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玉涛：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策略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共产国际成立之后，正是法西斯主义开始登上欧洲政治舞台并千方百计地攫取政权之时。共产国际高度关注欧洲国家的政治局势，自然也没有忽略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等国家的蔓延和得势。客观地说，共产国际是最早认识到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反动性、公开揭露它的极端危害性的政治力量，并旗帜鲜明地领导开展了反法西斯斗争。共产国际围绕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性、危害性和阶级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基于此提出了反法西斯斗争策略，并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不断调整策略，这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共产国际“七大”实现了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的重大转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起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的力量，以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中华民族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历史丰碑，书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篇章。

　　一、共产国际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认知

　　现代意义的法西斯主义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初，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20世纪30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共产国际成立之后，始终关注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独特认知，并领导各国共产党开展了反法西斯斗争。当然，这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1.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性和危害性

　　20世纪以来，法西斯主义是“主要在一些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影响浓厚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的，以克服危机、对抗革命、实行扩张为目标的反动社会思潮、政治运动和政权形式”。具体来说，它首先产生于意大利，这与该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及阶级斗争的形势有着密切关联。意大利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在战争结束后迅速在各方面出现严重危机，“意大利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开始于1919年的年初，当时整个国家充满了与战败国类似的不满和不安情绪”。这为法西斯主义登上政治舞台并攫取国家政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1920年秋，以贝尼托·墨索里尼为主要代表的法西斯势力正式登上意大利的政治舞台，追随者迅速增多。短时间内，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如雪崩般的速度迅速蔓延。1919年，法西斯主义只有1.7万名追随者，到1921年11月已经发展到了31万”。随着法西斯势力的政治能量持续增强，掌控国家政权成为其根本目标。1922年10月，“进军罗马”事件后，墨索里尼开始担任意大利总理，真正攫取了国家最高领导权。意大利成为第一个由法西斯势力掌权的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其他国家法西斯势力的野心。共产国际对于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得势及后续在其他国家的兴起给予高度关注，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公开提醒，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掌权，这种现象还会在其他国家或许以不同的形式重演。

　　1922年11月，在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总理后不久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迅速作出反应，提醒意大利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认清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批评法西斯势力“已经建立起独裁，并把曾经赢得软弱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们的天真赞美的骗人装饰，即民主和法制践踏无遗”。当时，法西斯主义已经暴露出反工人阶级的特性，即敌视工人阶级，对工人组织进行残酷斗争，在掌权后图谋借助国家政权力量消灭工人组织。共产国际特别指出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特征，即“不仅建立武装到牙齿的、比较严密的反革命战斗组织，而且还企图通过蛊惑性的社会宣传，在群众中，在农民、小资产阶级乃至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中建立一个地盘，他们这样做时，很善于巧妙地利用人民对所谓的民主难免产生的失望情绪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专门通过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决议，强调“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瓦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种经典的反革命形式”。这说明，共产国际在法西斯主义刚兴起和得势时就较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这是共产国际能够较早地呼吁和发起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原因。在其他阶级、政党尚对法西斯主义存在幻想或观望之时，共产国际的呼吁和斗争是难能可贵的。

　　20世纪30年代，随着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及在斗争中接触增多，共产国际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性和危害性有了新认识。1933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明确定义：“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最反动、最沙文主义和最帝国主义分子明目张胆的恐怖专政”。共产国际“七大”重申了该观点。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中也指出，“法西斯就是金融资本本身的政权。法西斯是对工人阶级，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革命阶层进行恐怖报复的组织”。要高度警惕法西斯主义的蛊惑性，“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吸引群众，是由于它用蛊惑人心的方式迎合群众的迫切需要和要求”。在现实中，法西斯主义不仅善于激起人民群众根深蒂固的偏见，也利用人民群众的高尚情感，利用他们的正义感，有时甚至利用他们的革命传统，而这容易导致对法西斯主义的忽视和轻视，无形中致使法西斯主义危害性增大、增强。这是共产国际在与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十几年斗争后，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性和危害性形成的更深刻的认识，也推动共产国际制定更合理的反法西斯斗争策略。

