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一九四一年中共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观察

　　2015年5月7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彩排中列队行进。当日，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红场阅兵式总彩排。（图源：新华社）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纠集了百万之众分三路进犯苏联腹地，苏联军民奋起反抗，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一周之后，延安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苏必胜，德必败》，开篇便是：“苏德战争到今天才一星期，其将来发展会有种种可能，但无论从哪一种可能来推想，都必然达到一种结论：苏必胜，德必败”。“苏必胜、德必败”自此成为中共对卫国战争走向和结果的总体判断。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中国各政治派别都清楚，苏联卫国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其结果势必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而参战双方与同时期中国战场的各方势力关系密切，因此卫国战争的走向对中国抗战影响巨大，国内各方对于苏德战争的因应，是当时中国政界的热点问题，后来也逐渐成为学界的关注对象。既有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卫国战争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其关注点也局限于几个核心人物在苏德开战后中国应采取的态度和对策的言论中。然而阅读各类材料不难发现，时人不仅关注中国应当如何自处和应对，他们还将大量的精力倾注在对苏德战争本身的研判之上。就中共来说，领导层和分析家们非常留意各方面传来的战情，对于苏德战局的状况和走向有着自己的判断和预测。在中共一贯注意的宣传工作中，相关报刊对卫国战争也进行了分析和论说，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大战之前中共对于苏德开战可能性的分析

　　自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和平的迷雾一度笼罩着欧洲战场的东线。直到1941年春巴尔干半岛形势紧张、苏联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战争的阴云才重新出现。进入1941年后，中共党内对于苏德开战的可能性和开战时间不断进行着预估，由于缺乏必要的核心情报，党内多数人对苏德之间爆发的大战缺乏准备；直到战争爆发前夕中共获得了一份绝密消息，才迅速改变了其以往的判断。

　　1941年春，欧陆风云变幻，德国进犯苏联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国人关于开战问题的分歧随之而起。大多数国民党人对苏德战争是否近期爆发莫衷一是。除了蒋介石之外，似乎无人相信苏德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而一般舆论界的评论多集中于苏德之间不会开战的论调上，部分国际问题专家分析，德国将继续攻击英国，而苏联会屈服避战。

　　这几个月里，中共也相当关注苏、德关系的变化。1941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判断：“帝国主义战争正开始进入英德决战的阶段”，而“英美之总方针为先对德后对日”，会“一面继续挑拨苏联与德日之关系，图借苏联之手以收牵制德日之效”。可见中共对于苏、德开战的可能性已有一定了解。不过此时，中共主观期盼的是德国推迟进攻苏联。这样苏联不仅可以分出资源继续支持中国抗战，而且只要苏联力量未损，国民党的“反共”气焰也可能低一些。

　　4月11日重庆的《新华日报》社论便表达了此种意愿。该文批评“德将侵苏”的论调，称：“对于这种‘惊人’消息，我们认为在目前是无稽的”；强调希特勒会忌惮苏联的力量，“谈不到军事反苏”，仅仅是“希望这一激将苏联拖下水”。以上论调大抵是周恩来等人的看法。周恩来本人在5月底撰文，批评仍有人“执拗地说并且不停止地希望德苏一定会冲突”，而他估计希特勒不至于“可以采取这种冒险的两面战争”。

　　不过毛泽东的看法却与周恩来不同。尽管毛泽东也盼望德国短期内不发动侵略，但在5月中旬他已经闻到了硝烟的味道。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撰文警告英美称：“（英美，引者注）迫令希特勒的火头向东边烧，使之与苏联相摩相烫，天从人愿，有一天挑动了德国内部的反苏派，爆发了德苏战争，他们的‘计划’就‘成功’了。”5月底，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谈出他心中的忧虑：“英、美方针在西方是迫德反苏……时局之紧张空前未有”；同时他还注意到极度反苏的纳粹党副领袖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出走英国，期盼此后纳粹或许可以放慢侵略苏联的步伐。

