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工作过的同志,大都参加过各种各样的现场会。你参加过“结婚现场会”吗?大概没有。我可参加过。
那是今年一月下旬,也就是春节前几天。有天上午,我正在反复阅读不久前公布的《三中全会公报》,县妇联主任武艾英兴冲冲地来找我,一进门就说:
“周书记,明天我们要在西岭大队开个结婚现场会,希望你无论如何去参加一下。”
她见我用疑问的眼光望着她,连忙解释说:这些年来,西山地区买卖婚姻非常严重。农民娶个媳妇,起码要花五、六百元,多的要一千出头。不久以前,西岭大队有一对恋人,因男方拿不出彩礼来,拖了三年不能结婚。结果,两个人手拉手跳崖自杀了。
这事发生以后,她就带了几个人去西岭蹲点,发动群众批判买卖婚姻的罪恶。在工作中,最近发现了三对不要彩礼的结婚对象。她们觉得应该树立这样的正面典型,于是经过和各家协商,决定集体举行婚礼,并邀请附近各村干部、群众参加。
她希望我能出席这个现场会,以扩大影响。我调到这个县来时间不长,和武艾英打交道不多。不过看来这是个非常能干的妇女干部。
我觉得对她们热情的工作应当支持。同时也想顺便到西岭大队看看。当天吃过午饭,我们就一同坐车出发了。
县城距西岭有五十多里,道路崎岖曲折。有的地方吉普车勉勉强强能开过去。山上长满了灌木梢林,山腰里有些条条缕缕的梯田。
村子坐落在一片悬崖下边,约有百十户人家。房屋很破旧,偶尔才能看到一两幢新瓦房。两边墙上贴着一些红绿标语,大都是宣传婚姻自主,反对买卖婚姻的。当汽车开到村子中间的时候,前边有一个人赶着两头牛堵住了去路,看不清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只见他的棉袄后襟上补着一块大补丁。
司机一再按喇叭,他毫不理睬,没有把牛往旁边赶一赶让路的意思,汽车只好减慢了速度。这时我发现右边墙上有一条大红纸写的标语,稀浆糊还在顺砖缝往下流。那条标语写的是:
“热烈欢迎县委周书记参加我大队结婚现场会!”
我猜想很可能是武艾英事先电话上告诉他们我要来,匆忙贴出来的。
这时,那个人已赶着牛拐了弯,吉普车刹那间就开到了大队部门口。车刚停住,立时就从院里拥出一伙干部来,热情地把我拥进了院子。只见院里有十来个小伙子和姑娘,正在忙着制作结婚典礼的用品。有的在做大红花,有的在剪双喜字,有的在糊灯笼,有的在扎绣球。
宽大的院子里,洋溢着一种筹办喜事的热烈气氛。青年们边望着我微笑,边互相窃窃私语。我没来得及和他们打招呼,就被拥进了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武艾英忙把这些干部们的姓名、职务,一一向我作了介绍。这时有人打来了洗脸水,有人忙着倒茶。接着又有附近大队派人送来了喜幛、镜框之类的贺礼。大家争相告我,说村里一些年轻后生们,听说我亲自来参加这个现场会,特别高兴,他们都希望通过这次现场会,彻底根除买卖婚姻。据说结婚的那几户家属,更感到光荣。
我觉得这可能是事实,县委书记专程来参加普通农民的婚礼,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当然算是一件大事了。大家正谈得兴高采烈,忽然棉布门帘被撩开了,伸进一个年轻姑娘的头来,朝支书郑谷雨低声说道:“郑大叔,你出来一下,我和你说句话!”
武艾英忙热情地招呼道:“二兰,有话进来说嘛!”
姑娘只好走了进来,随在她身后进来的,是一个粗粗壮壮的小伙子。武艾英忙给我介绍说,他两个是明天举行婚礼的三对中的一对。女的叫王二兰,男的叫郑云山。武艾英笑嘻嘻地问道: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你看看,县委周书记都亲自参加你们的婚礼来了。王二兰轻轻叹了口气,低下头说:“武同志,我们的事,办不成了……”
武艾英忙问道:“怎回事?”
王二兰脸红到了耳根后,扭扭捏捏半天没有开腔。她的爱人郑云山闷声闷气地说:
“怎回事?她爹变卦了,刚才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要五百块钱的彩礼。拿出来,明天就举行典礼,;拿不出来就吹!”
几个干部同时惊问道:“真的?!”
