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第二章~第十一章

　　第1节.支持马来亚人民斗争

　　1965年九 三〇运动后，苏哈多口蜜腹剑暗箭伤人，很快地取得了政权。为了顺利登上宝座，他必须彻底铲除所有不利于他的势力，他不顾国家基本原则班查西拉五项原则，使出铁腕屠杀无辜，反共反华，以各种手段向华人开刀，禁止华人的一切活动，逮捕华人先贤，焚书坑儒，制造种族分裂、种族仇恨，进行排斥、侮辱、欺压、屠杀种种事件，华人无不感到胆战心惊，印度尼西亚华人遭到池鱼之殃，使华人生活在恐惧与痛恨的日子里，但是就在这样的非常恐怖时期，印度尼西亚其中一个较落后区域西加里曼丹的华族，敢赴汤蹈火冒险犯难，展开了一场为争取民族平等、民主自由的正义斗争，这是一场风起云涌的武装斗争。这场斗争鲜为人知，因为苏哈多政权怕星星之火燎原全国，因此封锁了这震撼人心的消息。

　　引起这场激烈斗争的风波是有其前因后果的，必须从武装斗争的导火线谈起，而这错综复杂的问题又恰好与婆罗洲的根源有关。

　　英国为了加强统治把北加分成三个邦即沙巴SABA、汶莱BRUNAI、砂拉越SERAWAK，实施民族“分而治之”又把三邦“合而治之”的策略。1961年5月27日，英国和马来亚总理东姑阿杜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提出构建“马来西亚”的计划，把砂巴、砂拉越和汶莱并入马来西亚，企图建立马来西亚联邦吞并三邦，扩张马来西亚领土，引起三邦人民尤其是华人的激烈反对。

　　1962年12月8日文莱人民党宣告武装起义，受到英军的残酷镇压，起义军领导人阿查哈里逃往菲律宾。

　　第2节、1945年印尼宣布独立后开始崛起

　　1961年在万隆顺利召开亚非会议，积极支持亚非人民反殖民地斗争，为此，苏加诺在亚洲新兴独立国家中以及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同时在国内因左派势力越来越得到人民的支持，为了稳坐江山，苏加诺意识到必须与左派势力合作，才能抗衡右派势力乃至势均力敌，因此他组成“纳沙共”内阁，在左派势力的推动下，他反对马来西亚组合执行殖民统治政策。高喊“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支持马来亚人民勇往直前的反殖斗争。

　　苏加诺只同意一项被称为“苏加诺—玛卡巴加准则”，即强调亚洲的问题应由亚洲民族自己解决。这项准则很明显被美英二国拒绝，因为这将挫败由伦敦策划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意图，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与美英之间便为此发生极大矛盾。

　　苏加诺纳沙共思想构建了印度尼西亚民主主义不可阻挡的新潮流，但是在冷战时期的政治主导下，特别表现其强权政治舞台的美国，针对不听从它指挥的国家到处煽风点火，尤其对印度尼西亚越来越对中国苏联靠拢，在高举反帝国主义旗帜下，是美国强权政治不可容忍的事，美国一贯通过强硬态度，如对越南、朝鲜、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的政治军事渗透参与，以突出它作为世界警察老大哥的形象和角色。站在世界各国政治舞台上，对这些不听话的小弟给与压力和挫败。制造分裂，达到篡夺政权投向美国，这就是美国的拿手好戏。苏加诺确在政治上有左倾现象，当然是美国寡头颠覆的主要对象。

　　1963年2月11日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式宣布与马来西亚断绝邦交。

　　第3节、砂拉越人民武装斗争的影响

　　1963年1月砂盟领导人叶存厚、杨柱中、黄纪晓来到西加坤甸，同年5月文铭权、黄纪作、林和贵、李玉兰、谢嫣素等重要领导人也相继来到西加会合。

　　1963年初，砂拉越华族革命青年大约五百名越过边界来到印度尼西亚，准备进行军训、建军和展开武装斗争。1964年3月30日以文铭权、黄纪作领导下，第一支武装队伍——砂拉越人民游击队（PARAKU）正式成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是由文铭权、黄纪作、杨柱中、黄纪晓组成，这支部队得到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政府的支持，并号召西加人民积极参加抗马志愿军。

　　这一号召得到西加人民的响应，华莪、孟加影、邦戛、山口洋等一带群众受到极大的革命斗争影响，纷纷参加抗马游击队和砂拉越革命组织，支持砂拉越人民反对和打击英国及其傀儡政府对马来西亚的组合。

　　第4节.政治矛头指向华人

　　苏哈多篡夺政权后，以反共为名，矛头指向华人，剥夺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这是符合苏哈多背后遥控者的政治框架，他的一系列行动得到美国老板的赏识，于是变本加厉进行一手军人专政。

　　1965年11 月10 日Ansor成员在锡江大使馆示威，并向商店住家进行破坏抢劫焚烧，1966年3 月卡比学生组织向雅加达、棉兰等中国领事办事处进行攻击。占领和接管学校，文教部决定书不得收留华校学生。亚齐暴乱者也乘机进行排华，华人被军方命令离开亚齐，各种华文报章、书籍、汉字、寺庙被禁止，甚至有些地方连小店与零售店也不准营业。

　　1967年柬义理有几百名 华人因抗议禁止华商而上街示威游行而被捕，一位示威者在监狱被军方殴打致死，华人要求取回尸体。

　　许多地方都爆发排华反华运动，焚烧、掠夺、枪杀华人事件频频发生，引起华人的不满和反抗。这些排华分子肆意妄为，因得到主子苏哈多军人的支撑甚至他们向中国大使馆人员开刀。1967 年4 月14 日，苏哈多统治者以“中国间谍”逮捕宁祥俞并被殴打致死，上万的华人以悲痛的心情把宁祥俞护送到安葬地，这些排华暴徒得到苏哈多政府和军人的支持矛头指向华人。

　　全国各地华人遭受到暴徒袭击，西加也不例外，华校关闭后尤其是山口洋及坤甸初中、高中学生教师，不甘学校被抢夺而不少坚守在学校，但形势越来越严重，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西加，禁止使用方言或华文 ，禁止五个人以上的集会谈话，殴打、抢劫、逮捕、绑架、烧杀、敲诈、勒索，暴徒上街高喊排华口号，“CINA BANGSAT”“CINA ANJING”“CINA KEMBALI KE CINA”非常恐怖，华人被糟蹋蹂躏，无法生存。

　　第5节. 苏哈多政府的排华条例

　　1965年西加省长是Oevang Oerai，第12军区司令利亚古都Riyancudu，边界军队行动司令是来自中爪哇第七军区迪波尼哥罗的苏巴佐准将（Brigjen. Supardjo）所领导，他是印砂战斗总司令，领导抗马志愿军。

　　1965年9.30事件发生后，苏巴佐准将（Brigjen. Suparjo）被调回雅加达，苏哈多宣布解散抗马志愿军，苏巴佐在雅加达被逮捕入狱，最后被苏哈多枪杀了。

　　1967年7月29日撤换12军区司令利亚古都，由有军事经验的维托诺Brigjen. Witono代替，从雅加达中央派来的特种部队，Kujang 320、330、541、642等兵种，山口洋的641营队，被派到边区。苏哈多政府封赏达雅族名流，剿共剿华有功的人给予名誉军衔，10位挂名司令，还得到武器，鼓励他们帮助围剿。

　　1967年12月6日苏哈多颁布关于华人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第14/1967号总统训令书，规定华人只能在家庭内与不公开范围内，按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举行仪式。华人的传统习俗孔夫子教Konghucu已被认为是不受印度尼西亚欢迎的宗教。

　　1968年底，有关整顿寺庙的4555.2-360号内政部长训令书。关于禁止中文书籍与广告的第02/SE/Ditjen/PPG/K/1968传阅档案。司法部长与内政部长颁第01-UM.09.30-80.NO.42共同决定书，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应拥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籍证书（SBKRI）。

　　苏哈多政府颁布的所谓新条例（Keputusan Residium Kavinet No 127/u/kep/12/1966用中文名字的印度尼西亚籍民的换名条例），企图扑灭华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在卡江的戴院（大院）Tayan一带小地区以及孟加映大片华人聚居的边界地区，进行排华政策，制造各种谣言污蔑中国政府和华人，挑拨离间种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利用达雅族驱赶边区华人，造成残杀华人的民族大悲剧。