　　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多国扩散，鼓吹民族扩张，热衷对外侵略，“就对外政策而言，法西斯主义是煽动野蛮地仇视其他民族的、在方式上极端残暴的沙文主义”。共产国际较早认识到了“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性和危害性。20世纪20年代初，共产国际科学预见了法西斯主义国际化的趋势及其危害性。当时，除了掌握国家政权的所谓“正统的”的意大利法西斯之外，“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目前存在于许多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几乎所有的巴尔干国家、波兰、德国（巴伐利亚）、奥地利、美国乃至像挪威这样的一些国家。就是在像法国和英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法西斯主义也不是没有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出现的可能”。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发出警告：法西斯主义的全面进攻正在酝酿之中，“现在，几乎到处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和法西斯运动的萌芽”。同时，法西斯主义奉行暴力和挑衅政策，日益暴露出侵略意图，对和平产生了经常性威胁。鉴于此，共产国际一方面提醒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都要行动起来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另一方面主张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开展斗争。

　　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过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酝酿过程。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法西斯主义的进攻，法西斯分子在德国掌握政权，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进攻苏联的危险日益增长”。归根到底，面对各种危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越来越试图求救于法西斯主义，求救于建立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最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独裁，以便实施掠夺劳动者的极端措施，准备帝国主义强盗战争”。共产国际特别指出，“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最反动的变种”，“是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祸首和国际反革命的突击队”。后来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了共产国际的远见性。共产国际提醒国际社会，要重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法西斯主义危险在资本主义各国日益加深，要警惕任何低估法西斯主义危险的做法”。这些认识推动着共产国际制定新的反法西斯斗争策略，来联合更多的力量反击法西斯主义侵略，尽可能阻止它们发动新的世界大战。

　　2.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性

　　共产国际对法西斯主义阶级性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且因为历史局限性，这方面的看法曾出现偏差。

　　20世纪20年代初，共产国际把法西斯主义看作资产阶级的“自卫组织”予以批判和斗争。1921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提出，“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利用白色法西斯匪帮对无产阶级采取了攻势”，作为资产阶级的“自卫组织”，“他们的功绩是使资产阶级的心情发生巨大转变，使力量对比有了明显的根本变化”。共产国际“五大”也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大资产阶级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战斗武器。当然，它是一种非法的战斗武器。

　　同时，共产国际一度把法西斯主义错误地看作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运动”，不加区别地认为“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多多少少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是大资本专政同一个武器的两个刀刃”。共产国际“六大”则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正统思想——阶级合作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是同法西斯主义思想不谋而合的。许多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活动，以及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实际活动，都已经显示出采取法西斯主义方法来对付革命运动的萌芽”。共产国际将社会民主党划入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范畴，将法西斯主义定性为一种“小资产阶级运动”，自然就认为其也会与社会民主党产生勾连，这导致了当时反法西斯主义与反社会民主主义的混淆。

　　实际上，共产国际笼统地把法西斯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密切关联甚至等同起来，这不是偶然的、一时的认识，而是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例如，1932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继续把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相提并论，认为“不论法西斯主义，还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主张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还认为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的帮凶，“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起着掩护法西斯主义者的作用”。这在理论上与共产国际当时的“左”倾思想有很大关系，在实践上则为共产国际动员各国共产党同步打击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提供了“合法理由”，在客观上也为法西斯主义在更多国家兴起特别是掌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实际上，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就其根本目的、社会本质和群众基础来说，存在很大不同，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

