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水浅不养鱼的尴尬……

　　关于张国焘在芦花会议前的的活动，《彭德怀自传》有过陈述：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1]

　　芦花会议后，红军部队开始向卡龙、毛儿盖方向开进集结，准备继续进行松潘战役。中央领导人离开芦花，翻越仓德山和打鼓山，于7月28日到达毛儿盖。然而在这一路上，另一个很重的要困难又摆在正在集结中的两大主力红军部队面前——粮困！

　　有的部队出发还不到一周，就因粮食困难造成不能前进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松潘战役计划》刚刚开始实施时就已经凸现。从两河口会议前后以降，从中革军委到红军总政治部，就下达过多个关于粮食问题文件：6月25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收集粮食事的通知》，主要的方式还是“购买”，强调“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同意不应强迫购买”[2]；7月2日，朱德、周恩来致电各部首长：“估计松潘战役的前进道上山多田少，且有广大草原，尤其是松潘附近，胡敌久已收括[搜刮]一空，而藏民又坚壁清野，粮食的困难将超过一般预料”，要求北上部队“带足粮食”[3]；7月5日，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致电各军团首长，筹粮办法已扩展为“没收土司”，“无钱时要给购粮证，说明将来还钱或茶叶”[4]；7月8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首长，办法再度扩展至“别动队筹粮”（也就是“搜山”）：“别动队要战备活动，遇有番夷群众，不论男女老幼，人多人少，都应招呼其与我接谈，向其宣传，劝其回家卖我粮食。不听应强迫其随我下山再施劝导，如反抗或先向我动武，应即以武力捕捉其众带回劝导，如遇蛮兵袭击或截杀我落伍伤病人员，应捕系其头子，以做示众，但不应过多杀伤。尤严禁烧房屋与捣毁喇嘛寺、撕毁藏经和污辱其信仰，如有犯者，亦应严罚示众”[5]；7月18日，红军总政治部通令全军，筹粮办法再度扩展至“收割番民麦子”[6]……

　　这些“办法”、“通令”等，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红军的相关纪律和要求。然而此间地广人稀、僧多粥少又是严峻的客观存在，加上民族隔阂的制约，所以军民双方无论如何克制，矛盾冲突乃至激化，也是难以避免的。对此，当时在军委纵队后勤部门工作的罗通将军曾形象地将其比喻为“水浅不养鱼”。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敌情已不再紧迫，红军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给养难以保障，这是一个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才能从根本上挽救已摆脱追兵的红军，也才能实现党所坚持的北上抗日的政治意图。但川康边人烟稀少，居民多为少数民族，10万红军在此无法久驻，更谈不上建立根据地。

　　记得红军刚进入川康边时，每到一地都严格执行民族政策，遵守群众纪律，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朱总司令为尊重藏民习惯，带头用手抓饭吃。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我们尽量自己解决部分给养。人人动手吊毛线打袜子织毛衣做皮衣等。我不仅学会了织毛衣做袜子，手艺还不错，两个小时可以做20双袜子。毛毡子拿来，这么一剪那么一接，这里缝一下，那里缝一下，就是一只毡袜。老百姓也来帮忙，教会我们不少事情。这时藏民对红军也很好。他们世世代代受封建王朝和汉族统治者的压迫，从未见过红军这样的军队，许多藏民青年都报名参加了红军。

　　但是这种良好关系很难持久。10万红军要穿要吃。要穿还马马虎虎，羊毛、牛毛、皮、布多得很，可以花钱买到。吃就成问题了。粮食给你吃了，牛羊给你吃了，马也给你搞去了，人家不急吗？那时钱不管用了，食物才是活路。……后来，藏民任你出多少钱也不卖食物给红军了。剩下的几粒粮食他们要保命。他们开始埋藏粮食，躲避红军。水少鱼多，养不活，藏民同红军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川康边不可久留，唯一的办法是尽快离开这一地区。但是红军北上面临的是茫茫大草地的无人区，这又必须预先筹措足够的粮食才能通过。[7]

　　根据解放初期1950年的人口统计：懋功29719人；金川36089人；马尔康（卓克基地区）23700人；理县18879人；汶川41554人；茂县37300人；黑水29687人；松潘30266人；阿坝28451人；若尔盖29246人——红一、四方面军过境时肯定低于这些数字。[8]其中黑水、松潘、理县和茂县的部分地区为松潘战役作战地域，人口不过十余万，当然很难负担红一、四方面军两支大军的长期消耗。

　　多年后，时任红三军团教导营教导员的李志民回忆道：

　　兄弟部队在卓克基、芦花等地与阻击我军的反动武装战斗中，先后缴获了几百头牛羊，他们离开芦花向前运动时，除杀了少数没收反动土司的牛羊改善生活外，大部分都留了下来。总部打算让我们三军团看管几天，待藏胞返回家园时请他们来认领。所以，看管这三四百头牛羊的任务便落在我们教导营身上。

　　当时我们刚爬过五座大雪山，体力消耗很大，到芦花后，因部队人多筹粮十分困难，个个饥肠辘辘，看着这成群的膘壮牛羊，怎不包馋涎欲滴呢？这三四百头牛羊，既没有谁认真点过数，更没有谁打过收条，随便宰杀几头让大家改善改善生活，增加点营养，根本无人知晓，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红军有自觉的纪律，军团首长信任我们，我们决不能“监守自盗”；况且，这是藏胞的牛羊，上级准备随时归还藏族同胞的，私自宰杀，也是违反群众纪律。我们营的领导反复向大家动员解释必须自觉遵守纪律的道理，并带领大家上山采野菜掺和着青稞麦一起煮面糊糊，勒紧腰带，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我们尽心尽责地看管好牛羊群，白天赶到附近山坡放牧，晚上赶回营地圈起来，放哨警戒，防备敌人来抢，就这样辛苦地看管了三四天，没有动牛羊的一根毫毛。没料到第五天清早，红十一团的领导干部带领一二十个战士找到彭营长和我，说是上级通知可以杀一些牛羊做肉干，准备过草地好当干粮，我们这里牛羊多，先借几头，说罢，便自己动手去挑肥壮的牛羊。不一会儿，十团、十二团、十三团和周围兄弟部队的同志也争先恐后地来“借”牛羊，彭营长、我和教导营的同志怎么拦也拦不住。我又气又急，大声喝道：“你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我到军团部告你们去！”可是来的干部、战士并不害怕，还满不在乎地笑着说：“好，好，你快去告吧！”