　　进入6月后，德将攻苏的迹象越发明显，可是国民党方面除蒋介石外，还有不少人仍不相信苏、德之间会走到战争那一步。一般舆论界亦分为两派，一部分主张双方陈兵边境战争一触即发，但更多人依然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具有效力。

　　中共和其他政治派别一样，对于即将到来的苏德战争充满怀疑。这时一位战略情报人员的意外发现，迅速推动了中共领导层的统一认识，大家不得不接受苏德之战已近在眼前的事实。《周恩来年谱》里记载：“6月上旬，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阎宝航，获悉法西斯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迅即转告斯大林。”阎宝航本人的回忆与之略有出入。他回忆道：消息来源是国民政府驻柏林大使馆武官桂永清，当消息传回国民政府高层后，“于右任首先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向孙科打听，他也这样说。我立刻作了报告”。有趣的是，阎宝航第一时间是通过苏联驻重庆大使馆的武官罗申（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Рощин）向莫斯科报告。因而苏联方面极可能在得到中共正式电报之前就获取了这条情报。周恩来稍后得知此事，并于6月16日致电毛泽东与中央书记处，报告从蒋介石处得到消息：“六月下旬德攻苏……是六月二十一日开始”。以后事观之，这个情报可谓相当准确。然而周恩来本人对此还是将信将疑，他一方面讽刺蒋介石“甚至连日子都定了”，另一方面却担心“如果德苏间开火，他们便可以大吹大擂”，制造反共舆论。不过，从中共中央随后致电斯大林通报此条情报可知，毛泽东及中共高层显然采信了战事将至的事实。

　　平心而论，卫国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欧洲局势扑朔迷离，即便是法西斯的同盟者日本也难做出正确判断。日军战史记载：“德苏开战的消息，对陆海军以及政府，仍是一个冲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在日记里表示，他对此事也“稍感意外”。因此，中共内部相当多的人从主观意愿出发，不愿相信德国将侵略苏联，在逻辑上也质疑希特勒挑战苏联的动机和胆量，亦在情理之中。有意思的是，盼望苏德开战以改善中华民国国际上孤立地位的蒋介石，反倒成了一直警惕苏德关系可能恶化的毛泽东的“知音”。当然，两人的立论基础完全不同。

　　接下来的两个月间，国内各方对开局之初的卫国战争更加关心：强大的德军能否如同过去一样所向披靡，而缺乏准备的苏军会不会一触即溃呢？对于中共来说，如何准确把握卫国战争的走向，如何统一全党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以及如何恰当地在宣传工作中表达全党的看法，都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二、“苏必胜、德必败”观点的确立

　　

　　如前所述，卫国战争爆发一周之后，中共便明确表达了其关于这场战争前途的判断——“苏必胜、德必败”。此观点乍一看似乎代表了中共的意识形态，然而这并不单纯是一种宣传。上述观察既出自中共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信念，又是他们基于有限的消息（主要来自苏联）进行的系统分析。在战争最初的两个月之中，中共关于卫国战争“苏胜德败”的观点渐渐得到确立。

　　卫国战争开始后一周，6月29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经过审慎的准备，同时发表了内容相似的社论，表达了中共对内、对外关于苏德战局的看法。毛泽东命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苏必胜，德必败》的社论，告诉全党即便不去考虑“苏联若与中国英美成立反法西斯同盟，必可操胜利之左券”的情况，苏联仍可以取胜。因为“德国师出无名”，“德国实力，在量上是有限的，在质上是已暴露的”，“德国对苏作战还要不可免的遇到许多重大的技术上的困难”，“德国内不稳而外孤立”。“师出无名”这一条原因涉及战争正义性问题，政治色彩较浓；后三条原因倒颇有见地，有理有据地分析了德国在战略上、技术上和外交上的短板，之后很快成为其他分析文章常用的观点。

