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早熟的中国政治为何没有走上西式民主之路

　　东西方学者普遍注意到，中国政治在诸多方面呈现出早熟的特征。这种早熟不仅体现在国家制度的构建上，也反映在其政治理念、社会治理模式等多个维度。当我们深入探究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早熟的中国政治并未走上西式民主之路。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值得我们细致剖析和认真思考。

　　一、中国政治早熟的显著体现

　　在中世纪的欧洲，法国和德国的王国尚处于一种相对落后的状态，没有固定的首都，也缺乏超越血缘关系的官僚制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秦代便已建立起一套现代的国家制度。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中国西部的秦孝公和谋臣商鞅，奠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秦王征服所有对手，建立统一国家，并将秦首创的制度推向中国北方的大部，国家巩固由此告成。”【1】这一论断充分揭示了中国在国家制度建设上的领先地位。

　　秦国之所以能够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七代君主奉行法家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包括非人格化行政（壹刑、一断于法）及绩效导向的选举制度（爵制、功次制度）等等。福山进一步阐述道：“周朝晚期，中国各地逐渐采用现代国家制度，但都比不上西部的秦国。大多数情况下，新制度的采用全凭运气，是反复试验和政府别无选择的结果。相比之下，秦确立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率直地阐明中央集权新国家的道理。秦的建国者清楚看到，早期的亲戚人脉网络是中央集权的障碍，为了取而代之，特意实施把个人与国家绑在一起的新制度。这些原则被称作法家思想。”【2】

　　法家思想为秦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推动了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的制度变革，使其得以在诸侯纷争中脱颖而出，最终统一六国。

　　从理论层面来看，夏商周三代便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治理念体系，涵盖了治国方略、政治伦理、社会秩序等多方面。在现实层面，秦代在周制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制度为后世历代王朝所沿袭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早熟，使中国政治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了独特的优势和特点。

　　那么，早熟的中国政治为何没有走上西式民主选举之路呢？其中有三个重要的原因：

　　二、中国政治未走西式民主道路的三大原因

　　首先，中国政治与教化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这种一体化贯穿了历史发展的始终。自夏商周三代起，国家便实施了君师合一、以吏为师的制度。清华简《厚父》是一篇重要的尚书类文献，其中明确指出，建立国家不仅是治理民众，还要教化民众，不仅要为君，还要为师。只有这样，才能铲除百姓中的奸恶。“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乱，这里是治理的意思——笔者注）下民之慝。”人心向背难以捉摸，百姓能够敬畏上天，畏惧不祥的预兆，长期效法美好的德行，谨慎祭祀，这是主管官员教导启发他们的结果。反之，如果百姓不讲诚信，无法无天，那么上天就不再爱护民众，灾祸随之到来，这也是官员不教化百姓造成的。“民心难测。民式克恭心敬畏，畏不祥，保教明德，慎肆祀（肆祀，sì sì，祭名，以全牛全羊祭祀祖先——笔者注）。惟所役之司民启之。民其无谅，乃弗畏不祥，无显于民，亦惟祸之攸及，惟司民之所取。”【3】

　　在中国古代，官员不仅承担着政治管理的职责，还肩负着社会教化的重任。政府通过制定礼乐制度、推行教育政策等方式，对社会成员进行道德、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教育，以维护政治共同体内不同族群的国家认同，维系国家统一，“化成天下”。

　　与西方不同，中国主要不是靠宗教承担社会教化职能。在西方，宗教教会长期在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掌握着巨大宗教权力和社会资源，对民众教化产生着深远影响。而中国的社会教化由政府主导，这使得政治与社会教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主管教化者都不可能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产生。最多，这种选举只能局限于一个小圈子内，例如罗马教皇的选举便是这样。罗马教皇的选举由红衣主教团秘密投票进行，这些红衣主教在教会内部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力，选举过程也受到教会传统和规则的严格约束。

　　其次，先哲将政治视为一种专业，认为专业的治国理政之才、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只能通过长期的培养和历练产生。韩非子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这一观念深刻地体现了对政治人才选拔的要求——官员的选拔注重实际经验和能力，通常要求候选人从基层官吏做起，逐步积累政治经验和管理能力。通过在地方上历练，官员能够深入了解社会实际情况，掌握处理各种问题的技巧和方法，从而更好地胜任高级职务。

