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姚安黎|人类的初心——纪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0周年

　　百余年来我们通行的理论研究，一般是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这显然是一种结果导向的区分，在简洁明了的同时，可能也忽略了思想理论产生的初心和语境。倘若结合史料，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则可以体会到，这些理论成果，是一个有志青年所作的历史探索，是实践的痕迹，是战斗的遗产，并不适合当作学院式的所谓“知识体系”来理解。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写于1844年5月至8月的读书笔记。这部直到1927年才重见天日的手稿（手稿中的第三部分首次以俄译本发表），是现存可知的，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被誉为《资本论》的先声。马克思随后思考了一生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利益、人的解放……等等都在这部手稿中具备了理论的雏形。这部读书笔记意义非凡，至今仍打动着不论左翼右翼的向往真学问的理论家和思想者。但更令人触动并试图探寻的，是它诞生的原因。当时年仅26岁的马克思，在诸多方面可能都有不错的前途，他为什么会这样读书，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人生？

　　马克思本人的学习经历非常独特。他出生于律师家庭，在大学里攻读法律，他的专业学习很优秀，却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历史和哲学上。他借以获得博士学位的文章，是一篇哲学论文。马克思在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了物质利益对于人们生活行为的重大影响，于是开始潜心研究经济。他阅读了当时最先进的经济研究成果，全覆盖地掌握了很多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无解——倘若失去了哲学指引，经济本身不能解决自身。于是，马克思利用他的全方位才华，重构解放的道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文史哲政经法的各派武功，在马克思这个绝顶大侠的手中，打成了百花错拳。

　　为了“同时代人的完美”，马克思做出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斗争。面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天才的读书笔记，我们不仅会惊叹马克思的理论才华，也会感喟手稿背后的用心。在19世纪那样一个用片面科学规律（经济学规律）杀人放火的时代，能够坚持真理的完整性；在一个损人利己物欲横流的时代，坚守全人类的利益，是何等难能可贵。

　　这部手稿可以辨认的内容，被苏联的出版者整理成了若干部分，包括对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范畴的比较分析、对异化劳动的揭示、关于私有财产的论述、私有财产和劳动及共产主义关系的论述、分工和货币的小论，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哲学方面的问题暂且不论，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系统摘录和分析了当时流行于英法的经济学理论（德国人称为“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优秀的大学者，马克思没有凭空诡辩，而是学习了国民经济学的全部理论，找出其中的破绽，提出自己新的思考。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了解，胜过了当时诸多的经济学家。继亚当·斯密以后，英法经济学流派纷呈，围绕封建地主与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角逐，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论述。马克思独具慧眼，他看出了资本家的竞争能力，超越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地主是肯定打不过资本家的，这一点从茅盾先生的代表作《子夜》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按照经济学的规律，封建贵族的大地产，一旦卷入商业竞争，就无法保证完整和垄断。工业运动导致货币利息的普遍下降，压缩了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空间，进而吸引农业资本向工业转移。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封建地主，在不利的经营空间中，只能恶性竞争直至亏损，失去土地是必然的。从阶级特性上来说，“发达的私有财产必然战胜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公开和自觉的卑鄙利己也必然战胜温情脉脉的享受。马克思比当时的很多国民经济学家都更为了解资产阶级的能力和前途，这并非简单的道德审判，而是充满科学精神的事实判断。

　　关于私有制条件下的需要和货币，马克思也予以深刻理解并解剖其本质。如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丰富需要，通过自觉的实践来满足，它们是充实和有意义的。但在私有制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类自然的或被诱发的需要，都异化成了对人的否定。需要成了捕鼠夹，成了卖身契，人的一切需要，都得用新的牺牲、新的依赖地位、新的经济破产去满足。而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秘密，就是一方面鼓励和诱发别人无底线的需要，一方面克制自己的全部需要，自我节制，高度吝啬，这样才能快速积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揭示了这个秘密。处于资本主义算法顶端的货币，衡量了满足需要的物力，它们成为人类需要的最终尺度。这个尺度是独立于人的活动之外的，货币背后的购买能力，代表了积累起来的已死的劳动，它们能将未经努力的需要变为现实，因此具有一种颠倒的力量。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生活的关系，人与自己意志对象的现实关系，都被货币这种外在的力量混淆了。丰富的人类生活简化成了需要和货币的关系，而且是唯一的关系。马克思19世纪发现的这个秘密，穿越了千万年人类的历史，也穿越了经济学，成为具有精神原子弹效应的顶级原理。

　　掌握和分析国民经济学的全部原理，是为了更好地批判。马克思不仅从国民经济学本身的理论出发指出其矛盾性，而且站在理论之外的哲学高度揭露其反人类。亚当·斯密将实现社会富裕设定为国民经济学的目标，而这个目的和理想，按照经济规律推论，“对工人来说却是持续不变的贫困”。李嘉图和穆勒等人肯定资本利润与工人工资的“反比例关系”，将尖锐的利益对立明朗化。不能劳动的人，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统计中没有商品意义，存在等于不存在。如此等等，马克思通过摘录和分析，指明了经济学逻辑的荒诞性。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按照德国哲学的方式和语言，系统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深刻揭露这些经济理论和现实对人的根本否定。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曙光。

　　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闪耀着跨学科的哲学智慧，对经济学研究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他的语言往往是“格言式”的，从文学角度去看，仿佛是用鲁迅的语言在写茅盾的长篇小说。透过那些黑格尔哲学的表述和论证，可以理解马克思真正在否定什么。具体的科学研究，具体的经济规律的运用，当然能有效率地指导具体实践，从剑桥大学到北京大学都是如此。但是如果没有哲学指引，具体科学自身也会异化，甚至会成为万恶之源——就像利用生化知识去制造有毒食品一样。零碎的学科知识，弊端在于会把片面的规律覆盖到整体，进而否定完整的活生生的人，否定人的生存和幸福。只有哲学，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哲学，思考人的本质与发展，这是自由与解放的哲学，能够顾及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这应该成为一切学科的理论前提，当然也是经济理论可以立足的，最初的“事实”。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批判性理论，可以说是用哲学术语表达的，人类的初心。

（刊于《左翼文学评论》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