王二兰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这个意外的情况,使在座的人都愣住了。这时,院里那些筹办喜事的年轻人都拥了进来,一听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也都傻眼了。我问他们是否事先工作没有做到家。
这一问,大家都说开了。你一言,他一语,这个的话还没说完,那个已经接上了。
有时是几个人同时开口,满屋子一片哄嘈声。从这些哄嘈声中,我听得出来,事先二兰爹王拴牛确实亲口答应过不要彩礼。二兰和郑云山也证明这确是事实。同时我还弄清了他俩确是自由恋爱。他两家住斜对门,从小就在一起劳动。两家的大人对这门亲事也很满意。可是谁都没想到事到临头,出了这么个岔子!武艾英气得快哭了。团支书周铁娃火呼呼地叫道:
“这个王拴牛,简直是故意捣乱,专门拆台!非好好整一整,煞煞这股歪风邪气不可!”
我忙说:“我看还是先了解了解情况,看看他究竟为什么忽然改变了主意。”
一直没有吭声的支书郑谷雨说:“对,我去找他谈谈。”说完,和王二兰、郑云山一块走了。
郑谷雨年纪有五十多岁,据说高级社时期就是这村的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最近才站出来主持工作。在场的人都说,只有他能和二兰爹王拴牛说上话。我问他们王拴牛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告我说:这老汉年纪将近六十。贫农成分。
抗日时期当过民兵,土改时期是积极分子。出身好,劳动强,为人正派。就是脾气有点草,外号人叫“老牛筋”。平素少言寡语,说出话来能冲倒墙。
你要他往东走,他偏要往西行。有时候还自己和自己闹别扭。
有次他掏大粪,不小心溅到了裤子上几点。他火了,拿着粪勺向茅坑里猛截,嘴里还不住地喊:“你就溅,你就溅!”结果溅了一身一脸。
他们说了好多这一类的事,很可能有些夸张,不过从中也可看出这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头。
正说着,郑谷雨一个人回来了。他说王拴牛死咬住要五百块彩礼,左说右劝不松口。后来劝得他火了,干脆躲到村外去了。
周铁娃道:“走了和尚走不了寺(事),今晚上回来再和他算 账!”
别的年轻小伙子们也齐声附和。
武艾英向我问道:“周书记,你看是不是可以把老牛筋作为买卖婚姻的坏典型,在现场会上批判?对群众进行对比教育?”
在场的人,绝大多数都表示赞成,特别是那些青年们叫喊得更凶。他们说:老牛筋这是明目张胆地抵制婚姻法。对于这样一种行为,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批判,如何能煞住这股歪风邪气呢?只有老支书郑谷雨,只顾低着头抽烟,一声没吭。等屋子里安静下来以后,他这才慢条斯理地说:
“把结婚典礼搞成批判会,不对味啊!再说,老牛筋究竟是扭住哪股筋了,还没有号准他的脉哩!弄僵了,可就绷断啦!”
看来郑谷雨是个老练持重的人,我同意了他的意见。
根据以往下乡的经验,对于像老牛筋这种犟脾气人,个别谈话还能起点作用。我想利用我的身份劝劝老牛筋,也许能挽回这个僵局。我要他们给我把晚饭派到他家,郑谷雨马上就派人通知去了。我问他们说:
“那两对不会有问题吧?”
