式与政策，大大改善数以百万计的插队农村知青的生活境遇——有宿舍、食堂、运动场、集体的生活、学习与劳动。任职的带队干部和社队干部群众的日常关心与帮助，不仅有利于知青身心健康成长，而且大大促进当地农村的工业化、现代化，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厂社挂钩，集体插队，带队干部参加领导的组织形式和政策，对中国农村早期工业化的探索与贡献

　　官渡区同全国一样，新中国的成立仅是提供新的历史起点，建设与创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最大的农村郊区官渡区，面积为一千多平方公里，百分之七八十是山峦起伏、鸟音啾啾山区半山区，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处于半原始状态，尽管同日渐繁荣的都市昆明毗邻，工矿企业微乎其微，仅有零星的食品、砖瓦和织染作坊。1956年开始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已从农业中解放出一部份劳动力，但困于缺乏资金、技术和专业人才，所上马的工、副业仅办一些同种养业相关的加工业与修理的零星厂坊。真正的农村工业化产业化的起步，始于1958年后，公社干部群众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和热情，新办一些厂社，其中佴家湾铸造厂比较有名。西冲园的小高炉冶炼成功，后来发展成为职工上千人区炼铁厂。多数公社先后成立拖拉机站，实现农田的机械化作业，平时用于粮食的脱粒、磨碾加工。所新办的服装厂、化工厂、翻砂铸造厂等，一度猛增到95个工矿企业。当时驻区的国营企业也曾抽调干部组成考察团为发展地方工业出谋献策过。后来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国家的调整政策，社队的工矿企业多数下马。虽然不久经济好转，但发展缓慢。到1973年，在上万名知识青年到官渡热潮的空前推动下，107个中央省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全区成立25个社队农林茶场，城乡两种积极性交汇形成巨大的合力，促进农村工业化、规模化和产业化，集中表现在许多社队实现三通（水、路和电）和上一批新的工矿企业项目。为数众多的中央省市单位或技术力量先进，或人才聚集、或资金雄厚、或社会资源丰富、或营销渠道快捷，这些现代元素都是官渡区山区半山区缺乏和急需的，再加上这些部门单位和领导“读毛度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比较重视上山下乡的工作，以及所派出的带队干部踏实负责精神，对15个公社和109个大队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有钱出钱，就为当地工业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创造亘古未有过机会与动力，也形成官渡区的第一个工业化的高潮。

　　安置官渡知识青年的村寨，多数在山区、半山区，落后的生活与生产存在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问题。市重机厂先后500多知青所到的双哨公社，地处全区最高、最远的高寒山区，连喝水都十分困难。市重机厂了解到其中大哨大队缺水情况，只有每周派消防车送两趟水供应。由于全区贯彻株州经验，上述社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从通水、通路和通电入手，实现“三通”。只有实现“三通”，才谈得上办工矿企业的项目；也只有在“三通”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建盖工业化、现代化的巍然大厦。双哨公社大哨大队知青吃水靠消防车供应的消息传开，引起官渡区和昆明重机厂的重视，厂党委书记毛家福（后任市经委主任，昆明市副市长），亲自同公社党委书记杨必宽共同协商解决。1976年，大哨大队知青同干部社员一块在后山杨柳箐艰苦奋战，建成三岔水库及三级站管网工程，不仅解决吃水问题，还解决农副业生产用水，建立昆明市的蔬菜生产基地打下基础。