　　周恩来亲自为《新华日报》撰写社论《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向国统区民众诠释了战争的性质和德国侵略苏联的动机，预言卫国战争“战果决不可是短时期所可看出，更不是几个仗便见分晓”，但“时间有利于苏联”，“只要苏联的主力在，人力在，物力在，时间一久，法西斯侵略者必然要遭受最后的惨败。”这样的解释，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特别是关于苏德战事将持久化的论述，在之后的分析文章中将会反复见到。

　　与之前中共内部对于开战问题的莫衷一是不同，此时的中共通过以上两篇社论，在开战之初便对苏德战局表明了统一的态度：法西斯德国最终无法战胜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表态既是一种宣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情报做出的战略判断。晚些时候毛泽东向刘少奇道出原委：“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是基于苏联有数百万后备军进行的判断，“或在数日内有一决战，制止德军攻势，则大局最有利”；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也可能失守，而日本会趁机攻击苏联，“苏之困难加重，将变为长期战争”；不过从国际关系来看，苏联仍然有胜利的机会，“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在战争爆发之初，能够对卫国战争的走向进行如此透彻的观察，体现了中共核心领导层非凡的战略判断力。

　　然而战争具体将如何发展，也不是战争的性质和初期的态势可以完全决定的。苏胜德败的观点，既需要事实上的证据，又需要学理上的支持。只有通过反复的论证，这样的观点才能得到确立和巩固，让全党和党外群众都信服。所以，此后中共对于战事具体发展一直相当关注。一方面，中共持续开展着关于卫国战争战报的搜集工作，尤其重视德国进攻受挫、苏军站稳脚跟的消息，为其观点提供佐证；另一方面，中共从不同角度对苏德双方的态势进行了分析，组织专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评论文章，对“苏胜德败”的观点进行有力的诠释。

　　德军在战争初期的快速推进，确实曾让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专家们感到震惊。7月底中央军委会议上，第一局局长伍修权就表示：德军仅仅使用三个星期就在苏联境内推进数百公里，出乎他们的预料。总参谋长叶剑英也同意：希特勒闪击战，进攻的确很快速，打了苏联一个措手不及。战争初期类似的不少消息，不免会使中共内部感到疑惑和沮丧。

　　幸而在7、8月间，中共通过广泛的战报搜集，得到了一些苏德战局趋于稳定、胶着的报告。这些报告格外牵动中共中央的注意力。毛泽东在7月6日得知“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即马上致电周恩来，告诉他这个振奋的消息，并强调“只要苏联战局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7月22日，战争进行达一个月时，抗日军政大学的战争史教员曾涌泉向八路军公布了他的发现：德军“在开战之前两周德军每天前进平均为二十三公里，但在后两周则降低为八公里，约减少了三分之二”，足证“德军进展速度之降低已到何种程度了”。7月26日中宣部发布消息：“第五周德苏战争，由于苏联顽强抵抗战线无甚变化，德方因损失重大现从各地调兵补充，德军困难日增”。毛泽东在7月30日高兴地致电新四军的黄克诚，并要他转告刘少奇：“只要苏联胜德，日必不敢反苏”，而“两星期来德军已无进展”，因而形势较为有利。

　　8月2日中共中央通报全党：“第六周苏德战争，德军虽继续猛攻，但迄今毫无进展，红军不仅坚持列菲尔、斯摩林斯克、什托米尔等处阵地，还实行了许多局部反共（攻）。现在连德军统帅部也被迫承认，战争已陷于胶着状态”。8月16日，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德战争德军第三次进攻，除了南线向敖德萨（黑海边）方面有进展外，其他各线无变化，截至寒日（13日，引者注）止，德军六路攻势已被阻”。毋须讳言，这两个月中共内部对于卫国战争的观察，显然屏蔽了相当数量苏军失利的消息，而是专注于德军受阻、战局趋稳的一些报告，暗含着希望苏联抵挡住德军攻势的主观意愿。