　　《墨子·尚贤》诸篇从理论上论证了选拔贤能之士、贤能政治的重要性。墨子雄辩地指出，连裁剪衣服都要请专业的裁缝，宰杀牛羊都要请好的屠夫，何况于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怎能让那些没有历练功劳、没有智慧的人去做呢？怎能凭血缘的远近、容貌的美丑以及是否富贵选举官员呢？这样做，必然导致国家的混乱。《墨子·尚贤中》：“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故当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

　　相比之下，西式民主选举制度往往过于注重候选人的政治口号和短期表现，而忽视了他们的实际能力和政治经验。由于选举过程容易受到政治宣传、政治献金、选民情绪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投票箱中很难产生真正的贤能为民之士。一些候选人可能通过夸大其词的政治承诺来吸引选民的关注，但实际上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和经验。这种选举方式导致政治决策缺乏专业性和科学性，容易出现失误和偏差。

　　第三，中国人强调政治生态平衡，反对特殊利益集团形成朋党及党争。在先哲的观念里，士、农、工、商四民各司其职，共同构建了社会的稳定结构。官员（士）作为一种专业，不能成为垄断国家权力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国人对此十分敏感，长期反对朋党政治和党争。通过操纵舆论和民意取得政治资本的行为，更是先哲极力反对的。

　　“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在《中论·审大臣》中明确指出，不能只凭借民意选拔官员，因为百姓所赞誉的并非都是贤能之士，只有通过自己细心的观察以及业绩的客观考核，才能选出真正的贤能。“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己心，而徒因众誉也。用人而因众誉焉，斯不欲为治也，将以为名也。……臣已诈矣，民已惑矣，非有独见之明，专任众人之誉，不以己察，不以事考，亦何由获大贤哉？”

　　历史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如果国家不能建立起稳固的领导核心，朋党政治和党争就会兴风作浪，导致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破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许多朝代都因为朋党之争而走向衰落，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党争等。这些党争不仅消耗了国家的政治资源，还加剧了社会矛盾，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而西式民主选举制度下，政治党派为了争夺选票和权力，往往会进行无原则的激烈斗争。这种党争容易导致政治极端化、社会分裂化。当今美国党派以及社会的严重对立，不能不说与其两党制有很大关系。

　　三、摒弃对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迷信

　　对于那些将西式自由民主制作为“历史的终结”的人来说，中国历经数千年没有走上西式民主之路多少有点令人失望。然而，历史和现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摒弃对西方选举制度的迷信，就会发现西式民主制度存在诸多弊端。

　　西式民主制度容易导致过度多元化和自由化，进而引发社会混乱。在多元性别问题上，西方一些国家强调个人的性别选择自由，导致社会对性别概念的认知变得模糊和混乱。这种混乱不仅影响了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还给教育、医疗等领域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在学校教育中，如何正确引导学生对待性别问题成为一个难题；在医疗领域，对于性别认同障碍者的治疗也存在争议。

　　资本特殊利益集团过于庞大是西式民主制度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在西方国家，资本对政治的影响力巨大，资本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捐款、游说等方式干预政治决策，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导致政治决策往往偏向于资本集团，忽视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例如，在医疗和税收改革中，资本特殊利益集团往往会阻止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出台，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加剧社会分裂。

　　此外，政治经验不足也是西式民主制度的一个弊端。由于选举制度注重候选人的短期表现和政治口号，一些缺乏政治经验和能力的人也可能当选为官员。这些官员在面对复杂的政治问题时，往往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导致众多失误的发生。

　　相比之下，中国的贤能政治自有其优势。选贤与能，在选拔政治人才时注重实际经验和能力，通过长期的培养和历练，选拔出具有专业素养和政治智慧的贤能之士。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反对“专制”，强调集体智慧和民主集中制，能够避免个人决策的盲目性和片面性。同时，注重政治生态平衡，反对朋党政治和党争，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整体稳定和持久发展。

　　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贤能政治本身就是早熟和先进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将西式自由民主制作为“历史的终结”、人类统治形式的终点。

　　注释：

　　【1】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5页。

　　【2】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

　　【3】石小力：《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二），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38-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