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反击》、以及反击进行时

　　《反击》是由《反击》创作组集体编剧，李文化执导，于洋、胡朋主演的电影。《反击》1976年完成制作，原本计划作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宣传片，1977年1月在中国大陆上映，主要反映了“文革”时期教育战线上的一场斗争，其命运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自毛主席逝世后，政治气候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该影片旋即被封杀，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台本。这部影片虽然属未发行影片，但后来作为所谓的批判影片，在全国范围内部（有一定职务的干部中）上映。

　　《反击》片头字幕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精心策划，授意炮制的反动影片《反击》，就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一株大毒草。”“这部反动影片也很快就被广大革命群众揭露出来，成为‘四人帮’企图纂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的记录。”

　　时隔49年，我们回头再来看《反击》台本，这部被遗忘和禁映的影片，暗匣中沉睡的胶片正泛着红光的微光，1976年的尘埃在放映机齿轮间簌簌坠落。被岁月锈蚀的齿孔里，仍有倔强的光粒子在跳跃，像遗落在礁石深处的遗珠，仿佛看到了银幕上炸开的弹孔里，分明涌动着比血更浓烈的理想主义。每个定格画面都在呼唤：反击才是真正未射出的子弹。

　　《反击》其历史价值远超出艺术成就本身。这部影片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主题，通过现实斗争塑造了走资派与革命派的对立，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斗争的影像注脚。从今天的视角重新审视这部影片，我们可以发现它恰恰通过对所谓的“整顿工作”，揭示了阶级斗争为纲、反对知识私有，上智下愚、大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创举是多么的富有先见之明。

　　打开台本，扑面而来是那个时期的气息——黄河大学党委书记、工宣队负责人江涛，头戴安全帽、身穿工装，他吹着哨子，准备开闸，鱼贯而出的是“黄河水利工程队”背心的工人吹哨指挥着徐徐移动的大吊车，女学员卓玛、社员、一队师生、教授、田大娘，一起攀山、下河，风里来雨里去，按照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齐心协作治水库的泥沙，一派集体劳动生气勃勃的景象，画片感呼之欲出。至今看来，毫无违和感，令人心驰神往。

　　正当进行热火朝天的教育革命之时，某省委第一书记韩凌重新工作后推行邓小平的“整顿工作”，执行“三项指示为纲”，他说“小平同志很重视教育。当前主要危险是不读书，要我们从这里开刀”。

　　中共中央于1975年5月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他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是防修反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三项指示为纲”口号的提出，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与毛主席提出的阶级斗争为纲暗中较量。

　　韩凌正是举着邓小平的口号，来到黄河大学执行邓小平的路线的。他立即通知召开省委会，全面贯彻邓小平的指示。小跟班薛教授召回在黄河大坝劳动的学生进行突击考试，这一复辟行为遭到进步学生和以江涛为代表的革命派激烈反抗。江涛对反对“开门办学”的教授们进行同一试卷的考试，学生们也在巡视考场，结果这些教授狼狈不堪，洋相百出。这一情节嘲讽了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脱离劳动。可见当时的风气十分民主，既然老师可以突袭学生考试，同理，学生也可以监督老师答卷，学生与老师之间，没有压迫关系，而是平等关系，放到现在是不可想象的。而韩凌的任何改革尝试都被革命群众视为反革命行为。

　　在这一较量中，韩凌脑羞成怒，利用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决定，先让江涛挂职下放，后私自把江涛关进监狱。台本有这样一个情节，解放前，韩凌是当地的地委书记，还乡团来村里又抢又烧，抓人的时候 ，把韩凌也抓了起来。那时候，江涛是村里的儿童团长。小江涛英勇与敌人搏斗，才救出了韩凌。田大娘愤愤不平地说道：“那个被江涛救过的韩凌，解放后进城当了大官就和咱们黄河人民的心越来越远了。砍合作社有他；大搞‘三自一包’有他；文化大革命中镇压群众运动也有他……”“哎，没想到啊，当年被还乡团抓过的韩凌，今天，他也成了还乡团，抓走了江涛!”