　　第6节. 对华人社团领导人的迫害

　　“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山口洋军事掌权者向三发县侨领们施加非人道之迫害，他们发出通令凡属山口洋、三发与孟加影的各个 市镇之侨领理干事到军部报到，并在十二月二十日强令他们到山口洋市郊“荷兰桥”附近的“班渣西拉”会所集合，准备当天将这些侨领迁离山口洋。

　　市面上传说纷 纭，有消息说是将他们遣送回中国；也有传说是将他们运往荒岛，经侨领们一再盘问军事掌权者之后，得到的答复是奉省级十二军区司令的命令，要将他们載去坤甸 集中。这件事在西加华人社会中引起极大的轰动，白色恐怖气氛愈加严重。当天在“班渣西拉”会所前布满荷枪实弹的军人，十几辆大卡车停放在会所前。消息传出 后，山口洋市的华族民众自发性地不约而同前往上述地点，他们前来为侨领们声援送行。在“班渣西 拉”会所前一带聚集了数百名心情悲愤、沉重的群众，严肃地站立在会所前面以及街道两旁怒目以待。

　　侨领们到齐后，军人下令他们进入客车，侨领们一个接一个上 了车，山口洋中华公会主席林德山先生上车后坐在车窗前，开始晿起“团结就是力量”，顿时一呼百应，歌声响彻云霄。也就在此刻，轮到一位身体魁梧的中公干事 林石福先生走出来上车，但他却爬上客车头的甲盖上站立着，义气昂扬拉开嗓子向送行的群众讲话，号召华族群众团结起来，反对种族主义迫害……一个军人箭步上 前，爬上甲盖上用力一推……处于激昂的民众情绪，再遭点火烈燃，歌声与呼喊声混合一体，振荡上空……军人朝天开枪，并用枪杆压挤人群……在一片欢呼声和混 乱的局面中，车队在军人的押送下出发开往百余里外的坤甸市……。

　　在坤甸市，这些侨领们分别关押在杨氏公館、西河公館等几个前侨团会所，当局派了数名军人每天轮流把守，但对他们的饮食起居 不作料理，随之任之，病痛也得不到料理，这是极端排华的种族主义迫害罪行，明目张胆对人权之残踏。坤市一些市民通过关系每日三餐轮流煮飯做菜供给他们，并 给予各方面的帮助。

　　集中在坤甸市的只有来自三发县一带的侨领，未见其他县市的侨领被送往坤甸集中。可见这是地方军事掌权者各自决策的迫害行经。当时三发县 军事掌权者是一名叫怒灵的校级军官，此人心肠狠毒，极为奸险和极端反动排华，人称之为“笑面虎”。据消息称怒灵上校的原意是想将这些侨领载往坤甸集中，然 后再从那里将他们驱逐到荒岛。但军区司令不敢决定而任由那些侨领呆在会館而不作处理。经过几个 月后，军方也就任其各自回到原住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军方集中侨领和在山口洋班渣西拉大厦发生军人鸣枪驱逐送行民众事件，体现出华族高度团结之精神，有压迫就有反抗，民众不约而同自动会合送行的现象就是对反华排华迫害的无声反抗  。

　　根据黑名单调印共党、工会、农会、青年团、歌舞团、艺术团体重要人员，以后发展到关闭学校，华界领导人、中公人员、校委会人员、民间艺术团体等领导人或会员，教师等，发一张纸过来，写上被调去问话。那些自己去报到的人，以为呈报以后就可以回家了，可是就像日本抓人那样，去了就没放回了。这时一连串的人不断被投入监狱。比较灵通的被调就不去，但是军部有了名字，就成了通缉犯了。

　　第7节.危机四起，逮捕迫害印共人员

　　前副省委书记KEMEK被捕后，反复受刑拷打，手脚骨断被拉出去枪毙了，一起被枪毙的有省思想教育工作者Rudianto,山口洋县委Husaeni Zein,工会主席Guntoro等，越来越多的牺牲者。

　　西加党省委书记梭菲安躲过劫难，躲进了群众之家，后来时局越来越严重，在混乱不堪之际，大家都感到泥婆萨过河自身难保，侦探、叛徒、军人、社会上坏分子等像苍蝇一样，到处盯着，非常无奈，躲进未暴露朋友家的，晚上或早上天未亮就转移，几个月没见太阳，都躲出病来，甚至不能走路。

　　当时梭菲安在群众的保护下逐渐把组织转为地下活动，他的风险更大，危机四伏，有几次是被包围后惊险地逃脱险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般不跟人接触也不敢相信人。一些还来得及逃的已逃得无影无踪，有的到别的地方躲藏，被特务侦探叛徒发现的地点就马上派军人搜查，若人在家就被带走，若不在就把家人带走，很多都不得不从隐藏地点自动出来自首才放了家人。军人正追踪这位西加党最高领导人中央委员，还不见踪影，他在群众的保护下暂时还安全。

　　印尼其它岛屿的干部大都被捕了，只有西加省的最高级省委书记梭菲安受到保护，他还能起领导作用。当时印尼友族受苏哈多的压制、恐吓、宣传一般都以观看态度，有的甚至作为苏哈多帮手背叛自己的同志，帮助捉拿、屠杀印共和进步人士，华人不敢联络印尼人，所以革命斗争只限于华人，只一部分躲藏的印友族干部或从狱中解救出来的爪哇族干部Umar（牺牲）,Hasan（牺牲）,Asan（牺牲），sugiman(以后成了叛徒)参加了这场全印尼唯一的反抗苏哈多的斗争。

　　华族受到最严重欺压，有的反动分子乘机打劫，排华反华浪潮一浪高于一浪，把印尼民族分为原著民与非原著民，践踏华人的民主权利等等压迫行为,尤其是对西北加边界，制造达雅族与华族互相仇视，制造民族分裂，军人帮助进行种族大屠杀，清剿华人把华人逼到无路可走。印尼西加华人无法忍受这无理的迫害和耻辱,不反抗便受污辱和屠杀，穷途末路逼上梁山。印尼西加华人选择了不畏惧苏哈多血腥屠杀而进行反抗，这是西加华人参加革命斗争的主要原因。

　　第8节. 红碗事件的起因

　　1967年，究竟什么原因会引起西加排华大惨案？不少扑朔迷离不符事实的传言，在民主改革后很多人尤其是友族文化界及人权工作者，为了这未被解开的谜，他们参与了实地调查的工作。这是1967年反抗苏哈多斗争的历史揭秘，我们参看两个实地调查报告：

　　A: 第一资料。根据2009年出版的书名《SATU RUANG DUA TUAN》Sejarah Wilayah Perbatasan Entikong——Malaisia 1845——2009, Pengarang Triana Wulandari dan kawan“一屋两主”关于西加和砂拉越边界问题，书中写道：1967年4月前，传言说有几位达雅人的村领导人被华人共党游击队（GTK）绑架，然后把村领导人杀害了。

　　军方大肄宣传说华人游击队最残酷，我们必须消灭它，于是军人伪造刺杀达雅人的方式，在达雅族群中制造与华族的种族仇恨。1967年4月从中央新调派来的司令官AJ进行大清除行动，目标指向华人，并发动当地族群配合行动，最后他们的挑拨离间计成功了，村人便发红碗向华人挑战。1967年10月至11月对华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屠杀，未被杀害的华人便纷纷逃命，离开家园，移居或遣送到山口洋、日本沟、坤甸等地。

　　B: 第二资料。《Sejarah Kalimantan Yang Hilang》（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撰写人Muchlis Suhaeri，刊登在坤甸《婆罗洲纪事报》（Harian Borneo Tribune）2008年2月10日——28日的长篇报导，荣获2008年“慕达尔·鲁比士”（Muchtar Lubis）新闻奖。该篇报告文学很生动地书写了发生在1967年前后西加华人蒙受驱逐、屠杀的时代背景和前因后果，使西加华人确实失去了一代人。经过Muchlis Suhaeri的采访，从见证人和有关事件涉及的军方所得的第一手材料梳理出排华事件的真实过程，还原历史真相。

　　Muhlis Suhaeri写道:

　　军方策划达雅人反华

　　要怎样切断粮食供应和把边界的华人社群搬走呢？军方人员柴那表示：“唯一的办法就是策划让达雅人敌对华人，这是一个我不能说明的计谋，因为我不知底细，这是军区策划的。”