　　昆明市重机厂又于1978年投资25万元，派出技术员、带队干部马天层（车间主任），先在双桥建起一个抽水站，然后立电杆架线，让清澈透底的龙潭水源源不断供应附近村子，再引到市重机厂的知青和干部社员一块创办的松坪林场——无人居住、杂草丛生的荒地上，从此连片种植烤烟与粮食，进行杂交玉米试验，试养良种小尾寒羊。双桥村这个红军长征路过传播革命火种的地方，大部旱地改为水田，焕发一片绿色的生机。我们从“百年未遇的干旱”喧闹声中，来到这个村子只见花木繁茂、稻苗凉绿和流水淙淙，脚下步变得轻快起来，一口接一口呼吸着带湿的空气。大板桥公社阿底大队原来“望而生畏，心有余悸”的15个知青建议大队干部修路架电引水，后来在父母亲单位昆明车辆段大力支持下，披荆斩棘，百折不挠干了起来。一根根几百公斤的电杆经过新修的路运到山脚，全靠人力抬上山。大家将牛筋绑住电杆套在主杆上，又用五根木杆插在主杆的绳扣里，两人一组。前面四个人，后面六个人，领头的一声令下，“一、二、三，嗨哟！”就抬起来，“齐步走“，跬步往斜坡上爬。一个知青在跨上坎时，重心突然下移，力不可支，双脚跪到地上，但忙咬着牙顶住，不让肩上木杆滑脱—几百公斤的水泥电杆就会砸到人身上—从而赢得时间，让旁边的社员赶来双手扶着他，慢慢地知青的双脚站立起来，又开始前行。一根根水泥电杆抬上山坡后，大家在旁挖出有斜槽的坑，用三四根又粗又长的绳子，以及几个十字木架，一边拉绳一边支架，电杆慢慢立正竖起来。通电那天，男女老幼像过春节一样喜庆，纷纷重复着一句话：“告别黑暗了，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今天。这得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知青的到来，是你们带来的福气！”接着，15位知青和社员在村里新修大水池；通过新买抽水机将山底的泉水引进村，从此结束饮水难的历史。

　　在城乡契合无间、共襄完善举的推动下，干海子、红沙坡通过打井解决缺水困难；一朵云村通过引水新建池子，命名“工农团结池”。全村群众表达对带队干部—小石坝机车厂张文义主任在电焊水池支架时不幸受伤的谢意，而起的特殊的名字。福海公社大坝村濒临滇池，河沟纵横，天天吃浑浊的河水，在对口单位步兵学校（陆军学校）的帮助下开掘“知青井”前卫公社也修起“知青路”；在6441兵工厂的支持下，船房河上架起一座石头“红卫兵桥”。另一条宝象河也由于云南内燃机厂的支持，建造宝象水泥桥。市城建局系统的120多名知青到云溪公社羊甫大队和义路大队插队，1975年，局带队干部协调市政养护管理处支持村子实现道路平坦化，市自来水公司支持村子水管更新改造。板桥公社新发大队知青农场地处山区，107个知青缺水缺电，昆明机务段等4单位联合投资2．4万元，为农场架通电，然后安装管子砌池子，将水引到农场。据不完全统计，板桥公社和昆明铁路局、云南轴承厂、云南水泥电杆厂等对口单位共同努力，在1974年至1978年问实现公社的4个村通公路、2个村通水，10个村通电。这些村于告别日薄西山就黑灯瞎火的封闭落后日子，看到工业化、现代化的一片玫瑰色的曙光。

　　苏联革命的导师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农关系时深刻指出：“在城市工人与农村劳动者建立相互的联系，确定一种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实践证明，厂社挂钩、集体插队、带队干部参加领导的组织形式，确实是知青工作简便而直接的新形式，确实调动工农和城乡的两种积极性的新形式，也确实是建立了同旧社会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友好互助形式。

　　厂社挂钩，带队干部参加领导的组织形式与政策对官渡区早期工业化、现代化的襄助与贡献，最明显最突出的是在许多社队上一批新工业项目，有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多数是白手起家，新办许多“五厂”、“五场”。当时全区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每年交售余粮和农副产品的收入十分有限；农村的人才主要在种养业方面，其它人才有如凤毛鳞角，要上工业化、产业化的新项目困难很多。1974年开始实施的厂社挂钩、带队干部参加领导的组织形式与政策，提供雪中送炭的动力，这在官渡区历史上史无前例，翻开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新篇章。

　　龙泉公社白马大队，在昆明市第二玻璃厂的支持下创办汽水瓶厂，该厂派出技术员进行指导，50多个职工里近一半是知青，年产值达10万元，集体有了可观的收入，职工平均月工资达三、四十元。这在当时属“高薪阶层”了。双龙公社乌龙大队，在闻名全国的昆明机床的支持下，办起翻砂厂，由该厂翻砂车间刘柄荣主任亲自筹办，这位年纪五十多岁带队干部，拄拐棍一趟又一趟往村里跑。昆明铁路局材料总厂、制材厂帮助板桥公社阿依村翻砂厂，支援一辆汽车，该年收入在十四万元左右，大大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锅里有了，社员碗里才有”。1975年年终分红值0．60元；1976年升到0．65元；1977年达0．80元。年终村集体还积累1500元左右。社员最高分红500元左右，知青最高分红205元最低也有128．44元。知青种2亩菜地，一年四季有菜吃，全年保持饲养4头猪做到一个季度杀一头，油脂自给。矣六公社子君大队在云南工学院的支援下办起农机具修理厂，为附近村子提供服务。在1976年秋雨连绵、落叶飘零的阴天，大批收割的庄稼面临霉烂减产的威胁，该厂加强技术攻关，试制成功“稻谷风干机”，确保丰产又丰收。152部队和昆明机床厂分别为地处金马寺的社办企业、臣和地处前卫屯的社办企业，予以设备和技术的支持，提升实力和水平。