　　基于上述战报，中共仍坚持此前作出的“苏胜德败”的观察；同时在宣传方面，中共的分析家们持续对卫国战争形势进行深入的分析。这些分析文章论点各有差异、讨论自有侧重，但存在一个明显的共同点——所有的评论都在强调卫国战争的持久战特征，而此特征与苏胜德败的观点暗合。一些分析家特别重视时间对于战争结局的影响。7月20日，《新华日报》编辑熊复撰文分析德国的闪击战，指出：“对于进攻苏联这样的国家，想用闪击战来取得胜利，根本是一荒唐的梦想”；闪击战“是在一定客观条件下取得胜利的”，而“并不是在任何场合，任何条件下，对任何国家都能施用有效得胜利的”；“德国闪击的结果，就必然会转化为长期相持的战争”，而持久战的性质决定了“胜利必属于苏联，最后失败必归于德国”。新华通讯社社长博古撰文对卫国战争第一个月进行回顾，其观点与之相似：“作为一个战争观察家来看苏德战争，对于时间的因素，应该看成为决定的东西……要战胜纳粹德国，不仅要在空间上战胜他，而且主要的在时间上战胜他。”

　　另一些评论员则对比了苏德之间的力量，同样得出了战争将进入持久战的结论。7月24日《解放日报》题为《苏德实力之比较》的社论认为：“在实力对比上苏联比德国占据优势的地位”，苏联的优势在人力、军队装备、工业生产、粮食生产与原料供给等方面都有体现；德军的“闪击战已经遭受了苏联的严重打击”，而“苏联运用本身实力上的优势，实行正确的持久战的战略”，其结果是“不管战争发展行程如何曲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苏联的”。7月31日《解放》周刊登载了吴冷西的分析文章《苏德实力对比》，该文通过统计数据详细对比了两方的条件之后，同样得出了苏联在“人力上以及最大部分物力上”具有优势的结论；进一步判断“由于全苏联人民的热烈动员，德军的前进被抑止着了，德军的闪击战（曾企图于两周内占领斯摩林斯克及基辅），已遭受失败了”；最后预言“战争继为相持”，而德军“将因红军的大规模反攻而溃退”。不难看出，所有的评论文章不仅是周恩来“战事持久化论”的回应，而且均受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诸观点的影响。公正地说，上述评论文章虽属于宣传的范畴，但灵活运用了正在形成之中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支持其观点，具有很强的说理性。

　　总之，中共在7、8月的观察中，对内对外确立了“苏必胜、德必败”的观点。这样的观点也被事实所证明。自6月22日起至8月中下旬，德军虽不断取得胜利而苏军节节败退，但非常明显的是，德军“闪电战”的战略开始失效。从希特勒的第33、34号战争指令就可以看出德军也亟待补充和调整，并在某些方向转入防御。7月下旬，日本参谋本部第五课俄国班也判断：“苏德战局的演变，德军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压倒性胜利”。一定程度上，苏德战争确已步入持久战的轨辙，而苏胜德败的可能性正在变大。

　　国民党和一般舆论界的反应也与中共的观察与宣传存在着颇多暗合。开战之后纷繁复杂战况和接踵而至的海量信息，险些淹没了国民党方面的要员们，不过蒋介石本人及其幕僚们仍然相信苏联可以坚持下去。国内的一般舆论，对于闪电战破产、战争走向持久的观点多取赞同的态度。这既是出于宣传的需要，相当程度又是观察家、分析家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卫国战争最初的八周时间里，苏联并未如同波兰、法国那样崩溃，自然给了中共不少信心，战局仿佛真的沿着其之前判断的轨道运行。然而，当卫国战争进入9月之后，戏剧性的情节突然出现，对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三、中共对基辅陷落的解释

　　

　　前述希特勒的第33、34号指令显示，德军虽然在某些地域转入了防御，但同时将其重点进攻方向放在了南方，目标在于消灭基辅附近的苏联重兵集团。希特勒的这个目标，在双方残酷的激战之后终成现实。9月20日，基辅包围圈内的数十万苏军惨遭德军俘虏，而基辅这座大城市也最终沦陷。希特勒隐蔽地变阵，使基辅陷落发生得十分突然，给国人带来了巨大冲击。令人略感尴尬的是，之前全力主张“苏必胜、德必败”的中共，对于基辅战役的观察出现了明显的失准；而在基辅陷落之后，中共面对各方对于苏胜德败观点的质疑，将采取怎样的宣传策略，对苏联的巨大挫折进行解释呢？

