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的原因是什么？——主流、后凯恩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文/Gary Slater & David A. Spencer

　　译/Saint just

　　【题记（译者加）】

　　“工厂的纪律”和“政治稳定”比利润更受商业领袖的青睐。他们的阶级直觉告诉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持久的充分就业是不合理的，而失业是正常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资本家希望限制政府干预和支出，将其视为对自由放任的破坏，从而降低他们对整体经济表现的“信心状态”，但军备支出和导致军备支出增加的政策除外。

　　——米哈尔·卡莱茨基，1943年

　　摘要

　　本文探讨了工作性质、组织形式与失业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关注工作场所层面上的行动如何既能阻碍，也可能促进失业率的降低。我们还探讨了如何改革工作场所，以克服实现充分就业所面临的一些经济与政治障碍。最后，我们分析了当前金融下主导的资本主义对工作组织和工人的影响。我们的观点是：金融化是实现充分就业的一大障碍，不仅因为它倾向于抑制实体投资，还因为它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

　　关键词：失业、劳动生产率、充分就业、金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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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工作场所层面的关系对宏观经济层面具有重要且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工作场所中技术的选择可能引发就业水平和分布的更广泛变化。例如，劳动市场的两极分化以及低端和高端工作的增加就与工作场所内外的技术变革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劳动管理也会影响劳动市场的结果。如果雇主依靠失业的威胁来约束工人，那么这可能会形成一种阻碍实现充分就业的强大趋势。而当雇主采用不依赖失业威胁的替代性劳动管理方式时，实现充分就业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在本文中，我们探讨了工作性质与组织形式与失业水平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关注在工作场所层面采取的行动如何可能妨碍，也可能促进旨在降低失业的政策举措的实施。我们进一步指出，改革工作场所的组织方式是解决实现充分就业所面临的一些经济和政治障碍的关键路径。最后，我们分析了当前以金融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对工作组织结构的影响。我们的观点是，金融化构成了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障碍，这不仅由于其限制实体投资的倾向，也由于其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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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业与劳动生产率」

　　失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中从多个视角得到研究。在本节中，我们聚焦于三种理论路径：主流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将分析它们在基本假设和理论逻辑上的异同，尤其关注它们如何理解工作场所冲突的性质和程度，并进一步探讨这些理论在政策制定中的启示。

　　2.1

　　主流经济学：

　　“怠工”假设对充分就业的制约

　　我们首先介绍主流经济学中对失业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解释。这一视角主要基于效率工资理论，该理论已成为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以及主流微观经济学中有关工作场所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效率工资理论的提出推动了主流经济学对工作组织内部机制的分析。在此之前，主流经济学长期将工作场所视为“黑箱”，忽视了劳动如何被组织以及工人如何被动员的问题。效率工资理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忽略，揭示了工作场所关系在决定宏观经济结果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解释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和持续性方面。

　　效率工资理论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例如 Akerlof 和 Yellen 于1986年所提出的变体），此处我们聚焦于 Shapiro 与 Stiglitz 在1984年提出的“怠工”模型。该模型的核心在于假设工人如果未感受到失业的威胁，就可能选择怠工，即不付出努力。工作岗位丧失的风险被认为与工人因被解雇而面临的经济损失呈正相关。在这种设定下，雇主为了提高这种威慑力，有动机将工资提高到超过工人在外部劳动市场中可获得的水平。如果所有雇主都采取这种做法，工资水平将被推高，直到劳动市场出现剩余，从而形成防止工人怠工的有效约束。

　　尽管失业者可能愿意以低于现有员工的工资水平工作，但雇主不会雇用他们，因为一旦这些工人重新就业，他们将不再构成对现有员工的威慑力量，反而会降低企业的劳动纪律，从而提高用工成本。在这种框架下，这类失业者被视为非自愿失业者：他们具备就业意愿和能力，却未被录用，因为其就业将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效率工资理论中的“怠工”机制说明，雇主通过提高工资虽增加了单位劳动成本，但换来的劳动纪律与生产率提升足以弥补这些支出。