　　尤其可喜的是偏远山区的公社也大踏步行动起来，如小哨公社地处官渡区最北边，东、西、北三方同嵩明县接壤，当地于部社员过着几千来沿袭的“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许多人足不出公社，有的平生未见过公共汽车和火车，甚至连省城都没有到过。当时，宣告了几千年无工业产业的历史结束了。知

　　青动员单位领导同公社党委书记王忠反复协商研究，在所挂钩的七个大队破天荒地创办工业企业，如40万厂同矣纳大队，昆明市机器厂同上对龙大队，省军区同中对龙大队，省勘探设计院同大哨大队，省探矿机械厂同兔耳关大队，云南日报社同乌龙大队，省体委同白汉场大队，家家办起企业。别看这些企业小，但车、钻、铣、镗五床都有，一般的机器零配件都能加工。兔耳关大队还办起一个炸药厂。马达声、机器运行声尽管单纯，但在干部社员的耳朵里成了新奇悦耳的旋律，不敢想的城市化不就在身边发生吗?前卫公社革委会主任杨清在回顾那段轰轰烈烈创业的日子时说：“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不仅是对知识青年再教育，而且是城市支持农村、厂矿支持社队，发展农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个时候，前卫公社的集体经济就是在知青所在单位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先后办起了拥护印刷厂(新华印刷厂结对拥护大队)，积肖村装订车间，(昆明印刷厂、军区印刷厂结对南坝大队)官庄化工厂，(市农业局、省化工厅结对官庄大队)、双凤电镀厂，(省农垦总局、市供销和昆明铣床厂结对双凤大队)，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才，为后来前卫镇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官庄化工厂被誉为九十年代乡镇企业骨干之一，‘拥护印刷厂’已成为前卫镇拥有了4亿元资产的骨干企业。

　　在厂社挂钩，以工支农的影响和带动下，官渡区一些社队发扬主动性和创造性，掀起大办工副业企业的热潮。如云溪公社当时新办的砖厂、皮鞋加工厂、木材加工厂、人工蘑菇种植坊、炼铁厂、铅炼厂、铝盒制品厂、造纸厂、松香加工厂等，就像雨后春笋一般，纷纷破土而出，挺拔生长。

　　在学习和贯彻株洲经验时，动员单位从自己的特点与优势出发，不断拓宽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内容与方向。市城建局帮助云溪公社义路村组建一支建筑队，其中吸收百多名知青，带队干部亲自参与领导，当时一举建盖的昆明市邮电学校大楼，三十年风风雨雨，至今矗然屹立。昆明东站凉亭货场，一年365天都

　　承载着紧张而繁重的装卸任务，就积极组织李其大队社员进货场装卸物资，既支援国家的建设，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得到增加。

　　官渡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当时创办的25个农林茶渔场也发挥巨大的作用，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云南冶金局汽车修理厂在规划创办先锋公社知青农场时，就特别建盖一个汽车配件生产车间，房子共8间，面积160平米。不仅配送解放牌货车1辆，车床、冲床、钻床和砂轮机各2台，还专门安排带队干部和

　　3位技术员负责。生产出来的汽缸、副轴等配件《由厂里收购。前卫公社的青年农场是一个养殖基地，来自昆明铣床厂、省汽车配件公司、省农垦局、市水利局的100多个知青，以养鱼为主，设有猪场、鸭房、酒厂、鸡场、孵蛋房、蔬菜组；后来创办腐植酸铵厂、镀锌厂和装订组。云溪公社羊甫大队将市城建局和园林局的130多知青编为第6队，划拨100多亩土地，市城建局还给一辆汽车跑运输。养护处的带队干部常师傅参加领导与管理，生活、学习、生产搞得井井有条。特别利用一栋旧的榨油房，联系到省土产公司，由该公司提供蓖麻、红果、茶果等原料，并收购加工出的工业用油。每天榨油剩下的油枯（油饼），高达90多吨，除农场留一部份作底肥外，其余的分给其他几个生产队。第一年、第二年洋芋、包谷、荞子获得大丰收，知青回城都各自带上产品，让城里的父母亲分享劳动的果实。在市园林局的扶助下，羊甫大队办起官山油橄榄基地，面积在百亩以上还新建抽水站和蓄水池，栽植的第二年开始挂果，第三年大部挂果，加工出来油橄榄成品卖出好价钱，这在当时比较有名气的。昆明机床厂创办的集体所有制农场，知青120多人，种植120亩农作物，拥有拖拉机、推土机、工程斗车等农机具15件。另外，在厂技术员和带队干部的帮助下，新建又新办“四屑回收组”，收入已达2.3万元。头年建场才三个月，年终全场知青已分得现金22.20元，到第二年可分得180元。