　　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进一步厘清了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性，固有认识出现转变。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将法西斯主义定性为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极端的那一部分，认为法西斯主义会消灭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主张全面或局部废除这些资产阶级民主衰败的旧形式，要通过确立明目张胆的法西斯专政和广泛采用警察暴力和法西斯匪帮恐怖来进行法西斯化”。这必然会遭到主张传统议会民主的资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追求政治垄断的意图增加了统治阶级队伍中的纷争和冲突，这些纷争和冲突滥觞于法西斯化了的资产阶级现状的内在矛盾性”。这表明，共产国际开始有意识地区分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法西斯政党同社会民主党等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当然，这只是共产国际认识发生转变的开始，在意识形态层面，其仍然将二者密切关联，如仍然把社会民主党称为“社会法西斯党”，把法西斯政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差异更多地局限于两者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化方式上的分歧。

　　1934年7月，已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的季米特洛夫在就共产国际“七大”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中明确提出了“笼统地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是否正确”的疑问，请委员会认真考虑。其中包含的意思是，他反对将社会民主主义笼统地说成“社会法西斯主义”、将社会民主党笼统地称为“社会法西斯党”。他后来还提出，“法西斯获得政权，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对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简单的取代，而是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一种国家形式——公开的恐怖独裁——代替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另一种国家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并强调忽视这个区别，那就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也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这种观点和以往有了很大不同，说明季米特洛夫等人已经明白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差异性，也日益认识到准确区分并在斗争中正确处理这种差异已经刻不容缓。在季米特洛夫等人的影响和争取下，共产国际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这成为共产国际制定具有转折意义的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的认识基础之一。

　　二、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策略

　　共产国际在领导反法西斯斗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与时代形势和斗争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具有鲜明的“共产党特色”的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特别是确立了借助统一战线开展反法西斯斗争的策略，并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不断加以调整。共产国际“七大”实现了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的重大转变，适应了当时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

　　1.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策略调整与转变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排斥甚至主张一定条件下不同党派合作乃至阶级联合来反对共同敌人。例如，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内部不同力量联合斗争，才能对抗资产阶级的联合镇压，完成历史赋予的阶级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并且一生致力于促进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统一。恩格斯强调：“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列宁精辟地阐述了工人阶级内部联合的必要性，强调面对资产阶级这个国际化的、日益联合起来的强大敌人，“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归根到底，“资本的统治是国际性的。因此，工人只有进行反对国际资本的共同斗争，各国工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才会取得成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不排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联合其他阶级及其政党来反对共同敌人。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强调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主张在一定条件下联合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开展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面对强大敌人和历史任务，“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要“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列宁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与小资产阶级政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并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行动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他后来总结道：“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这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能够领导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并赢得国内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为共产国际制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事实上，列宁直接指导了共产国际早期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并深刻影响着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当然，斯大林的思想观点同样对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的调整和转变有着重大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先是形成了三大派：以第二国际为大本营的社会民主党，这是右派；以共产国际为大本营的共产党，这是左派；以第二国际为大本营、介乎前两者之间的中派。不久，中派发生分裂，一部分加入共产党，其余的回归社会民主党母体，最终形成了以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为代表的两大阵营。20世纪20年代开始，两大国际及其影响下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有过联合行动的表态和尝试。但因为共产国际执行“左”倾路线及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顽固的反共立场等多方面原因，两方长时间在国家甚至国际范围内尖锐对立，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产生了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法西斯主义崛起提供了机会。一段时期内，社会民主党等政党也存在轻视或忽视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如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就于德国出现，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29年之后才开始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性质、社会基础、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的作用及如何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等问题。其结果是，它们将主要精力用在了政党间的争斗上。可以说，在德国等不少国家，法西斯势力增长最快的时候，恰好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如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争斗为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共产国际的对外策略同样难以避免地受到了上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厘清两大国际及其影响下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解决或至少压制彼此之间的矛盾，推动它们之间的联合，就成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重点。

　　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各国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且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导致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最终在欧亚形成了两个战争策源地，这是这一时期世界形势的最显著特点。这也导致国家关系、阶级关系、政党关系更加复杂，在交错斗争中调整。在世界范围内，既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垒，后者又分化为主张传统议会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奉行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着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两大阵营的分立。在国家范围内，则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法西斯政党等多种政党并存，彼此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随着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及在德国等国家掌权，民主、和平等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所说的，“希特勒对议会民主或自由主义的其他任何方面也只有蔑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各国社会民主党、英法美等资产阶级国家及诸多爱好“民主”和“和平”的政治力量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各方逐渐认识到，仅靠己方的力量无法战胜法西斯势力，要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这个共同敌人。