　　我们需要明确，上述论点是基于哪些前提而得出的。这些论点建立在若干假设之上，其中一些具有争议性，并可能受到质疑。其中最具争议的假设是：工人天生就是“怠工者”。这一假设认为，工人天性抗拒工作，只有在被激励的情况下才愿意劳动。这一观点被普遍应用，好似所有工人在抵抗工作的倾向上都具有相同特征。问题在于，工人对工作的偏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如果工人表现出对工作的抵制，这种行为很可能反映了他们所面临的严苛工作条件。这种抵制可能正是对雇主剥削行为的一种回应。对工人“怠工倾向”的强调掩盖了其他可能导致工人抗拒工作的因素。事实上，这种叙述倾向于将工人描绘为工作场所冲突的根源，从而模糊了对雇主潜在剥削行为的批判视角。

　　将非自愿失业解释为工人怠工行为的结果，会给人一种印象，即充分就业之所以无法实现，是由于人性中固有的问题（或者至少是工人天性的问题）。在这种叙述下，充分就业被视为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其障碍在于：一旦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工人就会倾向于怠工。因此，社会似乎只能接受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将其作为维持劳动纪律的工具。这一观点认为，实现高劳动生产率需要、甚至必然需要存在非自愿失业。

　　“怠工模型”最终传递出一种近乎绝望的讯息。它基于一个前提，即所有工人都会普遍性地怠工，因此把充分就业描绘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政策目标。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这一模型实际上成为为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与持续提供合理化依据的工具。

　　2.2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卡莱茨基与充分就业的政治障碍

　　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强调总需求不足是实现充分就业的障碍，这一观点已广为人知。凯恩斯指出，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体将陷入非自愿失业的状态。国家的职责在于通过财政赤字刺激经济、提振私营部门的“动物精神”。然而，关于充分就业，后凯恩斯主义还有其他方面值得注意。其中一个特别相关的方面，是对实现充分就业所面临的政治障碍的强调。这一方面比起凯恩斯，与卡莱茨基的联系更加密切。事实上，提及卡莱茨基意味着超越凯恩斯，因为解释充分就业的障碍不再仅仅是经济技术层面的，而必须纳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政治逻辑。按照卡莱茨基的观点，即便总需求管理政策获得国家支持，其实施仍可能遭到资本家的抵制，因为这些政策可能会打破工作场所内现有的权力结构。

　　卡莱茨基的核心贡献在于指出：资本家之所以反对充分就业政策，是因为这些政策威胁到他们在工人面前所保持的权威。在他于194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卡莱茨基明确提出了这一政治障碍的逻辑。他认为，资本家之所以偏好失业状态，是因为失业有助于他们在工厂中维持“纪律”。失业的威胁使得在职工人更不敢反抗资本家的命令。这不仅压低了工资水平，还压制了工人对长时间劳动和高劳动强度的反抗。卡莱茨基认为，非自愿失业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同时也服务于资本主义阶级的政治利益。

　　资本家显然会从实现充分就业中获益。这不仅意味着需求旺盛，也意味着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用于进一步投资和增长。但维持充分就业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对资本家阶级而言则构成了过大的风险。工人可能因此获得更大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挑战既有的社会秩序，这种前景促使资本家阶级抵制充分就业的实现与维护。在实际层面上，这意味着资本家会向国家施压，阻止其实施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的总需求政策。这也意味着，即使某一阶段达成了充分就业，资本家也会推动国家采取紧缩政策，以重新制造失业。

　　卡莱茨基的论点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它暗示：实现充分就业并非不可能，但在实践中将因阶级政治的力量而遭到阻碍。即便从技术上看，充分就业是可能并可行的，但在现实中却会受到资本家阶级的干预（通过维持大规模失业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而无法实现。无需赘言，这里所呈现的是一个与效率工资理论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在效率工资理论中，持续失业的问题源于个体工人的怠工倾向；而在此，失业的根源在于赤裸裸的阶级权力。充分就业的受阻，归根结底在于资本家维持其对工人控制的意图，而非工人“天性懒惰”的问题。因此，要实现并维持充分就业，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社会的治理方式。具体而言，需要思考如何设计新的制度安排，使劳资双方能够在没有以失业为后盾的威胁下达成一致。卡莱茨基所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来解决根深蒂固的阶级权力结构，资本主义社会注定会长期存在失业问题。至于改革应采取何种形式，后文将加以讨论。