大家一致说绝对没有差错。武艾英提议要我去那两家看看,我同意了。于是他们就领我到了王顺喜家。
这家院子很破旧,但打扫得干干净净。门上贴着红对联,新房窗户上贴着双喜字,一些亲友们出出进进,倒也显出了办喜事的气氛。王顺喜是个和和气气的老头,他向我说了许多感谢的话。说县里领导能来参加他家的婚礼,他们全家都感到光荣、体面,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
他对集体举行结婚典礼也很赞成,说这办法又排场,又省钱。他家的人,再三再四地挽留我吃晚饭,我婉言谢绝了。我本来打算到另一家看看,当我们走出大门的时候,只见二兰站在门口等我,脸上露出期待的神色。我问她爹回来了没有?她连忙点了点头。我告别了其他陪我来的人,随即跟着二兰向她家走去。路上,二兰告我说:
“刚才我爹是到山上砍柴去了。回来听说周书记晚饭派到我们家,他说:‘不在队里大吃大喝,到老百姓家来吃派饭,倒还有一点点老干部的味道’。他不准我妈另外做……”
我忙说:“这就对了。”
二兰叹了口气说道:“周书记,我爹脾气不好,万一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你可担待点。”
我笑着说:“我不会和他吵架。”
我随着二兰走进她家院子,只见正面有三间破旧的北房,西边是一排牛棚。一个粗粗壮壮的老汉,正站在槽前低着头筛草。二兰向他喊道:
“爹,周书记来了。”
那老汉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了句“屋里坐”,便转身把草筛里的草往槽里倒。这时我忽然看清了他棉衣后襟上补着一块大补丁,原来这就是不给汽车让路的那个赶牛的人。
这时二兰已撩起了破门帘,我进了屋,只见一个老太婆正在做饭,这显然是二兰的妈。另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在拉风箱,后来知道这是二兰的弟弟。他们都热情地招呼我上炕,我忙脱了鞋坐到炕上。
二兰刚把炕桌摆好,“老牛筋”也进来了,他一声不响地坐到了我对面。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眉眼:长方脸,络腮胡,额头上爬满了深深的皱纹。
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我,好像是等待我的问话。可是我问他三句,他顶多回答一句。我问他一年能赚多少劳动日?一个劳动日分多少红?生活过得怎么样?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话:
“总算都没有饿死!’说完再不开腔了。倒是他老伴不断接上我的话茬缓和一下沉闷的空气。过了一阵,老牛筋又开腔了,他对我说:
“有话就直截了当说吧。五百块彩礼我是要定了。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是批判,还是斗争?我候着!”我忙说:“这不是批判斗争的事。我只是想问问你,当初你声明不要彩礼,为什么今下午忽然又变了?”
他说:“公家的政策还经常变咧!我个普通老百姓,空口说了句白话,就不许变?!”
二兰大概怕他爹动肝火,使我下不了台,忙说道:“爹,饭好了,还是先吃饭吧。”
老牛筋“嗯”了一声,顷刻间饭菜已经端上来了。一大盘拌着辣椒的酸菜,一人一碗玉菱、高粱面糊糊,里边煮着几块山药。老牛筋没有动筷子,他边抽烟,边看我就着酸菜喝糊糊。他忽然问道:
“这饭怎么样?"
这本来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可我真有点不好回答。说好吃吧,明明有点难于下咽,说不好吃吧,一定会造成坏影响。
后来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对他说:
“这饭实在不好吃,不过我能吃下去。”我深有感慨地说:“解放已经快三十年了,我们农民的生活还是这样清苦。这和土改时差不多。”
老牛筋点了点头,随口又问道:“文化大革命中你是哪一派?’
我说:“走资派。关了三年牛棚,住了七年干校。”
老牛筋听完,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点喜色,他顺手磕掉烟灰,立即吩咐老伴热一壶酒,切一盘熟肉。我忙加以拦阻,二兰妈说:
“这原本是准备明天办喜事的,现成。”
她边说,边忙和二兰切肉,热酒。老牛筋夺住我的碗说:
“你要看得起我们,就喝上几盅。要是怕这怕那,你就吃饭,我一个人喝。”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难以拒绝。于是就和他喝了起来。喝酒中间,老牛筋向我说道:
“该开讲了。”
我问:“讲什么?’
老牛筋道:“讲买卖婚姻的罪恶性,讲要彩礼的反动性,还有什么农民的落后性……多啦!”
我笑着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这些?’
老牛筋道:“哪个干部来了不是讲这一套?你今天专门派到我家来吃饭,不就是要说这些吗?”我说:“那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吧,我只问你一句话:为啥非要五百块彩礼不可?”
老牛筋闷着头喝酒,没有回答我的话。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道:
“多年没给干部管过饭了,不知道如今吃了派饭给钱不给?”
我说:“当然给,公家有规定嘛。不管吃好吃赖,一天三毛钱,一斤二两粮票。”
老牛筋道:“我把二兰养活了二十三岁,一天就按两毛钱的饭钱算,该给多少?”
原来他在这儿等住我哩。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二兰抢着说道:
“我在这家里白吃饭啦?我一年少说也赚二百个劳动日!”
我向老牛筋问道:“这不假吧?”
老牛筋道:“不假。可是我把闺女嫁出去,二百个劳动日也就跟上嫁到婆家了。”
我笑着说:“按你这么说,买卖婚姻要彩礼,是合理合法的啰?"
老牛筋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声:
“嫁闺女不要彩礼,将来拿什么给儿子娶媳妇呀?”
