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如其不听”？还是“如其听”？

　　《历史的回顾》所提到的这次会议，是在牙弄村周恩来居所召开的。

　　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等7人。那么，这次会议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呢？其实，这个决定没有什么神秘，也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内容。正如徐向前在回忆中所述，这个会议的7名与会者都同意已拟好的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报。这份由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联署的电报全文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㈠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㈡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㈢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廿五、[廿]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穑

　　九月八日廿二时[1]

　　除了详陈北上的战略意义和利害攸关之所在，这份联署电报还委婉地表达了“如果四方面军不愿意北上，党中央拟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之意图：“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廿五、[廿]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其时，红一军团主力已进至拉界（那盖）、俄界（高吉），先头红一师已进至白龙江峡谷的旺藏寺、麻牙寺，正拟向前探路前进，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要根据“张主席”定夺作取舍。如此，这个“右路军抽出”之“一部”，最有可能的不就是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么？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如果张国焘对党中央的北进部署还有疑虑，那原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可以先行一步，为主力探路开路。

　　而就在徐向前、陈昌浩当晚与中央领导人一起开会并形成决议的同一天里，张国焘至少还发出了两份“密电”——都与南下有关。

　　电报之一——令“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电。

　　这个电报全文如下：

　　徐、陈：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朱、张

　　八日二十二时[2]

　　考虑到该电签发——编码——排队——发电——收电——译出——签收的时延，徐向前、陈昌浩与中央领导人在一起开会时，还收悉不了这份电报——他们最早也得次日凌晨以后才能知道这份电报的内容。

　　这个电报是要已经前出探路或正拟跟进的“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而且“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不光是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部队要南下，就是一方面军的部队，也要南下！

　　看来张国焘是主意已定。

　　看起来好像主意已定的张国焘，当天还有一个给左路军后方部队指挥员、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詹才芳的电报，其性质，那可就是非常严重了！

　　这就是电令之二：一份迄今仍有很多争论的密电——令詹才芳扣留军委纵队电。

　　这是一份迄今仍有很多争论的密电，全文如下：

　　才芳：

　　甲、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朱、张

　　八日[3]

　　这份电报引发的歧义很多，作出判读需要详析相关地理要素及其他相关情况。

　　详研了相关地理要素（包括实地踏勘有关路线）和其他相关情况后，笔者提出如下综合判读意见与各位方家商榷：

　　㈠首先，这份电报的存在和真实性是无可质疑的——最近有人撰文对这份电报的真实性提出置疑，但这是毫无道理的：这份电报是从红军总部留存文电档案中找到的。如果有作伪造假，那也只能是红军总部电讯部门在作伪造假！而当时在张国焘控制下的红军总部电讯部门，没有任何理由要生造出这样一个对“张主席”极为不利的“密电”出来！

　　㈡学界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张国焘的这份“密电”中的“军委纵队”是左路军中的“军委纵队”，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一，左路军中的“军委纵队”就是红军总部，当时就跟朱德、张国焘在一起，张国焘用不着让远在马河坝——马塘一线的詹才芳“飞令”其返回并予以扣留；其二，张国焘该“密电”中“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这个具体指向是毫不含糊明白无误的！而蔡树藩和军委纵队一起，是于次日晚上从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阿西茸地区随党中央一起北上的，这是无可置疑也无法颠覆的历史事实。

　　㈢目前大多数研究文章和史籍都认为这份电报中的“如其听……”系“如其不听……”之误写或讹译，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右路军北上时，蔡树藩所率军委纵队在右路军左翼部队行军序列中（均系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由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而要执行“飞令军委纵队返回”且“予以扣留”任务的詹才芳又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马河坝、马塘、梭磨一线——如果蔡树藩“不听”，詹才芳是无法将其“扣留”的！

　　㈣右路军进入草地后，军委纵队并没有跟党中央在一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是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总指挥部一起随右路军右翼部队行动的[4]），而在在目前公布的电报中，又均未发现迄至9月9日前军委纵队发出的电报或徐向前、陈昌浩向红军总部报告军委纵队行止位置的电报，由此或可推断：军委纵队电台此间有可能一直没有开机工作[5]。张国焘在签发该电时，有可能还误认为军委纵队尚在草地行进途中，并未到达巴西、阿西茸地区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会合，所以才发出了这份多少有些“撞大运”成分的“追回军委纵队予以扣留”电！而实际上，军委纵队已于9月初进至了巴西、阿西茸地区，若要“返回”马尔康、卓克基地区，需要7～10天行程，除了重过草地外，还要翻越打古、昌德、长坂三座雪山，而张国焘在9月8日发出这份“扣留军委纵队”的“密电”时，并不清楚军委纵队的具体位置——甚至不一定清楚詹才芳的具体位置。[6]