　　2.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劳动“后备军”

　　卡莱茨基对失业的理解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其对“劳动后备军”概念的运用。按照这一观点，资本家需要一支失业工人的“过剩”或“后备军”，以抑制在职工人的诉求和行为。马克思认为，失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具有功能性意义：如果没有失业的威胁，资本家将无法以符合其阶级利益的方式来控制劳动队伍。

　　在马克思看来，失业是资本积累过程的产物，尤其与生产集中化和机械化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在时间与行业间的不均衡发展，以及新产业的不断涌现，失业工人作为一支变动的后备军随之产生。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失业始终是一个常在的特征，它既推动了生产的扩张，也促成了新产业的诞生。归根结底，失业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运作的功能性组成部分，它为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提供了重构和再组织生产的必要手段。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下失业的存在与持续，关键原因之一在于技术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会利用技术手段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而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岗位的消失。技术性失业加剧了对在职工人无偿劳动时间的要求。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失业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性结果，也是其持续运作的必要基础；它既是资本积累的“产物”，也是其“杠杆”(Marx 1976, p. 784) 。

　　工人对低工资、较短工时和更好工作条件的要求，必须通过失业的威胁来压制。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存在根本冲突，他们会利用失业“后备军”来打破权力平衡，将局势倾向于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正如前文所述，卡莱茨基也指出，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冲突导致了失业。然而，不同于卡莱茨基对改良的乐观主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能否实现充分就业持悲观态度。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任何形式的“根本改革”注定失败。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结构性问题，而“充分就业的资本主义”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构想。只有通过消除社会中的阶级冲突、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每个人都能充分且有意义地就业的社会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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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充分就业的工作场所条件」

　　前一节强调了工作场所关系与失业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工作中的冲突管理可能导致失业在总体层面的维持与再生产，进而成为阻碍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力量。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应如何组织工作，或如何重组工作，以减少将失业作为威胁工人的必要性。是否存在一种工作组织方式，可以在不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实现较低水平的失业？失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文献中尚未得到充分探讨；相较之下，学界对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广泛。本文的一项贡献在于强调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失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联。这种探索将有助于理解实现可持续充分就业所需的更广泛的工作场所条件，以下将展开讨论。

　　首先从效率工资理论来看，它让人感觉工作改革政策的作用范围非常有限。这类改革实际上被简化为更完善的监督机制与更强的激励制度。由于所有工人都被预设为潜在“怠工者”，改革的重点转向限制工人在工作中的自主权，并通过激励措施约束其行为。关于赋予工人更多自主权的改革建议，则往往被认为会鼓励懈怠，因此遭到否定。由此，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愿景：使用 “ 胡萝卜加大棒 ” 是唯一实现高劳动生产率的选择。

　　效率工资理论实际上要求我们接受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与持续，将其视为应对个体工人“怠工”问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它将失业归咎于工人，而非雇主，认为失业的根源在于个体工人的懒惰倾向。与此同时，它指责工人阻碍了可能改善工作质量的改革措施实施。根据该理论，工人必须接受被严密控制的工作和硬性激励体系，而这两者正是低质量工作的典型特征，被视作工人懒惰所应承担的代价。

　　但如果失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非总是正面的呢？如果失业实际上会将劳动生产率压低至潜在水平之下呢？过度强调失业作为激励工具的功能作用，存在明显风险。在现实中，工人动机的形成与管理远比“激励-惩罚”模型所呈现的更为复杂。现实中促成高劳动生产率的因素，远远超出了抽象的控制逻辑。过度依赖这类策略，反而可能削弱实际的劳动生产率。

　　上文所述的效率工资理论中的“怠工模型”与非自愿失业机制（Shapiro 与 Stiglitz，1984）认为失业是规范工人行为的有效手段，因为它假设所有工人都普遍具有怠工倾向。然而，这种解释模式对人性持片面看法，忽略了威胁机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尤其是在降低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尽管失业的威胁确实可能帮助企业获得工人的服从，但这种思路并未考虑工人自身的创造力与主动性。与主流经济学对生产的的标准观点不同，工人的自主性与创造力的释放在决定劳动生产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例如，参见 Burawoy，1979；Edwards，1990）。