　　在牢房里，韩凌与江涛有一段针锋相对的对话：

　　韩退至牢门口：“江涛，你不要充好汉，你想过没有，当你戴着反党的帽子，无声无息地消逝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该是多么痛苦啊，你要知道，你坐的是无产阶级的牢房。”

　　江涛：“你们走资派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能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我感到无尚的光荣和幸福。我坚信，马列主义必胜，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

　　所谓的“整顿工作”、“三项指示为纲”实际是修正主义纲领，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变种，走资派明里暗里不按毛主席说的办，反对新生事物，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

　　台本里所塑造的韩凌这一形象，是典型的由民主派堕落成走资派。这个问题发人深省： 为什么有的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过别人的命，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总是同革命唱反调，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有的走资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重新工作没多久就大刮右倾翻案风，对文化大革命又是翻案又是算帐，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公然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同毛主席制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

　　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当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相反，他们的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却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抵触甚至反对。随着革命年代大规模的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束以后，曾经与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革命者，身份和地位开始发生转化。用毛主席的话说：“当官了，做老爷了，有警卫员、有小轿车、有大房子，比资本家还厉害。”当然，这只是指的其中一部分人，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变质了。 但是问题在于，这群人有很好的拥簇者和同盟者，曾经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曾经的地主特权阶级、附庸在资产阶级身上的旧社会知识分子等等，都是这些人的同盟者。这些人当然是想走资本主义路线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如果思想还停止在旧阶段，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成为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台本快结尾的时候，随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随着毛主席语录：“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出现，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贴满大字报栏，江涛被革命群众救了出来。

　　台本的最后，江涛等人都恢复了职位，韩凌则称病不出。根据赵昕、江涛的部署，在已经修建好的黄河大坝开闸放水之日，召开“批邓”大会，一伙自称是“拯救四化委员会”的反革命暴徒乘机暴乱，韩凌也表态支持。关键时刻，省里出动民兵镇压了暴乱，赵昕宣布了中央刚刚作出的“两项决议”，江涛批判了韩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行径，下令开闸放水，滚滚黄河波涛一泻千里，预示着对“右倾翻案风”的反击获得了全面胜利。

　　《反击》作为政治宣传片，恰恰成就了它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它让我们看到，当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完全脱离人民的基本需求时，即使最精致的宣传机器也无法挽救其合法性的流失。在这个意义上，《反击》完成了一次意外的祛魅——对改开的祛魅，对学阀的祛魅，对资产阶级教育体系的祛魅。

　　看看当下的教育现象，协和董小姐们不费吹灰之力完成4 4，“学阀世袭”这个隐秘角落里的学术痼疾逐渐推向公众视野，被人人喊打。学历不旦贬值，毕业即失业成普遍现象。资本主义制度的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工具，高考就是如此，少爷们早就私立高中然后转出国留学回来继承家业。高考不过是分化无产阶级并且筛选一部分统治阶级的继承人和帮凶的工具。劳动人民的子女被教育成温顺的羔羊，一个无产者脑满子都是资产阶级的观念。正如台本里江涛所言:“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一个人如果不愿和工农划等号，那么反革命分子就可能找他划等号。”在文化教育方面，一切文化为精英统治服务，放纵封资修文化泛滥，扫荡马列毛主导的工农兵文化。教育与生产劳动脱节，清除青年人的阶级斗争意识，灌输读书做官，个人奋斗等利己主义思想，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使干部主人化，工农兵仆从化，知识分子依附化，世界观上的全民拜物化，思想混乱化，灵魂失控化，广大无产阶级沦为新生官僚资产阶级刀俎上的肥肉。

　　毛主席说，没有这个长征，人是教育不过来的，经历了长征你才会知道路线错误的痛苦，你才知道没有根据地的痛苦。后来他又进一步总结说：一个重要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中国人民经历了大光明与大黑暗，在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定律下，一定能选出自己的方向，完成当年未完成的反击。

　　究竟是谁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是谁复辟了资本主义？答案不言而喻。用一首网友的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当年痛恨四人帮，自愿闻风举烈枪。

　　日月星辰全淹没，方知世道本无常。

　　而今愧对四人帮，误信谣言砍栋梁。

　　忍看神州多鬼怪，原来罪犯是忠良。

（刊于《左翼文学评论》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