　　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的电台分布情况：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际，中央红军共有电台12部，红四方面军共有电台5部。而迄至9月10日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时，留在左路军和右路军南下部队的电台共有12部，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带走电台5部，报务员23人，见习员4人，机务员3人，机工2人[7]。其电台分布情况为：随党中央行动1部电台（29分队），军委纵队1部电台，红一军团两部电台（率先头部队前进的林彪和率主力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等机关、学校北进的聂荣臻各1部），红三军团1部电台（23分队）[8]。

　　㈤左、右路军于1935年8月底～9月初陆续开始北进后，在马尔康、卓克基、马塘、黑水尚有许多后方机关、医院和部队，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王宏坤、洪学智组织转运伤员的后方机关、医院和部队大致位于打古、昌德、芦花、扎窝地区；詹才芳指挥的红三十一军一部、红三十三军及二十九、二六九团大致位于江贡玛（当时译作“石匠宫”）、马河坝、马塘、刷经寺、梭磨、杂谷垴地区；倪志亮、周纯全指挥的红三十二军、红九军后卫部队和红三十一军一部大致位于松岗、马尔康、卓克基、梦笔山地区。这三个地区的指挥员虽然均配有无线电分队，但从此间红军总部与之联络的有关电报分析，这些指挥员和所率部队时常处于移动中，而且有可能因雪山阻隔等原因，无线电联络并不适时通畅，红军总部也时常无法弄清这些指挥员和部队的确切位置，有关电报常常需要互为代转。[9]

　　综上所述，这份“扣留军委纵队”的真实性及其内容涵义，基本上无可置疑。

　　这份“扣留军委纵队”的电报，性质极为恶劣——这不就是“犯上作乱”么？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说明：这份电报虽然署名“朱、张”，但可以肯定地说，这绝不可能是朱总司令同意的！

　　最后，我们需要对所谓“密电”作一界定——

　　红军总部是党中央领导下的红军最高指挥机关，在左、右路军分开行动之后，红军总部对左、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指挥、调动均应当上报随右路军行动的党中央，并取得党中央的同意。凡是应当向中央报告而未报告，单方面向左、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指挥员下达的重要命令，即为“密电”，尤其是与党中央方针和决策严重相悖的命令。而从现存档案（如凯丰长文《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及红军总部和前敌总指挥部电讯部门负责人宋侃夫、王子纲等人回忆来看，在这段日子里张国焘曾向前敌总指挥部首长发出过多份应向中央报告而未报告的重要电令，严格地说，这些电报都符合“密电”定义。而9月9日导致中央单独北上的那份“密电”，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因此，从9月3日至9月9日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那段日子里，张国焘与前敌总指挥部首长之间的“密电”是一堆而不是一份！

　　比如，9月8日白天张国焘令徐向前、陈昌浩准备南下的那个电报，就属“密电”之列。虽然徐、陈首长向中央汇报了该电内容，但并不能因此而抹去张国焘该电的性质。而且我们还不能不遗憾地道出一个事实：徐向前、陈昌浩在同日上午9时致朱德、张国焘那份“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的电报，实际上也具备“密电”的属性。

　　张国焘主意已定，密电频频，那么党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又该何去何从呢？

注释

　　[1]《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负责人关于左路军应立下决心改道北进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1935年9月8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67～第6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张国焘关于红一、三军停止北进、准备南下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令（1934年9月8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张国焘关于扣留军委纵队致詹才芳的电令（1935年9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聂荣臻关于部队行动情况致林彪电（1935年8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第64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

　　[5]这段时间里，甚至党中央和军委电台也很少工作。从目前收集到的电报来看，除了8月24日向朱张传达毛尔盖会议基本精神和9月9日晚致朱张和徐陈要求贯彻北上方针的两电外，党中央致朱张的电报都是与徐、陈首长联署发出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都是用前敌总指挥部电台发出的。

　　[6]张国焘在9月9日10时致倪志亮、周纯全电中尚在询问“才芳、宏坤及你们现在何处，部队位置如何”（《张国焘关于南下部署致倪志亮、周纯全电（1935年9月9日1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革命战争时期》第47～第48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8]《红军陕甘支队通信兵组织序列表》，《通信兵·表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陈士吾《跟着军委长征》，《通信兵·回忆史料⑴》第7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1997年4月第2次印刷；《夏洮战役计划（1935年8月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3～第60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夏洮战役计划（1935年8月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3～第60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朱德、张国焘关于坚决巩固杂谷脑致詹才芳等电（1935年8月8日1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16～第61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前敌总指挥部关于右路军行动计划的命令（1935年8月10日8时于毛儿盖）》，《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19～第6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朱德、张国焘关于右路军北进致徐向前等电（1935年8月15日1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朱德、张国焘关于我军北进部署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8月19日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朱德、张国焘关于左路军出查理寺班佑问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8月1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3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朱德、张国焘关于左路军向班佑集中与右路军靠拢北进致倪志亮、周纯全电（1935年8月3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49～第6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朱德、张国焘关于第二纵队巩固现地致倪志亮、周纯全并转王宏坤电（1935年9月5日1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61～第6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张国焘关于南下部署致倪志亮、周纯全电（1935年9月9日1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