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怎么办》学习笔记6：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建立

　　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一个能把所有一切政治上的反对态度、抗议和义愤的表现都汇合成为一个总的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政治领袖领导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是经济派完全不需要的。

　　一、 政治运动的手工业方式

　　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拿1894-1901年间的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活动情况来做例子。我们已经讲过，当时的青年学生都纷纷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自然，他们这样倾心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理论看待，甚至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理论看待，不如说是把它当作对于“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当做向前去进攻敌人的号召。于是，这些新的战士便在装备非常简陋、准备非常不足的情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是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准备的。他们跑去作战，正好象一些种地的庄稼汉只拿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一样。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别地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没有任何一个较为长期而有系统的活动计划，就直接去同工人联系，着手工作起来。

　　这个小组逐步的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也对它表示同情，捐出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一批的青年输送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规模也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的话，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同工人建立过并维持过联系和编印过传单的那些人，现在已开始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示威，已至采取公开军事行动。通常这种行动一开始，就立刻和完全遭到失败。其所以立刻和完全遭到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系统的，预先想好的和早有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依照惯例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增长；因为警察局自然几乎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的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经“露过头角的”主要人物的，它只是要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机会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起来，以便获得明显的罪证，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物留在狱外“进行繁殖”。

　　我们不能不把这种战争比做一群农民拿着木棒去进攻现代化的军队。而令人惊奇的是运动富有生命力，虽然作战的人这样毫无准备，但运动还是扩大起来，增长起来，并且往往取得胜利。固然，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装备的简陋在开始的时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广泛地吸收战士的条件之一。但是，当严重的军事行动一旦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军事组织方面的缺点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政府虽然在一开始表现过慌张，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斗争条件。把自己那些拥有一切精良的装备的奸细、暗探和宪兵队伍布置到相当的地方去。于是迫害的行动层出不穷，牵连的人日益增多，地方的小组往往被一网打尽，使工人群众简直失去了所有的领导者，使运动带有非常的突变的性质，使任何工作上的继承性和连贯性都无法建立起来，地方活动家们异常分散、小组的成分变幻无常，人们在理论、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缺乏修养和眼光狭小，这就是上述的那些情形的必然结果。在有些地方，由于我们缺乏镇静的态度和不能很好的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而离开他们，工人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了，常常被破获！

　　【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手工业方式】。缺乏实际修养，不善于做组织工作。全部革命工作规模狭小，不懂得在这种狭小的工作的基础上就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并且企图为这种狭小的工作规模辩护。机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都屈服于这种政治运动的手工业方式，不了解我们最迫切的首要的实际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固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

　　罢工对于那些参加罢工以及与罢工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可能是秘密的。但罢工对于俄国工人群众，却可能成为（而且多半成为）“秘密的”，因为政府总是设法断绝外界与罢工者的任何联系，总是设法使一切罢工消息都传不出去。于是就需要专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永远不能由参加罢工的那样广大的群众来积极进行的。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十分内行地”来组织。

　　我们社会主义者如果不能够防止警察把一切罢工和一切示威变成一种秘密的行动（而有时我们自己也没有秘密地准备），那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对群众所负的直接责任。我们所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也会从自己的队伍中提拔出越来越多的“职业革命家”。

　　二、 工人的组织与革命家的组织

　　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们对厂主和政府进行的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一定要与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同。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相反地，革命家的组织所应当包括的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所以我讲革命家的组织时，是指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而言）。既然这种组织的参加者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末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必说他们各种不同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这种组织内积极工作。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对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有这种初步了解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越广泛，我们对他们的影响也就越广泛，而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并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地推动。

　　组织里的成分既然很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所需要的训练，要比参加经济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一方面需要有广泛的成员，同时又需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怎样才可以解决呢？怎样才能使行业组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要做到这一点，一般说来，只有两种办法：或者使行业工会合法化，或者使组织仍旧处于秘密状态，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松散，使秘密性对于会员群众几乎等于零。

　　我们应当揭穿自由派活动家在工人公开大会上说话时会流露出来的一切调和的、“和谐的”论调。我们还应当警告工人，使他们不要陷入警察经常布置的陷阱中去，因为警察常在这种公开大会上和和合法团体内侦查“激烈分子”，并企图通过合法组织把奸细派到不合法的组织里来。

　　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使我们革命家卸除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一工作的发展是必然会供给我们越来越多的鼓动材料的。

　　只有真正扩大工人的活动范围，才能真正前进一步，凡是这样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我们，并且会加速那种不是奸细在其中找到社会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在其中找到信徒的合法团体的出现。

　　我们不能用合法化来解决建立尽量少带秘密性和尽量广泛的工会组织的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建立秘密的工会组织这条道路可走，而我们应当对于已经走上这条道路的工人给以各方面的帮助。工会组织不仅能大大促进经济斗争的发展和加强，并且能大大帮助政治鼓动和革命组织工作。