　　柴那指出，华人和达雅人生活在边界，与砂拉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成员有相同的生活方式，他们久已相互结合，从粮食到风俗，几乎毫无分别。　问题就在于， 如何把华人和达雅人分隔开来？有一个口号，“谁控制群众，谁就将胜利。”因此，军方就策划把华人和达雅人分隔。这就设计一个造成仇恨性的计谋。或用简单的话语来说，即如何让他人仇恨华人。柴那表示：“用何种方式我不知道，因为这是情报部的行动，不是我能说明的范围。”

　　苏哈多右派军人政权以宗教问题、种族问题、生命财产问题进行挑拨离间。

　　MuhlisSuhaeri写道:

　　有一些达雅族要员，也被军区司令苏玛迪准将邀请谈话。他们获得几项指示：第一，砂拉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是共产党；他们没有宗教，因为达雅族是印尼民族和有宗教信仰，因此达雅人不可与共产党人一同生活。第二，砂拉越游击队与北加人民军是砂拉越华人，干扰印尼地区的治安，其后果是达雅人的安全也被干扰，日常生活受威胁。第 三，砂拉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干扰治安，达雅人也必然受牵连而造成人命和时间的牺牲。与其消极牺牲，不如积极克服困难。

　　紧随着给予上述三项指示，达雅人日益感到受激励，特别是那些被第十二军区司令苏玛迪准将召见的达雅族名人，就更跃跃欲试。

　　MuhlisSuhaeri写道:

　　1967年9月21日《武装部队日报》有消息报导，在1967年9月3日，军方称有9位达雅人在孟加映华莪镇道姆村（KampungTaum）被绑架， 可能是被“支那共产党叛军”（GTK）所绑架。两天后，红帽陆军部队发现了9人的尸体。几天后，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司令部发言人在《武装部队日报》上表 示：“达雅人一定要报仇，血债血还”

　　当时，Sarwono少校和PietDamanik中尉（后曾任印尼驻菲律宾大使）就直接面见欧凡欧莱前省长（达雅人），报告9位达雅人被杀事件。欧凡马上大发火并拍桌子说：“血债一定要血还。” 人权组织调查报告。

　　有人追问Sarwono：9位村民和“德孟公”之死是不是军方的“人为策划？”以造成达雅人行动起来反抗砂拉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

　　原第十二军区情报局助理Sarwono WHD说：“哇，我不支持这一看法。如果说军方挑拨离间，我从未有下此指示，不过，也有许多总司令的措施不为下属职员所知。如果确有“人为策划”，可能是最高层的玩意，不为我们知道。”

　　军方进行第二次煽动

　　军方通过发布不符事实的消息进行第一次挑拨，并未取得成果。在孟加映县区的达雅村民对该事件 并没有什么反应。军方就进行第二次挑拨，发出消息说，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杀害了在孟加映TeriakMadang村落的名为德孟公（村长）Garanse的 达雅人。散播的故事说，他的身体被切割，在尸体上发现写上中文的字眼。

　　这就是苏哈多一贯的政治手腕，正如1965年九卅事件，他们自己的杰作而嫁祸别人，

　　根据人权组织调查报告说明，他们采访了当时参加示威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承认该被杀害的达雅人不是德孟公（村长）。“他是一位精神不正常的人，是军方故意用来作为牺牲品的”。2004年，因为这资料来源于达雅族见证者的真实性，破解了多年来他们散播谣言的秘密，因此该“法律援助机构和人权组织”（PB HAM）马上就被苏哈多解散了

　　第三章、西加印共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962年苏加诺总统积极支持砂拉越人民，反对英殖民统治下的马来西亚封建官僚买办集团成立的所谓“马来西亚”联合政府的正义斗争，还号召印尼人民积极参加抗马志愿军，在西加里曼丹地区成立一个军事对抗马来西亚的前线作战司令部，苏巴佐为前线总司令，准备协助砂拉越游击队展开抗马军事行动。

　　1964年初，在文铭权、黄纪作等砂共领导人秘密安排下，得到苏班德里奥外交部的协助，派十位到爪哇泗水的一处秘密军事基地，接受一个高级军官训练课程。经过三个月的严格训练后，他们回到西加里曼丹三发县的阿桑山( Gunong Asuan)。於1964年3月30日成立了第一支马列主义理论指导的人民军队－砂拉越人民游击队(Pasukan Gerila Rakyat Sarawak －PGRS )。

　　这支部队的建立是得到印尼外交部苏班德里奥派的支援。武器、弹药、医药、粮食等全由他们供应，他们派数位军官到阿桑山协助训练部队兼处理一些供应物质问题。

　　1965年9月19日坤甸会议之后，留在山口洋和坤甸地区的数百名人员，都在短期内被分配去东部和西部建立部队和基地。

　　在西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增加了人员，进行扩建，它设立一个总部作为统一领导和指挥的中心，领导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总部设在第三支队。总部的领导成员有：司令是杨柱中，政委是黄纪晓，后勤总务是李玉兰，谢嫣素是负责国内第一省的地下工作，林和贵是委员（暂留西部，原本安排去东部）。后来叶存厚到达双空后，经会议同意，总部的职务做了调整：叶存厚加入总部，并接任政委职，黄纪晓则改任副司令。总部的司令和政委，又兼负二支和一支的领导职责。

　　世界革命形势汹涌澎湃滚滚向前，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南半岛，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已在蓬勃发展并不断取得重大的胜利。这些已提供了有利的国际革命斗争条件,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鼓舞和推动砂拉越人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

　　1965年9 月30 日印尼发生政变，苏哈多篡夺政权，苏加诺被软禁，整个印尼政治形势完全转变为大规模反共反华，抗马反殖政策转变为联马反共，过去的朋友变为敌人反过来打击北加砂拉越的革命斗争，此时印共和北加当然也可以联手对抗同样的敌人。

　　1966年各地已开始大规模反共排华，西加也不例外，华总、校委、校长、教师、华人商会、工会等都被点上黑名单，山口洋邦戛三发孟加映华莪等地华人领导都被载往坤甸，他们激动地号召华人团结起来，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还高声演讲鼓励华人，他们全被载往坤甸甚至有谣言说要把他们载到布鲁岛，引起广大华人的不安和不满。

　　印共领导人逐渐醒悟地意识到，等待苏加诺的政治解决已无希望，必须团结那些正处在十字路口的彷徨者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斗争，于是通过可靠的联络员逐个联系，展开新的适合于白色恐怖下的工作方法，那就是执行严格的单线联系法，书信来往只通过联络员，全部改名换姓，必须执行严格的保密纪律，这是保证组织与个人安全的重要措施。

　　在极短时间内已经开始整顿、巩固、发展组织，培养了一批地下工作干部，派到山口洋、邦戛、孟加映等地区进行地下发展群众的工作，梭菲安领导西加党坚决走人民武装斗争的道路，并号召西加华人必须团结起来捍卫自己。

　　为了加强壮大自己的力量，梭菲安派人与砂拉越游击队取得联系，以后梭菲安和砂拉越领导人黄汉共同商讨对策，联手北加游击队。

　　第四章、我为什么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963年高中即将毕业，我们班上的同学一半已做好回中国的准备，我也考虑回国。这时，我班有位不多说话，做事稳重的一位男同学陈福意（已牺牲），他庄重地向我提出一个我不曾思考过的问题，他说：“你出生在印尼，你想不想为建设印度尼西亚而留下来？”我说：“我想回中国，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和理想。”他说：“中国是我们第二个故乡，中国人才层出不穷，人才济济，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崛起的中国，中国越来越强大。但是我们的出生地印尼，自独立至今还很穷困、弱小，非常需要我们印尼的华人，参加建设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不一定要回国才有出息。你留下来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我父母也赞成我回国，我多么希望回祖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想到我的诞生地，我的父老乡亲、我们广大的骨肉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好像听到慈祥的声音在呼唤：“你留下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光华轮开航的那一天，我站在坤甸码头向登上美丽堂皇的光华轮的同学挥手告别。我已下定决心，留下来参加建设印尼的行列。

