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止的回忆——关于斯大林（一）

　　文/西蒙·阿尔沙科维奇·特尔·彼得罗相

　　译/云开

　　爱情与革命

　　1901年5月，同志殉情事件震动全城。富商之女与穷党员相恋受阻，双双自尽。舆论哗然，连部分老同志也指责“让父亲蒙羞”。我激烈反驳：“暴君父亲才是耻辱根源！”

　　斯大林听闻争执后剖析：“无人值得同情！父亲是暴君，女儿是蠢货，同志是懦夫。为何不私奔？我母亲连丧两子尚能坚强，真正的革命者岂能为情寻死？”他拳头砸桌：“这人放弃组织托付的联络任务自杀，等同逃兵！”

　　我辩称“爱情令人疯狂”，约瑟夫厉声打断：“坚强者永不癫狂！革命者首要忠诚于事业，私情不能撼动信念。”这场辩论让我彻悟：在砸碎旧世界的铁锤前，个人悲欢必须熔铸进集体斗争的熔炉。

　　处理完事务后，我起身准备离开。按规定我应当先走。斯大林示意我留下，并吩咐米哈去取些葡萄酒，说喉咙发干。我猜到他要调解我和米哈的矛盾，但除此之外他另有深意—— 想与我推心置腹交谈。

　　“你说爱情会令人丧失理智，”他突然开口，“这种爱有害无益。真正的爱应当催人奋进 而非使人癫狂。想想塔里埃尔与阿夫坦季尔的故事。我认为革命者最好暂缓儿女情长，将全部精力投入事业。成家之事当待专制覆灭之后。”

　　见我不语，他继续道：“革命者朝不保夕——或藏匿地下，或身陷囹圄，或流放他乡，谈何家庭生活？我们都是被革命征召的士兵。战士不会携妻带子上战场，更不会在服役期间 成婚。当然，若革命者爱上志同道合的女同志，倒不必苦等专制覆灭。卡莫，你只有两条路： 要么爱女革命者，要么暂绝情爱。”

　　斯大林眨了眨眼恢复严肃：“去找同志们借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是本塑 造革命品格的好书。”我曾久闻此书却无暇阅读，整日埋首地下报刊分析时局——这是斯大 林培养的习惯。他说只关注本地事务者如困守鸡舍的母鸡。

　　当夜我挑灯苦读《怎么办》。拉赫美托夫的独白烙入骨髓：“如我这般的人无权将他人 命运与自己相连……必须扼杀爱情……”我暗下决心：革命胜利前绝不涉足情爱。后来听闻斯大林1906年迎娶卡托·斯瓦尼泽时颇感诧异，直至卡托去世才知她竟是组织深藏的情报员，常以洗衣女工身份出入豪门收集情报。

　　征收资本税

　　为接触工厂主，我乔装第比利斯商业银行职员“西蒙·阿绍托维奇·加斯帕罗夫”，购置皮质公文包并苦练仪态。浓密假须令我显得老成持重。

　　首站选定奥利金街的博扎尔江茨父子烟草厂。塞给门房半卢布后，我被引见给长子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其办公室的奢华陈设令我暗忖：原定7%的税率太仁慈，这等阔佬该缴 10%！

　　博扎尔江茨端坐如高加索总督，扬手示意我落座。我掌握其工厂雇工近三百、年利润丰厚的情报，却故意沉默打量。他终按捺不住粗声催促：“有屁快放！”

　　“比时间更宝贵的是安宁。”我以同等粗鲁回应，“若三百工人罢工，损失几何？”

　　“勒索犯！滚出去！”他拍案而起。

　　我重拳砸桌，墨水瓶应声跳起：“闭嘴听好！月缴利润10%，保你工厂太平！”这招对资产阶级屡试不爽——以暴制暴总能镇住场面。

　　经讨价还价，税率定为7%。当对方索要收据，我讥讽道：“我们凭信誉办事。难道您敢 拿收据找法官？”后来同志们常以此打趣：“给兄弟写张收据呗。”

　　转战萨法罗夫宅邸时，这位宿醉未醒的工厂主裹着睡袍接待。“我的工人活在天堂，”他晃着白兰地杯，“满意得用枪逼着都不会罢工。”实则其工厂条件稍优却远称不上乐园， 所谓“天堂”不过是少些鞭笞的地狱。

　　我道别离开。次日我们开始在萨法罗夫工厂筹备罢工，周一正式启动。少数工人仍出工， 但多数人停工导致工厂瘫痪。我们提出两项诉求：增加三分之一工资、缩短工时一小时。萨法罗夫在厂区奔走叫嚷，声称第比利斯属他待遇最优，指责罢工别有用心，但无济于事—— 工会在组织支持下态度坚决。

　　令人意外的是警方以实际行动支持我们：据线报，警察局长传唤萨法罗夫斥责其“在四月示威后敏感时期激化矛盾”。当局显然被我们的示威规模震慑，唯恐事态升级。萨法罗夫 无从寻我，我故意延至周五会面，让这位固执厂主有"冷静期"。周五上午我踏入他办公室。 “简直是抢劫！但我只能妥协！”萨法罗夫拍桌道，“你们这是强人所难！但10%实在太高！”“不仅要接受我们的条件，还要满足工人诉求！"我回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该庆幸现在 没涨到15%。”

　　平心而论，萨法罗夫该被罚而非奖励。他的案例震慑了其他资本家——最终协议定为：每月缴纳利润10%给组织，工人加薪20%，日工时减半。周六工厂复工。 这项"资产阶级特 别税"成为党的重要财源，虽未能覆盖全第比利斯，但多数实业家开始定期“捐款”。资本家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竟在资助掘墓人——历史辩证法在此彰显无遗。

　　资本家终究是资本家。只要逮着机会损害竞争对手，他们定会不遗余力。不少厂主曾试 图怂恿我与同志们去搞垮同行。

　　“雇你们在对手工厂罢工要多少？”他们试探道。

　　我一概回绝：“这等勾当我们不沾。”有人识趣退让，有人以为我待价而沽，许以重金诱惑，仍遭严词回绝。征收革命税是为党筹款，若沦为资本打手，有何颜面见斯大林同志？辜负约瑟夫者，永失其信任。

　　不过我们为按时缴税的资本家提供“安保服务”。遇劫案时，通过地下渠道追查匪徒，或 劝诫或威逼其归还财物。通常抽取追回金额的三成作酬劳——这既维系关系又创收。

　　某些资产者主动示好，妄想革命胜利后能得宽恕。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精髓：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意味着整个阶级的灭亡。无产阶级的胜利与资产阶级的覆灭是历史必然，岂容赎罪券存在？

　　某次三人会议（斯大林、博乔里泽与我）中，博乔里泽突发问：“若'客户'热衷慈善， 能否减税？”斯大林当即驳斥：“慈善不过是剥削百万后施舍零头！真有心就该把工厂交给工人、土地分给农民！”

　　博乔里泽面红耳赤——他秉持的“公正”在阶级社会只能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唯一的公正，就是消灭这个阶级。

　　关于革命者的污名化从未停息。资产阶级报刊总将我们抹黑为强盗，实则仅遇一例堕落者：1907年，我亲手培养的战斗队员姆克尔蒂奇·波戈索夫勾结匪帮绑架富豪之子。得赎金后遭灭口，此事震动全党。我为此受严厉追责——引狼入室，确属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