　　进入8月之后，由于德军统帅部决定改变进攻方向，苏德战场进入了短暂的沉寂，来自前方的消息陡然减少。驻外使馆发回的情报数量骤降，使得国民党方面迟迟未能得到基辅会战的消息，只有蒋介石一个人预感到了基辅的危险。一般舆论界的大多数人对基辅的陷落也多未察觉，仅有少数人觉察到了基辅合围的可能性。在极度缺乏情报的情况下，国内各方主流意见是德军似乎陷入了困境，而苏联的态势相对安全。

　　中共在此间或受制于消息渠道的有限，对于卫国战争的观察也遭遇到了较大困难，相关的分析和评论出现了明显偏差。8月26日中共中央在“宣传要点”中指出：“第五周德苏战争，由于苏联顽强抵抗战线无甚变化，德方因损失重大现正从各地调兵补充，德军困难日增，我们应说明战争形势对苏联日益有利”。此时中共单方面相信来自苏方的消息，没有参透德军增兵意在进攻基辅的动机。9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专门讨论德国的此波攻势，可惜作者仍未完全把握住德军的意图，认为“攻势的重心，显在席卷乌克兰及占领列宁格勒区”；同时，作者错误地断言苏军主力已经撤退，“苏联五十万大军安然渡过聂伯河东，占领有利阵地”（而事实恰与之相反）；基于上述分析，文章的结论是“德军第三次攻势，已被阻止”。报纸进行有选择的报道，自是情理之中，但这篇评论文章的内容与实际之间偏离之大，恐怕真是因为情报缺失导致的谬判。9月1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纪念“九·一八”10周年的特稿中，仍在陈述：“在德苏战争已经打了快三个月的今天，英勇坚强的苏联军民，已经为英美苏在西方奠定了灭亡纳粹统治的胜利基础。”在撰写此文时，周恩来很有可能还不知道基辅已危在旦夕，故延续了过去苏联实施了有效抵抗的说法。

　　因而9月20日之后基辅失陷的消息传回国内，对于中共方面的多数人来说，可谓是相当突然。目前尚无材料展示中共内部自毛泽东、周恩来以降各级领导干部的感受和看法，然而针对这样的突发情况，中共尝试解释，为其既有观点进行辩护，以安定党心民心。这样的行为多少反映了中共高层此时复杂的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报刊的宣传重心存在着明显差异。《新华日报》通过强调卫国战争持久战的特征，辩证地指出基辅战役不能改变苏胜德败的结局。9月23日《新华日报》撰文指出战争胜败“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资源人力之竞赛”，而“苏德战争，时间将是一决定因素”；该文仍坚持认定基辅会战中苏军主力并未损失，这或是受到苏方消息的影响，抑或仅仅是出于宣传需要；但它分析的“风雪载途之冬季，仅余一月”，并确定“德军之不能于冬季到临前击溃苏军，这也是可以预见的”，倒具有不小的说服力。9月28日《新华日报》还刊载专文，以国民党军著名军事家杨杰之口，道出了中共对于卫国战争前途的看法：“战争往后的发展，只会更有利于苏联，苏联所要争取的只是时间，时间是决定一切的因素”；“苏联凭着季候对他的优势，可以进行一些反攻，但战争决不是一下子可以结束”；民众对于持久战的特征要有充分认识，才不至于“因为某一个战局的变化，而悲观失望。”杨杰的谈话与《新华日报》的主张未必完全相同，但基本观点自然相合。