　　从1974年到1978年，不过是短短的四年时间，在官渡区这片热土上，集体所有制的各种企业破天荒地呈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生机盎然，从而形成农村实现工业化、产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一个高潮。据《官渡区志（1999年）》记载；到1978年，全区的社队企业达到345个，经济收入2762万元，成千上万的社员完成农民向工人的转身。这种不离土的工人从事集体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建设家乡的模式受到城乡的欢迎。

　　三、厂社挂钩，带队干部参加领导，以工支农，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已经不是彼此割裂、相互对的关系已创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的协作关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尤其是1974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组织的形式变化，株洲经验的学习与推广有力促进这种新型协作关系的发展和密切；也是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性质的反映，或者说现实化、物质化和具体化。这种新型的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平等协作关系，被官渡区上山下乡工作同志们誉为“亲家关系，以知青为纽带”。当时所呈现工业化、产业化第一个高潮证明这一点，还有当时呈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商品化、卫生教育文化的新局面证明这一点。

　　龙泉公社谷丰大队下属的各村都有零星林场，面积较小，在昆明工学院的参与下按集约化、规模化的原则，集中管理，面积达50多亩，将知青集中起来成立知青林场。又由贫下中农带领分别成立果园队，蔬菜队、粮作队、科技队，劳动搞得热气腾腾，农业作物欣欣向荣。1975年公社召开知青先代会，100多位带队干部、社队干部、知青代表和贫农代表的蔬菜、肉食都由林场供应，到休息时还抬出一盆盆红花红、绿梨、紫葡萄招待，会场林场一片欢声笑语。晚上放映《南征北战》，引得附近村子几百群众前来观看。沙沟大队知青农场在宝象河上游，在昆明铁路工务段的资金、技术、运输的支持下，40多个知青自建宿舍，开荒种地，做到包谷满仓洋芋堆成小山。养猪，有几十头；养牛，有七头；养鸡上百只。挖塘种果树，每个塘挖一方生土，栽上苹果树上千株；嫁接梨树上千株。春夏之间，绿荫匝地、蜂蝶飞集1978年，调集全部青壮劳动力，大部分知青亦上阵，新建*村小水库，解决周围6个村的生产用水。农场每月杀一头猪，为“五·一”节聚餐，出现戏剧性一幕，杀这1头猪时吓得同厩里的那 2头窜出厩栏，一溜烟飞快地逃到山上，成了野猪，根本赶不回村，见人就张口咬。农场只有投入重兵将其团团围住，打倒在地，这个月干脆杀三头猪吃算了吧！。长水大队知青点，安置昆明铁路局三、四百知青，他们成立科技组，每天不辞辛苦早晚到地里观察农作物生长，结合学到的科技知识，就对每个品种的特性仔细分析，找共同性和特殊性，寻找增产的潜力。开荒种地，一年里由46.5亩增到130多亩，修挖机耕路70多米；还栽200多株树和1000多蓬竹子。一收共获洋芋换米5040斤，包谷7770斤，黄豆546斤，花豆98斤，粮食总产达13454斤，产289.5斤，平均每人每月59斤口粮。滇池畔的金河大队，省文化局系统的37个知青在这里新建金河农场。开始养猪时，知青学习中曲发酵方法生产配合饲料，仔猪吃得又香长得又快，保障农场吃肉食的供应。还成立科技组、用胺水和粪草作肥料，改造当地土壤，“全靠肥当家，庄稼一枝花。”矣六公社渔村大队知青在科技组里，刻苦自学国内外新知识，积极主动在本村正确使用有机磷农药，而且在云南省首次使用“青虫菌”（细菌农药）进行十字花科蔬菜的虫害防治，取得明显的效果，所提供科研院所的防治记录数据也受到高度的称赞。在优良品种的推广上，他在1975年就从省农科院得到“荷兰豆”（菜豌豆）籽种后，首次在省内试种，也一次成功，其品质、外形、产量、植株、生长周期，病虫害防控等全部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1975年，他从市农科所得到绿花椰菜种籽，也是首次在昆明试种，食用效果比白花椰菜好，开昆明城区市场的先河。总之，为昆明市乃至云南省的蔬菜引进和病虫害防治作出应有的贡献。大板桥杨梅山知青农场，在昆明第十七中学，人和园艺农场，省邮电电杆厂、一九八信箱等单位的联合支持下，对“屙屎不生蛆老鸦吃包谷都要跪着吃”的60亩瘦红土质进行改造，先种绿色苕子，包谷产量有所增加，达到百把斤；接着1974年用有机肥料腐植酸铵进行改造。他们从昆明“五·七”海埂农场挖草煤运回，晒干，敲细，按比例加碳酸氢铵和温水，搅拌均匀密封7-10天。氨化好的肥料同绿苕撒到在地里，做底肥，点上包谷。到中耕除草时又再追一次，结果庄稼长势旺盛，有一人多高。到打苞时，包包长得像婴儿的小胖手又粗又肥，亩产量达五六百斤。沙沟村的农科员和瓦角村的生产队长闻讯赶来一眼看中，非要农场去推广。一年过去，两个队也大获增产。昆明植物研究所知道后立即赠一个土壤速测箱和相关药品，还派送技术员和半卡车碳酸氢铵。1975年又推广到江川县，省教育厅还派老师来组织编写教材。在农场学习的回乡知青、下乡知青将这项技术带到农村，其中一些担任科技组的骨干。小河公社三家大队林场，第一批下来5个知青，有的干部社员担心来了城里学生，口粮会受到影响，但是组织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农业学大寨文件材料，从场领导到群众的积极调动起来，这一年粮食总产达34866斤，分口粮26370斤，人均314斤。第二年总产增到66918斤，比七四年增长91%。交公粮6100斤，留籽种饲料12352斤，备战粮2600斤，分口粮43460斤，人均增到570斤，年终分值由第一年的0.38元增到0.45元。第三年尽管遭水灾，总产仍达到54444斤，分口粮44302斤，人均口粮500斤以上，工分值提高到0.57元。当地社员干部高兴地说：“只要认真培养教育，知识青年就会成为宝贵的财富。”