二兰弟弟听到这句话,羞得红了脸,端着饭碗跑了。
老牛筋边喝酒,边接着说道:“你会说,孩子还小,只要好好贯彻婚姻法,将来就都不要彩礼了。哼!就照你们这样贯彻婚姻法……”
二兰妈忙打断他的话说:“他爹,快别胡说了。”
老牛筋道:“我胡说?这些年哪年不贯彻婚姻法?哪家嫁闺女不要彩礼?哪家娶媳妇不花钱?明不花暗花!”
我忙问道:“难道王顺喜家也暗里花钱了?”
老牛筋道:“那倒没有。他家没花钱,也没要彩礼,那是拿猪肉换羊肉哩!”
我闹不清他说的什么。二兰妈告我说,王顺喜儿子娶的是上西坡他小姨子的闺女,他的闺女又许给了他小姨子的儿子。这叫亲换亲,当然就谁家也不要彩礼了。
我又问道:“那一对呢?”
“哪一对?’老牛筋愣了一下,“哦,你是说武成有家吧?他家更用不着花钱了。”
“也是亲换亲?”
“比那还不如哩!他儿子给人家当了‘倒踏门女婿’啦!”
我说:“如今男女平等,男的到女家也好嘛。”
“好不好要看实际哩。”老牛筋边喝酒,边告我说:武成有中年丧妻,就留下这么个儿子。他又当爹又当妈,把儿子抚养成人。父子俩都是好劳力,可就是攒不下钱娶媳妇。眼看着儿子二十八、九了,还是光棍一条。后来儿子和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寡妇有了来往。可女方因为有小孩,死活不愿去他家,提出来要让男的“倒踏门”。武成有老汉思谋了好久,万般无奈,只好点头答应了。前几天,老汉还向老牛筋哭诉:“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呀,真是揪心摘肺咧!可我又不能看着儿子打一辈子光棍啊!”
老牛筋讲完,叹了口气说:“农民,有啥法子,只好这么穷凑合!”他边说,边给自己斟酒,可壶里空了。他随手把空壶递给了二兰:“再来一壶。”
二兰道:“爹,人家周书记早不喝了。你也……。”
老牛筋瞪了她一眼说:“我的手也没掉了。”说着就要下炕。二兰妈忙接过酒壶来,又给他倒了半壶,并给他斟了一盅,趁机说道:
“你喜欢云山那孩子,你早就说过不要彩礼。昨天你还说:“咱就是穷得讨吃,也不能卖闺女。可今天下午……闹得全家人不安生,全村干部不高兴……”
“你少提这码事!’老牛筋打断老伴的话说:“我嫁闺女不是为了讨哪个干部喜欢!”
我笑着向他说:“依我看,你这一招是冲着我来的。”
老牛筋没否认。他边喝酒,边说:“连县委书记都坐上小汽车来开这号会,难道开上这么个会,从此买卖婚姻就断根了?”
我说:“就算断不了根,那也总比提倡卖闺女强吧?”
老牛筋半天没搭茬。
过了好大一阵,才说道:“卖闺女,没什么稀奇。在旧社会,不要说卖闺女,卖儿子卖老婆也是常有的事。为啥?一个字:穷!”他的脸已红到了脖子后头,鼻尖上也爬满了汗珠。
他边说,边又斟满了一盅酒,二兰妈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可是她随即又眉开眼笑地对老伴说道:
“拿过酒壶来,我再给你倒一壶。”
老牛筋道:“你想把我灌醉?我偏不喝了。”他说着把那盅酒又倒回了酒壶里。随即端起碗来喝糊糊。二兰妈背过身来向我挤了挤眼睛。这时老牛筋继续说道:“自从土地改革,合作化以后,这种事一天比一天少了。我大闺女是一九六五年出嫁的,我没要过一个麻钱的彩礼,反而倒贴了几身衣裳,还陪送了一对箩头。叫她妈说说,是真是假?”
二兰妈点点头说:“这倒是真的。那阵子,家家瓮里有存粮,信用社里有存款,谁家愿意丢人败兴要那几个卖闺女的钱呢!”
老牛筋接着说道:“可这些年,整天起来砍资本主义尾巴,把自留地砍了,把副业砍了,把牧畜业也砍了,我看再砍就轮上砍脑袋啦!’
