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原纪录||侨领身先士卒 抗日救国做先锋

　　廿世纪初叶的砂劳越华社，在拉者政府的各种钳制手段下，虽不能公开支持中国的革命，但暗地里却透过各种管道，支援孙中山推翻满清的政治运动，正因为如此，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华人的侨民意识益加强烈，对中国政局演变的关心更甚从前，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加温，更使华社对中国前景倍加担忧。

　　2006年6月20日刊登

　　●海唇街门牌一号，在战前原是潮州公会的会所，后来援华抗日筹账会的办公室，也设在此座店屋的二楼，它的楼下与隔邻店屋，则是黄庆昌有限公司的所在地。

　　●身任砂劳越轮船公司董事主席的黄庆昌，借出了公司在海唇街河边的货仓，充作筹账会义卖场，筹得了大笔援华抗日基金。

　　●1937年的七月七日，日本藉“卢沟桥事变”向华发动侵略战争，图为引起中日大战的卢沟桥一瞥。

　　侨领身先士卒 抗日救国做先锋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之后，海外华人都引颈期盼中国能从此国富民强，奈何紧随而来的却是袁世凯搞复辟、各地军阀割据、国民军北伐和国共内战等乱局，老百姓们非但无法休养生息，国势更是大不如前。

　　当年大多数的华人，对国民党政府内部的腐败，有着恨铁不成钢的感慨，普遍同情代表工人和农民阶层的共产党，更何况在共产党发动的首次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共产学人流亡至新、马各地，他们后来投入了文教界，还在群众中散播左派思想，这股政治新思潮冲击了本地华社，很多进步青年，特别是接受华文教育的知识份子深受其影响，而对当时的社会展开了批判与斗争。

　　华社内部的大多数侨领、商家和社团领导层，则较倾向于继续支持还在执政的国民党，如此一来，左右两大阵营渐渐的在华社内部酝酿成形，就在此时，日本军国主义于1937年藉着“七七卢沟桥事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此举激起了海外华人的怒火，于国难当前，双方搁置了彼此在政治信仰上的分歧，同仇敌忾的把枪口一致朝外，掀起了反日和“爱国救亡”的滔天浪潮，热血填膺的人们在各地筹账会的号召下，捐献出大笔金钱援华抗日，不少华侨青年更义无反顾的投奔中国，加入了抗日战争。

　　●拿督黄庆昌遗照。

　　●诏安属大老陈三元亦是筹账会的副主席，他在日治的翌年，因担忧局势而使糖尿病恶化，以致不幸身亡。

　　南移华侨不忘祖国 慷慨解囊同心抗日

　　1937年的八月十五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席陈嘉庚，召开了当地的“侨民大会”，率先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账会，向华社发动大规模的募捐，筹集资金支援中国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紧接着南洋各地的华社，也迅速的成立各自的筹账会。

　　黄庆昌抗日骨干

　　仅一海之隔的砂劳越华社，向来与新加坡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砂劳越华商商会（古晋中华总商会）的领导层，在得知新加坡成立筹账会后，一些关怀中日战局的商会领袖，在与当时的主席黄庆昌商议后，决定以中华总商会的名誉，广邀华社各属侨长和社团领袖共商成立援华筹账会的事宜。

　　赴会代表们即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作出了严厉的谴责，一致通过成立古晋筹账会，推举商会主席兼福建公会主席黄庆昌为筹账会的主席，代表潮州公会的陈木林、福建公会的陈三元和广惠肇公会的李永桐则被选为副主席，同时尚有十九位各属公会的领袖，包括丁尊三、梁其钟、刘友姗、刘振藩、张运琚、许聪思、王观兴、蔡木兴、郭有光、郭锡逢、蔡任之、陈作猷、涂耐冰、张运英、陈汉光、林从周、田贵宗、黄友谦和陈平石为委员，分组推动各种援华抗日的事宜。

　　祖籍福建金门的黄庆昌，1890年出生于古晋，年少丧父，母亲朱金娇是他父亲在南洋所娶的第二房妻子，他自小就被送回金门，交由寄居在娘家的“大妈”，即其父亲在家乡所娶的元配抚养，直到15岁时才重返古晋，与守寡的母亲朱氏相依为命，进入圣多玛中学修读英文。

　　靠着帮人打家庭工，和养猪来供儿子读书的“黄妈妈”，还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先生嬷”，擅长于医治儿科疾病的民俗疗法，因而深得古晋华人总侨长王长水家族的信任，成了王府专用的家庭儿科医师。

　　黄庆昌在中三毕业后，先投入英资的“慕娘公司”任职，后来跳槽进入王长水家族与政府，和慕娘公司合资的“砂劳越轮船公司”工作，随着又担任过短期的公务员，但不久后便挂冠而去，投入王长水的公司服务。

