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读《创业史》有感|征文选登（24）

　　前段时间读完柳青的《创业史》后，我感受到一种不言名状的脱力感，我不知其从何而来，也不知该如何消解，为了寻其根源，我每日的通勤路上便有了不错的思考课题。

　　在探寻“脱力起源”的路上，一些画面的出现不得不让我怀疑是出现了幻觉，以至于一度认为是自己的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

　　那大概是在海岸边上，岸边有稀稀疏疏的几个人，他们聚集在一起慌张忙碌的样子像是在准备着什么。另一边，海面上由于海浪遮挡，若隐若现的像是飘忽着许多的黑点，定睛一看，竟是若干溺水者占据了视力范围内的整个海面。这实在不像现实会发生之事，我于是清醒异常，认定了这并非现实。

　　这幻觉的背景或许是一场海难，我静坐在岸边，眼看着岸边的人绑着用布条拧成简易绳索当作保护绳游入水中往返救人。真是特别的现场话剧，我静静品味着。

　　远处有几位救援者产生了争吵，我想这话剧总算有了起伏，正好能填补一点剧情过于平淡的遗憾。我大概猜到了吵闹的缘由，毕竟刚才的救援中，出现了两个小插曲。

　　一个被救者在抢救恢复意识后，突然站起奔向海里，只听得他嘴里大喊着一个人名，我猜想此人于他而言应该十分重要，我用目光追随着他的身影，海水逐渐没过他的踝、膝、腰，他跃入水中奋力的挥动双臂，游动了十余米后，便再也无法分清他与其他溺水者了。而另一人在醒来后疑心施救过度，他怒目圆睁大声呵斥周围救援者，现场引起骚乱，给整个救援行动增添了不小的心理压力。

　　所以猜想他们大概是在争论该先救谁。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被海水推拉着的黑点要远远多于岸上这稀疏的几个人，要全部救起本就是不可能的事。而要决定先救谁，这同样意味要决定先杀谁，争辩自然无可避免。况且溺水者有高矮胖瘦之分，有距离远近之别，也有所在水域水流缓急之差，针对不同的人救援难度是不同的。此外溺水者职业、能力的差异也影响着救援价值的大小。显而易见，这样的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我迈步向哄吵处靠去，打算凑近了听听。

　　沿途，刚被救起的人因未见到刚才的场景，已然起了埋怨，“既然已到如此时刻，何必浪费时间讨论，尽可能多往返几次，多救几人才是关键！”

　　临近争吵人群，七嘴八舌中传述着各种观点。

　　“要救着装更艳丽的人，他们大概率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受到过更多的教育，更懂得如何配合救援。”

　　“该救在挣扎的人，挣扎的人了解痛苦，更知道感恩，或许他们会更配合救援，救成之后也更愿意参与救援。”

　　“不，挣扎的人救援难度太大，应该救静躺着的人，从时间上看，他们应该都还有生存的可能，而且可以保护救援者不受被救者的拖拉陷入不必要的危险。”

　　也有人提醒道“再这样下去，更多的人要在讨论浪费的救援时间中殒命了！”

　　听到这些话语，我扭头便要离开。我了解，这样的事情向来是讨论不出结果的，所谓的讨论或许是为了得出正确的结果，但却往往在无尽的辩论中失去它的本来意义，即把救人这一本来目的转化为挣得一个所谓真理。然后沦为别有用心之人拖延救援的手段——当被海水卷走的人多了以后，“救援难度”也就自然下降了不是吗？

　　“我认为，要救知道自己在海里的人”。

　　溺水的人谁会不知道自己在海里呢？我停下脚步再次转过身，打量着这个蠢人，他除了眼神里面透露出的一丝坚定以外没有更多的特点。

　　他接着补充“海水好比一个摇篮，它把人裹挟其中有规律的晃动，谁能肯定这即将溺亡的人不在享受这片刻的安逸呢？在面临着的死亡没有降临之前，死亡也不过是个词汇而已。但哪怕是婴儿，在被强行托出摇篮时，那也是一定要哭闹的。”

　　突然，我被同事叫住了，这才意识到已临近单位，属于我独有的幻想也随即消散了，只剩脑中模糊的回响“婴儿被托出摇篮也是要哭闹的......”。

　　闲暇之余回想此事，才发觉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幻觉里的救援关系脉络简单，救援无非就救援者与被救者这二者，救援者有选择救援的权力，被救援者有配合救援的义务，如果是救援确为救援，那应该是一方站在相对的安全中，另一方站在绝对的危险之中，成功救援应该是救援者与被救者的共同愿望，又如何会有人将险境当作摇篮呢？实在不合逻辑。