　　而《解放日报》作为中共在延安的机关报，受众不同，其观点在坚持辩证法的同时，显得更加客观和公允。该报9月24日的社论称：“这一个城市的沦陷，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而“敌人的力量尚未尽竭，敌人是狡猾的”，全党需要警惕“侵略者的匪徒没有在这个地区遭遇到完全的阻止，所以它们仍有力量，且正从事于继续侵袭，严重的危险，还严重地威胁着苏联”。较之《新华日报》的言论，对内宣传为主的《解放日报》承认了基辅沦陷后战局的严重性，其话语中甚至显露出一丝对于战局的不安。10月2日该报关于英美苏三国结盟的社论里，再一次表达了基辅失陷后战局正处于危机的观点：“目前苏德战争的形势对苏是颇为严重的，苏联之四大工业区域，已有列宁格勒和顿河流域两个工业区直接受希特勒大炮和空军之威胁，其他两个工业区莫斯科和乌拉区虽较安全，但其生产量尚不足供应二千五百公里战线上红军之消耗。”《解放日报》在不否定苏胜德败观点的基础上，坦诚地透露更多信息给党内干部和群众，其宣传尺度把握得相对宽松，或许更能令人信服。

　　卫国战争前2个月的发展给了人们一个感受：战争已经有望进入胶着、拉锯的状态，德方似乎无力对苏方发动毁灭性的打击。此种错觉对于包括中共在内的国内各方，实际上已产生了不小的误导。加之德军对于基辅的包围作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前方情报缺乏且多错漏。所以基辅陷落的消息传回之前，中共对于形势的观察出现了某种偏差，其实是难以避免之事。类似的情况，在国民党方面和一般舆论界也不例外。

　　以后见之明来看，基辅的沦陷确实严重冲击了“苏必胜、德必败”的立论基础。国民党方面的许多人开始怀疑持久战的预测，一般舆论界对于战局逐渐表现出明显的忧虑。中共随后为安定人心做出种种解释，充满了辩证的意味，其付出的努力虽然不小，但产生的作用未必很大。处于这样的语境之中，10月之后中共党内的不少迹象表明，对卫国战争前途感到失望的情绪已经在一些个人和群体的心中播散，并陪伴着人们进入苏德战争的下一个阶段。倘若卫国战争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仍不利于苏联，中共是否还能坚持苏胜德败的既有看法，恐怕真的将成为一个问题。

　　四、莫斯科会战与中共信心的缓慢恢复

　　

　　对于希特勒和德国而言，基辅大胜是一个重大鼓舞，下一步他们又将挥师东进，试图攻克莫斯科。而此时苏联的状况确实不佳，什捷缅科（Сергей Матвеевич Штеменко）在回忆录中坦言：“1941年9月末，整个战略战役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不断接到情报说，敌人正在变更部署”，“毫无疑问，这是准备直接进攻莫斯科的”。终于在10月初，规模空前的莫斯科会战拉开帷幕。这次会战酝酿已久，全世界亦非常关注，较此前基辅战役实无多少秘密可言，自各方传回的消息一直不少，国内各方因而得以时刻了解会战的动态。

　　站在中共的角度，莫斯科的生死存亡与其命运休戚相关，因而中共高层对此甚是关心，战局的动态深深牵动着他们的情感。中共在此间对于莫斯科会战的观察是否准确，与会战的实际进程是否吻合，对于中共是否还能坚持苏胜德败的观点至为重要。而中共在基辅会战初期宣传工作的失误，似乎也提醒着中共对于莫斯科会战的分析和评论，需要尽可能持中并留有余地，以避免再次出现较大偏差。因而在整个莫斯科会战期间，中共对于战局的观察总体呈现出沉稳、冷静、审慎的风格，其对于卫国战争的信心也在逐步缓慢地恢复。