　　2.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的演进

　　共产国际较早认识到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性和危害性，也明确要求共产党站在最前列，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反法西斯斗争。正如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要“成为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驱”。1921年，共产国际公开提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工人阶级开展坚决的反法西斯斗争，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壮大自身。如果意大利共产党在反对法西斯分子的反革命行动的斗争中，“能把工人阶级的群众性行动组织起来，并把工人阶级自发的激愤行动变成有缜密准备的斗争”，就会推动共产主义在意大利成为一股更加强大的活跃力量。共产国际还明确要求“共产党人不只是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使斗争者认清革命的基本任务，而且还要依靠工业企业和工会中的优秀积极分子，建立自己的战斗组织和工人队伍，以便抵抗法西斯分子”。共产国际自1921年开始制定统一战线策略，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是共产国际制定的第一个正式的统一战线策略。共产国际认识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反对法西斯的重要性，共产国际“四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把工人统一战线策略应用于反法西斯斗争，强调“共产党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群众抵抗国际法西斯主义，率领整个工人阶级对法西斯匪帮展开斗争，并在这方面坚决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自此，运用统一战线特别是工人统一战线开展反法西斯斗争成为共产国际的重要策略。

　　当然，因为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共产国际的工人统一战线策略长期执着于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即“追求全体工人群众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争取国际无产阶级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斗争”，而对上层统一战线却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长期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社会民主党视为斗争对象而不是合作对象，正如共产国际“五大”公开声称的，“社会民主党永远都不可能是无产阶级同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可靠盟友”，自然也不可能将其作为统一战线的伙伴。

　　20世纪30年代，随着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和政治得势，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策略，“正当反革命在德国取得胜利的时刻，两个阵营的社会主义者希望，德国工人运动的灾难性失败，将促使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起破坏作用的斗争告一结束，导致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相互接近，并终于克服工人运动的悲剧性分裂”。共产国际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调整反法西斯斗争策略。一个重要变化是，在继续寻求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同时，也积极谋求建立上层统一战线。与此相对应，共产国际已经认识到或有意识地强调，法西斯势力同社会民主党等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性、矛盾性，这意味着各国共产党可以或有可能与社会民主党合作，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客观地说，社会民主党是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不仅在工人阶级中有很多支持者，在小生产者等群体中同样有不少支持者，没有它们的参与，统一战线难言“广泛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斗争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策略调整过程中，季米特洛夫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七大”之前多次表达对季米特洛夫的支持（至少对于季米特洛夫的某些不同于以往的观点没有强烈反对或采取了变相支持的做法）。如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明确表态，对于他提出的由于新方针的提出而需逐步改组共产国际等一系列建议表示同意：“我肯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是支持你的。”得到斯大林信任和支持的季米特洛夫不仅当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他的观点主张也深刻影响着共产国际的决策和政策调整。1934年5月，季米特洛夫在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的谈话中说：“共产党的工人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之间的隔阂应该打破。凡是能实现这一目的的任何方法都是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必须摆脱季诺维也夫时期的陈旧的教条主义公式。”1934年7月，他又明确提出，“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季米特洛夫的这些观点主张冲破了以往的陈旧观念，令不少共产党人感觉耳目一新。季米特洛夫不仅得到了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奥托·库西宁等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支持，也得到法国共产党等不少国家共产党的支持，策略转变已是大势所趋。同时，“统一阵线问题使社会民主党和其他非共产主义工人组织的队伍发生内部分化和斗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与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