　　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设法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极广泛的政治鼓动，来揭露俄国专制制度所有各个方面和俄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全部面貌。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的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一种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区域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种种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确定的形式，也能充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并且执行得正像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免于一切宪兵的破坏，而使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得到巩固和发展。

　　有人反驳说：一个组织这样松散，根本就没有什么确定的形式，甚至连确定的、经过登记的成员都没有，根本就不配称为组织。也许是这样。我不太重视名称。但这种“没有成员的组织”能够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并且一开始就能够保证我们将来的工联同社会主义发生牢固的联系。

　　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不过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切实地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固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从建立一些好像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只是宪兵最容易破获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会两种目的都不能实现，就会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无法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

　　三、 职业革命家组织的秘密职能

　　革命家组织的职能究竟是什么呢？就拿德国人做例子。他们的组织包括了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可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又是怎样善于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怎样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呵！在国会中往往听见敌党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漂亮的民主主义者！你们只是口头上讲工人阶级的运动罢了，实际上出面的总是这些首领。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所谓从工人中间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册封的官吏还难得调换哩！”这是企图把“群众”与“首领”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坏群众对“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坚强性和稳固性，——但是德国人对于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却只是嗤之以鼻。

　　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只是因为它与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一切蛊惑人心的分子不断地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才得到了这样的发展和巩固。

　　而在目前，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危机的产生是因为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还没有获得充分有修养的、开展的、有经验的领带者的时候，我们的才子们却像民间故事中那个傻瓜伊万努什卡一样，带着深思的神情说道：“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这是很糟糕的！”

　　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不中用，因为它不稳固。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不管他们是学生也好，工人也好，只要他们能把自己造就成为职业革命家就可以。

　　一个人只因为政治上的幼稚，也可以成为蛊惑人心的人。我始终都要重复说蛊惑人心的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他们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因为不开展的工人不能识破这些以工人朋友的资格，有时甚至是真心以工人朋友的资格来讲话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在目前这种混乱和动摇的时期，在我们运动的面貌刚刚形成的时期，最容易诱惑群众的莫过于蛊惑人心的宣传，它使群众只有以后经过最苦痛的教训才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

　　我们的运动所以无法捕捉，正是因为它在深处有成千成万的根子。就“深处的根子”这一点来讲，现在也无法“捕捉”我们。虽然如此，我们大家都在埋怨，并且不能不埋怨“组织”被捕捉的情形，这种情形破坏了运动中的任何继承性。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笨人困难得多。无论你们怎样煽动群众来反对我，说我是“反民主主义”等等，我还是要坚持我这个意见的。

　　在组织方面，所谓“聪明人”，正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不管他们是由学生或者是由工人造就出来的都一样。而我认为：①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②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越加广泛，这种组织也就越加迫切需要，也就应当越加巩固（因为各种蛊惑人心的人诱惑群众中的落后阶层也越加容易）；③参加这种组织的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④在专制制度的国家内，我们越缩小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缩小到只吸收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与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参加，这种组织也就会越难“捕捉”；⑤而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间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越多。

　　那么究竟捕捉“十来个聪明人”和捕捉“百来个笨人”哪个更容易？这个问题可以归结到：在必须严守秘密的条件下，是不是可能存在群众性的组织？我们永远不能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没有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什么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争。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的手里，这并不是说他们将“替大家动脑筋”，并不是说群众不必积极参加运动。恰恰相反，这些职业革命家将由群众中间越来越多地产生出来，因为那时群众就会知道，单是几个学生和几个从事经济斗争的工人集合起来还不能成立一个“委员会”，为此还需要用多年的时间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时群众就会不只是为手工业方式的活动“动脑筋”，而会为这种培养工作“动脑筋”了。

　　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这绝不是说要把运动的一切职能集中起来。最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秘密刊物的情况，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加强起来。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使阅读秘密刊物，向秘密刊物投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散发秘密刊物的工作都几乎不再是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很快就会懂得，对于所发散的成千上万份出版物中每一份都来一套司法上的和行政上的官样文章，是很愚蠢的而且是办不到的。不仅刊物如此，而且运动方面的一切职能，直到示威为止，也莫不如此。

　　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绝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在各地普遍组织起来，使它们担负各种不同的任务。

　　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主要过错，就是我们由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而败坏了俄国革命家的威信。在理论问题上萎靡不振和动摇不定，眼界狭小，用群众的自发性来为自己的萎靡不振辩护，更像工联书记而不像人民的代言人，不会提出广泛的大胆的计划来使敌人也生敬畏之心，而且在自己的专门技术即与政治警察作斗争方面，也没有经验，笨手笨脚，——对不起，这样的人绝不是革命家，而只是可怜的手工业者。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