　　金马公社在云南内燃机厂、省邮电局、市陶瓷厂昆明电机厂的支持下，百多亩的方旺大队茶场、三百多亩的云山大队茶场，四百多亩的十里大队茶场也是吐气芳馥，芳名远播。

　　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热潮中，官渡区兴修水利，造大寨地也得到知青动员单位的联臂支持，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有钱出钱。如1976年遇上干旱年景，省交通机械厂给予阿拉公社清水沟大队以切实的支持，在他们新建清水水库时资助20万元左右，派出六、七位技术员上工地同干部社员。知青一起干活，工地上推土机、凿岩机和汽车来来往往。厂党委成员李柄经常上工地指导。机械设备坏了，工地上解决不了，就送厂里检修。带队干部、厂团委副书记赵朝芳，在半年里坚持工作，确保工程顺利进行。从水库到清水一、二、三队之间埋上管子，让家家户户吃上自来水，一片片原来种植洋芋、荞子的旱地从此浇上水，有的改为水田。1977年，宝云大队、宝丰大队和谷丰大队联合在严家山造大寨地，时任市委书记王士超拍板，由市农委出资43万元支援搞喷灌工程。三个大队组织青年民兵600人，其中200多是知青，大战十个月，不仅开出800亩的梯田梯地，将东大沟的水引到新建的山顶的蓄水池里；周围埋上管道、龙头和阀门，自动喷水浇灌农作物。最为难忘的还有板桥公社长山梁子大会战，1974年那年，知青动员单位60多家，无论省市大单位，如昆明铁路局，云南水泥杆厂，还是区级小单位，如板桥蔬菜站、兽医站、卫生院等，风云际会，支持资金上10万元，先后派出3000多职工。各个单位高擎红旗，打出红布标，抬着毛主席语录牌，自带劳动工具浩浩荡荡汇流到工地上。个个精神抖擞，拉的拉车，抬的抬石块，挑的挑土，汗出如，手上起水泡血泡坚持不下火线。在这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阵势里，一个人的力量变得很大很大，可以移山填海；而移山填海的伟力离于进通一个人的力量，官渡区当时的许多工程，就是爆发伟力的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造就的。天生坝水库的水终于引上长山梁子，2000多亩大寨式的梯地，层层叠叠，十分壮观。附近李其大队、板桥大队、复兴大队和西冲大队受益水田增到3000多亩，使粮食产量翻一番，大大减少国家回销的供应。复兴大队趁势发展经济林木，将一片草叶飘零的荒地变成碧绿青葱圃园。