　　在共产国际“七大”之前，各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策略转变的探索。例如，法国共产党与法国社会党合作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斗争，甚至签订了共同行动的公约。法国共产党还推动建立了“人民阵线”，与包括小资产阶级、天主教徒等在内的更多社会阶层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有力地打击了法国法西斯的嚣张气焰，击退了法西斯势力发动的暴乱。在经历多年的尖锐斗争后，法国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第一次在反法西斯的共同行动中达成协议，这是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范例。在西班牙、奥地利、波兰、英国等国家，共产党同样与其他政治力量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客观地说，各国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探索，没有共产国际的默许和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当时共产国际事实上也不反对甚至支持了各国共产党关于建立不同形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尝试，甚至强调“必须特别避免刻板地运用统一阵线的策略而不考虑到每个国家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具体条件”。

　　各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既让自身逐渐摆脱了传统思维和旧策略的影响，也为共产国际制定新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提供了有益经验。正如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下一步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时所总结的，“这个任务不是我们策划出来的。国际工人运动本身的经验，特别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经验提出了这个任务。法国共产党的功绩在于它知道我们现在必须做什么，它没有听从宗派主义者——这些人干扰党并阻碍反法西斯统一斗争阵线的实现——的意见，而是勇敢地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与社会党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做准备，以此作为形成中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基础”。这样的情况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也充分说明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朝着越来越正常化的方向发展，即不再是单向的控制，而转变为双向的互动乃至互助。

　　3.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的重大转变

　　在经过一系列积淀和酝酿之后，共产国际“七大”实现了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的重大转变。对于共产国际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策略调整甚至重大转变的原因，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如苏联学者莱布索恩和希里尼亚提出，这是上层和下层两股力量推动实现的，下层力量即各国共产党，上层力量即季米特洛夫等人。而曾担任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执委会委员的西班牙学者费尔南多·克劳丁则强调了苏联因素的影响，“正如共产国际的其他转变一样，起因于苏联的政策，具体地说是起因于它的对外政策”。中国学者也分析了各种原因。客观地说，这些分析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仅就共产国际“七大”的重大转变来说，莱布索恩等人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也相对客观，至少各国共产党和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推动是主要原因。当然，这次重大转变也不能忽略苏联的影响，这是由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特殊地位及两者的特殊关系所决定的。

　　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国内外肆虐和到处进攻，共产国际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对于工人阶级和他们的一切斗争成果、对于所有劳动者和他们最基本的权利、对于各国人民的和平和自由来说，都是巨大的威胁”。鉴于此，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在国家范围和国际范围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以求与一切可能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击法西斯的威胁和进攻。

　　第一，提出建立更广泛的反法西斯工人统一战线的任务体现共产国际的重大策略转变。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七大”的主角，作了题为《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大会以此报告为基础通过了决议，这也是本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报告强调，“法西斯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权，主要是因为工人阶级在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所推行的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政策下是分裂的，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是被解除了武装的。而另一方面，共产党又不够强大，不能在没有社会民主党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下去发动群众，去领导群众同法西斯作决定性的斗争”。这实际上点出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法西斯主义能够在各国快速发展甚至掌权的重要原因。报告还提出，“全国和国际规模的无产阶级统一行动，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能使工人阶级不但胜利地防御，而且胜利地反击法西斯和阶级敌人”。基于该报告通过的决议更是公开宣布：“在当前历史阶段，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是国际工人运动最重要和最急迫的任务。”为了卓有成效地开展反法西斯斗争，“迫切要求工人阶级的一切部分，不管其从属于哪个组织，都实行统一行动”。共产国际既对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及各国社会民主党发出了联合的呼吁，也正式指示各国共产党充分考虑各国变化的形势，从下层到上层建立广泛的工人统一战线以开展反法西斯斗争。这同共产国际“三大”以来所反复提及的工人统一战线策略已有显著区别，标志着共产国际已从根本上转变策略，通过正式决议明确主张与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政治力量结成更广泛的反法西斯工人统一战线。当然，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工人统一战线策略也有约束，即规定了“保护工人阶级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保护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必须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工人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等八个方面的方针。