　　工作态度勤奋，为人谦虚好学的黄庆昌，深获东家王长水的赏识，并把长女王秀英许配给他，过后黄君自行创业，先与友人在沐胶合创“长庆安硕莪粉厂”，继而在古晋开设“庆安土产出口商行”、“联庆京果进口公司”，由于长袖善舞，名下各公司业绩如有神助般蓬勃成长。

　　成立“古晋华侨筹账会”

　　黄庆昌在1924年，于古晋海唇街门牌2、3号，创设联昌银行，益使他的商业王国更形兴旺，过后他把事业跨出砂劳越，伸延到南中国海彼岸的新加坡，开创“庆隆公司”，专事进出口土产业务，很快就跻身于狮城的殷商之列，1935年联合新加坡的七名华商，设立了新加坡大华银行。

　　事业如日中天的黄庆昌，在战前非但与拉者王室的关系深笃，也是备受华人社群崇敬的领袖，除了担任古晋福建公会主席要职，还是华商商会的主席，是位急公好义，关怀社群教育、文化和福利的儒商，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他在新加坡的商业友好陈嘉庚成立筹账会，疾呼华社支援中国抗日的正义战争后，他也责无旁贷的以古晋华人最高机构“华商商会”的名誉，召开了“侨民大会”，广邀各属侨长和各华人社团领袖参与其盛，即席成立了“古晋华侨筹账会”，众望所归的挑起主席的重任。

　　●潮属大老陈木林亦是筹账会的副主席，他因此曾在日据时被扣留。

　　●中日大战爆发后，海外华人纷纷献金援华，图为爱国小贩郑潮炯不辞舟车之苦，跑遍全马各地，疾呼各界慷慨解囊，援助中国受难同胞。

　　抗日呼声渐响 日寇入侵遇挫折

　　古晋筹账会的三位副主席中陈木林（1897—1985），是战前的潮属侨领，他在少年时，从潮州的乡下南前古晋投靠其叔父，也就是七哩三合兴的港主陈戊辰。

　　年少有为

　　于叔父的安排下，陈木林先在七哩三合兴天主教学校当插班生，并在课馀时间，于叔父的杂货店“福生”宝号里打杂，他仅念了几年英文书就辍学，正式在叔父的店里学习经商之道，1920年，他租下古晋甘蜜街门牌3号的店铺，开设“丰裕公司”，经营米粮杂货与土产买卖。

　　鉴于在商界信用昭著，赢得顾客与供应商的信任，业务鼎盛，鸿图大展，陈君赋性慷慨豪放，任侠尚义，商馀亦积极的投入社会公益、慈善及教育工作，廿世纪卅年代时就已崛起为华社领袖，在1935年受第三任拉者委为潮属侨长，翌年中选为古晋潮州公会主席，也因此在侨民大会上被推选为筹账会会的副主席。

　　积极募捐抗日

　　任内他频密的出席了各种筹款集会，时有登台作言辞激昂的演讲，有力的鼓动了民众援华抗日的情绪，而另一位副主席陈三元（1883—1942），则是福建省诏安属的侨领，他年少丧母，跟着鳏夫身份的父亲陈杰荣，漂洋过海到古晋来谋生。

　　自小在古晋圣多玛学校接受英文教育的陈三元，于严师的督促和本身的勤奋下，英文造诣深厚，是早年华社少数懂得英文的“菁英”之一，加上他与当时声望显赫的王长水家族有着近亲关系，所以在官场与商界搭建起了辽阔的人脉关系网。

　　中学毕业后，陈三元获聘于慕娘公司，从文员一路升任至高级职员，后来他的母舅王长水与人合资开设“中华银行”，促他辞去洋行的职务，出任银行经理要职。

　　出师未捷身先死

　　廿世纪三十年代中叶，他斥资购开创了“陈三元公司”，代理冷藏食品和罐头等洋货，由于是“独市”的生意，创业后便一直维持着门庭若市的高人气局面，而于此同时他先后担任古晋华商商会主席，福建公会副主席等重要职位，且在1941年受拉者委任为砂劳越非官方国会议员，只可惜随后日寇侵占砂劳越，他因挂虑时局而终日郁郁寡欢，致使其糖尿病迅速恶化，在1942年的农历除夕夜撒手尘寰，享年五十九岁。

　　筹账会成立后，属下各小组于各自领导人的带动下，随即如火如荼的向广大社会大众，发动形形色色的募捐活动，且通过各类文娱节目、报章上的抗战文学，鼓吹抗日救亡思想，而一时间援华抗日的呼声震彻云霄，左、右两派联手合作，把这场社会运动推向了最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