　　一分收获来于一分耕耘。厂社挂钩，以工支农政策的大力实施，官渡区的经济获得嘉惠与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1974年官渡区十五个公社的年终分红值0.42元，到1977年上升到0.75元，人均口粮452斤。其中云溪公社工分值0.75元，口粮469斤；福海公社工分值0.85元，口粮501斤；金马公社工分值0.85元，口粮481斤；矣六公社工分值0.82元，口粮498斤；联盟公社工分值0.94元，口粮442斤；前卫公社工分值0.90元，口粮516斤。龙泉公社工分值0.71元，口粮447斤。这七个公社的分配水平在昆明市乃至省内外都是处比较高的位置。由此折射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伟力及效果。前面提过的螺丝弯村女知青唐秀英，第一天进村被热情接待，可是看见村子贫困“心里顿时凉了半截”，“碗里盛的包谷饭尚能下咽，杯子里的黄泥巴水却让我感到深深的无奈。”后来的情形如何呢？她投身到改变村子面貌的热潮中，在兴修沙井水库时参加青年女子突击队，大干三个月。由于父母亲单位的支持，山泉水引到村里，家家户户告别吃泥巴水的日子。队上为工厂制作盛油漆的花箱，她积极肯干。下乡第一年分红仅是20多元，后来上升到100多元。唐秀英当双手拿着一叠票子时，真是又高兴又激动又自豪。

　　厂社挂钩、以工支农的政策，不仅在经济方面，还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文艺等方面释放出巨大能量，发挥有力的作用。因限于篇幅，这里扼要传述。云南工学院在矣六公社创办全区第—所“五·七农业大学”，招收147个社员学习农机专业和农电专业。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学习，大家掌握许多本领。到毕

　　业实践时，在老师的指导下，组装250台拖拉机、修理4台手扶拖拉机、1台电视机，第一次尝到当技术工人的甜头。昆明工学院帮助龙泉公社金星大队办起农民政治夜校，每周上三晚的课，其中二晚上农技课，一晚上政治课，每晚的人数五、六十人。教员就是工学院派出的老师。昆明机床厂的知青阮丽琼在庄房大队庄房村当生产队长，主动办起夜校，无论年龄大小都招收为学生。一块门板改成黑板，每课教常用字词，还结合公社、大队会议精神和山外边的新鲜事讲课，又生动，又易懂。课堂上时常笑语之声纷然而起，过去寂寂无声的小山村变得热气腾腾。云南省图书馆及派出带队干部杨多老师，把上千册图书送到金河大队办起阅览室，村里选出图书管理员。每天晚上，简陋的图书室和仓库里的夜校，灯火通明，社员和知青看书的看书，记笔记的记笔记，讨论的讨论，此景此情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出现，十分可贵，“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氛围初现。公社工作组长有感写诗赞扬“农民夜校就是好，知识青年有功劳。学政治、学文化；有歌声、有舞蹈。村村寨寨换新貌，学习大寨掀高潮。贫下中农齐称赞，农民夜校就是好!”昆明医学院附属一院对罗丰大队合作医疗给予技术和设备的支援，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也派医生支持，附近村子的社员都来看病。当时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闻讯后前来参观学习。板桥公社和昆明铁路局是对口单位，铁路医院派出妇科和内科的医生在带队干部的引领下，走村串户为社员和知青看病，渴了路边喝泉水，饿了在社员家吃饭，还交半斤粮票和二角五分。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干部社员们无不感动。铁路局工程处卫生所对长水大队的俩知青范培玉和陈丽萍进行培训，卫生所业务骨干、上海铁道医学院毕业的路海光医生任指导，边教授解剖、生理、病理和药理等基础知识，边教量体温、测血压、小 伤口的清创、换药包扎、肌肉注射、器械消毒等基本技能。中医周维邦医生带领她俩翻山越岭采集草药标本，介绍常见病、多发病的单方、验方。还教针灸基础知识，学习人体的经脉、穴位、进针手法以及治疗常见病的穴位组合。经过3个月的培训，卫生所送每人一本《农村赤脚医生手册》和700多元的医疗器械和药物。她俩到大队合作医疗室后，有病治病，没病治就参加劳动。农忙两季熬大锅