　　从此，我开始认识印尼的政治动向，华族要参加政治活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参加左派的进步政党。我喜欢活动，什么唱歌、学习班我都参加，十多岁年轻的我朝气蓬勃，天真活泼，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我成了进步组织的一份子。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了，我们都还不知事情的严重性，我和朋友们接受邀请去山口洋看电影、看歌舞团的演出。几天以后才感到事情不妙了，好像有股黑暗势力向左派势力发动攻势，印尼发生了篡夺政权的政治变天，恐怖的血腥大屠杀大逮捕行动开始了，接着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开始排华反华舆论和行动，命令华侨总会、商会、学校校委、华人组织、各进步人士去军部报到，顺手牵羊押进监狱里，坤甸、山口洋的党及青年团负责人都被捕了，他们被押到坤甸监狱 ，较上层的领导人有的被枪杀被折磨致死，其他的病死饿死了也不少。

　　军部列了一大批黑名单，当时我不能公开露面了，在回坤的路上到处拦车，叫搭客下来一个个检查证件，我侥幸地溜走，他们检查好了我再溜上车。甚至在车上我碰见我认识而被逮捕的妇女会主席，他们被押去坤甸监禁，我心里七上八下，怕他向我一指就完蛋了，幸好她没出卖我。

　　回到坤市我家被搜查，因为我不在家所以没逮到我。我完全回不了家，身份变成完全非法了，他们在找我，我只好被还合法的同志带到群众家里住宿，又要这家父母姐妹都好心的才能住下。这家住了又迁那家，晚上或大清早由护送的同志偷偷地转移。

　　有一次我来到一位同学阿胜的家，早上四五点洗澡大便，然后关到房间里不能出来，早晚送饭，我晚上夜深人静才偷偷出来洗澡，就像自造囚禁的监狱，因为他家里人很复杂，上下船的工人进出很频繁。就像老鼠一样偷偷摸摸住了一段时间，我的脚开始酸软无力，但我非常感谢胜冒着生命危险收留我。后来又辗转到李燕（已牺牲）家，她爸妈和一家人是大好人。我两脚因太早太晚洗澡又没见太阳，患上风湿瘫痪，不能站起来走路，只能蹲着走，要求胡老师针灸吃药，病了好长时间。

　　有一天我转移到淑芳（已牺牲）家，和一位华裔支部书记阿平在一起讨论问题，决定晚上就要转移。当天早晨我们刚吃了粥，淑芳和弟妹们都出去了，门反锁。突然听见门外乱敲门声，我们知道不妙，我叫阿平快点从准备危急时逃跑的两块可翻开的木板里钻下去，他不钻，我没办法。门被撞开了，我们被带出客厅坐，一位华人邻组长守着我们，其他军人去屋子里搜查并从二层墙上挖出一大堆书。逮捕我们的军长看了我的居民证叫我坐下不要走，他说等下倒回来接我，然后带了阿平走了。

　　他们走后我问周围看热闹的小孩儿还有军人吗？他们说全部撤离了。我穿了鞋，关上门，马上离开出事地点，听他们说五分钟后他们再倒回来找我。

　　我毫无目的地只想赶快离开出事地点，越过大马路再走小路，结果走到死胡同，赶快出来走大路，刚好碰到我认识的朋友，我没告诉她我们出事，问她这儿有自己人的家吗？她指路给我，结果我进她指的那家，见到了交通员阿顺。他们悠闲地谈笑，看到我非常惊奇说：“你怎么跑出来了？”我告诉他们阿平被捕的经过，他们睁大眼睛望着我惊呆了。阿顺马上用脚踏车把我载到另一地点藏起来。

　　1973年姨母去监狱探望我的时候，才告诉我被捕时没抓我的真相。当时去逮捕我们的军人，是经常到我舅舅家修理汽车的常客，他跟舅舅要好，所以修理汽车都免费。我舅舅很爱惜我，他要求这军人万一刚好抓到的是我，就叫他释放我。逮捕我的时候，他从居民证中看到我的名字，他实现了诺言，还告诉我舅舅他救了我。

　　平被捕以后受酷刑拷打，打得死去活来， 1979年他非常坚强地活着走出监狱了，几十年不见，2008年刚好红英也来雅加达，我们三人相约见了面，多少话儿不知从哪儿说起，回忆过去多少事儿不堪回首。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不通，当时平为什么不从洞里钻出去？他回答我说：“我觉得我完全没有错，我为什么要钻洞逃走呢？应该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走!但他们真得太残酷了。”

　　当时狱中有一组刽子手最凶，阿平落入他们手中受到残酷折磨，用军车把他拖在后面，想逼他承认藏武器，叫他找枪支，平说根本没这回事强加于他，真岂有此理太过分地造谣诬蔑。狱中被打死的不少，有的受不了就上吊。在政治迫害下，这些无辜的人成了替罪羔羊。

　　捉迷藏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我们都很奇怪，究竟我们犯了罪杀了人吗？没有，反而是他们杀人放火强奸干了种种不可告人的罪行，却逍遥法外，升官发财。在西加挑拨离间达雅族弟兄向华人进行大屠杀，引起社会不安宁，是苏哈多同伙违反了班查西拉五项原则，篡夺苏加诺合法政府。

　　被上了黑名单变成不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藏的地点越来越少，在军人侦探穷追不放，紧紧地逼着我们，无法露面，找工作做事都不能，要高飞去外地没证件无法逃走。我们完全没有反抗能力，怎么办呢？只等着什么时候咻咻响的警车停在我们门前，双手被扣上就跟着走进鬼门关。眼看无数受害者在完全没有法律的庇护下丧生、失去自由。在此种无法忍受的政治迫害下，我们被逼上梁山，只有一条活路进山打游击，虽是危险的途径，但如果有活的缘分还可以活下来。

　　进山打游击，必须经得起非常艰苦的考验。谁不爱自己的家，谁愿意抛弃自己最亲爱的人去挨饿受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热爱和平，热爱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要不，我为什么留下来，不跟着同学们回中国呢？ “你留下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陈福意振荡人心的话语还在我耳边回绕，但他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了！

　　人世间的是与非，本是人所造成的。虽然是非常痛苦的经验教训，但是经一事长一智，希望经过这次自己同胞屠杀自己同胞的流血事件，不再重蹈覆辙。

　　第五章、西加革命酝酿游击战争的爆发

　　九卅事件发生后，还活着的西加印共党领导人梭菲安向党员、积极分子发出指示：“各自保安，等待苏加诺总统的决定。”大家都认为这是陆军内部经常发生的矛盾，不久将平静下来。然而局势越来越糟，许多组织成员、外围组织、进步人士、华族领导人等都被杀害被投进监狱。以梭菲安为首，其次是彭任能、陈武侠等领导人还未被捕，在彷徨中意识到苏加诺总统已失去自由，无可等待。终于决定从合法的议会斗争转入地下，反对苏哈多统治政权，争取民主自由的正义斗争。同志们除了一部分还能自由活动外，其他黑名单上有名字的同志都尽量躲了起来，他们躲在这家群众又转移到那家群众，这家暴露了又转移到另一家。

　　梭菲安等一伙人天天在躲避侦探，转移又非常困难，甚至曾被装进木箱里用三轮车当货物运载转移。因城市侦探多，军方的目标是从多方面搜索最重要的还未被枪杀的首领，他们还想把一切眼中钉一网打尽，以除后患。

　　大家都在无奈地等待局势好转，但是日夜不停地逮捕和屠杀，使党员、青年团员、积极分子、进步人士感到完全失望。为了找活路，因此觉悟到只有到森林中才能避开搜查逮捕，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针锋相对地解决苏哈多法西斯政权的残杀。

　　当时九卅事件后，第二把交椅的彭任能，主张搞卡江一带的群众工作，因为那边是彭任能的工作范围，还有一些群众未暴露，并且军警比较薄弱，他们也不太注意落后农村，尤其是达雅族群众。从那里还能打通东加、中加及北加，团结其他外省群众，进行反恐怖斗争。这样又能保存自己，不至于束手就擒，还可以让革命队伍逐渐壮大。

　　1967年，彭任能患上肺癌，他是黑名单中的重要人物，不能去医院医治而在群众家病逝，他的计划就此搁浅。

　　另一方面梭菲安、陈武侠等领导急于通过关系联系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上面已经分析过，因为砂拉越革命青年正掀起抗马斗争，苏加诺时期印度尼西亚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当苏加诺政权被苏哈多取代后，苏哈多军政把抗马变为联马，即联合英殖民主义的傀儡政府而对砂拉越革命者进行大规模围剿。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在印尼立足，受到印尼军和马军双方面夹攻，因此他们也在寻找可以联手的对象。