　　《创业史》中是不是也有这种救援关系呢？如果我们将梁生宝看作是救援者，将梁三、高增福、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白占魁等人看作漂浮于海面的难民。从书中的斗争关系可以看出，他们之间虽有共同愿望是过好光景，但却对如何过好光景有不同的看法。高增幅是“呛过海水”的，他配合梁生宝完成了救援。而姚士杰、郭士富则依靠自己的“水性”，认定自己能在水中生存从而拒绝了“救援”，或许在他们眼里，大海确是摇篮，而“救援”反成了对他们舒适环境的破坏，因而“救援”这一比喻在他们身上也就破产了。

　　处于险境便是救援，处于摇篮便是对抗，面对相同的事物，人的认识竟分裂为完全相反的两面。马克思指出，“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承认的”，究竟是救援者没抓住本质，还是被救者囿于表面？

　　梁三是《创业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当十余亩土地一夜之间姓了梁之后，梁三并没有认识到社会的变革即将到来。他一方面毫不掩饰的反对梁生宝入党和搞互助组，另一方面又将新得的土地视作自己的家业，准备趁着新的社会环境大干一场，他思称着要种租地、破命劳动、半饱节省、陆续置地，盘算着将这些新到手的家业“发扬光大”。

　　这个过去饱受私有制残害的人难道是拥护私有制的吗？其实不然。对于梁三而言，自己过去的劳苦史、饥饿史和耻辱史是并非私有制之祸，而是地主的剥削之罪。只不过他错将这一表象当作了本质。当地主被清算以后，剥削之罪也就顺理成章的受到了处罚，正义亦得到了声张。而私有制却从未成为祸根，也就自然失去了反对的理由，于是，提问中的“受到私有制残害又拥护私有制”就变为了“受到地主的残害，不影响拥护私有制”，矛盾得到了转移，问题也不再成为问题。这时重新振奋精神，发展家业也就成了梁三认知里唯一的正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成了梁三唯一的追求。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且遗憾的是，社会将在梁三们的“干事创业”之下，让另一群梁三重新遭受劳苦史、饥饿史和耻辱史，而终究无法进步。

　　笔者求学工作这些年，与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各类人进行过交流。无论是嘴上如何挂着“公平”“正义”的热血青年，还是笔下如何写着“理想”“信念”的沉稳中年，又或是深情回忆自己“艰苦奋斗”的垂暮老人，无论他们如何诉说厌恶假公济私，但自己也终究逃不脱以“私”字为填充的大海。当然，在某一历史阶段持有部分“私”的观念并不可耻，只不过遗憾的是，在“私”字之上，绝少有人能记得“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多是将自己的个人主义穿上家族主义、地域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华丽外衣，冠以“为家、为家乡、为祖国、为民族”的高尚名号，不仅将其用以说服自己完成包括剥削压迫掠夺在内的一切行为，而且以此为材铸造锋刃刺向敢于指责个人主义的人。这些“正义、善良、爱国爱家”的若干人中，一部分自不必谈论，要谈论的是另一部分真正“正义、善良、爱国爱家”的。这一类人惯于用个人主义情怀替代掉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诸多因素，进而在无意中误解自己。比如，从一次次因私废公的现实案例中，他们总结的经验不是私有思想埋下的祸根，而是所谓“人人都会犯的错误”，“人性自私”随即代替私有制顶了锅。当直接面对来自他人的欺骗、压榨、掠夺时，他们又会困惑——为何别人不能和我一样正义、善良、爱国爱家？困惑之后，又得出新论，社会之所以如此全源自外人，于是便出师有名，便可正当行使欺骗、压榨、掠夺之举了，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仍旧认为自己是正义、善良、爱国爱家的，毕竟罪恶仍是源于他人。就此，复杂的现实简单化了，“公”与“私”的问题也便没有了讨论的必要，因为他们眼中的现实本就如此，任何人都无力改变，自己只是为了适应社会才被迫做出“技术性调整”，然社会进步之困也正在此间。

　　近来终于晓得，原来本质与表象的混肴并非出在救援者与被救者之间，而在于我。自以为救援者有选择救援的权力，被救援者有配合救援的义务，将其视为不可变之真理，却未曾明了，原来真正选择救援的权力并非救援者所有，而是被救者所持，像那铁定心思求死之人，便是一救再救，也终究是无济于事。

　　私有之凶海仍旧肆虐，沉溺之人被托举于呛水与呼吸之间。脱力感骤然逝去，我于是起身面向海洋，随时准备救上愿意被救之人。

　　然救上之后又该如何？身后满是荆棘毒虫的密林横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