　　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必须同那些反对改良主义政策并支持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工人、干部和组织开展最亲密的合作”，并寻求建立超越党派的统一战线机关来有效推动合作与共同行动。这与共产国际之前的策略有着明显区别。长期以来，共产国际将社会民主党作为敌人甚至主要敌人，现在转变为要加强合作和共同行动。对于左翼社会民主党，之前将其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现在也强调要开展“最亲密的合作”，这同样是一个巨大转变。

　　第二，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是共产国际提出的新策略。共产国际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即便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足以战胜法西斯势力，即使赢得胜利也将付出极大代价，因而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新策略，将建立“争取和平、反对战争挑动者的斗争中的统一的人民阵线”作为下一阶段的重要任务。在反法西斯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在一切国家同社会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各种组织（政党、工会、合作社、体育、文化和教育组织）及其众多的成员，以及同民族解放运动的群众组织、宗教民主主义的群众组织、和平主义的群众组织及其追随者建立统一战线”。其目的是，把所有“志同道合者”吸收到统一战线中，而集中力量打击“当时的战争祸首”。对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政府的可能性，共产国际持开放态度，指出只要具备三个“重要前提”，各国共产党就应该全力支持，并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参加这个政府，“它虽然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但是愿意采取果断措施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派，那么共产党就必须力争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

　　反帝人民阵线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国际强调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人民阵线的必要性：“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反帝人民阵线”。为此，要积极吸收各种政治力量、最广大群众参加反帝人民阵线，共产党“必须积极参加由民族改良派领导的反帝群众运动，并根据具体的反帝纲领，与民族革命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共同行动”。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策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反法西斯工人统一战线策略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策略是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核心，体现了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不同党派合作甚至阶级联合思想的创造性运用。两者均体现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且彼此密切关联、相互统一、相互支持，共同支撑起共产国际新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标志着共产国际的重大策略转变，对各国反法西斯斗争乃至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等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国家范围和国际范围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真正建立起来，保障和促进了各国反法西斯斗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三、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的影响

　　共产国际不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此后10多年间强势地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决策，产生了积极的和消极的历史作用。共产国际对法西斯主义的认知、反法西斯斗争策略及其转变，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1.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酝酿与调整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站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列，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逐步法西斯化，出现了主导日本政治和军事走向的法西斯集团。日本国家法西斯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军部为核心力量。这一特点决定了日本法西斯势力更热衷于对外侵略。1931年，日本法西斯分子策划了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既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局部战争的开始，又是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在侵占中国东北之后，日本法西斯又于1935年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民族危机，抗日救亡、团结御敌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共同呼吁和迫切要求，这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促使国民党内部关系发生较大变化。例如，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大部分有团结抗日的要求，他们出于抗日与反蒋平衡的需要，有联合共产党的需求和行动。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也认识到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等抗日力量的合作，在局部事实上形成了统一战线的关系。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就开始酝酿，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总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随着国民党内部分歧的扩大、阶级关系的再调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联合对象也必然扩展。这个酝酿和发展过程与共产国际密切关联，其中不乏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

　　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共产国际始终关注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及中国的抗战，并经常性地给予中国共产党指示，指导中国共产党联合其他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开展反法西斯斗争，这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了铺垫，积累了经验。例如，1933年1月，中共中央在《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提出，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1933年6月，中共上海中央局转发了共产国际《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示》，为了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要“在广泛的基础上创造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中明确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的纲领，并公开呼吁：“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吧！”中国共产党不仅发出了呼吁，提出了纲领，而且在实践中积极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去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因为特定关系，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的相关决议，自然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的制定和调整。例如，1934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央关于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的决定》责成一切党的组织直至支部为止，仔细地讨论与研究十三次全会的提纲，并以此为标准检查党的决议、制定各自的行动和工作计划。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相关决议高度重视，尽可能地保持与共产国际的“一致性”，酝酿和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样体现了这种“一致性”。