　　药防病，替小孩打预防针，兴修水利期间上工地看病。有一天，张坡村的社员在公社卫生院分娩时会阴撕裂缝合、没拆线就出院了，她俩得知后着急地及时予以补救，避免风险。长水大队社员们一般病疼再不用跑大医院了。工程处机械营还为沙井大队的赤脚医生配上药箱和常用药，虽然水平很低，但在许多危急的时候

　　派上大用处。张财蓉这个还不满十八岁的女生为高寒山区男女老少看病治病，经历许多生与死的风险后，深有感悟：  “生活虽苦涩，但就是这苦涩的生活，使我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

　　五、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在健康成长

　　1974年后下乡的知识青年，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既有像金马寺昆25中黎云富、李云芝、毕新国等一批坚决要求上山下乡的志愿知青，也有随波而流的潮流知青。由于年轻，一些知青身上存在幼稚、不懂事的毛病；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也沾染这样那样的坏习气，如打架、早恋、偷盗、婚前性关系，甚至将下乡视为蒙尘遭难等。他们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在政治、道德和作风上仍有许多的差距。有的现象还令人担忧。更应该看到一般青年而言，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会从脑子里自发产生，需要结合实践学习，学习再学习。1974年8月，动员单位的知青一批批到各个公社，官渡区为做好这项工作，召开规模最大、领导人数最多的六天的知青工作会议，既解决具体安置问题，更解决认识问题。一位带队干部将会议中的一些片断作了真实的记录：“开初动员单位的一些同志，认为上山下乡是农村的事，‘动员下去，万事大吉’，日后的事不加过问；安置单位认为下那么多知青，‘人增一口，米加一斗’，影响社员的口粮与收入，把知青当作‘包袱’、‘负担’。经过学习毛主席指示和党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以株洲经验为榜样，双方越谈越清楚也越亲密。知识青年经过生产劳动的锻炼，生产知识和技能不断提高，很快成为农村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同时知青的安置与锻炼工作要与兴办工副业结合，与农业学大寨结合，要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知青工作是全国的大事，‘大家的事大家办’才能办好。到会的同志认为这次会开得及时，开得好，是一次双方共同商量培养革命后代的会议。”

　　株洲经验中的“集体插队”，不仅仅是要实现“住有房，睡有床；吃饭小厨堂”，还要解决“学习干部管”的问题。在知识青年下去后，抓学习、抓“再教育”工作也应开展起来。官渡区动员单位和安置单位的同志们解决了指导思想问题后，行动起来更自觉、更积极、更扎实。

　　当时为了做好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各家动员单位都由副职领导负责，重要的事情同正职领导拍板解决；家家成立知青办公室，负责人几平都是政治素质强的老革命，像云南大学的知青办主任邱淑静是云南地下党的老同志，时常深入知青点嘘寒问暖，温词以慰。省利委知青办主任郑加平是老红军，他带头

　　将两个孩子送下乡，还资助窘困的家庭购买行李支持子女下乡。昆明重机厂的知青办主任王付玉是云南地下党的老同志、昆明铁路局知青办主任王瑞林是老八路，十分重视结合知青的现实问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所派出的带队干部一般都是有培养前途的团委书记、或者科室和车间的中层干部，并直接参加社队领导班子；每个知青点(户)都配备带队干部，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干就是一年二年。如1976年在板桥公社的带队干部，仅昆明铁路局一个单位派出2人驻公社，13人驻大队，1：9人驻村，共34人。各家安置单位，官渡区和公社两级至小队都成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针对城市知识青年的特点，各级知青办的负

　　责人，多数是老革命以及脱颖而出的回乡知青，后期也吸收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下乡知青。在大队、小队成立的领导小组，由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和知青户长共同组成。每月定期组织政治学习，开展忆苦思甜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时事教育。1974年后下乡的知青上万人，不是分散插队，而是集体插队；在所有