　　1966年6月印度尼西亚抗马自愿军司令苏巴佐，被苏哈多召回雅加达被监禁并被杀害，换炮兵驻扎在华莪军营，这些炮兵是苏哈多的忠实执行者，他们非常排华，用坏手表换胡椒，抢农民的种植物，有鸡抓鸡，有果采果，他们要什么拿什么，每天进华人园林敲诈恫吓，看到有中文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惩罚，甚至受拳打脚踢，强迫华莪华人无代价给他们修路或做其他劳役。华莪人民无法忍受军人的无理欺压，当时在砂拉越革命者宣传下，不少群众参加砂拉越队伍。乔治、鲁成等是砂拉越游击队分队负责人之一，他们组织当地人民进行军事训练，华莪青年20人接受一个星期的军训，从万诸介行路来了一百多位群众要求军训。

　　1967年4月，印尼地下工作者在昔邦联系到砂拉越搞后方工作的蔡国志，因此才联系到砂拉越领导人黄汉。西加领导人梭菲安、陈武侠、王明与砂拉越领导人黄汉根据互助互利为出发点，作出若干基本决定。准备展开革命武装斗争，建立武装根据地，命名“火焰山”(Gunung Bara)。留在白区城市里的地下工作者则展开地下活动，发展群众，筹备经济、供应部队人员。从城市到乡村，尤其是在北部华莪、孟加映乡村搞地下工作者陈鸿义（牺牲）、李松源（苏拉民已牺牲）周淑芳（阿兰已牺牲）、林文佳（阿林已牺牲）把北部边区村庄连成一片的红区。这一带的群众工作正在酝酿着游击战争的爆发。

　　7.13华莪飞机场事件

　　华莪(Sanggau ledo)是西加省山口洋市最北部的一个城市，从山口洋经白芒头、凹下再经过盘旋回转的山头小路到达孟加映，再上就是华莪。这一带到砂拉越边境是原始森林和蔓延不断的山。大概因为和马来西亚只隔着这堵青山墙吧，所以显得特别险要。华莪机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荷兰殖民政府建的，以方便军事联络，以后成了苏哈多前线军驻防地，这里有军事仓库,抗马时期储藏的苏联、中国、捷克、美国等各式各样武器。

　　当时边区华人一方面受砂拉越革命者的影响，另一方面对苏哈多反共反华暴行引起不满情绪，所以广大的华族乡村都秘密地掀起了反苏哈多斗争。1967年4月间，万诸介、孟加映、华莪一带群众斗争热情高涨，6月西加各地又上一批新兵，由砂拉越游击队军事指导员帮忙训练。

　　1967年7月13日得到情报说7月17日印尼军军头要来华莪察看，由于6月间华莪驻军内部常发生冲突事件，他们内部各集团拔枪相对，为了避免冲突，于是他们的上级便命令全营士兵，暂时把枪支收藏进军事仓库。

　　游击队缺乏枪弹，这是武装斗争的关键问题。为了补充枪支，必须从敌方获得武器，刚好火焰山领导人获得新的有利情报，给他们一个动手的机会，知己知彼是武装斗争最主要的环节，经过周密侦察仔细策划，经过领导上对情报分析的结果，认为在他们深藏武器在仓库的时候，敌方没有武器，正是夺取武器最好的时机，他们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967年7月13日作出战斗的决定后，便开始部署。7 月14 日黄汉、梭菲安、刘晓三位高级领导人傍晚到达华莪，15号下午3 时阿礼带来三位当地向导，正巧在15 号到16 号早上是掌握军火库钥匙的值班员，15 号下午5 点开始袭击准备，印尼方面参战的有：梭菲安、海涛、文多罗、艾芬迪、海洋。亚礼找来八十多位地方群众，至于行动计划为了保密他们并不知道情况，他们在乡间田野上紧急行动，在不平凡的黑夜中迅速按计划埋伏，等待命令。

　　第一阻击组剪断敌方电话线，埋伏在路旁，准备给援军痛击，第二阻击组向敌方营房移动，准备卡住军营与军火库之路，另一组已经在破坏军方的全天候操作的无线电台。凌晨1点30分传来了一声枪声，讯号枪打响了，灯光熄灭整个飞机场一片黑暗。

　　在战斗队指挥员的指挥下，领导执行任务的群找到值班掌管军库钥匙的军人打开牢固的军事仓库，缴获一百多支武器，50多支来福枪，50多支冲锋枪，几十盒弹药，都被运输的群众搬走了。梭菲安还特意留下纸条说：“对不起，我们借用你们的武器，打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动派。”

　　天亮之前抢军火大队撤回火焰山基地，安放在安全的地方。7月15日凌晨，就这样轻易地吹响了西加武装斗争的号角，挑战印度尼西亚苏哈多政权的武装斗争突然爆发了。当时参加飞机场战斗的，冒这么大风险的竟大部分是未受冲击的农村革命群众。

　　第七章、“火焰山”基地及部队

　　1965年九卅事件后，由于军人右派势力对印尼左派势力的血腥镇压，西加革命领导人梭菲安、彭任能及陈武侠总结了经验教训，虽然没得到中央的指示，但一致认为根据目前政治形势的发展，必须把过去错误的议会斗争迅速转为秘密的地下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并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以反抗苏哈多政权的政治迫害。因此便开始准备“安点”通往山区的联络站。

　　西加革命工作者在昔邦联系上砂拉越搞革命工作者，于是便开始铺道工作。从坤甸到山口洋及其乡村都有几个秘密站，这是通往火焰山必经的道路。另外是孟加映地区安排了好几位主要的群众工作干部，也在紧鼓密凑开辟一条通往武装斗争的道路。

　　1967年4月6日梭菲安和陈武侠，在华莪山区与砂拉越革命领导人黄汉等第一次进行会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和决定。

　　1967年4月16日由于苏哈多反华浪潮越来越疯狂，于是梭菲安在火焰山基地发表关于西加华人的决策，其中指出：

　　一、印尼革命运动必须根据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压迫,而非以种族观点即原住民与非原著民来看问题。

　　二、华族应成为斗争的积极分子，反对排华斗争；

　　三、必须展开长期的武装斗争；

　　四、配合全国与国际革命形势发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

　　五、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积极支持北加人民的斗争与加强合作。

　　具体路线是：

　　一、尽快培养各地区的华族干部以领导华族反抗苏哈多的排华政策。

　　二、反对自发性和宗派主义

　　三、呼吁西加华人要团结起来，联合砂拉越革命者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号召边区人民进行反围剿斗争。

　　1967年5月1日，梭菲安指示昔邦搞联络工作的王明、陈武侠上火焰山，与砂拉越领导人黄汉进行更进一步商讨合作的问题。

　　会议决定：

　　一．成立西加砂拉越联合部队即“火焰山部队”Pasukan gunung bara。建立火焰山基地。

　　二．军事方面由砂拉越负责。

　　三．成立宣传组，在火焰山部进行宣传教育。

　　四．后勤工作互相配合，巡逻、准备粮食、开辟稻芭自力更生等。

　　五．成立联合指挥部，黄汉为火焰山部队司令。

　　六．地方和内部工作各自处理。

　　火焰山总部有：司令员黄汉（砂拉越）、梭菲安（印 牺牲）刘晓（砂拉越 牺牲）；军事组组员：邓亚礼、鲁成、刘乔治（砂拉越）；宣教组：老何（砂拉越 牺牲）林英（西加）；医务组：文军、胡阿山（牺牲）、蔡惠娇、红云（西加 牺牲）；火焰山部队印尼队长艾芬迪（西加 牺牲）副队长山佐约（西加），政治部主任黄坤涵（西加 牺牲）、火焰山部队西加属下支部书记林英、民运工作爪哇人阿曼（牺牲）、阿山（牺牲）、哈山（牺牲）等，还有警卫队、运输队、生产队、侦探队、群工队等。