　　我和彭绍辉营长气喘吁吁地跑到军团部告状，才得知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听说毛泽东同志到部队了解情况，得知部队筹粮困难，战士们仍在挨饿，眼看就要过草地了，怎么办呢？当时老百姓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麦已经成熟，无人收割；没收反动土司抢来的牛羊，也没人敢来认领。所以，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救救红军”的指示，军委也发出通知：为了筹集过草地的粮食和牛羊肉，反动土司的粮食、牛羊可以没收；群众藏在地窖里的粮食和被土司抢走的牛羊也可以借用；地里的青稞麦都可以收割，先打下欠条，以后再还。因为我们教导营远在山边放牧，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才闹了这场误会。

　　……

　　毛泽东同志当时发出“救救红军”的指示确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采取的“下策”。他知道这样做违犯了我军历来“秋毫无犯”的军纪，有损我军的声誉。但是，那时候坐镇成都的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企图将我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地区……为了“救救红军”，只好暂时对不起藏族同胞，这一笔账，待以后再还。果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派代表团到四川、西康慰问藏族同胞时，毛泽东同志特地嘱托慰问团的同志向卓克基、黑水、芦花、阿坝一带的藏胞表示歉意，说明当年为了救红军，欠下藏胞一笔账，今天特来偿还。虽然事隔十五年，当时红军写下的欠条、借据大都已散失了，但慰问团散发了大量的慰问品和救济粮食、物资，也已表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关心藏胞的一片心意。[9]

　　这段回忆生动道出了“群众纪律”面对“水浅不养鱼”的尴尬。

　　红军在黑水河流域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发生的小战斗都是与当地土司和藏民之间的冲突，冲突的起因大都是为了粮食。由此也可见党中央脱离此地北出陕甘打开局面的方针的确是非常明智的。除去战略方针的抉择外，此间无法生存，那也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严峻的考量。

　　芦花会议后，红军仍然进展不畅，集结困难，粮食不断告急：7月28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告以“……粮太困难，主要二纵队无粮，不能跟一纵并进……”等情况[10]；7月2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林彪、聂荣臻、李先念，再陈粮困之状：“……因粮困，明日部队不能出动。已令右支队部队仍在原地集结，筹粮待命，如三十六团已向左开动，仍令其回西干镇、红则筹粮。……”[11]；7月30日，朱德、张国焘致电红三军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要求“……十三团应以主力明三十一日进取波罗子，为全军筹粮。以一部控制茶力革要点及守粮食，……”[12]

　　粮食接济不上，部队集结困难，前线战事停滞僵持之状仍然难以打破。

　　这个时期，由于胡宗南部凭借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顽固抵抗，红军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进展，不少阵地得而复失。7月下旬，红军攻势停止，在西起腊子山、羊角塘（今名亚果隆洼）向南经包子寺（今松潘之包座寺）、牟尼沟、镇江关一线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形成拉锯对峙局面。

　　7月31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前线指挥部林彪并转陈昌浩、李先念：

　　林并转陈、李：

　　甲、因粮缺及各纵队不能同时北进灭敌，现正计划改变部署。

　　乙、依此，今三十一号前线部队应作如下部署：

　　⒈二六七团固现阵地并加紧两翼警戒。

　　⒉八十八师除以一部为二六七团预备队外，其主力集结哈龙。

　　⒊一军直属队一部及二师主力应集中哈龙，四团即由婆东回哈，准备八一经色功开婆罗子，与一军主力集中该地筹粮、整理部队，并清反动。

　　丙、林随一军行动后，哈龙前线由陈、李指挥并直报前敌徐、陈两总。

　　朱、张

　　三十一号三时[13]

　　至此，松潘战役因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和限制，最终流产了。

　　红军没有能够从松潘一线打开北陕的大门，何去何从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面前！

注释

　　[1]《彭德怀自传》第207～第208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2]《总政治部关于收集粮食事的通知（1935年6月25日于两河口）》，《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3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朱德、周恩来等关于携带充足粮食保障松潘战役胜利致各兵团各纵队电（1935年7月2日）》，《后勤工作·文献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46～第44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4]《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筹措粮食的办法致各军团电（1935年7月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57～第5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中革军委关于组织别动队筹粮办法（1935年7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3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㈢》（总政治部办公厅编）第14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6]《总政治部关于收割番民麦子问题的通令（193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3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㈢》（总政治部办公厅编）第15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7]罗通《来自井冈山下》第122～第123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8]《阿坝州志》第344页，民族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9]《李志民回忆录》第252～第2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10]《朱德、张国焘关于当前敌我情况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7月2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9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因粮困明日部队不能出动致林彪、李先念电（节录）（1935年7月29日20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地名注释：西干镇，今名西格堡，位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红扎乡；红则，今名红扎，位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红扎乡；波罗子，位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卡龙镇地域；茶力革，位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卡龙镇才盖村。

　　[12]《朱德、张国焘关于十三团行动致彭雪枫电（节录）（1935年7月30日15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3]《朱德、张国焘关于我军正计划改变部署致林彪等电（1935年7月31日3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