　　“知青点”、“知青户”、“知青农场(厂)”，基本做到“住有房，睡有床；吃有小厨堂，学有干部管”。如板桥公社的920个知青，全部安置在54个“知青户”、“知青点”和“知青农场”里；小河公社的181个知青，全部分到公社林场，三家林场和小河林场。通过上述事实也充分证明官渡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进入一个转

　　折点。当时，由于加强领导，各公社的知青户(点)、知青农场(厂)都安排定期学习政治和业务。小河公社的知青林场是每月逢8学习一天，小河林场是每月逢4学习一天，三家林场利用每天晚上学习。3个林场知青通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许多知青聚书深读。许多村子举办黑板报、墙板报、夜校、学习班进行深入学习。后来颇有建树的作家、画家、书法家、理论家斯时斯地崭露头角，萌发绿芽。昆二十五中在西冲大队建办农场，后来进了许多单位的知青，请瓦角村的队长给大家讲村史、家史。像六七岁就逃荒要饭、当过长工的妇女委员杨复珍，经常被邀请忆苦思甜，回忆对比的报告上百多次；启人心智，深受感染，知青纷纷尊敬地称为“杨大妈”。离开农村二、三十年来都没有忘记她，每次看望，问长问短，亲如一家。前卫公社金河大队知青在省文化局和省委党校的帮助下，每周组织一次集中学习，订阅两份报纸。每天日落西山的傍晚，大家嬉闹一阵，打球的、玩乐器的、唱歌的、练书法的、各习其长。到时间，大家就集中在大队会议室屏息聆听省文化局和省委党校派来的老师讲课，师生互动讨论各种问题：别看这些远离繁华都市的小村子，过着粗茶淡饭生活的普通知青们，学习和争论的话题都是“对立统一规律”、“拉萨尔”、“左派幼稚病”以及英语、法语等等，有时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惹得附近公社的下乡知青、农村青年慕名拜访。

　　广大知青思想觉悟提高了，热爱劳动了，开始“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同社员们一起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建功立业。地处边远山区，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阿底大队的38个知识青年，在大雪纷飞、室内温度下降为零下十多度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寒冷的夜晚，北风刺骨，他们就采取二、三个人挤睡在一起的办法抗严寒。早晨起来，晚上装热开水的暖瓶已破裂了，口袋里的钢笔冻得写不出字来，连日劳动的双手也冻裂了。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家没有一个叫苦，始终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豪迈地说：“是红梅就不怕冰雪严寒，是雄鹰怕什么高山峻岭，是青松何惧雷雨闪电，严寒——它可以

　　冻坏我们的暖瓶，可以冻裂我们双手，但是它永远冻不住我们在农村干革命的一颗火热的心。”老鸭洞知青集体户的公房比较简陋，下雪时，外面下大雪，里面下小雪，雪片布满蚊帐，但他们并没有由此而后退牛步，坚持出工。风扫青松更挺，霜打蓓蕾更红。前面提到吃水靠单位派消防车每周送两趟水的大哨大队50

　　多位知青，听到大队党支部与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决定新建“三岔”水库及抽水站时，立即响应。那年1975年下大雪齐膝深，从山头到筲底被树木和灌木丛遮天蔽日。没有路用砍刀开路；遇上陡坡先扔下行李，人再滑下去；有时不小心滚逃棘刺堆里，奋力脱出身上；头和双手血迹斑班。晚上冷，一堆堆篝火烧到天

　　亮。白天干活，个个不示弱。有的女知青左右手各挟一袋水泥往前冲。后来人党并当选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梁玉英的，心情一天一个样。“水库大坝天天‘长’，别提我们有多自豪”。  “近看一道大堤坝，远看似个大戏台，它将永远不靠在一起的两座大山紧紧连在一起”去年她看到我们撰写的《致官渡区老知青一封

　　信》，又回村子几次和干部社员共同回忆那段难忘的日子。最让她慷慨万端的是：“伟大导师列宁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是不会忘记那个村子，那里的庄稼，那一带山区。我们50多个知青的汗水没有白流。“三岔水库”没有白修，几十年来它灌溉着3000亩山地。在今年百年未遇的大旱之年，那里依然清泉流淌，铮铮有声，家家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三大革命运动中，一代新人经受春潮夏日与秋风冬雪的磨练，成为优秀青年。仅板桥公社1975年底统计，有100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有45名当了农村基层干部，有12个先进集体和80名先进个人被推荐出席了公社知青先代会，有23名先进个人和10个先进集体被推荐出席子区知青先代会，有3个先进集体和7名先进个人被推荐出席昆明市知青先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