　　西加火焰山部队队员，他们都是因反对苏哈多政治迫害而走到革命队伍中来，当西加印共与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合作建立火焰山部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消息在华族群众中不胫而走，面对种族迫害下的西加华族群众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反对苏哈多反动政权的情绪不 断高涨，于是群众工作者在进行革命宣传时，他们热心地对革命武装斗争给予人力物力 的支持，年青人更毫不犹疑地进山参加打游击，他们大都不是印共党员，他们仅是被迫上梁山的积极分子，在昔邦经过训练筛选才上火焰山基地。

　　火焰山从名称上好似燃烧得非常炽热的山，象征着炽热的革命烈火。其实这地区倒像是冰山雪地，经常下雨，很少见到太阳。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要四、五个人才围抱得过的大树，仰望树梢是参天般的绿叶，遮盖着看不到天空的森林，所以气候非常寒冷。白天洗澡仅跳进溪里去浸一下马上穿衣，晚上更冷得想要烤火。为了激发同志们革命信心，所以取名为“火焰山”。

　　“火焰山”基地总部队员大约一百多人，分别住在三个大营房，围绕着中间居高处的一个营房，这里是总部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处所，营房中间是梭菲安寝室所在，有一张工作桌，桌上有收音机和打字机，梭菲安经常坐在这里工作、看书，晚上便点上油脂(darma)以代灯。

　　地板是部队队员砍来的圆小树，用藤绑上，铺上用长叶编织成的草席。一个厨房，炊事员在这里煮大锅粥。山下边两个大营房是战士们的驻扎地。从营房走下坡便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战友们在这儿冲凉洗衣，喝这清清的泉水。

　　白天大家执行各自的工作任务，每天晚上西加队员由西加文宣部林英领导展开学习，读毛主席著作或劳动报、政治文章，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山里没有汽灯，只点上达尔马油脂，油脂树在火焰山才有，只要砍了一个缺口，就能流出很多粘粘的树脂，碰到空气就变成洁白硬块的结晶体，晚上就用油脂代蜡烛，在油脂光下学习看书。游击队员行军到别处也经常携带当照明灯用。

　　火焰山附近不远处有稻芭，以自力更生的口号种上了一大片的稻禾。队员们经常轮流到稻芭拔草。因为处在大森林中，因此这里暂时还是安全区。

　　最初大批白区来的队员吃一碗稀粥还能支持，以后粥加蘑菇。根据有经验的战友说，只要蘑菇上有虫就不会有毒，我们的粥上都浮着无数的小虫，但大家都不在乎虫了，只要有得吃。男队员食量大，当然这一盘稀薄的粥一下子就消化完了，饿得饥肠辘辘的坚持着，他们有的便在运输或出外的时候找其他可下肚子的东西，榴莲核、蘑菇、野菜等，其中有山蒜，大树上结着的小颗圆圆的山蒜，像蒜头的味道，他们因吃了山蒜子中毒，有的中毒昏迷后经抢救能活过来，但有的肚子胀而死去。

　　除了领导人背AK和CEME外，女队员一般上有小型的士登(Sten)冲锋枪，男队员大部分是步枪，有的还没有枪，大家背着枪背粮食，去稻芭，行动比较困难，但枪不离身。

　　1967年10月13号保安站驳火事件发生后，稻芭和火焰山也相继暴露了，队员们在梭菲安和黄汉的领导下，转移到更高的“老何站”。老何站有一班队员的营房由老何负责，为了更安全起见再撤退到最高的“长凳栋”。这里的山居高临下，有一千多米高，山上只有狭窄的山顶，就在险要的顶点挖一个个能蹲着打的战壕，我们就蹲在这儿以迎接围剿的军队。

　　苏哈多军逐渐摸到总部的驻扎地，火焰山生产地还未收获就被军人发现了，虽还没来此地进行大围剿，但因缺乏粮食，要维持上百人的部队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梭菲安把大队分成小组，由各小队长带队在森林里坚持，跟军人捉迷藏。失去了群众撑腰，没有粮食来源，游击队完全失去战斗力，无法进行反围剿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周转后，梭菲安总结经验，认为我们只是躲藏不能反击，革命斗争是处在极被动地位，为了保存和发展实力重整旗鼓，因此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便把部队化整为零。

　　1968年初西加、砂拉越两股合一的部队终于分手了，黄汉带领砂拉越游击队离开火焰山，开回砂拉越第一省森林中坚持斗争，因形势所逼于1973年10月27日走出森林，放弃了武装斗争，1974年7月4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斯里阿曼行动结束，走出森林放下武器的人数共570人，尚留在森林里坚持斗争的战斗人员173人（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52人，和东部北加人民军133人）。因马来亚政府方面不断进行围剿，游击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粮食完全断绝，饥饿、牺牲和病逝，使部队人数不断减少，最后在1986年5月30日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16名队员全部在印尼境内被捕，西部武装力量完全消灭。东部北加人民军在洪楚庭司令员的领导下，最后坚持到1990年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结束26年的武装斗争。

　　1968年西加火焰山部队战士与砂拉越战友们分手后，西加方面生病的送回王明站，并且分批撤回白区，经过长途跋涉、跨越重重困难，终于再回到沿海区重整旗鼓，重新投入群众中搞群众工作。

　　战地这个背叛组织的队员，晚上在长凳栋趁队员们睡觉时候持枪扫射营房，这组队员有的被他扫死，有的逃脱。西加武装部队陷入苏哈多军队重重的包围中，把整个森林踏平梳理干净。在此危险困难的情况下，其他个别武装小组被迫尽量避开军人的围剿，也撤到第三站昔邦、木杆，脱下军装，重新走进白区搞群众工作。西加省委书记梭菲安在警卫员的保护下，也转移到白区乡村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队在农场一带山区周转。

　　第八章、10´13保安站的战斗

　　华莪附近群众不愿出去投降，就在大山林中盖起几座群众营房，建立一个保安站。保安站就是民兵站，就在离群众营约五百米处，当地青年民兵觉悟性高，已在民兵站前挖了战壕，民兵战士们守卫着群众站里的上千名老乡。

　　火焰山部队领导者梭菲安派我和医务组红云，帮助群众处理卫生健康问题。群众为了躲避苏哈多军人的屠杀，他们跋涉重山越林，老人孩子在这种坎坷历程，其情况非常糟糕，当时出现很多生病的、发烧的吐泻、胃病、风湿病、疟疾病、生疮的，有的走山路伤到手脚的、小孩头上生疮的，在森林被迫集中的情况下没有医生，医药极有限，伤口因苍蝇下了卵伤口腐烂虫在钻，红云非常细心地给他们处理，天天给他们洗伤口换药，生病的只能用针灸处理，以关心群众的病痛健康问题。

　　1967年10月12日离保安站半公里处，火焰山部队连长刘晓，带着一连战斗队，在驻营地准备吃粥。营地被发现，乔治排和围剿军驳火了。班长瑞荣、亚木、景胜、马里、惠根、尖兵张添等马上与围剿军驳火，军方五人被打死，游击队方面曾贤中弹牺牲。军方撤退，刘晓也下令撤退至保安站。

　　保安站在M字形山坡的左上峰，右山坡较矮而且有十字山路，右山坡还有民兵挖的陷阱，军方要来进攻必经山坡下爬上来，保安站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当刘晓带领战斗队来到保安站时。他领导部队队员重新挖好加深民兵挖的战壕部署战场，n字形的战壕，战壕前面插上树叶作隐蔽，有一株大树斜横在离战壕十多米处的山窝下，这是很理想的战斗阵地。

　　当时我因有任务在身也在群众站，同时帮助关照群众。我得知我弟阿世已来到保安站，好几年没见他，早上七点多我特意去保安站看望他，不上十分钟我已来到保安站，也亲眼见到了这准备作战的庄严阵势。

　　我和北加军事作战指导员刘晓握手见了面，他很谦虚完全没有领导人的架子，穿着整齐的军服，高瘦个儿,白皙的脸上有一双坚定锐利的慧眼。有经验的刘晓同志，一边指挥工作一边鼓励同志们的志气，士气很高。

　　早晨大家接受和执行各自的任务，乔治已带一队去巡逻，刘晓部署了工作便到山崖下冲凉。我弟阿世告诉我，等下可能会有一场战斗，因为围剿军已跟踪快来到这儿了，老刘已派人通知疏散群众。我怕群众未疏散，若打到群众站一千多名群众将造成莫大损失，我赶紧回群众站想帮助疏散群众，但刚走不远，枪声、吊炮就在我头顶的树干上爆炸开了，树枝不断掉下，当我回到群众站时，群众全都已疏散藏起来了。