　　10、11月莫斯科会战的初期，苏军尚处于基辅战役之后的颓势，德军进展顺利，中共高层对于卫国战争的观察开始呈现出悲观情绪。10月7日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同王明谈话，王明就直言：“现在苏联与中国都（在）异常困难的时期”，因而要同蒋介石搞好关系。这让毛泽东不胜反感。10月1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通电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毛泽东称：“因材料不足，须再看几天才有眉目”，“依大局看，似乎还不能说对苏对我已经是怎么的不利。但我们应准备不利情况的到来”。可见毛泽东对于莫斯科的战况依然有信心但也有筹谋。10月20日毛泽东收到了最新情报，于是他在政治局会议中强调：“现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国的进攻可能已到最高点，决定的关键在今后一二个星期内，一个星期后看形势发展更会明显。”此时中共党内的悲观情绪已经非常明显，毛泽东特意致电周恩来、廖承志：“关于德苏战争，莫斯科一线虽未脱离被侵略危险，但苏联还是能坚持的，德国的情况并不怎么好”。他特别指出：“党内外都生长着悲观情绪之时，我们应坚持正确立场，反对这种悲观情绪”。

　　为了“反对这种悲观情绪”，中共在宣传上采取了充满张力的策略：既不回避苏德战局的紧张，又不失时机地继续传播苏胜德败的观点。《解放日报》10月13日发表社论，指出冬季将至，希特勒行将困难，因而才“不惜巨大的牺牲，勉力发动新攻势”，强调“若忽视德国新进攻对于苏联国家领土和经济的威胁，对于苏联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这却是轻率的不正确的认识”，向全党坦陈“苏联的首都莫斯科亦处在德国侵略者的直接威胁之下了”。10月22日的《新华日报》论调与之相似：希特勒的攻势“已发展到严重的关头”，但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奇迹“可歌可泣”，鼓舞了人心士气；因此“对苏联的抗战，决没有可以悲观失望的根据，而只是在目前严重形势面前，决不容许我们轻视这种局面。”11月初莫斯科会战进入最为危急的阶段。11月7日《新华日报》明言：“希特勒这次攻势的主要进攻方向是在占领莫斯科，这个苏维埃国家的心脏，局势显然是严重的，莫斯科也显然是在危急之中”，“形势固然严重，苏军也许还可能稍作必要的战略的退却”。不过这篇文章仍诚恳地告诉读者“万一莫斯科弃守，希特勒也绝对得不到他预期的结束战争”，因为“现在苏德战争在事实上已走上了长期持久战之途”。

　　当11月底德军攻势衰减、苏军开始反攻后，中共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相关战报，全党上下紧张的情绪开始缓慢纾解。中共对12月初苏联收复罗斯托夫尤为重视。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过去情况尚未弄清楚，因莫斯科危险未过去，日苏战争、国共关系也未明朗化。现在已明朗化了。自罗斯托夫胜利开始，苏德战争的好转已确定”，并提议中共中央发表一个声明。随后中共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在罗斯多夫的胜利，伟大的苏联红军已经开始进入对德反攻阶段的情况”。12月1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通报政治局会议的分析，告诉他：“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既已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取攻势的可能”。12月17日，中共中央明确向全党宣告：“德意侵略国经过六个月对苏作战与苏军的反攻，其锐气已非昔比，苏联已经开始进入反攻阶段”。

　　中共中央在宣传中及时传达了这样的欢乐情绪，但始终保持着冷静。《解放日报》12月2日专就红军收复罗斯托夫发表评论：“罗斯多夫底收复是苏德战争中有转捩意义的一个大胜利……而且是苏德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一个指标”，不过“假使忽略了德军今天还有局部的进攻的力量，这也是不正确的”。数日后苏军全线反攻告捷的消息传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希特勒‘最后的’十一月的攻势已经完全被粉碎了，它的进占莫斯科的计划已经全盘化为乌有了”，盛赞苏联“从战略的防御转入战略的反攻的过渡阶段，其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过须警惕“纳粹德国的力量虽然正在衰弱，但并未枯竭，还需要经过更大更困难的战斗，才能够将希特勒的军事力量彻底摧毁”。12月底苏联赢得莫斯科会战的胜利已成定局，《解放日报》的社论评论到：“这一反攻确已由局部的战役反攻发展成为全面的战略反攻”，但“击溃和消灭德军，决非易事，尚须最大的和艰苦的斗争”；“由于希特勒在东线失利，他将在其他区域发动新的攻势，以求弥补他在东线的损失。”显而易见，中共的上述评论充满了辩证法，体现了特有的思维方式。

