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解放生产力’变成一顶帽子，谁还敢谈生产关系？

　　昨天写的文章（原文链接：只有真切地去感受这个落后的生产关系所带来的痛苦，才会有想要改变这个腐朽的生产关系的决心）发出后，收到一位同志的留言：“在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建设以后，人们早已切身体验到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仍然要接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种老套说法？为什么不可以主动去塑造新的、更有利于发展的生产关系？比如南街村、鞍钢宪法，不正是这样干的吗？”

　　这不只是一个理论探讨式的问题，而是一种历史直觉的呐喊——人们曾经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带来的巨大推动力，为什么后来却反而被告知那是一种“落后”“僵化”“必须被改革”的制度？如果说“人创造历史”，那么为什么曾经的集体劳动、群众管理、公有经济却突然成了“束缚生产力”的罪名？是谁，改变了“什么叫先进”的判断标准？是谁，把人民的经验重新包装成“发展阶段的错误尝试”？

　　问题并不在于那句经典命题本身是否过时，而在于谁在解释它、为谁解释，以及解释之后通向哪里。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本是总结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在某一时刻之后，它的解释权悄然转移了。从原本服务于人民解放的理论工具，变成了为一套特定改革路线背书的口号。人民熟悉的实践被说成“效率低下”，群众路线被说成“不符合规律”，计划经济被说成“违背人性”，而市场逻辑与私有化则被包装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这是一次深刻的路线转换，却被包装成了“技术调整”或“发展策略”的自然更替。群众不是没有感受——他们亲眼见过鞍钢宪法如何调动了千千万万工人的积极性，亲身经历过大集体如何解决了吃饭、住房、教育的问题。但当路线一变，这些经验便被打包进“必须纠正的过去”。理论的方向变了——不再是总结人民的经验，而是指导他们“告别过去”。

　　以“发展生产力”为名，社会关系被一步步改写。所谓“改革”，不再是对旧制度的超越，而是对群众管理、公有制度的否定和剥离；所谓“尊重规律”，成了一种“不能主动改变生产关系”的禁令。于是，“生产关系”的话语就这样被重新塑造成了一种只能等待、不能推动的东西，群众的实践经验、历史记忆，被整个话语系统强行压缩、归类、清理，最后只能以“特例”“局部经验”的面目存在。

　　这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路线的问题。而路线的更替，不是轻描淡写的“发展阶段调整”，而是一场深刻的方向之争，是阶级立场的重新选择。

　　我们之所以看到那么多人仍旧接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种说法，并不是因为他们真信了什么抽象理论，而是因为主导话语权的力量用整个舆论、政策、教育体系，把另一条路线所积累的一切都扫进了“错误历史”的垃圾堆。人们不是不记得集体的好处，也不是不清楚私人化带来的问题，而是被反复教育说：“那是落后的”，“那是不能持续的”，“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暂时现象”。

　　然而历史经验从来不是“暂时”的。南街村不是神话，鞍钢宪法不是空想，它们都是群众以极强的主动性创造出来的新关系，是一种突破了资产阶级法权束缚的尝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真正统一的方向。问题在于，后来主导路线的一方，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尝试，不是从内部总结经验，而是直接在制度层面将其排除。

　　正因为路线斗争的本质被模糊了，理论才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原本“用来指导实践、总结斗争经验”的理论，现在被倒过来，成了“用来规定人民必须服从什么”的话语机器。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人们还相信那种老套理论”，而是——为什么今天还能继续让人们只能相信那一种解释。

　　路线决定方向。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挑明，一切对现实的质疑、对理论的追问都只能在原地打转。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这不是抽象的比喻，而是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群众，在某个时代之后失去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失去了对自己历史经验的解释权。

　　所以，问题从来不是理论过时，而是路线背叛。而在这种背叛中，被牺牲掉的不是哪个口号，而是无数人民曾用心血与牺牲换来的制度探索与社会实践。若不能重新正视这段经验，重新夺回理论解释权，那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句话，还会被反复拿来做遮羞布，替那条早已改弦易辙的路线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