　　事件发生后阿世告诉我，我刚离开保安站一会儿，站岗的队员阿影隐蔽在山坳大树下，看见军人马上往上爬回来，就报告说围剿军已出现，当时刘晓在山沟下洗澡，阿世迫不及待地从山上急急下去通知他：“刘同志，兵来了！”耳有点聋的刘晓未听清楚已被阿世拉扯上来，来不及穿衣服，他已知情况很严重了，即刻跳进战壕指挥战斗，小梅同志递给他毛巾围在身上，边打边穿衣服，就这样拉开了10月13号保安站最激烈的战斗帷幕。

　　阿香和阿影说，当时保安站的阵势是指挥员刘晓、老何站在中间，陈山(砂拉越)和阿香(印尼)站在左方弯角，艾芬迪站在右边。阿影补充说，参加者有良平、甘达、阿影、林松、阿然、阿世、阿香、小梅(女)、阿安、雅头、海洋、黄狗、惠根、阿拉、梅英(女)、莲英(女)、云山、小赖、李四、伟保。这些都是刚参加的印尼游击队员

　　几个队员用火药枪瞄军人，有的新战斗员还未发得枪支，他们就一边帮助有枪的队员找目标。军人爬上横着阻拦围剿军的大树上，马上就被打下去了，好几个掉进了铺好的陷阱，啊哟！啊哟！嚎啕大叫，他们不敢冲锋了，只匍匐着前行，一跨上大树又被瞄准的几个枪手射中了。艾芬迪打得好凶，他拿的是AK捷克新式自动枪，在战壕右角瞄准着打，军人不敢再抬头。他们的队长大声喊叫：“前进、前进！”但是军人不敢再冒险。

　　军人改用手榴弹投向保安站，不偏不倚落在挖好的战壕里，可能因为潮湿没炸开但还冒烟，指挥员刘晓急忙战斗员把丢进来的手榴弹拾起来向军方扔了回去，我弟弟阿世还扔了一个回去，陈山说他反扔了好几颗。当时丢进来的十几颗手榴弹，若在战壕里炸开可能死伤人数不可胜数，说也奇怪被反投掷回去的手榴弹都在军方开了花，死伤不少兵，哭叫声、喊妈声混成一片。只听到他们的上级逼他们“前进！”“笨蛋”的嚣骂声。他们拼命打吊炮，吊炮在近距离是打不到的，只听见在树梢的爆炸声和树枝折断了的声音。

　　阿世说虽然队员很多都是新战士，但在老刘同志的指挥下士气非常高，他一边打一边领导大家高喊雄壮的口号和唱语录歌:“打倒苏哈多！”“团结就是力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响亮的歌声压过了凄厉的叫喊声和枪声、爆炸声。这时一颗子弹打进陈山的胸膛，他受伤了。

　　阿香双手示意着对我说：“我和陈山站在左方弯角，因为他是这样抬起右手瞄准打的，军人的子弹从右方打过来。”阿香非常详细地向我比划着说：“当他中子弹倒下来的时候，我扶着他，把士美枪放下，红红的鲜血喷出来，还喷到我呢，我赶快撕下他一块衣角布，把布堵住枪伤口，血还在流，陈山的枪被没有枪的良平拿起来向军方射击。“

　　从早上八点打到下午二点，战斗了六个钟头，突然枪声停了下来，包围军撤退了，军方打了求增援兵信号弹。

　　阿影说：他们三百多个士兵不够还打三次信号弹求援，这时指挥员刘晓也打了个信号弹，乘围剿军喘息的机会命令战斗队赶快撤退。由向导伟保带队穿越山沟的时候，伟保被一颗流弹击中倒下滚进山沟牺牲了，他不是在战斗的时候牺牲的。

　　指挥员刘晓马上率领大家撤回保安站，然后在队伍撤退的后面向军方进行三面猛烈扫射，第二次再由雅头作向导带队向前冲，阿安背着受伤的陈山，全体队员安然撤退。

　　1967年10月13号的保安站激战，从群众探得的消息称，军方跌进陷阱和中弹的，死伤20多个，用几辆军车运载死伤者。

　　军方传言说：“游击队里有上千名中国志愿军，声势才这么浩大，不然哪有这么勇敢的战士在战斗中唱歌喊口号，我们仅几百人的军队哪能包围得住打得过呢？”

　　根据参加战斗的战士的叙述，那次参加战斗的大多是新战士，拿士美枪(自动新式机枪)的是比较有战斗经验的三位砂拉越指挥员和战斗员即刘晓、老何、陈山和西加的艾芬迪(火焰山队长)，加上几支步枪、火药枪，其他是手无寸铁的新战士，一共也只不过25位火焰山部队队员！这班进攻保安站的围剿军真倒霉，在回营的路上再碰上巡逻的乔治队又被痛打一顿，死伤几个军人。

　　第九章、幸运的陈山

　　高大黝黑的陈山(乌山)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队员，也是火焰山部队的一位班长。他参加了1967年10月13日保安站的战斗，就在激烈的战斗中第一次受了伤．在我的一篇10.13保安站战斗中已说明，就是陈山抬起右手射击，结果中了军人一颗子弹钻进胸部，站在他右边的阿香撕下他一块衣角布，堵住喷出的血，他拿的士美机枪被良平接过后猛烈回击。他在医务员白山的抢救下恢复健康。这是他第一次中子弹受了伤。

　　2010年我们去砂拉越取印好刚出版的《西加风云》，顺便也去会见砂拉越老友和过去的战友，非常高兴我和陈山相见了，几十年不见，谈起当时他受伤的情形他非常激动，他说当时被战士们抬进群众站，觉得身体臃肿膨大，原来受伤的胸部积满鲜血，后来医务员用银针帮他放掉谧积的血水才不大肿痛，回到火焰山基地则由白山义务组长给他打针医治到痊愈，只是因没有解剖的器械，子弹还深藏在胸部直到现在。

　　火焰山三号芭在一个广阔的稻田中，生产队被派到稻芭工作的同志正在用手拔稻田上的野草，这是火焰山部队自给自足粮食的来源之一，大家默默地工作，当时刚好我也在稻芭。陈山一手抱着机枪，正在给拔草的同志们站岗，他跳上已被锯下横倒的大树上来回走着巡逻眺望，他非常负责任地执行任务，每个角落都逃不过他的视野。突然他望见远处有人在蠕动，好象是自己的战友，他张开嘴巴大声喊：“雅……”喊声还未叫完，“砰……”不偏不倚一颗子弹从脸颊穿过，非常幸运牙齿舌头都没伤到还完好，有个同志马上扶起他，我们立刻钻进大森林中消失了。

　　回到火焰山基地，医务组长白山马上为他医伤口，当时医务员红云也协助医治白山。好了后脸上有酒窝，大家都笑他苏哈多给他留个酒窝作纪念，这次是第二次的幸运。当2010年我与他见面的时候，我摸着他的脸意味深长地问道：“你的纪念品还在吧！”

　　大家会感到非常奇怪吧，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他的生命像开玩笑那样神奇，在千钧一发之际保全了自己的生命。

　　第十章、“八三〇”部队

　　1967年7月15日飞机场事件后，地方武委主席温兰、农会主席陈贵华、雅子、陈亚添、周德福等六个人被抓到孟加映机场枪毙。

　　1967年8月1日从孟加映属下等地二十个地方乡村青年，每地派四、五位先进青年民兵集中在仙水港，在蔡高土屋附近进行军训，当时负责军训的是：鲁城和小平，他们训练了整整一个月。1967年8月24日，政府军到群众园里去采波罗蜜，被乔治带领的游击队员碰上了，发生驳火事件，打死军人几个，民兵伟贵、赖兰生被军人射击牺牲了。

　　华莪事件爆发，1967年8月25日政府兵烧双宾港、板堆，老人陈耀章、吴禄、吴川被扫牺牲了。

　　1967年8月26日黄添华、黄民添两兄弟屋子被烧，他们也被枪杀。蔡高土是仙水港村的负责人，对朋友非常热情，游击队员就住在他家屋后的树胶园，这村里的群众都是拥护者。