　　在此有必要区分“同意”（consent）与“合作”（cooperation）。同意意味着工人接受雇主的权威，并遵守既定的规则与程序。通过解雇的威胁可以促使工人服从。而合作则意味着更深层的承诺与投入，即工人愿意为雇主多做一些。这种合作意味着工人主动寻求改进工作方式，这种尝试有助于雇主发现更有效的工作方法。它也意味着工人能够提出改进工作方式的新思路，并在工作中运用主动性，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在鼓励工人表达意见的工作环境中，劳动生产率更可能得到提升。比起工人因不满而辞职，雇主更希望工人能够表达他们的不满与建议。这里的关键是，失业威胁虽然能迫使工人“服从”，但却不利于，甚至阻碍获取工人的“合作”。高失业率所带来的非预期的隐性成本之一是合作意愿的降低，而这可能转化为整体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当工人将失业威胁视为对其信任的背叛时，合作的丧失便成为结果。因此，失业不仅不能提升劳动生产率，反而可能成为阻碍因素。

　　效率工资理论中的核心观点是：失业的威胁可用于约束工人行为，并常被雇主利用来维持劳动纪律。的确，有研究显示，失业率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联系。例如，Wadhwani 与 Wall（1991）对英国的效率工资模型研究表明：更高的失业率会提高工作强度。Lazear 等人（2013）则通过对一家美国技术服务公司在2007–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的数据分析发现，失业期间员工的劳动生产率确有上升，表明仍留任的员工工作更为努力。

　　然而，该研究仅限于一家公司。其他使用更广泛数据集的研究发现，失业的威胁效应取决于行业性质与劳动关系结构。Weisskopf（1987）从跨国视角指出，失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会因劳动关系体系而异。在美国和英国对抗式制度中，该关系为正，而在瑞典和德国等更具合作主义的制度中则为负。这种差异也在国内研究中有所体现。Green 与 Weisskopf（1990）研究1958至1981年间美国制造业的失业影响时发现，确有显著的“劳动纪律效应”，但也指出该效应随产业结构和用工方式而异。在大型企业、高薪、高工会密度等“主要劳动力市场”特征明显的行业中，该效应较弱；而在小型、竞争激烈、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失业威胁效应最为强烈。Green 与 McIntosh（1998）对英国的研究和 Rebitzer（1988）对美国的研究也指出，在缺乏工会的次级市场中，该效应更常见。

　　上述研究说明：实现高劳动生产率并不一定依赖于失业威胁。工会化程度较高的替代机制同样可以发挥激励作用。然而，许多雇主依然依赖失业，这更多是出于权力目的——一种自觉维持强压劳动市场结构的选择，而非人性本身使然。因此，雇主本可以通过其他非强制性方式提升生产率，但他们却坚持维持失业，因为失业是维护其权力结构的工具，即便这会以牺牲生产率为代价。

　　失业对生产率的损害，归根结底在于其所代表的低质量工作制度类型。更应关注的，是那种不依赖于威胁机制，而是通过激发工人合作、赋予其自主权与参与决策权的工作制度。这种制度不基于对“懒惰工人”的预设（他们会利用任何自主控制权来逃避工作的辛苦和责任），相反是认为工人的努力是内生的，取决于他们对自己工作的自主权以及他们对工作场所的参与程度。因此，工人可能会在获得更多工作自主权的情况下寻找改进工作方式的创新；他们也可能更有信心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建议。但必须以适当制度为基础，合作才会出现。若劳资关系对立或紧张时，显然不会有利于拓展工人的劳动自主权。在此情况下，通过威胁获得同意可能成为雇主的唯一选择。然而，如果能创造更有利于工人参与和合作的制度环境，那么失业作为劳动纪律工具的位置便可以被取代。要实现可持续的充分就业政策，改革工作制度必不可少。