　　历时数月的莫斯科会战，场面波澜壮阔，情节跌宕起伏。会战期间，国民党方面的权威人士和舆论界的“大方之家”对于会战初期苏军的失利感到恐慌，多判断莫斯科即将失陷。苏联逆转战局的消息传回后，国内各界关于卫国战争的信心方才随着捷报的到来得以重建。但仍有人始终不相信苏联可以取得胜利，如蒋介石直到1942年1月才确信德军遭到挫败。较之国内其他各方的表现，中共无论是其内部对于战争的观察，还是在宣传工作中体现出来的技巧，显然要高明一些。

　　结　　语

　　

　　1941年一位署名为“路朋”的作者感叹道：“自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大家公认这一战争将不仅决定苏德两国前途，同时也将严重影响人类未来命运，因此大家注视着欧洲东线炮火，每天用最紧张的情绪倾听或阅看关于苏德战争的一切报道，这原是每一个有远见应有的关切”。尽管身处遥远的东亚，但是国人对于卫国战争仍抱以相当的热情，这既由于这场史上规模最大的陆上决战本身所提供的难得体验，又因为该战争的发展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走向关系匪浅。对于中共来说，时刻关注卫国战争和对战局进行恰当的评论，是其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在中共对于卫国战争的诸多观察中，最具价值的无疑是其一直坚持的“苏必胜、德必败”的观点。以后见之明观之，此观点与卫国战争的总体走向基本吻合，显示出中共不凡的判断力。毋须讳言，苏胜德败的观点首先符合了中共的政治立场，但这样的观点很大成分仍是中共对于这场战争真实的看法。正如本文所述，自6月22日以来中共对于卫国战争的观察，多数时候皆有据可依，乃是基于苏德前线战报进行的分析而非凭空臆造的看法。中共关于卫国战争的评论文字，更是围绕着苏胜德败的观点所展开的充满学理的解读：闪电战在苏德战场上并不适用，苏联的实力强于德国，苏联的冬季不利于德军的攻势，一城一地之失无法改变战争结局。这些解读虽属于宣传的范畴，但其本身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辩证地支持着苏胜德败的论点。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方面甚至有学者根据中国抗战的经验对苏德战局的远景进行了相当准确的预测。身在延安的曾涌泉在苏德战争爆发一个月时，就断言：“苏德战争短短三个多星期内的一切事件的发展，已经证明苏德战争是带有一种持久性的。苏德战争的远景，有可能基本上与中国抗战一样，要经过退却、相持、进攻三个阶段，但它与中国抗战不同的地方就是三个阶段都比中国要短，尤其是相持阶段特别短促，甚或可以小到不显著的程度，好像由退却直接转到反攻一样。因为苏联不是较德为弱，而是较德为强，它无须像中国一样长期消耗敌人、长期进行准备工作。”曾涌泉还以极富自信的语言宣称：“不管苏德战争发展的阶段如何，但作战最后的结果是苏联必胜、德国必败”，“虽然如此，苏联的胜利不是可以轻易得到的，必须经过残酷的斗争，和巨大的努力，胜利才能保障。”了解卫国战争进程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一切在之后几年纷纷应验。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总而言之，通过梳理1941年中共对于苏联卫国战争的观察，不难发现多数时候中共对于国际局势的变动有迅捷、准确的了解，中共所掌握的国际政治知识已经相当丰富，中共对于世界大战的军事问题开始具备自己独到的战略眼光，此外，中共的宣传也分析到位且颇具说理性。中共对于苏联卫国战争既实事求是又审时度势的观察，反映了其较少为人知的一面，对于今天人们全面认识抗战时期的中共，具有别样的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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