　　群众工作者李松源改名为苏拉民，他在这地区活动已经很久了，是这村的负责人。队伍日益壮大，部队进行军训，执行训练队员的是两个有经验的砂拉越战斗队排长乔治和鲁城。那时虽然大家都知道苏哈多的残酷手段，但因华人遭受到苏哈多的迫害，对苏哈多充满仇恨，另一方面受到革命烈火的燃烧，都抱着满怀革命热情投入革命队伍，青年人都急着参军,华莪、孟加映一带是红色区，形势一片大好。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领导上准备在孟加映区域成立部队。1967年8月30日，梭菲安、黄汉从火焰山基地赶来，陈武侠等也在仙水港。

　　1967年8月30日下午2 点，小平和鲁成教的队员八十人来到大操场，举行成立“八·三〇”部队仪式，梭菲安和黄汉就在靠近蔡高土附近山坡上的营房。参加成立仪式的有陈武侠、文多罗、小平、苏拉民、老柯、阿增等，还有不少群众都见证了部队的成立。陈武侠讲了很多话，小平说直到现在他的演说还非常清晰地耳边回响，陈武侠说“我们革命就像造一栋房子，厕所要先做好来，建成的房子若没有电灯就一片黑暗，房子做好了，厕所有了，进去一扭总枢纽的开关，明亮的灯就能把整个房子照亮。“八·三〇”部队就是电灯总枢纽的开关。”

　　蔡高土以嘹亮的歌声高唱：“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有一位群众风趣激昂地说 ：“城市人都敢放弃一切来参加革命，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怎能躲进被窝里呢！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乡”这一席话得到热烈的响应。

　　成立仪式上决定文多罗和小平领导“八·三〇”部队，会议结束后，二十个乡村的民兵代表成了“八·三〇”队员，他们各自回他们乡村组织民兵队。

　　1967年9月1日，小平和文多罗被派到沙里门训练群众，直至9月6日训练结束。当晚小平和文多罗接到紧急命令去莱伊山集中。从“八·三〇”部队中挑选出十多个健壮的队员马上出发，隔天就要到达目的地，平常走两天的路一个晚上就必须赶到。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半跑步急行军，下山滚下去，到半夜大家都很累，上午九点到达目的地，休息后出发来到莱伊山。

　　9月7日下午三点先在离杨掌兴家一段路的莱伊山上埋伏，陈武侠当总指挥员，三面伏击：陈武侠和小平一队，哈山带一队，文多罗一队。

　　陈武侠交代若军方不缴枪就开枪射击，下午五点果然军人牵着牛走过来，阿金先开枪射击第三个尖兵，没打第一和第二带路的达雅人。陈武侠向军人大声地喊话:“你们被包围了，快放下武器投降!”但军人硬冲，后来，军方打乱了，有的哭叫着说：“我受伤了。”

　　他们的队长大声喊：“前进，后面有医院！”当时“八·三〇”部队展开一场近距离战斗，军方四个人，放走前面作向导的两个达雅人，没打他们，只有一个军人逃回去，击毙三个军人。9月8号他们到回战斗地点侦察，缴获四支枪，两支捷克自动枪AK，两支中国制SKS来复枪。9号军方一百多人在直升机的掩护下收尸，尸体载回鲁万埋葬。他们把枪交给陈武侠以后回仙水港村。这次战斗大大提高士气，于是各村都组织民兵、训练民兵、成立了民兵队伍。村里的年轻人自愿报名参加民兵队。

　　不久，形势越来越紧张，苏哈多用新式武器进行大规模围剿。1967年9月的某一天，文多罗带队来到高土家吃饭时，接到一个情报说明天有军人来围剿，因为送信的老乡走到半路睡觉，因此接到情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来不及埋伏。文多罗带队走到屋后的树胶园，只有苏拉民在那儿不肯走，他想帮群众收拾东西再走。

　　小平这一队也刚吃了饭来到高土家后面，不一会就听到驳火的枪声，他们马上倒回高土家，已经太迟了。苏拉民受重伤，看看驳火位置，军方是在下坡，大概苏拉民听见动静马上走到外面，正好看见敌人便马上站着开枪，枪弹打到肚子下方。若他伏下来就不会打到肚子。苏拉民还很镇定地问：“同志们好吗？” 战友们非常难过，把苏拉民抱回山上，就在这山上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牺牲了。这座山命名为苏拉民山。

　　一天，“八·三〇”部队接到陈武侠传来的紧急任务，总部领导人的部队被军方包围了，叫部队队员去扰乱他们，由文多罗带队去打警察局。上级仅叫他们去骚扰敌人，所以没有意思去枪杀他们的家属，他们站着向营房上方扫射，并没伤敌。包围总部的军人仓促调回营房，为总部解了围。

　　这事件发生后，军方以挑拨、利用甘榜人进行烧、杀、抢，群众被逼出去集中，军方还进行大规模围剿，小平等跟上级的联系中断了，以后只好分组各自行动，“八·三〇”游击队就分散结束了。

　　第十一章、失去群众的支持

　　1967年飞机场事件过后，华莪驻军才突然发现已经失去全部武器了，被游击队“借”走了，苏哈多怒火冲天，谁敢惹这魔头？本来1966年已经开始发动排华事件，这件事更使他加快脚步，马上从中央调派屠杀印共最出名的红帽兵来边界一带进行大规模围剿。他成功地玩弄熟练手法挑拨离间计，在内地兄弟族群中散布反华排华的宣传，迫使内地兄弟族群反华，不反华就是与游击队同罪，并伪造屠杀达雅人事件，引起达雅人的仇恨，军队配合愤怒的达雅人向华人发红碗驱逐华人，军方乘此机会发出不许华人在边区一带居住的命令。这充满炮火味儿地区的人们，经受不住强大围剿军的袭击，以此种反动政策，把边区一带的华人驱逐出家园，去山口洋等地集中，让西加、砂拉越联合游击队失去群众，失去粮食的来源，达到包围

　　所有群众的粮食都被围剿军毁掉，他们守在稻芭、木薯园、黄瓜园、谷仓。饿了的游击队员、华族群众去找吃的时候，被枪击毙了不少。

　　火焰山一带，因为那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没有群众，根本找不到吃的，这时粮食已逐渐完了，游击队员为了在有情况被分散时每个人都能煮来吃，因此在背包后面背一个小罐，所谓背包也只是一两件军服，什么都没有了。最初游击队员们大家还煮粥吃，后来形势越来越恶化，每人只分得一个小瓶盖这么一点点的米，大家为了塞饱肚子，便找些树叶放满满一罐水煮，用水和树叶来充饥，一天只吃一小瓶盖的米，当然无法忍受饥饿。最后就连一小瓶盖的米都没得吃了，战友们饿得只吃树叶，寻找磨粮地点抛弃的谷壳、谷糠拾起煮来吃，或当干粮。没了粮食更谈不上盐和糖，大家的健康问题实在太坏了，骨瘦如柴。去山下洗澡取水，走上山的营房时，连脚步都挪不动，没气力，只得慢慢一步步地拖。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战友们没投降、没失去信心，大家还是继续坚持下去。

　　孟加映、华莪一带边区华族遭受屠杀和被赶出山区，山区广阔华族居住地，每个村庄只见一片荒芜的胡椒园、树胶园等空无一人，有的已经被内地达雅人或马来人居住了。保得性命的一部分华族疏散到山口洋、坤甸一带地区或被送进日本沟集中营，他们几十年甚至百年来的积蓄、财产、家园全被占据，成了一无所有的难民，他们流落在人生地不熟的外地，向华人住家行乞讨饭吃，吃了不少的苦。大家看到同胞遭受灾难，不少本地华人给予他们救济和援助，但也有一些人害怕沾上祸，自扫门前雪。华族的灾难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相信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被屠杀被驱逐的血泪史，直到现在日本沟居住的难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在斗争中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就像鱼离开了水，无法生存。西加武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失去群众的支持。没有人力、物资的来源，在大规模围剿中，不能进行反围剿，日益处在越来越被动地位，最重要的达雅群众没有支持游击斗争，反而受到军人的挑拨联合军人围剿游击队，西加革命武装斗争宣告暂时结束。

　　领导上安排一批批的队员化整为零转入白区积蓄力量，继续坚持工作，保卫梭菲安的警卫部队，辗转于横平山、松伯港、米仓、瓜兰等内地森林中，以等待时机，从中继续进行党的建设，巩固组织，搞好统战和各族群众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最后策略才是进行武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