　　在工业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中，已有大量证据显示，参与型实践（如工人参与和工作自主性）可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Strauss 1998；Ichniowski 等 2000；Pfeffer 2007）。这些研究暗示了在不依赖高失业的前提下提升生产率所需的改革方向。但现实中，“高绩效”管理实践仍有限。这似乎令人困惑，既然这些实践有效，为什么未被广泛采纳？延续前述的讨论逻辑，答案可能在于雇主对失去工作场所控制权的担忧。Pfeffer（2007）指出，财务利益相关者对劳动管理的干预可能正是问题所在。他们对企业投资方向施加了扭曲性影响，使投资倾向于短期成本削减，而非长期的劳动者参与制的建设。Hallock（2009）也指出，成本控制在美国企业用工决策中的影响日益增强。Thompson（2003）提出的“脱节资本主义”理论进一步表明，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短期压力阻碍了高绩效管理实践的采纳与扩散。综上所述，虽然更具进步性的劳动生产率实践确实存在且在某些领域已被采纳，但要广泛推行仍需深入理解改革的障碍：权力问题（尤其在工作场所层面）仍是改革能否推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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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金融化：低投资低质量工作常态化」

　　本节简要探讨了现代金融发展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工作条件的改善与宏观经济成果的实现。我们特别关注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兴起。金融化过程改变了企业的投资战略，也导致了劳动组织形式的转变，进而对劳动者造成了特定的不利影响，以下将予以展开说明。

　　“金融化”一词源自激进政治经济学，其目的是系统地描述金融活动与金融机构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中的迅速崛起。过去30年来，金融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且长期的过程，并在最近扩展至金融危机及伴随的资本主义国家财政紧缩时期。尽管该术语具有多重含义，本节无法详尽讨论所有解释（参见 Lapavitsas 2011 的综述），但仍可指出一些基本特征。

　　金融化的其中一个核心特征是，在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与英国），金融及金融活动在经济中的角色与重要性显著增强（Epstein 2005）。然而，这种增长并非无代价，而是以工业部门的衰退为代价换来的。投机行为的蔓延与短期主义文化的巩固，最终对实际投资、产出与增长形成了限制。大型企业尤其经历了金融化的过程，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金融活动（如对冲基金操作、向家庭放贷等），并通过内部融资而非银行贷款来支持投资。这一趋势迫使银行改变行为，更加专注于家庭信贷以获取收入（Lapavitsas 2011）。与此同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变得愈发“金融化”（Martin 2002）。多种因素——如实际工资下降或缓慢增长、公共服务私有化、大众广告推动下的消费文化——使得普通人的生活愈发依附于金融体系。通过借贷来消费，或投资于住房、养老金、保险等金融资产，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更为正常且广泛接受的一部分（Lapavitsas 2011，第620页）。实际工资的停滞与金融业收入加速增长的结合，也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现象（Glyn 2006）。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金融化与2007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密切相关。金融的兴起与投机活动制造了一个不可持续的泡沫，而这一泡沫在2007年后破裂，并带来了深远影响。金融化过程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表现并不均衡：在美国与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德国等国则相对较少。但全球经济危机使得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金融化影响。

　　在本研究中，金融化对工作及劳动关系的影响尤为值得关注。我们在此尝试发展并应用已有的一些观点（O’Sullivan 2000；Glyn 2006；Lapavitsas 2011；Thompson 2011）。可以强调四个方面的影响。首先，金融化直接影响了雇佣关系。具体而言，它增强了雇主对工人的控制力。随着工人积累了金融资产并承担更多债务，他们在主张更高工资和更好工作条件方面的能力与意愿均有所下降。相反，经济地位的弱化使他们更易受到实际工资下降、更长工时及更不稳定就业形式的影响（Glyn 2006）。个人债务比率的上升加剧了在职工人的脆弱性，也加深了失业者的困境。

　　第二，金融化推动企业治理模式向“股东价值”导向转变。股东利益被置于包括工人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方之上。在金融市场压力下，为了最大化短期利润并向股东支付分红，企业管理者趋向于压低工资、裁员以及缩减产能（Lazonick 和 O’Sullivan 2000；Froud 等，2006；Thompson 2011）。企业也频繁进行兼并重组，这通常导致工资水平与就业数量的下降（Glyn 2006，第64–65页）。与此同时，私募股权投资者的大规模进入与生产性资产买卖，也加剧了工人的就业不稳定性（Clark 2009）。