　　共产国际的策略调整特别是重大转变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进一步调整统一战线范畴，酝酿和制定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共产国际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支部”。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国着墨不多，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如季米特洛夫在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的抗战经验，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在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会议的讲话中也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法西斯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最好的例证”。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于国内知道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的重大转变，也及时研究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政策问题。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备时，代表团就把握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立足中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现实开始酝酿起草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新文件。吴玉章等人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应该扩大，并应该公开发表一个此方面的宣言。经代表团集体讨论，决定由时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起草这一宣言。1935年6月，王明完成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后来的《八一宣言》）的草稿。代表团专门围绕这个草稿进行了多次讨论并一致通过，译成俄文后送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相关领导人审阅并获得批准。

　　《八一宣言》于1935年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法国《救国报》上公开发表，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先声。《八一宣言》呼吁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等“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即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尝试打破以往长期坚持的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而谋求建立包括下层和上层的更大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相较以往的政策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标志着在共产国际策略转变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在发生转变。

　　2.共产国际推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的重大转变及相关指示精神，促使中国共产党抓紧制定更完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不久，“七大”代表林育英（张浩）就被派回中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据李维汉回忆，林育英回国后，“带回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向我党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意见”。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鉴于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也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因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欢迎。

　　得到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和相关指示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洛甫）立即组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手调整党的政策路线。他在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扩大统一战线，上层统一战线和下层统一战线都要真正开展起来，用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主要敌人。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集体讨论，统一了认识，正式确立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的政策。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新政策就是应该去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就是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决议》还提出了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进行坚决斗争等具体政策，目的是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在更广泛的、更坚固的基础之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完整的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指导下，立足中国实际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策转变。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在日本要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新形势下，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民族资产阶级等都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就是要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工农的利益，也代表民族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使其与工人阶级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因而应把“工农共和国”转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次会议是瓦窑堡会议的延续，毛泽东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也进一步完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后来在给中国共产党的电报中明确表态：“得悉你们1935年12月25日决议与电报内容后，我们基本同意你们通过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6月，季米特洛夫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给《共产国际》杂志撰写的文章中也公开称赞，中国共产党正用一切力量来解决现阶段自己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即“使共产党成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锋”，“与国民党和一切政治派别以及一切武装力量合作”，真正联合当时还相对分散的国内力量，来抵抗日益严峻的日本法西斯侵略。共产国际的肯定和称赞进一步鼓舞了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实际在理论上继续完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在实践中真正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历了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基于多方面考虑，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仍然将抗日与反蒋并列。而随着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及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政策、对日政策的转变，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持续完善，并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最终实现国共合作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过程充分说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共产国际的相关精神和指示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正如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作的《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报告中所说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关于欧洲的问题讲得多些，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客观地说，这也与共产国际“七大”进行了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重大转变有直接关系，即共产国际“七大”决定，此后主要进行总的政治上的领导，要努力“使各国党在风云突变的转折关头能够根据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历次全会的决议，独立自主地迅速找到正确的方法完成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任务和策略任务”。这有助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更加灵活地、自主地制定和执行符合本国实际的政策。

　　对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面解读，提出了一些不同观点，包括一些偏颇的观点，如既存在忽视共产国际影响的现象，也存在过于强调共产国际影响的现象，这都是错误的。不能否认，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干涉和影响已经减弱，但共产国际实实在在地影响甚至指导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酝酿和形成，特别是共产国际“七大”重大策略转变的影响更是见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不少文献中。

　　总之，共产国际成立后就坚定地站在了法西斯主义的对立面，站在了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列。当然，在一段时期内，历史局限性导致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的有限性，但不能否定共产国际当时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和调整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刻的，这种影响随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性的增强及共产国际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转变而持续减弱，特别是其消极影响更是大大弱化。当然，不管是共产国际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认知、反法西斯斗争策略，还是其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都应置于时代形势和历史环境中予以看待与分析，其正确性和积极影响应给予充分肯定，其局限性和消极影响也应客观辨析。厘清这些，有助于今天全方位地思考在20世纪世界反法西斯的时代大潮中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作用，全面解析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全景式地领会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贡献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