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寻乌调查》：公田的“秘密”：封建剥削的隐蔽角落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公”这个字，总是带着一层温情与神圣的面纱。祠堂的公田，是为了“慎终追远”，让子孙后代不忘祖先；庙宇的香火田，是为了供奉神明，祈求风调雨顺；学堂的学租田，更是为了“教化乡里”，培育栋梁。它们似乎是超越了个人私利的公共福祉，是维系着宗族、信仰和地方秩序的基石。然而，当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将他那敏锐的目光，穿透这层温情的面纱，投向这些“公田”的深处时，一个惊人的秘密被揭开了：在“公”的名义之下，隐藏着一个更为隐蔽、更为复杂的剥削角落，它如同一张巨大的蛛网，悄无声息地将农民的血汗，吸入封建豪绅的囊中。

　　寻乌的公田数量惊人，竟占到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与地主和农民的私田总量几乎相当。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比例，它说明，在寻乌的土地关系中，以“公”为名的土地所有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这些公田，主要分为三大类：祖宗地主、神道地主、政治地主，每一类，都上演着一出“公”皮“私”骨的精彩戏码。

　　祖宗地主，即所谓的祠堂公会田，是寻乌公田中最普遍的形式。这些田产的来源，一是富裕的子孙“凑份子”为祖先立“公”，二是有钱的祖宗生前自己留出田产，以作“后路”。其初衷，听起来无比美好：一是为死后提供祭费，二是为穷困的子孙提供周济。然而，现实的运作，却与这美好的初衷背道而驰。

　　公田一旦成立，便开始“年年收租”。租子除了祭祖的开销外，大部分都积蓄起来，然后购买更多的田地。如此“利滚利”，公田的规模便如雪球般越滚越大。但这些积累起来的财富，并没有成为贫苦子孙的福音。相反，它成了一种内部阶级斗争的焦点。

　　每年过年过节，祠堂里会分谷分肉。这看似公平的福利，却充满了等级的烙印。肉分为四等：“胙肉”，是给有功名的人（后来加上了“毕业生”）分的；“老人肉”，是给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分的；“房股肉”，是按房份分的；最后才是“丁肉”，按男丁人数分。分的次序，也严格按照“胙肉”第一、“老人肉”第二的顺序，彰显着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观念。

　　更有甚者，少数公堂的谷肉分配，不是人人有份的“平分”，而是“轮收”，又叫“管头”。即由各房轮流管理公田，收取租谷。名为“轮流替祖宗收租”，实则“轮流替自己收租”。轮到“管头”的那一房，便可将公田一年的大部分收入，堂而皇之地落入自己的荷包。这种制度，赤裸裸地将公共财产，变成了少数人轮流坐庄的私产。

　　在这场围绕公田的斗争中，贫苦的子孙们往往会闹着要“分公田”。但他们的目的，并非是要分田来耕种，而是要将田变卖，换钱去还高利贷，或者买明天的早饭米。毛泽东对此评论道：“在这种情形上面，看得出贫农群众因为他们苦得没有米煮，便把什么‘祭扫’呀、‘慎终追远’呀等等封建思想逐渐地不要了。”这深刻地揭示了，在残酷的生存压力面前，任何封建伦理和宗族观念，都会变得不堪一击。而那些富裕的子孙，则坚决反对分田，因为他们正是这套制度的受益者。

　　如果说祖宗地主是以“孝”为名，那么神道地主，则是以“敬”为旗。神、坛、社、庙、寺、观，这些与信仰相关的土地，构成了另一片隐秘的剥削领地。

　　神会与坛，多是地主和富农出钱置办，其产业的百分之九十五是田地。名义上，是为了供奉神明，保佑人畜两旺、财丁兴旺。但实际上，它成了地主富农们进行社交、巩固圈层、享受特权的平台。“神诞”那天，斗了份子的人便可大吃一顿，这“吃”，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社，则更具群众性，每个村子都有“社坛”，其功能是保佑禾苗和六畜。开会时，不分贫富，人人有份，共同议事。这种“社”的组织形式，虽然也信神，但其决策权掌握在农民手中，与地主富农把持的神坛有着本质区别。

　　庙，看似是“有功德于民则祀之”的公共纪念场所，但同样可以成为剥削的工具。有庙田的，庙祝（庙老）便可吃庙田的租；没庙田的，则要靠群众捐钱谷维持。

　　而寺与观，在《寻乌调查》中，被毫不留情地揭示为“和尚的巢穴”、“剥削厉害的地方”。它们的田产，多是大地主们“施”出的。大地主为何要“施”田给和尚道士？毛泽东一语道破天机：“因为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大地主为了‘修子修孙修自己’，所以施田给和尚。”这“施舍”的背后，是一种精神投资，是为了来世的福报，更是为了现世的阶级统治。寺观的田产，和地主的私田一样，进行着残酷的地租剥削。

　　最后，是以“教化”和“公益”为名的政治地主。考棚田、宾兴田、学租田，以及桥会、路会、粮会的田产，构成了这一类别。

　　县城的考棚田，每年收租六百五十石，但经手豪绅“吃油饼”，七扣八扣，真正交到考棚的只有四百七十石。这些田产，本是前清时大地主捐资修建考棚的余款所置，用于考棚的年修经费。捐款人的名字，被写在“尚义祠”的木主上，“捐多的主高，捐少的主矮”，等级分明。

　　宾兴田，更是地主阶级掌控教育、选拔人才的工具。其田产散布全县，年收租高达一千五六百石。这些租金，在科举时代，用作学子们参加乡试、会试的路费和奖赏。科举废除后，则成了资助地主子弟上新学、甚至留洋的经费。每年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的津贴，确保了只有地主阶级的后代，才有机会接受更高等的教育，从而延续他们的统治地位。

　　桥会、路会，名义上是为了修桥补路，但同样可以演变为剥削机关。一个大的桥会，田产可达八千元，年收租五百石。每年“做桥会”时，捐主们不仅可以大吃一餐，还能分得猪肉。公共事业，就这样变成了少数人的福利与社交活动。

　　《寻乌调查》以冷静的数据和生动的事例，彻底撕下了“公田”温情脉-脉的面纱。它告诉我们，在旧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财产，一旦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真正代表公共利益的管理机制，就必然会沦为少数权势者巧取豪夺的对象。宗族、信仰、教育、公益，这些看似美好的名义，都可能成为封建豪绅进行隐蔽剥削的华丽外衣。他们通过掌控这些“公田”的支配权，不仅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垄断了教育权、话语权和社会管理权，从而构建起一个牢不可破的、金字塔式的乡村统治结构。这便是寻乌公田的“秘密”，一个关于“公”如何被扭曲为“私”，福祉如何蜕变为枷锁的深刻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