　　第三个影响与全球金融危机对劳动的冲击有关。该危机源自金融化过程，其结果之一是就业、安全、工资与工作条件的全面恶化。在金融化影响下，工人已经面临较弱的议价能力，而金融危机进一步削弱了这种能力，原因包括失业上升与财政紧缩。在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增长前景放缓的背景下，工人生活难以在短期内改善。事实上，政府和政府组织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做出的危机应对措施正在让工人的生活更加困难（Heyes等人2012）。在“紧缩”名义下，政府推动了一系列反动政策，包括削减失业救济、公共服务削减、废除劳动法等，这些政策往往获得商业界的支持，并违背工会与有组织劳工的诉求。

　　第四，与前文讨论相关，金融化阻碍了以工人参与为基础的工作制度改革被采纳和维持，这类制度通常依赖工人的承认与工作灵活性。尽管这类做法被证明具有经济效益（如前文所述），但其在实践中的推广程度非常有限（Godard 2004），原因之一是其实施成本较高，同时也挑战了雇主的“管理权”。即便在部分企业推行后，雇主也往往难以履行承诺（Thompson 2003）。Thompson（2003；2011）指出，在金融股东压力下推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管理者，无法为持续的工人合作提供稳定条件，这暴露了“高绩效”管理模式在此情境下的脆弱性与不可持续性。管理者既要求工人承诺与灵活性，但同时又因追求股东回报而难以维持合作所需的环境。金融化在此意义上削弱了雇主维持“高绩效”管理实践的能力，并催生出更多以强制为特征的人力资源管理形式。紧缩时期对劳动法的废除，进一步破坏了维持工人参与与承诺所需的安全感与制度保障。

　　金融化过程显然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从本文的讨论来看，它加剧了雇主采用短期控制手段管理工人的趋势，同时减少了采用激发工人合作的替代性劳动管理方式的空间。简言之，金融化不仅未削弱失业与裁员威胁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调节中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机制。其最终效果是加剧了工作场所的不安全状态，并通过更广泛经济中的失业状况为其提供支撑。

　　5

　　「结论」

　　失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未受到经济学界足够的关注。正如本文所论述的，这一关系对于理解充分就业是否可实现具有核心意义。效率工资理论中的虚无主义观点认为，为了应对工人的“怠工”行为，失业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从这一视角看，高失业率始终被视为实现高劳动生产率所必需。异端经济学中的一种更具进步性的观点则认为，高劳动生产率的实现方式不止一种。若当前依赖高失业率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机制得以延续，这反映的是雇主的主动选择，并意味着放弃其他不以高失业为代价的实现路径。这种放弃也伴随着重大的经济与人道成本。

　　卡莱茨基的观点契合后一种看法。他认为，只有经过“根本改革”，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容纳充分就业的目标。1943年，卡莱茨基写道，实现“充分就业的资本主义”需要发展出“适应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的新的社会与政治制度”。若资本主义能够实现充分就业，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根本性制度改革的发生。换言之，资本主义需要找到调和资本与劳动利益的方法，从而无需以失业为代价。

　　虽然卡莱茨基未具体说明改革细节，但他暗示了若干改革路径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并维持充分就业。这包括一套协调的工资谈判制度，通过达成收入分配共识来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控制通货膨胀压力。他还提出对工作组织方式进行重组，引入某种形式的劳动民主。通过建立更民主的工作制度，工人与雇主可就收入分配达成妥协，也能就如何在不依赖失业威胁的前提下实现高劳动生产率达成一致。在这种制度下，所谓“工厂纪律”可以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同时维持，而这一切有赖于劳动制度的民主化改革。

　　近年来关于工人参与的改革创新显示，实现和维持工作场所劳动生产率有多种路径。但本文也指出，为实现卡莱茨基设想的目标，改革议程的广度必须扩大。产业关系制度、雇佣法律体系，乃至金融与实业之间的关系都需要深刻变革。当前主导的金融化压力，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依旧未减，是阻碍改革议程的核心障碍之一。在全球化与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体制下，这项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紧迫性因此而降低。

　　资本主义是否终究能够包容充分就业，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或许再次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