我问他文化大革命前,收入究竟怎么样?二兰妈随口说道:
“郑谷雨主事的那些年,口粮至少四百五,分红一块;遇上好年景,还分过一块二。可这阵儿,口粮二百八,分红两毛五……”
老牛筋抢着说:“你这大干部说说,这日子怎么过?再这么下去,不要说卖闺女,卖老婆,说不定还要插上草标自卖自身哩!”
我说:“这都是林彪、‘四人帮’,搅害的……”
老牛筋打断我的话道:“可‘四人帮’打倒二年多了,村里还是老样子,断了骨头不接,只在外边抹红药水。哼!结婚开现场会,生娃娃开不开现场会?生产上不去,搞这些花里胡梢顶屁用?”
我虽然只喝了两盅酒,可这时觉得脸上火烫火烫。
二兰妈听了这些话,大概有点过意不去,她故意向老牛筋说反话:
“他爹,我看你不如到队部高音喇叭上,把周书记狠狠骂上一顿!”
“嗡!”老牛筋有点抱歉地说:“老周,我确实不是有意说你。你初来乍到,这不是你的过错。嗨!看我这个烂嘴,说着说着就走调了。”
我说:“不,你说的都在板眼上。你批评得很对,很好。”这确是我出自内心的话。我觉得他讲的是最浅显,最实际的道理。在来西岭以前,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诚然买卖婚姻是可恶,但主要责任在农民身上吗?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不想方设法使广大农民富裕起来,光凭宣传婚姻法,能解决多少问题呢?我正这么思忖,忽然发现二兰不住地用眼睛瞅我。我懂得了她的意思,忙向老牛筋说:
“老王啊,咱闲话少说,二兰的婚事,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好办。”老牛筋随口说道:“拿出五百块彩礼来,明天结婚;要不就连夜把我送法院,明天也可以结婚!”
看来再谈下去,也是白费唾沫。我只好又闲扯了几句,告辞出来。
二兰一声不响地把我送到大门口。显然这姑娘感到很失望。我安慰她说:
“我看你爹是故意闹别扭,只要你们真心相爱,迟早总会达到目的。”
二兰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我回到大队办公室的时候,屋里已经又聚集了一些人,当他们知道我去谈话也碰了钉子以后,都气坏了。异口同声大骂老牛筋,说他不识抬举,说他敬酒不吃偏要吃罚酒。有人又提出要开他的批判会。
我劝他们说:老牛筋既然一时想不通,就让他多想想好了。强迫命令,批判斗争,都不是办法。
青年们见我也拿不出什么高招来,都无精打采地走散了。
最后只留下了我和郑谷雨。我趁机向他了解了一下西岭这些年的情况。从他的谈话中,证实了老牛筋说的都是实情。
这些年来,生产确实被破坏得很严重,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郑谷雨说着说着,差点伤心地哭了。
停了一会,他又说:“我看最得劲的措施就是退—退回到原来走的正路上。比方我们这地方,就得靠山吃山,先把冬季生产搞起来……”
第二天,结婚现场会,还是按计划举行了,而且开得很隆重,行礼如仪。我看见老牛筋也看热闹来了。会上,我没有念武艾英连夜替我起草的祝贺词。而是按照老牛筋的意思讲的,中心是说:要想彻底消除买卖婚姻,关键是努力生产,增加收入,尽快使社员们富裕起来。最后我还根据《三中全会公报》精神,同意了郑谷雨提出来的“得劲措施”。我的讲话一完,会场里立刻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特别是周铁娃从人群中挤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
“周书记,你这可算刨到买卖婚姻的老根了!只要上边的政策对了头,,我们一定下决心把山区建设好!”
接着,大家就提出了许多大搞冬季生产的建议。诸如:上山刨药材,拾山桃核、山杏核,砍锹把,编箩头……结婚典礼,无形中变成了生产动员会。这是我事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我仅仅是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开了这么一点口,竟然发生了如此的威力!
正在这时,人群中闪开了一条路,只见王二兰和郑云山每人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后补参加结婚典礼来了。我忙向二兰问:“你爹同意了?”
二兰微笑着点了点头。郑云山说:
“她爹刚才让我给他开了张五百块彩礼的欠条。”
武艾英叫道:“开欠条?简直是胡闹!”
郑云山笑着说:“他让我在欠条上批了句话:‘下一辈子还’。”
人们听完,不由得都笑了起来。连武艾英也忍不住笑了。郑谷雨说:
“只有老牛筋能出这号点子。他是属鸭子的,肉煮烂,嘴也是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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