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宣传运用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有效推进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而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然而,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之路并不顺利。在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早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绝对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20世纪30年代初,毛教员为了反对当时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评了“惟书”“惟上”的错误思想,明确提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先导。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毛教员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了《实践论》《矛盾论》,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指出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这两篇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光辉文献,表明毛教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教员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1939年至1940年,毛教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先后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完整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1941年到1945年的全党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大力提倡调查研究,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整风运动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通过这次全党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共识。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深入工人群众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没有提出“大众化”的概念,但在实践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阶段。1938年10月,毛教员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课题的同时,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他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全党的整风运动前,为了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教员等中央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结合起来,用明确的、通俗易懂的中国语言形式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文章。如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5月陈云发表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从9月起,张闻天连续发表《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略谈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等若干篇文章,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读物。这些文章从篇名到内容都浅显易懂,文中语言生动活泼,言简意赅,受到广大党员的喜欢。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影响深远而广泛。《大众哲学》以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的事例,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认识论内容,并将深刻的哲理寓于生动的事例之中,通俗易懂,启发引导了大批青年去探求真理,找到了认识和改造旧中国的革命道路。《大众哲学》自1936年初在上海初版后,不断流传到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的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以后又多次修订,至1948年共印行30多版。1937年艾思奇到延安后,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任教。毛教员对艾思奇和他写的《大众哲学》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一时期,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用通俗易、生动活泼的语言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如陈维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胡绳的《哲学漫谈》等,都曾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2.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知识分子热情高涨,在宣传民众和组织民众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为了争取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投入到抗日民族战争中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1939年5月,毛教员写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阐述了知识分子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和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重要性他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同年12月,毛教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毛教员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我们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引导他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教育下,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前进方向。
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后,在党的教育帮助下,广大知识分子党员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教员著作,学习党的历史,系统地全面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严肃而又实事求是地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运动教育了广大知识分子,初步改造了他们的世界观,使他们从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
在整风运动中,延安文艺界暴露出一些问题。文艺界人士中有一些人对群众缺乏了解,轻视实践,脱离群众;一些人有较严重的唯心论、教条主义,满足于空想、空谈;一些人主张艺术脱离政治,艺术高于政治。这些错误思想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此外,在文艺界内部,还存在着一些长期积累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现象,包括宗派主义等问题。为了纠正文艺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形势下召开一次文艺界的座谈会,通过深入讨论系统解决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统一文艺界的思想认识。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5月2日第一次大会上,毛教员作了“引言”的发言。在5月23日最后一次大会上,毛教员又作了“结论”的总结发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对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献,不只是阐述了新的文艺思想,更重要的是具体阐发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感情以及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与转变问题。毛教员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文艺工作者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自己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同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面貌和心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讲话》还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毛教员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革命文艺,只有为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服务,才会有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同时,毛泽东又指出,虽然'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文艺是通过自己的特殊规律来为政治服务的。取消文艺的特殊规律,也就取消了为政治服务本身与此相联系,毛教员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在这两个标准中,“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绝不意味着可以轻视艺术标准。毛教员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文艺批评只有既注意政治标准又注意艺术标准,把政治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才能得出科学的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地提出革命文艺必须确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艺工作者要改造世界观,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阐述了政治与文艺的正确关系,澄清了文艺问题上的许多错误和混乱,使中国革命文艺有了明确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向。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艺单位和许多作家,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批评了脱离实际,脱离广大工农兵群众的错误方向,检查过去的缺点,批评各种非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广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教育下,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他们到抗日战争中和群众斗争实践中去锻炼自己,逐渐克服了自身弱点,增强了革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运用文化艺术等载体开展思想教育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指导鼓励下深入农村、工厂、部队,深入抗日前线,坚持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文艺工作呈现出新的气象,运用文化艺术等载体展开了更加广泛、更加深人的思想政教育,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的发展。
1943年春节期间,群众性的秧歌运动搞得热火朝天。鲁迅艺术学院、部队艺术干部学校、西北文工团等单位组织了大规模的秧歌队深入基层群众中进行演出。这些秧歌队演出了《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等小型或中型剧目。每次演出,秧歌队走到哪里,群众就跟到哪里,场内场外,观众和演员的感情融为一体,场面十分动人。这次延安春节秧歌运动,推动了文艺运动的发展,实践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
在延安春节秧歌运动的基础上,各地的群众文艺创作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根据地建立了许多俱乐部,组织起业余剧团,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一些专业的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创造出许多反映时代特征的优秀文艺作品。在这些文艺作品中,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新的文艺作品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大众化的语言,创造了许多像秧歌、戏曲、民歌、小调快板、诗歌、歌曲等艺术形式,讴歌广大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出现了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马可的《夫妻识字》,战斗剧社的《刘胡兰》,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评剧研究院的《三打祝家庄》,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马可的歌曲《南泥湾》,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小说《芦花荡》《荷花淀》等许许多多优秀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与过去相比较,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艺术形式在生产、练兵、行军、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经过改造提高的文学艺术形式也丰富了党的思想教育的载体,使党的宣传鼓动更加贴近现实、贴近群众。运用这些文学艺术形式,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教育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很好地发挥了革命文艺的思想教育作用。
四、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
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整风运动中就开始了。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全党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不断发展。1943年7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为建党 22周年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指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在这里,刘少奇已经提出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并用毛泽东思想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要求。
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接受并在党内展开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在党的七大前后,党的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王稼祥、邓小平等都通过撰写文章、发表讲话,阐述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这对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也在报刊发表文章,编写出版书籍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
党的七大前,国内就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上海图书馆藏本《毛泽东选集》,约编于1942年5月以前,书内辑录毛教员1927年至1941年间的著作12篇。1944年5月,晋察中央分局委托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了首版《毛泽东选集》共5卷,收录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毛泽东在全面抗战时期发表的。这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套《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后,不仅在各解放区广为流传,印行了各种版本,后来还在香港、大连等地出版,造成全国性影响。毛教员著作的大量出版,对于传播手泽东思想,帮助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了解、掌握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重要条件。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反映了党的理论水平的极大提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对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全党的行动,实现七大制定的党的政治路线,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为此,七大号召全党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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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第332页、第335页
《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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